是时，秦灭书籍，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而绝矣。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 这里的“秦八书”跟后来的“汉六书（或称新莽六书）”是有关联的，这两个概念都出自《说文解字·叙》。
这里有个小建议，建议初学书法及文字学的朋友，可以把《说文解字·叙》找来认真读一下，因为它传递了很多重要的信息。
许慎是东汉人，那么，这个“秦书八体”并非秦人官方定义的八种标准书体，而是汉人总结出来的秦书八体。因为其中隶书并非从秦代开始（见前文“隶变”篇），所以，这里总结的“初有隶书”为“备足八体”的起始点，是有问题的：1、秦代已有书体和通行书体未必相等。其实就是现实已经出现的书体，官方未必认可。2、秦代的官方书体是否备足“八体”。显然，讨论这两个问题，意义不大，顶多是产生结论不同的猜想，历史总有很多留白，对于“留白”，我们暂时不作讨论。这里能够确认的是：秦始皇颁行李斯等三人所著《仓颉篇》等三篇小篆字书，旨在定天下于一种新的体式，和秦“始皇”的称号一样，是在强调一个“始”字，这与统一度量衡所作的努力不同，统一度量衡，在于推广秦制，而推行小篆，在于除旧布新，当小篆颁行之时，《史籀篇》与大篆马上成为在史陈迹，被束之高阁，也就是说，秦人放弃了大篆。
有意思的是，入汉之后，汉人为了推行古制，又把大篆“捡”了回来，萧何（萧何的贡献不仅在军事、经济上，于文化也贡献重大）要遵循西周古制，《汉书·艺文志》说：“太史试学童，能讽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其中的九千字，包括以《史籀篇》流传下来的大篆文字，所以，大篆才又重新回到许慎所列的“秦书八体”之中。一、大篆这里提到的这个“大篆”，指的是“秦书八体”概念下的大篆，与我们书法界通常所说的大篆以及文字学概念下的早期文字是有差异的，甚至范围仅指“籀文”中已经蜕变的《史籀篇》书体。现在我们能看到的籀文，大概只能在许慎的《说文解字》里看到了，因为许慎从汉代可以看到的《史籀篇》遗存（因为《史籀篇》到底是没有传下来），大约有二百二十多个，比如“示”部的祺：
注意，籀文与古文不同，籀文是周宣王史官所作的文字，而古文是战国时期六国文字。可以简单这样理解，籀文是秦系文字，是西土文字，而古文是六国文字，是东土文字。如果说更多的籀文样本，更形象、更直观的籀文，可以以《石鼓文》文字为参照。
二、小篆“秦书八体”里最没有争议的字体就是小篆，因为有《泰山刻石》的实物留存，有《绎山刻石》拓本留存，有《秦诏版》实物留存，有《说文解字》上的小篆作为证据，虽然《说文》所载的小篆可能也不是秦小篆，但至少字形接近。
《汉书·艺文志》称为秦篆，是秦始皇“书同文字”的标准正体，随《仓颉篇》等三篇字书颁行天下，三篇字书收字大约3300字，实有小篆字数应大于此数，因为《说文解字》所收小篆，达到9353字，虽然这里面有汉代新增的小篆，但小篆的总体字数应在5、6千字以上，是没有问题的。有个趣事，值得一说，据《史记·万石君列传》记载推测，西汉时臣属上书皇帝，用的仍然是小篆。可见，小篆的官方正体地位，从秦到西汉一直如此。证据是这一段：建为郎中令，书奏事，事下，建读之，曰：“误书！'马’者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甚惶恐。其为谨慎，虽他皆如是。 
这段文字大意是：石建做郎中令时，一次书写奏章，奏章批复下来，石建再读时，非常惊恐地说道“写错了！'马’字下面的四笔和下曲的马尾应该五笔，现在才写四笔，少了一笔，皇上发现责怪下来就该死了！”可见他为人的谨慎，即使对待其他的事也都像这样。小篆的“马”字，加上下曲马尾，合计五笔。因此石建觉得惊恐，因为他写错字了。三、刻符现存的秦刻符作品有三件：《新郪虎符》《杜虎符》是秦统一之前之物，而《阳陵虎符》作于秦代。先说《新郪虎符》，实物在巴黎，不过，国内有拓本，铭文还是清晰的：
释文: 甲兵之符，右在王，左在新郪，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王符，乃敢行之。燔燧事，虽毋会符，行殹。大致的意思是：（调动）甲兵之符。右半在王府，左半在新郪。凡是调动披甲士兵五十人以上，必须有王府（右半边）的兵符会合，才敢调兵。（但是，）如果遇到烽火急事，即使没有王府的兵符，也可以调兵。这里的“殹”，是语气词。《杜虎符》是铭文错金，与《新郪虎符》形制相似，只是尺寸较大，文字内容则大同小异，全符由左右两半合成，发现的仅左半符。
最后说《阳陵虎符》，它是秦始皇颁发给阳陵守将使用的兵符，相传于山东省枣庄市临城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阳陵虎符》呈卧虎状，可中分为二，虎的左、右颈背各有相同的错金篆书铭文12字：“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由于年代久远，对合处已经锈死，不能分开。
这三个虎符，只有《阳陵虎符》作于秦代，其字形结构和书体风格完全一致，表明它是一种专用的书体类型，其中少数字形写法有别于小篆，比如“在”字。四、虫书虫书是装饰性书体，这是肯定的，在新莽时，虫书改称为鸟虫书，这也是肯定的，但是我们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秦虫书确实存在，因为至今为止，秦文字中尚没有虫书作品发现。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收录的《秦王钟》一件，字为虫书，但器物是楚国之物，不能据此称其为秦八体有虫书的证据，所以我们现在读《说文》所读的虫书，多是依汉鸟虫书推测出来的。一类如《壶子梁柩铭》，如作者所说：“淹有古风”，是装饰性的篆书，这是幡类虫书，如图：
一类如《张掖都尉棨信》，这六个字，线条抖颤波曲，如蠕动的小虫，这是符信类虫书。如图：
再一类，就是我们熟悉的印文了，汉印里有太多的鸟虫印了。
有一部分印人，在讨论时把这类鸟虫书归为缪篆，其理由就是缪字的解释，这显然不对，因为缪篆其实就是下面要说的摹印篆发展而来（虽然二者区别也明显）。这里需要强调一点的是，旧说凡言虫书，即已把鸟书包括在内，是不准确的，它只限于新莽时期的鸟虫书一体，庾肩吾《书品》称汉代“鸟已分虫”，明言二体的歧异。五、摹印摹印篆在新莽时更名为缪篆。这里的“缪”，读如“谬”。常有人把秦“摹印篆”与汉“缪篆”混为一谈，其实，二者有发展的关联，却有区别。从摹印篆到缪篆，有清楚的先后发展关系，而与小篆一体的简单传承有别。进而还可以确认，汉代使用的秦书八体中的缪篆一体，与秦文摹印不尽相等，两代人只是在秦文字入印的书定制作方面，有了相同点。实际上，摹印篆同样适应印面，但却对垂脚并没有做细致的处理，其字形常常是纵向长方形的，甚至还可以见到明显的小篆斜笔；而缪篆发展到最后，几乎大多数字都变成了正方形，字中的垂笔和斜笔都作了方正处理，特别是斜笔，干脆如吾丘衍所说“取巧写过”。
六、署书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里说：“木部曰：检者，书署也。凡一切封检题字皆曰署……册部曰：扁者，署也。”这其实就是署的本来含义，就是“扁”，就是“匾”。关于“扁”字，唐兰在《中国文字学》里有：“《说文》：'扁，署也。从户册。户册者，署门户之文也。’”在汉代，官署在门上题的“扁”（匾），实是一块方木，都是直书的（影视剧里的横匾是不对的），所以跟书函上的检署，形质完全相同。
由此可知，所谓署书，有二种作用：1、为书函题签；2、为官署扁牌题名。这里的“扁”（户册），其实就是后世所说的“匾”，匾书写大一点，完全是为了远视的效果，大字看得远嘛，虽然形式与题签相仿，但字的大小差别很大，字的大小不同，其书写技术和审美标准肯定随之变化，“署书”应需而生。署书用之于扁，后世因以俗称为扁书。又以扁板之用在张挂，开式与张榜同，故或名榜书。七、殳书一般书法教材认为，殳书是用于刻画兵器文字的字体。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言殳以包凡兵器题识，不必专谓殳。汉之刚卯，亦殳书之类。”一定要注意的是，这个殳，是礼仪用兵器，不是实用兵器。甚至这个礼仪兵器，必是天子护卫仪仗所用。殳，是古代礼仪所用兵器的一种，竹木为之（早期亦有以青铜为材料的），上端作觚棱状。因为用于天子仪仗，所以这些文字字形精美，书写刻画也一定是由训练有素的人来完成。至于秦书中的“殳书”到底什么样子，现在没有资料可证，我们这里只能简单地了解“殳书”，只需记得它是刻画于礼仪兵器文字的字体即可。看曾侯乙墓出土的殳，上面所刻可视为“殳书”，精美繁复，装饰性强。可以看图：
八、隶书隶书在秦书八体中也没有争议，因为我们已经在“隶变”一节讨论过。这里需要记下一点是，许慎、班固都说秦末“初有隶书”是与历史不符的。隶书早已存在，只是到秦末被广泛应用，因为它比篆书书写更快捷，适合秦末的时代需要罢了。隶书的“隶”，就是“徒隶”的“隶”，略带贬义，汉人痛恶亡秦暴政，以隶书乱小篆法度，败坏圣贤作字的规矩，为它起了一个带有贬义的名称。
另外，西汉时期隶书均称“今文”，王莽时改名“佐书”，附篆书而行，表明隶书之名出现较为晚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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