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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铜器铭文中的“康宫”问题，向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罗振玉在《夨彝考释》一文中较早提出“康宫”为康王之庙的看法，其后唐兰对“康宫”问题进行系统论述，确立了相关铜器的断代标准，即著名的“康宫原则”。此说一出，信者甚众。而郭沫若则指出“康”乃宗庙美称，否定了“康宫”的断代意义，陈梦家、赵光贤、杜勇等学者亦不同意唐兰之说。关于这一问题，至今仍无定论。西周早期铜器鲁侯簋铭文中的“明公”，同时出现于与“康宫”问题密切相关的令方彝中，两器年代可相系联，如果能对鲁侯簋年代进行可靠的断定，将有助于解决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 鲁侯簋的年代 关于鲁侯簋的年代，郭沫若定为成王世，唐兰定为昭王世。诸说不同主要是基于对铭文中“明公”身份及相关史事的不同理解。笔者认为，鲁侯簋铭可与《尚书·费誓》及《史记》记载相联系，所记当为西周早期征伐淮夷、徐戎之事，铭文中“王”即成王，“明公”为周公之子，“鲁侯”即伯禽，其器当在成王世。基于此，令方彝及相关器铭中的“康宫”并非康王之宗庙。现结合鲁侯簋年代及铭文内容，对金文中的“康宫”问题再作补义。为便讨论，兹录铭文：“唯王令明公遣三族伐东国，在狝，鲁侯又（有）咎工（功），用作旅彝。” 铭文记载周王命令明公伐东国之事，篇幅不长，但对于判定明公身份及周初史事至关重要。可以看出，此时明公已掌握王朝军政大权，既称“明公”，说明此时应当在作册令方彝所记明保初受册命之后，鲁侯簋年代当在成王世，理由如下。 其一，“王令明公遣三族伐东国”当指成王平叛淮夷、徐戎之事。周初东征是西周历史上的大事，《史记·鲁世家》载：“伯禽即位之后，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并兴反。于是伯禽率师伐之于肸，作《肸誓》。”《逸周书·作雒解》：“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奄”在曲阜附近，学者多无异说。周公平叛了三监之乱，周公子明保继续受王命“遣三族伐东国”，铭文这条记载可以和传世文献相对照，据《周本纪》：“成王既迁殷遗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 不难看出，成王曾东伐淮夷，并亲自到达奄地。其后，自奄归，又有“袭淮夷”之举，铭文所记“唯王令明公遣三族伐东国”与文献所记成王时期向东征伐淮夷系列战争正相吻合。与成王践奄相关的还有西周早期器禽簋，其铭文为“王伐蓋侯，周公某禽祝，禽有肇祝，王易金百寽，禽用作宝彝”。 铭文同时出现“王”“周公”“禽”等，年代较为确定。铭文中的“蓋”，郭沫若较早以为是“楚之异文”；而陈梦家则疑为“蓋”，即践奄之“奄”，认为“奄、盖并训覆而古音并同”。《左传》中的“商奄”，《墨子·耕柱篇》《韩非子·说林上》均作“商盖”。唐兰亦认为铭文中“王伐蓋侯”即是《书序》所说成王践奄之事，奄在今山东曲阜。铭文所记为周初伐奄之事，“王”即周成王，周公即周公旦，禽即伯禽，人物关系清楚，所涉史事与传世文献对照明确，足证明公簋中的王即周成王。 其二，铭文“在狝”之“狝”当即《尚书·费誓》所载伯禽誓师之地。今通行伪孔本《尚书》有《费誓》，记载鲁侯伯禽伐徐戎淮夷的战前誓词。《史记》作“肸誓”，《集解》引徐广曰：“肸，一作'鲜’，一作'狝’。”而《尚书大传》作“鲜誓”，《礼记·曾子问》郑玄注以及《说文》均作“粊誓”。关于诸字异同关系，学者们多有辨析，刘起釪论证尤详。而郭沫若较早认为此字上半部分从犬字从尒，下半部分所从是邑字，即肹、粊等的本字，本作狝。肹、粊、鲜均假借字。他将此器铭与《费誓》篇联系，可为发覆之论。据《鲁世家》及《书序》：“鲁侯伯禽宅曲阜，徐夷并兴，东郊不开，作粊誓。”《费誓》中誓词的作者系鲁侯伯禽。那么鲁侯簋铭文中的“鲁侯”也应当是指伯禽。 其三，传世文献所载西周早中期的鲁公中，除了伯禽有参与征伐淮夷、徐戎的战功外，其他鲁公并无战伐之事。据《鲁世家》所载伯禽之后鲁国早中期世系： 鲁公伯禽卒，子考公酋立。考公四年卒，立弟熙，是谓炀公。炀公筑茅阙门。六年卒，子幽公宰立。幽公十四年。幽公弟沸杀幽公而自立，是为魏公。魏公五十年卒，子厉公擢立…… 鲁侯簋铭文“鲁侯又（有）咎工（功）”，“咎”字习见于甲骨卜辞，郭沫若以为此即“骨”所从之“冎”字，读为过，解为优越，“过工”即优越之战功。马承源读为“咎”，训为大，“咎工”为大功。两说意近，说明鲁侯在伐东国过程中立下显赫战功，其身份事迹与文献中的伯禽正相吻合，那么与此事对应的王自然是成王。 其四，文献记载，成王之后的西周早期诸王亦无征伐东国之举。成王崩，康王即位，据《史记·周本纪》：“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而到昭王世，文献记载尤为简略，仅记其南征不返之事，并未提及征伐东国。《周本纪》载：“康王卒，子昭王瑕立。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古本《竹书纪年》记：“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至穆王时，《周本纪》载：“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闵文武之道缺，乃命伯臩申诫太仆国之政，作《臩命》。”周王朝对东国的征伐乃国之大事，目前传世文献关于西周早期诸王的记载中，只有成王时期有征伐东国之事，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康、昭、穆三王时期也曾有过征伐东国的举动。 “康宫”并非专指康王宗庙 由以上分析可知，鲁侯簋年代当在成王世，铭文中的“鲁侯”即伯禽，“明公”为周公之子，与伯禽同辈，铭文所记伐东国之事只能发生在周成王时期。再看作册令方彝铭文：“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乙酉，用牲于康宫，咸既，用牲于王。”周公子明保接受周王册命之后，下文即称“明公”，与鲁侯簋铭中之“明公”系同一人。由此可以判断，作册令方彝年代亦当在成王之世，而不会晚至于昭王世，令方彝铭文中的“康宫”自然也就不可能是康王之宗庙。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湖北随州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出土曾公求编钟，铭文提及曾国在西周初年的始封，有“淑淑伯括，小心有德……王客（格）我于康宫，乎厥命，皇祖建于南土”之语。“伯括”学界一般认为即文献中的“南宫括”，亦出现于曾侯與编钟铭文中“伯括上庸，左右文武，挞殷之命，抚定天下”，两钟铭可相对读。曾公求钟铭“王客（格）我于康宫”，“我”当如杜勇所指出的，即下文的“皇祖”，也即曾侯與钟铭的“南公”。据《尚书·君奭》及曾侯與钟铭“伯括上庸，左右文武”之语，不管“伯括”是“南公”的前辈还是两者为同一人，其在“康宫”受册命的年代必然不会晚于昭王时期，由此可证“康宫”非专指康王之宗庙。 金文中的“康宫”牵涉问题众多，鄙意一部分器铭中“康宫”表示康王宗庙与康王之前即存在“康宫”并非截然对立，如郭沫若所论，“康”字最初可能是宫庙之美称，后被用作康王谥号，“康宫”便有了康王宗庙的含义。因此，西周铜器铭文中的“康宫”并非专指康王宗庙。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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