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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土滋味

 冬窗事发 2022-12-05 发布于北京

炒菜源自印度,普及于宋代,至明清盛极。

铁锅、油和食材为炒菜三元素。最早的锅就是鼎,商灭夏时,汤命人将夏的九件青铜大鼎搬到了商。

鼎自古为立国重器,表面用于祭祀,实则为炊具。

先秦时期,导热性更强青铜鼎是贵族专属,百姓只能用陶锅。陶器因土制导热性差,故只能蒸煮,出餐速度极慢。

因此,贵族能在短时间内将“生米煮成熟饭”以保证一日三餐,平民则没条件。

所谓“九鼎八簋”,即天子进餐时,身边必须配备九个热腾腾的大鼎,以及八个盛满菜肴的铜簋,这是一种地位的象征。

战国虽有了铁器,但各国矿藏和冶炼技术有限,你若是王,是愿意给战士多配把铁剑保护自己?还是给农民多打把农具来提高生产?或是造口奢侈的铁锅来享受生活呢?

不言而喻吧。

油,先秦时称“膏”。

据《周礼》:“凡用禽兽,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犊麤,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膻。”意指不同肉类要用不同动物的脂肪来烹调。不过因祭祀、饥荒等原因,动物也被贵族垄断,百姓常年缺油。

当时,馋油的人开始用大豆炼油,但多数时间,大豆基本会当做主食来吃,炼油很亏。

至于蔬菜,汉代前只有茱萸、芥菜、韭菜、葵、笋等野菜,人们往往把已有蔬菜乱炖一通,若无盐、梅子或枣,口感必定苦涩。

庄子说:“食不果腹。”所以越早,就越不存在美食的概念,饿极了就生食,熟的更佳,炒菜不敢想象。

“春鹅秋雛,冬葵溫韭。”

-《鹽鐵論》
依托丝绸之路,汉朝成为外来农作物传入中国的第一个高峰期。

首先,张骞从西域带回了革命性的大蒜种子,再配合葱姜的使用,基本解决了长久以来给肉类“去腥”“提香”的问题。

其次,张骞还带来了胡麻,这是油的革命。胡麻即芝麻,它的个头比大豆小,生吃榨油差不多,何况出油率更高,所以很快流行于宫廷。

芝麻油,就是现在的香油,味道或有不同。

而随着炼油水平的提升,军队却成了消耗大户,除了机械常规的润滑油,火攻则需要大量膏油,《三国志》载:“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

显然,赤壁古战场一定有股老油坊的香。

民间则继续缺油,主食为大豆、黄米,或麦子做的麦饼,《淮南子》载:“民有糟糠菽粟不接于口者。”想来难以下咽。

又因技术和盐铁官营等原因,铁锅在汉代并没得到推广,高档菜品种除“韭卵”,即韭菜炒蛋,以及煎鱼外,其余还是烤小猪、生马肉、炖羊肉、炖小鸟等等。

两汉期间,香菜、黄瓜、蚕豆、胡椒等陆续引入中土。

作为一种烹饪方法,“炒”始见于北魏典籍。

魏晋南北朝时天下大乱,在中国北西南三个方向,各种蛮风鱼贯而入,传统遭遇冲击。

西汉《盐铁论》有“煎”法,煎和炒不同,前者是慢火烹制大块食材,受制于锅的导热性。而乱世之下,冶炼术的升级换来了更为轻薄的铁锅,使“炒”成为可能。

猛火少油,就是最初大葱炒鸡蛋。

据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鸡蛋是要先打入锅中的,然后将蛋黄蛋清搅匀,再放葱白、盐和豆豉。而这最后一步放麻油,或是油锅常年不洗的缘故。

南北朝时,炒菜虽被官方记载,但炖烤蒸煮仍是主流,炒只是一种高档的烹饪方式,至唐朝都一样。

“打破著銅鐺中攪,令黃白相雜,細擗葱白,下鹽米,渾豉、麻油炒之,甚香美。”

-《齊民要術》

若唐人用得起铁锅,就没有“脍炙人口”这个成语了。

脍,指切得很细的鱼或肉;炙,烤也。而经遣唐使一番偷师,前者成了生鱼片,后者成了日式烧烤,日本至今无炒菜。

据五代《清异录》,盛唐时,贵族为庆祝官员升迁常常置办“烧尾宴”。韦巨源曾因获封尚书令而向中宗献“烧尾”,其中有冷、炙、蒸、酿五十八道菜品,竟无一道炒菜。

烧尾奢华浪费,进而引起了攀比之风。玄宗时,苏瑰因升迁未献烧尾被人污蔑,而他却主动上奏说:“今粒食踊贵,百姓不足,臣见宿卫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故不敢烧尾。”一听连卫兵都吃不上饭,玄宗便封杀了烧尾宴。

唐代,宫廷里用的是麻油,民间用菜籽油或豆油,但价格堪比猪肉,穷人就用煮粥时浮在表面的浓液,称米油。面条因研磨技术的发展而兴起,与包子馒头米饭炊饼等所有面食统称“饼”。

而最“下饼”的,还必须得是炒菜。

二零零七年,考古人员在宋代沉船“南海一号”中发现了大量铁锅,在锅的下边,竟堆满了名贵瓷器。

见惯瓷器、丝绸和茶叶,这铁锅的存在,或说明宋朝铸造技术已超越了同时期的西方,能码在瓷器上也证明了其轻薄程度。《梦溪笔谈》载:“今之北人喜用麻油煎物,不问何物,皆用油煎。”可见铁锅相对普及。

当锅具变得小巧轻薄,食材的受热、保温诸多问题就得到了解决,翻炒一下,立即开饭。《东京梦华录》中就有生炒肺、炒蛤蜊、炒蟹、炒兔、旋炒栗子、煎鱼、煎燠肉、煎肝脏等一系列非炖煮菜系,引人垂涎。

宋代,印刷术的普及又让菜谱得以推广,生活水平的提升则换来了人口暴增。太宗统一全国时约三百余万户,徽宗时破两千万,人口过亿。

孩子吃得上饭,能够体验世间滋味,大人才敢放开生育。

中国人以食为天,宋以前,我国人口从几百万到六千万起伏不定,而当数字平稳,甚至逐年递增时,一定是相对解决了吃饭问题。

明末是外来农作物传入中国的第二个高峰,因新航路的开辟,胡萝卜、四季豆、洋葱等摆上餐桌。而最重要的,是有了拯救苍生的番薯和玉米,以及大幅度提升出油率的花生、向日葵。

在清代满汉全席中,“炒”家军就占了半壁江山,有爆炒田鸡、炒墨鱼丝、糖炒大扁、牛柳炒白蘑、蚝油牛柳、熘鸡脯、素炒鳝丝、炒时蔬、抓炒鲤鱼、炒银鱼、炒白虾、五彩炒驼峰、爆炒鱿鱼、炒虾仁儿、炒腰花儿、炒蹄筋儿、炒丝瓜、爆三样儿等等等等。

清炒、干炒、爆炒、糖炒...乾隆初年国人约一亿四千三百万,至道光十四年(1834)竟逾四亿。清末,随着西方列强纷沓而至,辣椒、西红柿、西葫芦、菜花等粉墨上桌,中国迎来农作物传入的第三个高峰。

这时的炒菜,什么西红柿炒蛋、酸辣土豆丝乌央乌央都有了,整体也大致有了今日模样。

所以在很多历史剧中,无论宫廷民间都大搞饕餮盛宴,这实际是迥然于古人“三餐”的。而当舶来品成为家常,祖先系念的茱萸、冬葵们也就此隐退,相关菜谱终究难以还原。

除了韭菜。

韭菜抗寒耐热极为顽强,全国各地均有栽培。哪怕是北方冬天,地上部分就算冻死,地下的也至少在休眠,开春便有新芽。

汉代有“韭卵”,今天花样就更多了,能炒鸡蛋,炒豆干,炒豆芽,包饺子,烙盒子…

能吃到这口纯粹的中土滋味,实属幸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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