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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父母在小溪塔和部分子孙合影 
长篇纪实散文《七秩烟云》之“家族传说” 《七稚烟云》全书共28章，未出版。拟通过70年人生成长历程反映时代变迁，揭示我之所以成为我的原因，为远去的历史、自己和家乡的背影献上一份祭奠。 一 简易族谱与派字歌 常常有这样的感觉：内心沉静的时候，身体里的血液汩汩作响，心里在问，我从哪里来？为什么会有我？经过多少代传到我这里？明知这些问题难以弄清，没有实际意义，仍止不住一直想。这是祖先的基因密码在呼唤，人都想寻根求源，想弄清代代相传的家族史。可是，说来羞于开口，我们是袁氏族姓非常微小的一支，家族既不显赫，族史也不甚清晰，所知的族史只能上溯到元末明初迁徙而来的始祖袁宗易，想当年他以三品要员的身份拖家带口，从江西老家迁来湖北夷陵，一定有许多家人同行，队伍浩浩荡荡，一路艰辛也自不在言。所凭只有借来的手抄本简易族谱和父辈的口言。简易族谱只录本房本支血脉传承和先人姓名，对移民的原因、迁移而来的情形并无记叙；口传也只有一些简单的故事和近几代人的大略情况。至于袁宗易是何年人氏、和江西袁氏如何传接、江西袁氏与河南袁氏如何传接等等，更是不甚了了；来到夷陵之后的情形，所知也十分简易。无论我怎样努力，也只是一个半头不落的大概。我看到的手抄族谱记载，四世祖袁清、袁泰，九世祖袁芝及二子，曾入朝为官，其后不再有入朝为官者。“官、富不过三代”，也属正常现象。我是十五世祖袁鲜的后代。袁鲜之下是我的太祖袁永明、曾祖袁世泰、祖父袁宗梅、父亲袁先灯。四代布衣，有耕无读。我这一辈，父亲的子女有我、弟弟袁国均、四个妹妹共六人。我儿袁磊和侄儿袁正鹏是正字派，侄孙袁新宇是光字派。又是袁家三代，我混个大专文凭，我儿袁磊为计算机软件设计专业硕士，侄孙袁新宇大学。外甥女袁澜大学。余则为初中、高中、中专。五服之内，国正光三代中，有四爹袁先洲长子袁国方的女儿袁静、小爹袁先渭儿子袁国群的女儿袁春蓉为大学毕业。祖上留下最大遗产是祖母和小爹一直住到世纪之交的条石天井老屋，现归于与爷爷袁宗梅同父异母兄弟袁宗炳之子袁先聪遗孀柳良秀幺婶了。婶娘们说，这栋石条是太祖袁永明手里起的。太祖袁永明和曾祖袁世泰两代习武之人，功夫甚为了得。她们做童养媳的时候，太祖、曾祖健在，亲眼见太祖一拳打掉粗壮花栗树的皮，阳 物上吊起一木桶水。两代人身强力壮，孔武有力，干活一个顶几个，少受乡绅恶霸欺负。同所有农民一样，靠卖力耕种，积攒余钱，买田起房。不过，他们在石灰岩地区破天荒地砌一幢条石天井屋，整个桃子园几百户人家没有。片石砌的天井屋不少，条石砌的唯此一幢。曾祖父袁世泰娶了两房太太，我爷爷袁宗梅是大太太所生，叔爷袁宗炳是二太太所生。20世纪30年代之初曾祖父逝世，两个爷爷为他做斋七七四十九天。道士住家作法，天天开流水席，四路亲戚和远近朋友，凡来祭拜，一律酒饭招待。这场法事把家中吃空。两个爷爷分家时，天井屋一人一半，土地和耕牛农具、锅碗瓢勺平分，银钱、粮食却没有分的了。爷爷袁宗梅生于1901年，死于1937年，享年36岁。祖母李帮英生于1897年，比爷爷大四岁。娘家在黄柏河对岸鼓撞坡六架山的李家埫。站在我老家背后的山顶望得见，喊得应对面的人。和婆家同属石灰岩地区，也是大家族，人口多，较发富，她的兄弟和侄子们都住片石天井屋。我小时候去给舅爷们拜年，李家人十几户，都属一个支脉。每年正月，祖母的侄孙们来给她拜年，二三十人一大路，委实风光。祖母1996年底去世，活到99岁，健在的儿女、孙子、重孙全都到堂，娘家子侄孙也来几十人，打着家铘，热之闹之送老人家上山。祖母和爷爷生了六个儿子两个姑娘，我父亲是老二。大爹袁先池十几岁被抓兵，20岁那年从四川逃回，至黑狗子河时患了痢疾。家里得信，请人抬回来就断气了。三个月后爷爷也因肺结核而亡。当时，祖母40岁，小爹袁先渭刚一岁。父亲十六七岁便挑起大梁，负责耕种家中的十多亩旱田。祖母负责一大家人的烧火做饭、浆洗补连。三爹袁先锐、四爹袁先洲、五爹袁先汉、大姑小姑、做童养媳的母亲徐学英、五妈李家英，还未成年，只能做些杂工。连办丧事，家大口阔，入不敷出，吃了上顿无下顿。为避免三爹、四爹被抓兵，先后将他们过继给袁宗禄、袁宗福，但兵役还是逃不脱，只得卖田、砍树筹钱，托人将他们送到国民政府军里，给长官当勤务兵。这样惨死在战场的机率要小得多。家道败落，父亲勉强读了四个月私塾，三爹、四爹、五爹读了三四年小学，小爹解放初还在读小学五年级。所以整个家族，没有一个文化人，也没见过一本正儿八经的书。小时候看的《农时杂字》是借的，简易族谱是借的，而且是读到初中后托人才借到手的。为保持血统延续，同许多山区农户一样，家中添生给孩子取名，是按先人墓碑上镌刻的派字歌取的。因而，派字歌也是孩子们最早的启蒙读物，男孩人人必须会背。怕孩子记不住、记不准，大人们会带自己的孩子到先人墓碑前一字字背记。那时候只要路过先人墓，父亲或同姓长辈都要告我，那里埋着谁，有什么传说故事。上学路边的转包（路围山包转）上有座坟，是九世祖袁芳墓，堰石（弧形条石）扣成，碑很高。坟旁还有座庙，供奉着许多半人高的木雕菩萨。放学回家，常去看碑上的派字歌，看破庙里已经开始腐烂的菩萨。碑上刻的可循环派fu字各只有四句二十八字。其实并不完全。袁家的派字歌，八世祖以降，经“草（头）振（字）玉（旁）本（字）人（旁）自（字）鱼（旁，还有木旁）”七辈之后，才进入可循环的二十八派：“永世宗先国正光，文明肇启志同方，存仁大有传家兆，可卜久徵应克昌。”原住本村黄柏河边的刘治同姑爷，喜欢我这个内侄孙，经常拿袁家派字歌考我。我调皮，但记性好，简单的派字歌考不倒我。他又拿刘家的派字歌考我，他读一遍，我读一遍，三遍之后，我也背得滚瓜烂熟。其实一遍之后我就记住了，考不倒我。至今我还记得刘家派字歌中的一句“治家必永长”。治同姑爷又讲，转包上你们袁家的那位祖先，还有一段故事呢。我便缠着，要他讲给我听。他叼根大烟袋，一边装烟打火或者慢条斯理吧烟，然后说，听老辈人讲，你们这位先人袁芳家境富裕，和两个儿子都在外面为官，死后会乡安葬。为埋一棺好地，让儿子请了四川的阴阳先生来看地。都知道阴阳先生不看真地，族人便提醒这位孝子，阴阳先生把衣服搭在哪儿，那儿便是真地，你便跪下，非要葬这儿不可，他说什么条件你都答应。孝子点头说好。看地的时候，果真如此办理。风水先生哀叹，你这是要我瞎双眼啊。孝子说，不要紧，袁家养你一辈子。尔后就把先人埋到了风水宝地。孝子如约把瞎眼的风水先生十分尊重地养起来。可孝子死后，儿孙当家，感恩之心已无，对风水先生不那么尊重了，把他请到磨坊推腰磨（磨杠放腰间推的磨）。若干年后，风水先生的徒弟来湖北寻找师父，几经周折，在磨坊里见到师傅，两人抱头痛哭。徒弟问有没有办法解救。师傅说有，五更天以前把我背到墓地，五更天会有两只龙角钻出来，扳断龙角，我的眼睛可复明。徒弟说，好，凌晨前我背你到墓地。两人分工，一个扳左边的，一个扳右边的。五更一到，果然有两只龙角随着白腾腾的烟雾在墓前冒出。徒弟眼尖手快，死死扳住，啪一声断了。师傅双手摸索，碰到龙角，尚未抓住，便缩了回去。师傅哀叹：“这是天意啊”。徒弟愤愤不平，念出三句咒语：“向打大王岩，脚踏擂鼓台，子子孙孙款口袋（当叫花）”。师父说：“太绝了，人家毕竟恭敬我那多年，我来说：向打大王岩，脚踏擂鼓台，大官没得做，辈辈出秀才。”。父亲说，这就是袁家后来一直没人入朝做官的原因，要不是风水先生宽宏大量，连个秀才也不会出。 二 父亲母亲 父亲是个农民，在桃子园生活一辈子，享年82岁零五个月。去世前还种着几亩地，喂了两头猪。母亲腿脚不便，种田、打猪草全靠父亲。父亲起病的原因是干活受热，引发老年高位肠梗阻。时已初夏，待我得信回家时父亲已奄奄一息。当时如转百里之外的小溪塔或宜昌治疗，82岁的高龄经不起山路颠簸，也经不起手术麻醉，只好在家灌肠、做气功助通。但是为时已晚，肠已枯竭，蠕动无力，虽有好转，终难回天。父亲看到儿女们都已回来，面带笑容，十分平静地走完了一生。 父亲幼年身体不好，出生后脐带封闭不全。到我记事时还流黄水，农村叫“烂肚脐”。又有腹沟疝，劳累就发，得祖母用手给他捏回去。爷爷和大爹死后，他成了老大，必须把一家十好几人的生活扛起来。在最困难的文革岁月，我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父亲跟我说，大爹和爷爷死的时候他十七八岁，一坡田十几亩一个人耕不完锄不完，只觉得好哭。做累了，病犯了，常常在田里一个人抱头痛哭。哭完还得干，不然一家人都得饿死。 每到冬天，祖母安排请工放木材、砍柴烧炭。自家没劳动力，请人得供饭。祖母和父亲带人到山上干活儿，推磨、抬水、洗菜、做饭由未成年的童养媳和叔叔姑姑负责。请工比较容易，只要供三顿饭，给工钱或者记账换工都行。但未成年的叔叔们不像童养媳听话，干着活两弟兄骂起来打起来，没人敢劝。母亲说，有一次老五的嘴被老四打肿了，祖母回来把他们和大小童养媳一起罚跪在天井屋的前厅里，不认错不准吃饭。日本人占领宜昌之前，烧好的炭都挑到宜昌卖，山里人入冬后都会帮人挑炭，赚点米粮。单程一百多里来回三天，一挑炭也买不了多少钱。请的人除了供饭，得给米粮作工钱或者换工。砍好的材料第二年春涨桃花汛时请人从黄柏河放流桐到宜昌卖。父亲陪伴着砍树，又陪伴着放流筒，买木材，结账。有一年结完帐，父亲被放流桐的人拉去赌博，输光了，垂头丧气回来。祖母气得几天没吃没喝，只差抄家伙揍他。父亲的性格本来忠厚温和，身体又不好，发不起脾气来。加上这次赌博输光，“二憨子”的绰号就被祖母叫开了。直到我记事，祖母说起父亲，还叫他“二憨子”。祖母要这样叫，父亲没办法。其实，父亲并不憨不笨，只是为人忠厚，从不算计别人。而且也不是一点脾气没有，惹火了他，一样会电闪雷鸣发脾气。1940年6月宜昌沦陷，普通百姓谁敢进城，炭卖不成，流桐也放不成了，只能守在山里受穷。母亲出生在纸家湾，与祖母家一山之隔。外祖父徐宗耀是远近闻名的吹鼓手、武师，略有薄地，不能养家糊口，常年贩牛、贩针线补贴家用。母亲说他曾在分乡场赶会（如同北方的赶集）时，提条鸭嘴板凳打通街，到会的武师都不是他的对手。还说，他有双铜筷子从不离身。有次与人合伙贩牛，在苟家垭过中（吃午饭），一伙抢犯把拴在牛棚的牛牵走了。同伴哭丧着脸说，这可咋办啊。外祖父说，不慌，吃饭吃饭，吃饱了再追赶。他们继续吃完饭，结了账，在黄花赶上了抢犯，赶着牛正在路上呢。“站住”，外祖父一声断喝，人已到了抢犯对面，一双铜筷子插入抢犯的鼻孔，立马举到空中。抢犯连连告饶，外祖父放下来，说，抢我徐宗耀的东西，找死啊！抢犯一一跪倒，说是小的们有眼不识泰山，再不敢了。外祖父说，起来，跟我把牛赶到宜昌东门，再放你们回去。要想耍滑，走到哪儿我都会给你一筷子。抢犯们乖乖照办才被放回。外祖父在江湖上虽然英武，家里一贫如洗却没有能力改变。外祖母吴氏，48岁才生我母亲。生下来不想要，怕养不活，用鸭子板凳压在堂窝（一种篾器）里，准备闷死。舅妈徐周氏比母亲大20多岁，结婚后生几胎都夭折了，发现这个小幺妹，喜欢得不得了，赶紧抱起来，自己刚跑（未成年孩子夭折为跑）了孩子还没回奶，就一口一口把她奶大。外祖母57岁给地主家放牛时，被牛抵倒，大腿根及盆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无钱就医，自家扯草药敷，又饿饭，极度营养不良，加之卫生条件差，长期卧床感染，伤口化脓生蛆。八岁多的母亲陪伴在身边，流着泪捉蛆，洗伤口，冬天背出来晒太阳。半年以后，老人家还是走了，母亲刚刚九岁。母亲说她小时候，年年青黄不接，过了年就得吃豌豆、麦豌。无论是干的湿的、整颗的还是磨面打糊浢，一端碗她就作呕，怕腥味。常常几个月吃野菜，只有等外祖父在哪家过白喜事当吹鼓手回来带一把米，才能沾粮食。外祖父看她饿得可怜，地里包谷刚乌须剥不下米就砍回来，用刀削了，磨浆打包谷糊糊，让她度过命来。母亲13岁，外祖父去世。舅舅徐学礼跟舅妈徐周氏还是没有生育，引了大姨妈的女儿，家口不重，却因为两场丧事，更加赤贫如洗。经媒人劝说，便让母亲到袁家当童养媳。直到20岁，才与父亲完婚。1939年母亲到袁家，爷爷和大爹去世两年，家道已败落，子女众多，父亲刚刚18岁，虽然有田有地有山有房，日子却很艰难。大妈罗氏已带孩子改嫁，13岁的母亲成为童养媳中的老大，农活家务都得做表率。祖母带一帮未成年的孩子扯草、收割，临近中午提前回家做饭，地里的叔子、姑子如果偷懒、打架，母亲哪管得了。回到家祖母处罚不听话的子女，母亲一样要陪同受罚。为撑起这一大家，尤其是担心陆续成年的叔叔们被抓壮丁，祖母千方百计讨好同宗的南院乡伪乡长袁单阶。母亲说，单阶大爹戴礼帽，拄文明棍，那个孩子不听话，就以大爹的身份给他一棍子。你的叔叔们都怕他。解放后他在万家河被捉住，在南垭背后的山垭上枪毙了。抗战最艰苦最激烈的1942年，民众动员起来，从牛坪垭到莲沱为抗日部队背军粮。父亲母亲也参加了。当时父亲21岁，母亲16岁。但父亲完成自己的任务都吃力，根本照顾不了母亲。常常帮助母亲的是她族兄徐学文。这个舅舅虽属年富力强，却是驼背，干体力活也是相当吃力。但他总是尽快把粮食背到指定地点，回转来接母亲，帮她背一截。所以母亲一直对他怀感恩之心。学文舅舅住在我们进出南垭必经的鼓锣垭路口，他的大儿子徐成明和我是南垭小学的同学。解放后多少年来，我们一直拿他当亲舅舅，逢年过节都要拜望。每次到南丈垭赶场，从他家门前路过，总要请教，到他家喝茶。90年代初棠垭至桃子园的公路修通之后，才很少从他家门口路过。父母完婚在1946年。1947年母亲怀头胎后即分家，两个碗一只耳锅一把镰刀是全部家当，一间半石墙房别人住着，租期未到，父母只能租住袁宗喜爷爷的屋。姐姐生下后不满一岁夭折，第二年怀了我，父母才住到自己的一间半屋里。1948年11月23日农历戊子9月27日生下我。取名骡子，寓意强壮有力、少病少灾。实际上幼年多病，直到记事，几乎一直吃药。至今记得母亲用南瓜叶烧半截香肠哄我喝药，喝了好吃香肠。小时候没人带，父母带着下田，放田边蚊虫叮咬大哭不止，背身上又常常屎尿拉他们一身。解放后，父母背着我斗地主闹土改分田地。父亲1951年当上贫协主席，1953年入党，1955年担任初级社社长，后来又连任高级社社长、大队支部书记、大队长，直到七十年代初期，还是支部委员，生产队长。父亲入党，主要是受舅舅影响。解放初舅舅徐学礼从纸家湾搬到插旗村，先任贫协主席，后任初级社高级社社长，高级社支部书记。舅舅给父亲两条路，一条申请入党，混个人样，一条离婚，幺妹带孩子嫁水田地区。母亲不愿离婚，怕孩子受后爹欺负，要父亲跟舅舅一样求进步。父亲当了干部后，没时间顾家，母亲一个人又带孩子又种地忙不过，常请舅舅的小女儿兰英姐姐、三姨妈的大女儿谷英姐姐、三爹的大女儿金香姐姐来带我。三个姐姐差不多比我大8到10岁，但我小时候特别调皮，常常把她们气哭。她们出嫁或招婿的时候，我已十来岁，懵懵懂懂参加了她们的婚礼。 （未完待续）
东边那栋是我家老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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