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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漆工的聚落与传承 ——改革开放40年来福州漆村演进 福建师范大学 张培枫 涂明谦 摘要：本文基于持续两年的对福州漆工聚落的田野调查。漆工是漆器制作技艺传承的重要因素，漆工聚落形成漆村有其时代背景，且有贴近城市的地缘有利特征和满足空间需求的特征。漆工聚落传承的转变有四个特点：一是平等而疏远的非代际传承；二是市场竞争带来的非主动传承；三是非核心技艺的传承；四是社会抚育方式的传承。目前，漆工聚落在向漆艺术家聚落演进。 关键词：漆工；漆村；聚落；传承 漆器制作技艺是非遗中传统技艺的重要组成部分【1】，它的独特性在于自古以来都需要多工种、多工序的漆工配合，才能完成整体漆器的制作。明末清初匠籍制度松弛之后，民间漆器作坊开始兴起，如福州沈绍安、林鸿增家族作坊，以此为依托形成当时的民间漆工聚落。民间作坊兴起的直接结果是漆器制作由此进入高峰，效果呈现为“千文万华，纷然不可胜识矣”【2】。民间漆工是漆器制作最根本的人力因素，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促进了社会发展，也改变了他们的生存状态。漆工们的劳动和生活在聚落中以特定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影响了漆器制作这个重要非遗项目的存续方式。 民间漆工聚落的形成往往依托漆器生产贸易集散地，在周边形成集中居住地，呈连片分布状态。因漆器制作需要大量空间，漆工聚落一般出现在城市边缘或近城乡村中，这也就形成了漆村这种独特的漆工聚落形式。“手工艺品通常被看做是文化的对象或产品，是文化变化的重要因素”【3】，漆村作为漆从业者的聚落，自然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现象。福州的漆器制作自清代沈绍安始再现繁荣，有漆都之称。福州有大量漆工并形成聚落，聚落随着时代发展产生的变迁具有代表性。解放后形成的福州最大漆工聚落是位于闽侯县的古山洲村和厚屿村，距市中心不到10公里。古山洲是闽江冲积的沙洲，目前人口1875人；厚屿村是一个江边半岛，目前人口2130人【4】。两村一桥之隔，既是历史通婚区域，也共用市集，因此两个漆村可以看做是同一个聚落。这个聚落的漆工人数从上世纪70年代的两三百人开始，最盛时全员卷入，目前本聚落出身的漆工只余下50人左右。2010年后，厚屿村因地铁和三环路修建等原因逐步拆迁，到2018年为止大部分漆工已搬离聚落并退休。本文经过两年调查，对63名聚落内外的漆工进行访谈，涉及深度访谈7人，其中70年代培养漆工4人，2000年后培养3人，另选取成长于70年代其他行业3人作为薪资水平对照【5】。
（一）、民间漆工聚落的形成 漆工聚落的形成离不开历史因素。19世纪时，福州漆工聚落与漆器的产销地重合，大都在福州市区的省府路、三坊七巷、功名街、泛船浦、塔亭路、麦园顶、窑花井。鼎盛时期有店铺总计300多家，1933年从业人员419名。后因连年战乱破坏，1949年漆工人数只有149人【6】，原有聚落崩解。 1957-1965年之间，福州私人漆工坊经过公私合营建立福州第一脱胎漆器厂和福州第二脱胎漆器厂（简称一脱二脱），形成福州最大的官方漆工聚落，生产力有过极大恢复，但后期管理混乱导致生产力倒退【7】。当时手工业主管部门将漆器定位于为国家创收的轻工业产品而不是作为传统文化载体的艺术品，进行了适合流水线生产的工序改造。生产力倒退在1970年到达顶峰，当年6月福州市工艺美术局被撤销，二脱厂解散，大量人员流散。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后，欧洲、日本、东南亚各国也开始恢复和中国的贸易关系，突然加大的贸易额和市场需求促进了二脱厂复厂。但一脱二脱不具备应对快速升级产量的能力，福建省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的王奕霖曾提到：法国客人查不列斯于1975年和福州的脱胎漆器厂签订合约，直到1979年底还没有完成交货【8】。1972-1978年之间马王堆考古大发现需要一脱二脱派出许多技术工人投入精力对出土的漆器进行修复和仿制，从业人员因而更加匮乏。产能不足和订单数量激增之间的供需矛盾，促使工厂寻找外援。于是国营工厂在古三洲村和厚屿村培训有一定技术基础的村民作为漆工以补充生产力不足。从70年代后期持续至90年代，两村各有几百人从事漆器制作行业，形成福州附近最大的民间漆工聚落。
（二）、民间漆工聚落的特征 1、地缘有利 民间漆工的聚落，基本出现在城郊地少人多的乡村。 接近城市这个地缘特征使漆工聚落更接近国营工厂和外贸单位所在地，有利于生产、管理和运输。对福州来说，接近城市就是接近需要外援的一脱二脱厂。两村距离一脱二脱厂10公里，国有工厂的漆艺师进村指导生产，可以每天来回，村办工厂用三轮车将漆胚送进城验收，也不需要半天时间，这是漆工聚落得以依靠国营工厂建立的重要地缘条件。
另一方面，漆村通常都属于地少人多的村落，更容易吸引温饱线上挣扎的村民转型从事漆工劳动。福州地处福建中东部，人口密度大，古三洲、厚屿两村与周边相比，人均土地极少。70年代福建西部人均耕地约0.7亩/人，而在漆工的个体记忆中，古三洲的人均耕地只有大约0.15亩/人，厚屿则只有0.3亩/人【9】。闽侯县土地局86年才成立，故以现在数据【10】作为参考（上图）。官方统计数据事实上比漆工记忆更少，因为官方只计算可耕种土地。厚屿的土地比古山洲少，古山洲更靠近闽江，沙洲上可以打渔、养奶牛和种橘子树。70年代集体劳动以工分方式来分配收入，土地少意味着整体收入少，村庄在生存压力下会产生主动向外寻找生存资源的意愿。
2、满足空间需求 漆工聚落要求有较大的个体空间来满足生产需要。 由于漆器制作工艺的特点是有固定待干周期、半成品不可堆叠，需要大量干净、安全、相对封闭的空间。较大的生产空间保证了个体劳动展开的可能性，实际上转换成生产的要素，在个体劳动中参与了分配，也提高了漆工的收入。漆工聚落最初是以村办工厂的方式，招纳有条件的村民加入，通过计工分来组织集体劳动。村办工厂使用村庄的公共空间，比如古三洲村在村里沙洲空地上建厂，厚屿村用原本村中的宫庙。这些公共资源是村庄的集体财产，所以不必参加分配，也相应地对进入村办工厂的漆工有利。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村办漆工厂与国营工厂的合作关系结束，村办工厂解体。此时的漆工聚落不再围绕村办工厂，而是演变成以家庭为单位的漆作坊。漆作坊开始承接大量订单，巨大的生产需要虽然和生产条件的恶化形成暂时的矛盾，但利益的驱动下调动了生产的积极性。一方面，家庭作坊的方式几乎卷入了当时聚落中所有可用劳动力资源。因为漆器制作劳动强度比耕种要小得多，很多老人和孩子只须简单的培训，就可以转化为基本的劳动力投入漆器的生产。另一方面，村集体的公共空间不再被家庭作坊所享用，漆工的家庭空间等资源也成了生产要素，不仅被最大限度地利用，同时因为按件计酬的方式，空间作为竞争条件参与了分配。 因为个体家庭空间参与了生产和分配，漆工的薪酬远远高于同时期其他手工业者的收入，甚至于超过城里国营工厂的工人收入【11】，所以良好稳定的收入促进了更多的村民愿意投入到漆器制作中，客观上促成了国营工厂衰弱之后，漆工聚落的延续和漆器制作工艺的传承。 时代变革往往导致漆村结构变迁，促使聚落中生存方式的改变，对漆器生产的发展和存续都有重大深远的影响。因此讨论聚落传承在过去的变化，对于将来传承的可能性有直接意义。
（一）、平等而疏远的非代际传承 传统漆器制作采取师徒制的传承方式。师傅带徒弟，带着不平等的父权关系。所谓拜师学艺，一般是以“求”的方式进行。学徒通常在14岁后参加师门考试，考的是扫地和洗水烟筒等家务活计，徒弟七年半内不具备有人身自由【12】。期满之后还需要师傅认定才能出师，出师后师徒之间维系一定的伦理关系，即“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解放后这种类似宗法的传承随着公私合营和技艺公开，转变为国营工厂的集体传承。 在民间漆工聚落出现后，传承关系又发生了改变。平等而疏远的非代际传承，在漆村中主要表现为两种。 1972年前后，漆工聚落中第一种的厂村师徒模式在村办工厂出现。由于观念的改变，传统师徒关系中不平等的父权成份大大淡化，师徒之间代以一种平等而疏远的关系。调查中漆村的漆工都说他们后来再也没有和国营工厂派驻的师傅有来往，而国营漆厂内部漆工师徒往往关系更为紧密，甚至一两代之后还有来往，两者大相径庭。国营漆厂和村庄漆工厂是公对公的关系，也是劳务外包的雇佣和被雇佣关系。国营漆厂的师傅觉得自己服务于国营漆厂，只对国营漆厂负责，培养的学徒是乡村漆厂的漆工，对漆村而言他总是个外人。而学徒则觉得自己属于乡村漆厂，师傅是外面派来的，传统的父权伦理在这样的语境中无法建立。师傅带徒弟是完成组织任务，形成共同工作的工友关系，二者之间相对平等，没有传统师徒中严格的辈份等级和父权压力。和传统师徒生产、生活都在一起不同，漆村的师徒关系一般只持续数月至半年，很难产生原有亲密的师徒关系，分开后自然也就老死不相往来。
第二种同村师徒模式紧接着出现，也呈现出同样平等和疏远的关系。国营工厂的师傅带出的第一批徒弟已经成了民间聚落中的第一批师傅，他们在70年代中期承担起民间聚落中培养学徒的工作。聚落中的师傅和学徒都是本村人，师傅和徒弟的年龄差距不大【13】，没有在年龄上形成的权威和压力。师傅结婚时徒弟送的礼物与其他工友并无不同，只按那个时代的标准即牙杯毛巾之类。这种非代际的传承因为年龄的接近加强了平等的观念。村民之间在师徒关系结束后成为漆工厂中的同事，一旦师徒中有人因婚嫁等原因搬离了漆工的聚落，往往师徒之间的关系就很难再维系。不管是师傅还是徒弟，彼此都认为传授手艺只是组织上的安排，大家都同样拿集体发给的工资，师傅既不决定徒弟的收入，更不影响徒弟的前程，个人关系只维持在劳动之中，日常生活中并不比一般村民更亲近。 传统手工艺以家族产业方式的代际传承，转变为村办漆工厂与国营工厂漆工艺师之间依附于组织，没有传统家族的血缘链接，也没有辈份约束的工友关系；聚落内师徒关系因年纪接近并不具备权威控制，他们之间是平等的、非代际的工友。这样的转变使得大量原本不外传的核心技艺被贡献出来，客观上促进了漆器制作工艺的延续，但没有了血缘和辈份约束，这种“传承”就只是技艺的传递，并没有文化的承接。
（二）、市场竞争带来的非主动传承 改革开放后，聚落中的师徒关系变成纯粹的市场行为，传统的技艺传承制度走向衰弱，观念也更加淡薄。 70年代后期村办漆工厂逐步解散，技术较好的漆工转变成个体作坊主。80-90年代家庭作坊和个体作坊相混合，其中个体作坊主要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接外贸或内销订单【14】。学徒有时是外贸厂老板介绍来的，有时是自家亲戚的孩子，来源并不广泛、数量也不多。作坊主希望多收徒弟，是因为徒弟能帮助完成订单且工钱很低，师傅带徒弟可以做到产量的数倍增长。以访谈中厚屿村制作戗金漆盘的林师傅为例，1992年刻一个盘子可得2.5元，一个人一天只能做到50个盘子，带4-5个徒弟一天能做100多个盘子。徒弟的月工资只有400-500元，师傅的月收入能达到七八千元。师傅的收入和带徒弟的数量直接相关，这种直白的金钱结算方式、雇佣关系的师徒模式以及巨大的收入差距，让聚落中的师徒关系变得很脆弱，外贸厂老板越过师傅直接“挖走”技术好的徒弟也时有发生。此时，师徒关系基本上变成市场中的竞争关系，不再有传统中在市场上互相避让的情谊。师徒之间的传承关系被利益所驱动，伦理观念也基本失去规范相互关系的作用。这种市场竞争带来的非主动传承关系，让师傅与徒弟都默认了其中规则，并逐渐成为一种共识。
（三）、非核心技艺的传承 漆工聚落的民间传承，是政策推动的非遗传承人和院校传承的重要补充，是漆器制作技艺传承的社会基础与工艺基础。漆器制作被归于漆艺且纳入工艺美术类别之后，就有了形而上者与形而下者的区分。形而上者一般是指负责创意、构思和设计的艺术家，形而下者指负责重体力劳动、初步工序的漆工。鉴于漆艺创作的复杂工序和体力付出，作为形而上者的艺术家，需要形而下者的漆工分担大部分加工工序，才能加快创作的速度，提高工作的效率。在这种情况下，由漆艺家和漆工共同组成的合作方式，形成新的聚落结构。 民间漆工聚落由村民组成，文化程度较低，绝大部分漆村的漆工不具备书法或美术功底。一脱二脱在分工中考虑到客观教育水平差别，交付的是非创作性流程即漆胚制作和最后的推光工序。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后有所改变。90年代外贸加工兴盛时期，新一代漆工经过外贸商的培训，可以进行表面的纹样制作如戗金等，但依然按照厂方固定的图纸进行制作，在流程化的工序划分中只需要学习其中一个环节的技艺就可胜任。也因为聚落原有的结构中各项工序都有相应的人完成，所以大部分人没有学习完整技艺的需求。由于分工的细化，民间聚落的漆工手艺基本都是不完整的，带着国营工厂遗留特征的流水线生产具有局限性，这一样成为了民间漆工技艺的局限性。在不统一布局，也不协调生产的情况下，民间漆工无法制作完整的高水平漆器。漆器制作工序存在连贯性且周期长的特点，人为分割工序必然对最后成形的漆器完整表达有所损伤，同时也不利于产生通晓完整工序的匠师，不利于由匠入道的艺术提升，危害不言而喻。但这种分工细致，掌握非核心技艺的传承造成个体对聚落的依赖性增强，漆工流动性低，反过来又有利于手艺的传承。二者看似悖论，实则互为因果。 2010年之后，聚落出身的漆工基本都到了退休年龄，大部分回家养老，剩余的只是基于惯性去做漆，补贴家用不再是主因，部分人选择只上半天班，做漆变成兴趣和消磨时间的方式。漆作坊主雇佣他们的原因，除了能出高质量的产品，更多的还是想让他们给新进的年轻人传授那些做了大半生的神乎其技又必不可少的单一工序，如漆胚制作中刮灰、裱布、脱胎和推光等。这种基础的单技艺的传承，成为院校传承和官方认定非物质遗产传承人制度的重要基础和必要补充。
（四）、聚落的社会抚育与传承 “社会知识的传递对于个人的生活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人……得在人群里谋生活。一个没有学得这一套行为方式的人，和生理上有欠缺一般，不能得到健全的生活……把这套行为方式传授给孩子们的工作可以称为社会性的抚育。”【15】社会抚育是除了家庭抚育之外最主要的抚育方式，学做漆是漆村社会抚育的主要形式，漆工聚落必然会以社会抚育方式进行传承。 漆工聚落以家庭作坊在家做漆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将漆工劳动的从业经验不只传授给自己的孩子，还有同村的孩子，甚至外来的漆器学徒，这是典型的社会抚育。调查中发现2000年之后，漆工的后代还从事漆器制作行业的比较少，他们自小就对行业的苦、脏、累有直观感受，对漆工的社会地位和分工也不认同。漆工家庭因为收入不菲，他们的孩子大都有上大学的机会，甚至读私立大学的也不在少数，毕业后从事计算机或饮食等其他相对“轻松”的行业，绝大部分在城里上班，不再从事与漆相关的工作。究其原因，漆器作为最接近艺术品和奢侈品的日用品，在改革开放初期导致了漆工收入较高，他们因此有了向上流动的机会，即有了从一般工人阶层变成中产阶级的可能。 在漆工中做到大师傅级别的那些领头者，即在聚落中居于市场竞争胜利者的漆工往往会培养后代从事相关行业，上升的欲望促使他们希望儿女成为收入和社会地位都更高的艺术家。因为他们看到了自己和新入行的高校毕业的“青年艺术家”之间的薪资落差日渐悬殊。老漆工都在退休年龄，工资在每月5000-6000元之间；新进年轻漆人年龄在20-30岁之间，工资按入行长短和手艺高低划定，大都起薪4000元，熟练后收入超过10000元。部分老漆工会鼓励子女就读工艺美术等相关专业，但这样的选择在漆工中还是少数，访谈中只有6个漆工即不到十分之一的人，会让孩子就读相关专业，但孩子毕业后的头几年往往嫌做漆累而转投他业。调查中发现变化会在儿女工作十年左右发生，此时漆工的儿女对出生于漆工聚落有更客观的认识而重新作出选择。如闽新漆艺厂老板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在银行工作，十年后发现家族企业可依靠聚落资源发展，前景良好，便辞职回村担起家族漆器厂的生产与管理任务。
因此当代漆工聚落的社会抚育，还是以有血缘关联的代际传承为主，但没有传统家族的传男不传女的规则。调查中发现叔侄之间或者翁婿之间的传承比较常见。这种传承在聚落中较为稳定，被养育者借助长辈的人脉和资源会获得良好的社会上升途径，是社会抚育的实现，有利于漆艺的民间传承和社会传承。 社会的发展促使漆工聚落的崩解和重建。原本的聚落主体是依靠外贸订单的家庭作坊，它们随着9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的崩溃而逐渐减少，余下的转向内销，在2000-2010年之间比较沉寂，直到近年来受到非遗和文创等国家政策的刺激，才有了复苏的迹象。这种复苏显示为大量外来年轻人的进入。他们在福建的大学读了相关专业，以青年漆艺术家的身份和自我定位进驻到旧有的漆工聚落中，强调个体的属性。他们呈现明显外省化和专业出身的特征，很少是福州人，都是因为发现这里有行业最好的土壤，就留下来娶妻生子，融入聚落中，成为新进的成员。
漆工的聚落结构在改变，传承也因之变成社会抚育方式为主的传承。外来的新成员自我定位为独立艺术家，他们会雇佣原有聚落的老漆工做底胚等必备但非最终呈现效果的工序，自己主要做草图设计以及完成表面纹理的制作，分工明确。原有聚落漆工有了新的目标和方向，向上流动欲望增强，子女培养方式受到直接影响。 漆工聚落以新的方式养育着新的入群者，新的聚落以艺术家为面，传统作坊为里，地点也随着城市化进程有所迁移。许多年轻人租用附近的别墅如绿洲家园或者闽江对面的上街别墅区进行创作，也有老漆工的后代迁入大学城附近的红木商业区从事伴生行业，福州当地的联建生漆厂也因为拆迁由仓山区迁往闽侯县城。现在的漆工民间聚落，正在往漆艺术家的聚落迈进，传承方式以社会抚育方式为主，家族传承方式为辅，承前启后，带来新的复兴。
【1】漆器的制作工艺在目前公布的四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涉及14个省的17个市县。 【2】黄成、杨明、王世襄：《髹饰录》（日本蒹葭堂藏本朱氏丁卯刊本影印本）[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5页。 【3】 [英]克朗：《文化地理学》[M]，杨淑华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31页。 【4】数据来源与福州市统计局 【5】51年出生的鼓楼人ZRG，52年出生的闽侯陈厝人PMZ，53年出生的鼓楼人ZMQ，57年出生的闽侯古三洲人LBC，58年出生的闽侯厚屿人WCS，61年出生的闽侯厚屿人LTH，65年出生的闽侯厚屿人LCQ，88年出生的外省人YSB，85年出生外省人LKZ，86年出生外省人YQS。出于隐私保护惯例，姓名采用缩写。 【6】陈靖：《沈绍安脱胎漆艺》[M]，福州：福建美术出版社，2013，第104页。 【7】张健：《现代福州漆工身份嬗变问题调查——兼论福州现代漆器工艺发展与保护》[J]，《艺术百家》, 2008第24卷第5期，第52-57页。 【8】 王奕霖：《贸易盛会一枝花》[J]，《福建工艺美术》，1980年3月，第25页。 【9】 数据来源于村民的访谈。 【10】数据来源于闽侯县国土局 【11】访谈中发现，80年代初期，古山洲村LCB和厚屿村LTH等漆工收入约每月135元，闽侯陈厝村PMZ收入约每月35元，福州市区国营工厂一般工人ZMQ收入约每月32元，工人干部ZRG收入约每月80元。 【12】王维韫、江信庸：《我的师傅——沈德铭》[J]，《福建工艺美术》，1986年3月，第39页。 【13】访谈中LYP和LXQ的师傅比徒弟大两岁，其他人的师徒年龄差不会超过5岁。 【14】访谈中得知的的漆器甲方主要是90年代的日本工厂的代理和80年代的福州上渡火葬场，外贸主要是针对日本的日用漆器制作，在93年左右达到顶峰，内销主要是火葬场的骨灰盒制作。 【15】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第150页。
声明：本文经作者同意，授权发布于此公众号，原文发表于《装饰》2019年3月，如要转载，请先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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