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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书法的“则古”与“取今”

 一言之美 2022-11-29 发布于北京

文◎吴宗超

元明书史研究者多把元代书法归结为一个复古的时代。如黄惇在《中国书法史·元明卷》中概括道:“八十八年间因赵孟頫的影响, 元代书法整体表现出全面复古的趋势。”

但笔者以为, 在复古主张的笼罩下, 赵孟頫所影响的书家中关于复古现象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深究。如行草方面, 在赵派书家群中是否存在师法晋唐的同时也取法赵孟頫书风, 或者干脆越过师法晋唐的环节, 直接临习赵孟頫书法的现象, 而形成与之类似的风格。这种现象能否当做纯粹意义的复古?本文以赵派书家群中的俞和为视角, 探讨这一问题。

俞和《篆隶千字文》局部

何为“古”, 何为“今”?

赵孟頫曾言:“当则古, 无徒取于今人也。”意为书法当师法古人, 不能取径于今人。但这并没有规定学书者要以何为古, 又以何为今。探求“古”与“今”的问题, 须先明了赵孟頫时代书法发展概况。

虞集在《题吴傅朋书并李唐山水跋》中全面审视了宋、金及元初书法发展的得失时云:

大抵宋人书自蔡君谟以上, 犹有前代意, 其后坡、谷出, 风靡从之, 而魏晋之法尽矣。米元章、薛绍彭、黄长睿诸公方知古法, 而长睿所书不逮所言;绍彭最佳而世遂不传。米氏父子书最盛行, 举世学其奇怪, 不惟江南为然。金朝有其法者, 亦以善书得名, 而流弊南方特盛, 遂有于湖之险, 至于即之之恶, 谬极矣。至元初, 士大夫多学颜书, 虽刻鹄不成, 尚可类鹜。而宋末知张之谬者, 乃多上欧阳率更书, 纤弱仅如编苇, 亦气运使然耶!至吴兴赵公子昂出, 学书者始知以晋名书。

宋、金、元初的书法发展状况, 虞集所褒者为蔡襄、米芾、薛绍彭、黄伯思、赵孟頫, 所贬者苏轼、黄庭坚、张即之, 所恶为学苏、黄、张之流弊者。在赵孟頫少量的论书言论中, 也能寻得其对近世书法发展的批评, 而且有些提出建议, 如:

近世, 又随俗皆好颜书, 颜书是书家大变, 童子习之, 直至白首往往不能化, 遂成一种臃肿多肉之疾, 无药可差, 是皆慕名而不求实。尚使书学二王, 忠节似颜, 亦复何伤。

若令子弟辈, 自小便习二王楷法, 如《黄庭》《画赞》《洛神》《保姆》, 不令一毫俗态先入为主, 如是而书不佳, 吾未之信也。

第一则引文“近世”指金朝和元初。金人崇尚苏、黄尚意书风, 并在书学批评上继承了以人论书的原则。赵孟頫看到初学者习颜书之弊, 建议忠节可学鲁公, 但学书仍要以“二王”为本。第二则是赵孟頫建议初学者学习“二王”的几种范本, 指出学习“二王”则会避免近世俗态。从此分析看, 赵孟頫所说的“今”, 是指金朝、元初随时俗学颜书而不能化者, 以“二王”书风为“古”。

从虞、赵评语中, 我们可以界定“则古”与“今人”的范围。“则古”是以“二王”书法为古, “今人”则是针对南宋、金、元初以尚意书家为法的时俗风气而言。同时, 这里的“古”与“今”所称的字体是楷书、行草。因为“二王”、苏黄并未留下可供后人师法的篆隶范本。

关于元代书家可兹借鉴的师法范本, 郝经的《叙书》、郑枃的《学书次第之图》中有涉及。现裒集如下, 文云:

《泰山》及《峄山碑》, 汉碑中或有之, 皆可学也。唐以来, 李阳冰尤精绝, 今存者《庶子泉铭》及《新驿记》耳。金党怀英, 阳冰之后, 号称独步, 世多有之, 法度尤备, 所当学也。

篆书, 琅琊题、峄山碑、泰山碑、张有书、周伯琦书、蒋冕书。

古篆, 石鼓文、钟鼎千文。

凡诸汉碑皆是也, 如蔡邕的《石经》, 梁鹄、钟繇的《孔子庙》《受禅碑》诸石刻。唐以来, 蔡有邻、金党怀英皆当学也。

八分, 泰山碑铭、景君碑、鸿都石经、费凤碑阴。

俞和《留宿金粟寺诗帖》局部

从郝、郑二人建议的篆隶范本中我们发现, 他们既提倡学习秦汉篆隶, 但也并不排斥对近世书家的取法。郝经推崇金朝党怀英篆隶, 誉其为“阳冰之后, 号称独步”, 足可为当世楷模。郑枃亦建议学书者学宋张有的篆书及当世周伯琦、蒋冕的篆书。此二人虽标举学习的书家有差异, 但都提倡学习近世篆隶书家的书作。

此外, 吾丘衍的《学古编》主张学书者学篆隶, 要借鉴宋初徐铉的《说文解字系传》, 宋张有的《复古论》, 宋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重广钟鼎篆韵》等书籍。吾丘衍建议的这些书籍, 既包含秦汉钟鼎, 又包含着两宋、元初书家的刻本、钞本等。那么, 这就证明关于篆隶师法的范本, 元书家一方面推崇秦篆汉碑, 另一方面也提倡对北宋、南宋、元初篆隶书家范本的学习。

由上所述, 关于元代复古书风的问题, 在楷书、行草方面存在崇“古”贬“今”趋向。推崇的“古”是以“二王”为核心, 贬低的“今”是南宋、金、元初学北宋尚意书风的流弊者。篆隶方面, 元书家并不存在厚古薄今的现象, 近世篆隶书家的范本也是他们提倡的。

学赵孟頫等同于学王羲之?

以复古为旗帜的文艺思潮很多, 但主要有两类:一种是纯粹意义上的复古, 即复古代之形式;另一种是复古代文艺之精神, 即“以复古为更新”。元代书法领域中的复古属于前一种类型。

元书家对于“古”与“今”的问题存在着特定指向, 因此在取法上, 普遍存在“则古”与绍式时人的两面性, 俞和即为一例。其“则古”的一面是高蹈晋唐。兹将俞和取法晋唐的论说陈列如下:

徐一夔言, 至其临摹晋唐人法书, 尤称妙绝。

俞和在真、行、草方面的师法对象并不像我们所理解的一般意义上的复古书风, 即仅师法“二王”, 与古为徒。

《浙江通志》, 早年得见赵文敏运笔法, 临晋唐诸帖甚夥。

张宇初言, 紫芝先生俞公赵魏公高弟也, 于晋唐诸书体悉通, 凡所临赝去古人毫发无异, 遂名浙右。

文嘉言, 紫芝晚年专临晋帖, 及见献之十三行真迹, 刻意模仿, 渐亦名家矣。

如上所陈, 俞和早年师从赵孟頫, 在赵氏影响下临晋唐法帖不缀, 几近逼真。从俞和现存书作来看, 其临晋唐法帖主要有:《临〈乐毅论〉》两篇, 《临定武〈兰亭序〉》两篇, 《临〈十七帖〉》《临黄庭经》。

从上述临作来看, 俞和“则古”的范围是以“二王”为中心的。除取法“二王”, 俞和还曾临习过“近世”书家作品, 如南宋张养浩的《忠祐庙碑》、姜夔的《续书谱卷》。但用功最深者仍是赵孟頫的作品。其合作者, 难辨真赝。后人评价俞和书法的论述观点大抵相同。如:

陶宗仪言, 真、行、草书皆师赵魏公, 其合作者, 用公款识, 殆不能辨真赝。

文嘉言, 少尝作松雪书于几逼真。

《万姓统谱》卷十二, 早年得见赵松雪逼真, 好事者得其书每用松雪款识, 仓猝莫能辨。

吴升言, 真行草书皆得赵魏公笔法, 有合作用赵款识, 虽有识者亦不能辨真赝。

俞和取法对象除“二王”外, 还在临习赵孟頫书法方面下过功夫。由此形成了与赵孟頫极其相似的书法风格, 难以分辨俞、赵之书, 如俞和的《留宿金粟寺诗帖》《季境送别诗》。

俞和取法近世书家赵孟頫, 不属于元人所贬低的取法“近世”书家的范畴。因为, 元人所反对取法“近世”书家, 主要针对南宋、金及元初学北宋尚意书风而言的。

显然, 学习赵孟頫不在反对的“今”的队伍中。那么, 对于书家直接取法赵孟頫的现象, 我们该认同它属于复古的范围, 还是应予以否认?

赵孟頫《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在书法史上, 复古并非与生俱来的内在规定, 而应视为一种后起社会的时代要求。每个朝代对于复古的把握、取舍的方式都有很大不同。如南朝梁武帝、陶弘景以复钟繇书法为古, 确立钟书审美意义在于“巧趣精密”, 并从笔画、结构、用笔等十二个方面总结出达到目标的要求。

在精英领导各领域的古代中国社会, 具体问题的话语权掌握在少数精英手中。具体归结到元代, 以何为“古”及如何做到“古”的解释话语权, 同样掌握在当时像赵孟頫这样的少数书家手中。

赵孟頫在真、行草书体上的复古是以王羲之为核心。从复古取舍的方式而言, 赵氏没有着力追求王羲之书法中“字势雄强”“龙跳虎卧”的一面, 而是求其温雅清真的一面, 在用笔上寻求与王羲之接近, 化王书的变化多端为平和含蓄。

对于这种取舍方式, 赵氏的解释是:“书法以用笔为上, 而结字亦须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 用笔千古不易。”意即字形结构随时代发展而产生变化, 但是其间用笔的节奏、方式等是一脉相承的。不把跌宕开张的字形结构作为重点, 而直追魏晋用笔的本质。把握住用笔, 方是复古的意义所在。

有此理论解释, 赵孟頫把魏晋法度推向平正典雅的一面。这种取舍方式, 得到当时众多书家的肯定。黄溍赞赵孟頫“今人临二王书, 不过随人作计, 如卖花担上看桃李耳。若赵公乃枝头叶底亲见其活精神者, 此未易俗子道也”。又如陆友的《研北杂志》所评:“气韵、形似俱备者, 惟吴兴赵子昂得之。”可见在元人视角中, 赵孟頫笔下体现着“二王”的“活精神”。不仅形似, 而且兼备“二王”气韵。

对于赵孟頫成就的肯定, 稍后的一段时间内便是视赵孟頫为王羲之的化身, 推举为时代的经典。如胡汲仲谓赵孟頫书, “上下五百年, 纵横一万里, 举无此书”。又如丰坊言, “唐宋以来, 得二王之法者, 赵公一人而已”。

俞和《季境送别诗》局部

元人把赵孟頫视为当时王羲之形象的化身, 推举为时代的经典。这便给元书家直接取法赵孟頫一个合理的借口:学赵孟頫就等同于学王羲之。那么, 置身于元书家对于复古意义的理解, 学习近世赵孟頫的书法, 也是属于复古的范畴。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 为何元代众多书家在复古主张下取法赵孟頫, 并且形成赵派书家群的原因。

在这里我们以俞和为一例, 即是说明俞和在真、行、草方面的师法对象并不像我们所理解的一般意义上的复古书风, 即仅师法“二王”, 与古为徒。而是取法“二王”与取法赵孟頫兼备, 甚至以取法赵孟頫为入门。当然, 俞和仅是赵派书家群中的一例, 朱德润、郭畀、钱良祐等书家身上也体现着这种现象。

以俞和为代表的赵派书家群, 在取法方式上存在着“则古”与绍式时人的两种路径。在真、行、草字体上, 既存在《临乐毅论》《临定武锲帖》《临十七帖》等这样符合复古主张的作品, 同时亦有直接取法今人赵孟頫的作品。以近世书家赵孟頫书作为师法范本, 从元书家对于复古书风的理解上, 虽师法近世书家, 但应视为符合复古书风的主张。因为站在元书家的角度, 赵孟頫书法继承着魏晋“二王”笔法的正统, 在他们看来, 临习近世书家赵孟頫的书作, 就等同于师法“二王”书作。

在元书家看来, 赵孟頫就是当时王羲之新形象的化身。在篆、隶字体上, 虽书写文字属于“古”, 但仍是延续着近世的书写观念。在这种情况下, 窃认为仍属复古行为。因为对于复古之“古”的追求, 与书家所喜好风格有关, 与时间的长远无关。

因此, 我们不应以所复之古的时间远近为界来判定是否属于复古行为。由此我们说, 以俞和为代表的赵派书家群, 在取法方式上具有“则古”与绍式时人的两面性。置身于元人的立场上, 这两种取法路径都是符合复古主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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