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覃在上星期写了《1938年，王稼祥在会上说：全党支持毛主席，王明等其他人不要争了》一文，讲的是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的王明从苏联回国了。 王明这次回国，是带着季米特洛夫和斯大林的指令，回来协助中共和国民党搞合作统一战线的。 话说，斯大林为了让中国牵制日本，保障苏联远东安全，已安排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于1937年8月21日与中国南京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他担心“农民领袖”毛泽东提出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会影响到国共合作，故此派王明这个“熟悉国际形势的新生力量”回国，要他“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要让“独立自主”搞得太离谱。 现在，我们从上帝的视角看那段历史，知道毛主席在1931年至1935年期间被王明的“左”倾冒险路线搞得很惨，尤其是在赣南会议上，几乎被一捋到底。但毛主席作为一个当局者，并不很清楚王明的具体为人，也不知道王明一直在针对自己。 而1937年11月29日在延安机场与王明的见面，其实是他和王明的第一次见面。 另外，在和张国焘的斗争中，毛主席得到了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的鼎力相助，而与王明一同回国的还有康生、陈云、曾山等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所以，他对王明一行予以了真诚的欢迎。  但是，王明的冷言冷语以及接下来的一连串操作，很快就让毛主席感到了大事不妙。 王明对毛主席的欢迎词的回应充满了反客为主的气味。 他说：“我们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是斯大林同志派来的。我们几个人都是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应当欢迎的是毛泽东同志。” 王明到延安后，于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十二月会议。 他在会上作专题报告，从第一天一直讲到第二天下午，全是对洛川会议确定的持久战、游击战、独立自主三大战略方针进行批判和否定。 他还在会上公开点名批评了积极开辟敌后根据地的聂荣臻等人，说他们的做法“妨碍统一战线”。 王明手里捧着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绝大部分与会人员被镇住了。 有不少人在现场做起了自我批评来，检讨说自己走到了统一战线的对立面。 据《张闻天年谱》记载，在这次会议上“唯有毛泽东作了实质上抵制王明错误的发言”。 实际上，毛主席当时的“抵制”也是有限度的。 比如说，他12月11日在发言中，就违心地承认自己“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不足”。 毫不客气地说，对于国民党的各种各样的表现，基本上都在毛主席的意料当中。他之所以说违心话，主要是王明的共产国际背景太过强大、当时的会议气氛太过紧张和压迫。  所谓形势迫人。 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以退为进，先做一些“基本的辩白和正面的阐述”，不明确提出反对意见，避免过早交锋，陷自己于不利的境地。 毛主席后来感叹说：“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 会议最后一天，王明事先未和任何人商量，突然抛出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名单，把遵义会议以来的中央五大书记中的周恩来、博古、王稼祥踢出局，只留下张闻天和毛主席，另外增加入了他自己和陈云、康生，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原则。 王明这一着先声夺人，引来哗声一片。 王明却神色自若，一再声明他本人并无“夺帅印”之意。 王明来到延安之前，延安的实际领导人是毛主席，而张闻天还是中共中央负总责，即“帅权”还掌握在张闻天手里。 张国焘后来在回忆录说：“王明的表现似有取张闻天而代之的意向”，“张闻天却在那里一言不发”。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共“七大”筹备委员会，毛主席为筹委会主席，王明为书记，刘少奇为委员。 随后，王明和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央代表团，于v1937年12月18日前往武汉与国民党谈判去了。 可以说，经过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的这么一搅，他已实质获得党内的领导地位，甚至，他在党的核心层面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毛主席。 毛主席后来哀叹说：“十二月会议后中央已名存实亡。” 王明到了武汉后，反对延安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达指示，他自己以中央自居，频频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对外发声。 老覃在《1938年，王明私用毛主席的名义发文，事后称：在国外单独发文惯了》一文中提到，原本，在十二月会议上已经成立了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周恩来担任长江局任书记。但中共中央长江局的驻地都也在武汉，王明就把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合为一体，他自己担任了中共长江局任书记，而让周恩来任副书记。 鉴于王明的来头大、地位高，周恩来无可奈何，只好接受。 王明为了讨好老蒋，走上了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在武汉积极鼓吹“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主张，还公然盗用了毛主席的名义起草了《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一文，做出了许多骇人听闻的举止。 到了1938年2月7日，王明还牵头提出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这个会议最终在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在延安召开，后来被称为“三月政治局会议”。 “三月政治局会议”充斥了王明色彩。 王明在会议上夸夸其谈，作题为《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高唱“七个统一”（即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 不用说，王明的作派又蛊惑住了很大一部分人。 毛主席觉得不能再任由事态这么发展下去了。 他走了两步棋：一、准备派任弼时到苏联报告我国国内形势；二、阻止王明回武汉兴风作浪。 在3月1日会议的最后一天，毛主席提出“王明同志在今天的形势下不能再到武汉去”。 可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就“王明去武汉”这个议题进行表决时，竟然出现了五票赞成、三票反对的局面。 王明因此昂然返回了武汉。 老覃再补充一下，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共有九个人，其中的张国焘正在接受批判，反对王明去武汉的，是毛主席、张闻天和康生。 那么，支持王明去武汉的，就是王明本人以及周恩来、博古、项英、陈云了。 周恩来和博古、项英、陈云等人为什么会支持王明呢？  主要原因是中共属于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王明回国后的言行代表了共产国际与斯大林的意见。 老覃在《1937年，斯大林问王稼祥红军还有多少人，一旁的王明抢答：30多万》一文中也提到，毛主席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时，很多人一时半会理解不了，纷纷反对。这其中就包括了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林彪等人。他们都希望打运动战，以“树立声威，提高党与红军的地位”。 再有，王明在武汉负责长江局工作期间，在与国民党上层人物打得火热的同时，也广泛接触武汉各界以及国外人士，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对统一战线做了各种有益的工作。 不过，总的说来，王明在武汉致力于搞独立王国，企图把长江局凌驾于中央书记处之上。 当时在抗大当教员的李德对此看得一清二楚，他回忆说：在王明的带领下，华中局（即长江局）已经成了“第二政治局”。 不得不说，王明的搅局，在党内造成了严重分裂，对党内党外产生了极为恶劣的不良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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