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普、龙涛 | 现代种族主义的嬗变及其个人主义根源

天津师范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

本期导读：李广文，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政府治理与公共政策专业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民族研究》2022年第1期，已在中国知网上线，感谢读者推荐，同时也感谢作者同意授权转载。

作者简介：

马德普，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

龙涛，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在宣扬自由、民主、人权的西方社会，种族主义盛行不衰的重要根源之一是西方文明，尤其是英美文明中的个人主义。现代西方种族主义的嬗变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而个人主义均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种族主义的发轫阶段，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个人主义助推黑人奴隶制的制度基础从宗教差异转变为种族差异，并促成了宗教神学话语的理论论证。在启蒙运动阶段，自由主义思想家对种族主义的辩护，使他们所宣扬的社会契约实际上成为自由平等幻象下的“种族契约”，契约论所蕴含的政治个人主义孕育了公民民族主义，助推了民族国家的形成；公民民族主义的竞争性和支配欲与民族国家的排他性为种族主义提供了动力，使得西方的自由民主建立在种族清洗的顶峰之上。在奴隶制被废除和殖民统治瓦解之后的阶段，以文化种族主义和色盲种族主义为主要形式的当代新种族主义，借着反种族主义话语的掩饰，将维护白人特权的种族主义潜藏于文化差异或个人主义话语当中。个人主义是种族主义的重要思想根源之一，这一认识对于认清西方文明的内在困境，消除种族主义，构建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种族主义；个人主义；奴隶制；种族契约；新种族主义

自美国的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事件以来，西方反种族主义运动迎来高潮，这使得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的种族主义问题再次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虽然美国的种族关系在民权运动以后有了一定的改善，但事实证明，种族主义并未远去。相反，随着西方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和特朗普的执政，作为社会暗流的白人至上运动再次浮出水面，种族主义在当代西方社会仍然存在进一步扩大的趋势。那么，种族主义为何能在宣扬自由平等人权的西方社会如此根深蒂固顽强生存呢？对于这一问题，当前学界主要存在三种解释路径：一是人性论，认为“种族仇恨存在于人类的本性当中”。二是利益论，认为种族主义植根于白人特权（White Privi-lege）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自身利益。三是阶级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将种族主义与阶级问题联系起来，认为种族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结构中一种独特的压迫关系。在上述三种解释中，把种族主义归因为人性毫无疑问是解释力最弱的，因为，它无法解释为什么种族主义在白人之中最为流行，而在其他种族，比如华人中并不流行的事实。第二和第三种解释有较多的合理之处，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解释更有说服力，因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现实的经济政治结构对种族主义形成的作用。但是，对于社会结构的完整分析应包括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三个层次，现有的这两种解释无疑对西方种族主义所赖以形成的思想文化根源重视不够。尤其是将种族主义本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时，从意识形态框架内部探究其思想文化根源，便显得更为必要，是对现有解释的重要补充和丰富。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除了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结构因素之外，在古希腊时期已有了基因，基督教初期就开始萌芽，并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成长壮大的个人主义，是西方白人种族主义重要的思想文化根源。细数现代种族主义的几个发展阶段，都与个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种族主义之发轫与个人主义的勃兴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乔治·弗雷德里克森（George M. Fredrickson）指出，“现代种族主义存在两种主要形式：针对有色人种的白人至上主义（whtie supremacy）和反犹主义（antisemit-ism）的本质主义版本”，其中，在二战和以色列建国之后，反犹主义不再成为种族主义的主要形式。因此，本文所探讨的种族主义主要是指针对有色人种的白人至上主义、西方文化或白人种族优越论、西方中心论，以及基于这种偏见的种族歧视、种族暴力、种族奴役和种族清洗等行为。这种形式的种族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态度或信仰，也代表着一系列思想和实践，与建立在以肤色或文化为表征的种族差异基础之上的种族等级制度密切相关，是“一种具有一定复杂性的西方的和现代的现象”。

种族主义的诞生，与贩卖黑奴的奴隶制是分不开的。埃里克·威廉斯（Eric Willams）曾说：“奴隶制是种族主义的起源，种族主义来自种植园的经济要求”。欧洲殖民者主导的黑奴贸易早在15世纪便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而兴起，1441年，第一批非洲人被贩运到里斯本，开启了奴隶贸易强迫非洲人向海外移民的先河。1453年，为了使殖民扩张和奴隶贸易合法化，葡萄牙人祖拉拉（Gomes Eanes de Zurara）通过将非洲奴隶贸易视为传教士的探险活动，“完成了对非洲奴隶贸易的首次辩护”。此后不久，罗马教皇尼古拉五世（Nicholas V，1454）和加里斯都三世（CalixtusＩＩＩ，1456年）先后颁布教皇训令，正式授权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五世（Alfonso V）在非洲地区夺取土地和奴役异教徒，并将此行为定义为传播基督教的一次十字军东征。在哥伦布发现美洲的第二年（1493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VI）进一步将这一授权范围从非洲扩展到了美洲。

据此，当时处于思想统治地位的基督教为近代早期的黑人奴隶制提供了合法性辩护，使其建立在信仰差异的基础之上，目的是传播基督教，将异教徒转化为基督徒。借着基督教会的大力支持，继葡萄牙之后，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也先后加入黑奴贸易，大西洋奴隶贸易和美洲奴隶制迅猛发展，“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了价值，殖民地造成了世界贸易，而世界贸易则是大机器工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至此，非洲彻底沦为商业性猎获黑人的场所，美洲在奴隶贸易和奴隶劳动的基础上逐渐构筑起黑人奴隶制，极大地推动了欧洲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发展。

不过，基督教的支持虽然有助于黑人奴隶制取得合法性依据，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甚至阻碍了奴隶制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就理论层面上讲，和种族肤色不同，宗教信仰是可以变易的，只要黑人改宗基督，奴役便丧失了合法性；另一方面，奴隶制本质上毕竟与基督教所宣扬的人道主义和普世主义相背离。根据基督教的上帝创世论和人类同源论，不同种族的人都是上帝所造，普世范围内基督徒一律平等，没有哪个种族比别的种族更公义，上帝不偏待人。为此，许多地方教会，包括教皇保罗三世（PaulＩＩＩ）都对这些奴役行径提出抗议，认为将这些“无辜的”异教徒沦为奴隶阻碍了他们的皈依；幸存的土著加那利人便因此通过皈依基督教，最终获得了自由，并以通婚的形式成功融入西班牙社会；即便是在十七世纪早期到中期的北美殖民地，黑人奴隶们也经常以基督徒的身份要求自由。

然而，伴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和美洲殖民地的快速发展，劳动力需求量急剧增加。这种情势要求奴隶制突破基督教的既有束缚，将制度基础从信仰差异转变为种族差异，以种族和肤色为特征，建立一种被认为反映了自然法则或上帝意志的永久性的种族等级制度。率先在制度层面推行种族主义的是弗吉尼亚殖民当局。17世纪中后期，弗吉尼亚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法律，不仅对奴隶制给予了实际承认，更明确规定，奴隶可以受洗成为基督徒，但皈依宗教并不意味着自由。此后，北美其他殖民地纷纷效仿，黑人奴隶通过皈依基督获得自由的可能性被彻底剥夺，也在法律层面丧失了包括人格在内的一切人身权利而沦为白人财产的一部分。到18世纪，以种族差异为基础的黑人奴隶制在北美殖民地普遍建立，种植园奴隶制成为殖民地经济生活的重要基础。相应地，一种较为系统的种族主义理论逐渐盛行，试图诉诸宗教话语，以求突破基督教普世性观念的约束。神学家们利用《圣经·创世纪》中挪亚（Noah）对含（Ham）及其子迦南（Canaan）的诅咒，认为非洲黑人是迦南的后裔而被上帝指定为奴隶种族，对其毫无顾忌地加以奴役，恰恰是神意的体现。

除了宗教话语之外，为种族主义提供理论辩护的世俗话语，是17世纪开始兴起的人种学说以及与此相伴随的种族优越性学说。它把不同种族之间的肤色、风俗和文化差异等级化，宣扬白种人及其文化的优越地位，“其作用在于使得一种意味着由种族偏见造成的统治制度的剥削模式合法化”。不过，这种种族主义虽然用神学话语和人种学话语来包装自己，但推究其深层的社会根源，则与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又译个体主义）文化传统以及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密切相关。

作为一种界定人与社会关系的道德哲学观念，个人主义的基因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方古典时代。古希腊早期的一些自然哲学家把万物本原归结为单一物质（或元素）的本体论思想，尤其是留基波（Leucippus）和德谟克里特（Democritus）的原子论思想，为个人主义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奠定了世界观基础。此后，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思想，利科夫龙（Lycophron）开创的契约理论，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对个体多样性的重视，伊壁鸠鲁（Epicurus）学派对纯粹自我享受的追求，斯多葛学派（（the Stoics））关于独立而自足的个体的主张，以及早期基督教关于个人得救的思想，均或多或少地潜藏着个人主义的因子，并为近代的原子论个人主义提供了灵感。因此，尽管个人主义的出现时间争议颇多，传统意义上多认可马克思的观点，将个人主义视为17-18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结果，但很多当代学者追溯认为，早在资产阶级出现之前，个人主义便已经有了一定发展，但可以肯定的是，个人主义基因深植于西方文化内部，是“西方思想史上最根深蒂固的观念之一”，是“现代西方道德哲学和政治理论的基石”，甚至整个西方历史就是“个人主义不断增长的过程”。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主体性、独立性和自主性，重视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主张自我支配和自我控制，把自我视为目的，把社会和他人视为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是一种以个人（自我）为中心对待社会或他者的思想观念。这种观念如果说在古典时代还只是基因和胚胎，那么伴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兴起，它便有了适宜的土壤，开始迅速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并反过来有力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个人主义在经济领域发展起来，形成所谓的经济个人主义。典型的经济个人主义主要强调每个人都是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相加，使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最有效机制就是自由竞争的市场和私有财产制度。这种个人主义增进了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自由，而这种自由在英美自由主义传统中也被理解为“不受外在限制地满足自身欲望和激情的能力”。在殖民掠夺和奴隶贸易这个阶段，经济个人主义基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需要，主要反对来自教会或国家的经济控制，试图将现有奴隶制下的奴役关系和财产关系加以巩固和深化。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相对于其他国家之所以比较成功，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有英国政府的特许状，英国殖民者的经济活动有着较大的自由和财产权保证。同时，作为黑人奴隶制的初始支持者和受益者，教会本应负责精神和灵魂的救赎，却由于过多地涉足世俗事务而不可避免地受到经济个人主义的影响，反倒“对于'精神的东西’和从事于'精神的东西’已经毫无兴味”。在个人利益的驱使下，教会的腐败越发严重，部分教士甚至不惜扭曲《圣经》意涵，转而为种族主义辩护。应该说，维护和增进个人利益是一般人的行为规律，但是，当把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观念正当化且不受道德约束时，它就成为激励殖民掠夺和奴隶贸易等种族主义行为的重要动力。

宗教改革中形成的宗教个人主义则起了弱化乃至摆脱道德约束的作用。宗教个人主义就是强调，个人信仰上帝不需要教会和教士作中介，他对自己的精神命运负有主要责任，他有权利和义务以他自己的方式直接建立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并依据自己的理解去解释《圣经》。体现这一思想的就是路德（Martin Luther）在宗教改革中提出的“唯信称义”说。结果如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说，在宗教改革之后，“《圣经》被译为英语，所有能读英语的人……都认为自己能与全能的上帝交谈，并理解上帝所说的话……对新教归正宗及其对主教与牧师们应有的崇敬与顺从都烟消云散。所有人都成为宗教的裁判者，所有人都可以自己解释《圣经》”。宗教个人主义的勃兴，不仅消解了教会的权威，而且也为多元化的教义阐释和个人的行动自由提供了可能。路德就认为，只要你信仰了基督，无论自己有什么样的罪恶，都是可以由基督替你承担的：“耶稣基督俯首弯腰，让罪犯跳到他的背上，以此将他们从死亡中解救出来……当你知道自己的罪恶附在他身上，那么你就会很安全，不至于有罪恶、死亡或堕入地狱之虞。基督教的教义并没有什么，就是要不断地训练一种无罪的感觉，只要将你的罪恶丢给基督，即使你有罪，也会感觉无罪。……罪恶并不能使我们和基督分开，我们可以一天作一千次的通奸，或一千次的谋杀行为。”由路德开启的宗教个人主义，顺应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内在要求，把基督徒从中世纪基督教约束欲望的罪感文化中解放了出来，也把资本追逐利润的贪欲和冲动给释放了出来，并为白人殖民者因追逐财富而实施种族主义恶行解除了道德负担，打开了方便之门。本来是对欲望起平衡作用的宗教和道德，现在成了欲望的共谋和庇护者。于是，与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经济个人主义提供强劲动力，宗教个人主义提供便利，二者的相互配合共同打开了种族主义的潘多拉魔盒。

二、启蒙运动时期的“种族契约”与政治个人主义

时至18世纪，伴随着启蒙运动的蓬勃发展，自由平等思想逐渐在西方社会占据主导地位，并促进了美法等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在这种思想和政治氛围中，实践中的种族主义活动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日益扩大：以自由平等原则立国的美国，不仅在1787年宪法中把奴隶制加以合法化，而且随着向西部的殖民扩张，与种植园相联系的奴隶制不断得到扩展，对土著印第安人的种族屠杀和种族清洗也愈演愈烈。法国革命以后，虽然法属殖民地的奴隶制被立法废除，但殖民扩张却大大增强。思想和现实的这种巨大反差似乎让人费解，但是仔细研究可以发现，在启蒙思想家内部，在自由平等理论内核中，早已为种族主义预留了足够的空间。这一点从近代自由主义启蒙思想家洛克（John Locke）、伏尔泰（Voltaire）、休谟（David Hume）、康德（Immanuel Kant）思想中所蕴含的“种族契约”即可看出。

作为自由主义创始人的洛克也是种族主义制度实践的亲身参与者。他早在1663年就是非洲皇家冒险者公司的投资人，这是最早从事大西洋奴隶贸易的英国公司。当该公司于1672年重组为皇家非洲集团并获准垄断英国奴隶贸易之后，洛克还多次追加投资，并获益颇丰。不仅如此，洛克还支持在新殖民地施行奴隶制。1669年，作为卡罗来纳领主秘书，洛克手书起草了《卡罗来纳基本法》，不仅承认黑奴制的存在，还追随弗吉尼亚的脚步，强调皈依基督教亦无法免除奴役，“任何卡罗来纳的自由人都对其黑奴拥有绝对权力与权威，无论其宗教信念与信仰如何”。此后，洛克还于1696年被议会任命为“贸易和种植园委员会”的新委员，成为该组织的主要推动力，“和其庇护人沙夫茨伯里伯爵一样，对殖民地的商业繁荣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实际上，洛克在《政府论》中提出的劳动财产权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为北美殖民者侵占印第安人的土地进行合理化论证的。按照他的理论，印第安人仅仅用来狩猎的土地属于无主物，因为他们没有开垦它，也即没有把劳动施加在土地之上。对于这种无主物，印第安人是没有合法的所有权的，而殖民者则有权通过开垦而拥有所有权。洛克的理论之所以在美国革命中大受欢迎，就是因为它最大程度地迎合了北美殖民者的利益需要。

伏尔泰则颇能代表启蒙时期模棱两可的种族主义态度，既反奴隶制，又反黑人。一方面， 伏尔泰总体上对奴隶制持批评态度，谴责基督教容忍奴隶制；另一方面，“通过引述伏尔泰大量 作品中对犹太人和黑人的零星引用，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把他描绘成第一个彻头彻尾的现代种 族主义者”。对于黑人，伏尔泰不仅在文字上极尽轻蔑和贬损，还运用一种反宗教话语为种族主义态度加以辩护。他拒绝正统神学的人类同源论，主张人种多源论，认为各人种是不同的物种，他们各自独立发展，具有永久不平等的属性。其中，文明的白人，“是比黑人更为高级的人种，正如这些黑人比猴子高级，亦如猴子比牡蛎和此类其他动物高级”。

休谟在秉持人种多源论的基础上，更为系统地运用经验主义话语为种族主义辩护。在《民族的特征》一文中，他有一个著名论断受到种族主义者和奴隶制捍卫者的追捧，“黑人（ne-groes）和一般意义上的所有其他人种（因为有四、五个不同的种族）都要比白人（whites）本性低劣”。他认为，从族群意义上讲，有色人种从未创造过文明，没有独创性的制造、艺术和科学，哪怕是最野蛮的白人（如古代的日耳曼人和当时的鞑靼人），在英勇和政府治理形式等方面也仍然更为突出；从个体意义上讲，除了白人，也没有其他个体能够在行为和思想领域表现卓越。在休谟看来，有色人种的低劣本性源自大自然以种族为单位的区分和赋予，譬如黑人没有任何优越之处，天生就不具备创造科学和文化所需的特殊智力。这种种族差异永久存在而不可补救，黑人只能通过服从和模仿白人来达到人类境界。因此，“虽然休谟通常被视为偏见和不宽容的敌人，但他也是一位臭名昭著的哲学种族主义支持者”。

休谟的论断对康德影响颇深，后者进而成为科学种族主义理论的先行者。在《对美好和崇高感情的观察》（1764年）一文的第四节，康德不但毫无保留地对休谟关于非洲黑人（Negroes of Af-rica）的批评加以吸收，强调黑人和白人“在理性思维能力方面的差别和在皮肤颜色方面的差别一样大”，而且还试图为这些经验主义观察提供所谓科学论证，即种族遗传决定论。他认为，非洲黑人的低劣，不仅是社会环境（即奴隶制）的塑造结果；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愚蠢，是由一种种族特性所决定的，经由生殖遗传的方式流传下来，肤色正是不可磨灭的标记。在这种遗传模式的决定下，种族低劣的印记，涵盖所有黑人而毫无例外，他们绝无可能受到教育和纪律的熏陶而有所改善；即使再完善，他们的人性也不可能得到发展。在18世纪后半叶，“科学种族观”尚未出现，正是由康德发明了科学的种族概念和种族理论，推动了科学种族主义的发展。

诚然，洛克、伏尔泰、休谟、康德等自由主义启蒙思想家，阐发了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对现代社会的价值形塑有着深远影响。然而，他们在不同程度上的种族主义言行则证明，“人人生而平等”的口号背后却潜藏着“黑人非人”的思想底色，他们所描绘的社会契约蓝图非但不具备所谓的普遍性，其实质还极具限制性和排他性。就种族意义而言，这种社会契约先验地认定非白人的亚人格（subpersonhood）和白人的人格同时存在，并依据这种种族本体论实际上将黑人为代表的有色人种排除在社会契约之外；平等和自由便仅仅局限于白人之间，而与其他人种无涉。对此，美国建国早期的政治实践也从现实层面肯定了这种排他性契约的存在。为什么宣扬自由、独立和平等的殖民者能够与奴隶制并存于世？最为自洽的理论解释来自查尔斯·卡罗尔（Charles Carroll），他在签署《独立宣言》的同时，宣称“黑人是野兽”，借此，非人化的黑人族群连最为基本的人格平等也无法享有。哪怕是黑人心中“伟大的解放者”林肯（Abraham Lin-coln），在内战前也“从来都不赞成以任何方式使黑人在社会上和政治上与白人完全平等”。

因此，正如斯托克斯（Curtis Stokes）和梅伦德斯（Theresa Melendez）所揭示的，启蒙思想家们所阐发的自由主义，其表面上的中立性和普遍性均是虚幻的，实质是一种种族自由主义（Racial Liberalism），在这种自由主义中，人格的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利、义务和政府责任的落实清单都被种族化了。 相对应地，作为理论载体的社会契约，实际上也是一份种族契约，是白人订约者之间的一份协议，旨在为了白人的利益而将作为非订约者的有色人种置于附属地位，进而合法地加以剥削。

实际上，正是种族式的契约观念所包含的政治个人主义为种族主义提供了政治动力。政治个人主义强调，政府的权力来自经由契约的个人权利让渡，政府的合法性来自人民的同意，保护个人权利和自由是人们设立政府的目的。政治个人主义观念率先在英国孕育出了个人主义的公民民族主义。按照里亚·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id）的说法，这种民族主义一方面把行使主权的人民视为民族，另一方面又认为可被观察到的人民主权只能是属于人民的个体行使主权，而且只有实际行使主权的个体才是民族的成员；这种观念被其在美洲的殖民地所继承，并在后来成为美国的特征。 “民族主义天生是具有竞争性的，因此，一种新的强大精神和支配欲望首先激活了英国，然后相继激活了欧洲和由欧洲派生出来的各个国家，很快就使它们能够将自己文明的集体意志强加给全世界”。实现其支配欲望，并最终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全世界的工具，就是这种民族主义在西方推动建立的以自由民主为基本制度的民族国家。自由民主的民族国家虽然颠覆了基督教会和封建君主的统治，是人类政治发展的一个伟大进步，却同时强化了当时流行的纯净血脉（limpieza de sangre）意识。因为在这种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国家认同的建构和自由民主制度的运转，都依赖其人民具有某种共同而稳定的民族特征，尤其是语言、文化和价值观方面的共同特征。所以，自由主义思想家密尔（J.S.Mill）说：“在一个由不同的民族构成的国家，自由制度简直是不可能的。在一个缺乏共同感情，特别是语言不同的人民中，不可能存在实行代议制政府所必要的统一的舆论。”这实际就是说，没有同质的民族特性，自由民主制度是无法顺畅运转的，而且这种国家也是容易分裂的。正是由于这种同质性的要求，在北美殖民地，“一方面，殖民者把自己分为多种利益和阶级，而他们在自由民主制度中的政党代表了这种多样性。另一方面，这整个的人民具有单一的'文明’的性质，不包括'当地人’、野蛮人、东方人等等”。 由此可以看到，自由民主的民族国家从其本性上就是具有种族（或民族）排他性的。这种排他性加上格林菲尔德所说的民族主义的竞争性和支配欲，即使并不必然导致种族奴役、种族清洗和种族屠杀式的种族主义，也为这种种族主义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一旦条件成熟就会转化为现实中的种族主义暴行。德国的族裔民族主义，就是在自由主义鼓吹 生 存竞争优胜劣汰的殖民地争夺中，直接成长为纳粹种族主义的。用路易·迪蒙（Louis Dumont）的话说，正是现代个人主义广为流传的表象———“人人与人人斗争”，迫使希特勒将种族视为共同体唯一有价值的基础和历史的唯一原因，“种族”成为希特勒的个人主义观念中在共同体方面所能接受的唯一残留物，在这里人们拥有共同的想法，而且能够生活在一起。也正是因为个人主义对整体主义表象的解体，才导致了种族主义。

英美个人主义的公民民族主义虽在表面上蒙着普遍主义的面纱，似乎只要是一个个体就能够成为其民族的一员，但实际上，在客观的种族差异和当时盛行的种族（或文明）等级观念的影响下，这种个体从不是真正平等意义上的个体，而是具有相同文化或者肤色的个体。这种作为民族成员的个体，在英美殖民主义的早期历史中体现为英格兰民族的个体，后来又扩大到白人种族的个体。至于殖民地境内有色人种的那些个体，是长期不被纳入到这些白人组成nation（民族）之中的，也是无资格与白人一起订立组成state（国家）的契约从而分享主权的；不仅如此，在白人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动机驱动下，这些有色人种的个体还都成了被奴役、压迫、屠杀和清洗的对象。对此，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在《民主的阴暗面》一书中就曾指出，“蓄意谋杀的种族清洗是民主时代的一大危险，因为在多种族状态下，民治理想开始使得demos与占支配地位的ethnos交织在一起，产生了民族（nation）和国家（state）这样的有机观念，它们鼓励对少数民族实行清洗的行为”。他认为，虽然稳定的按制度运作的民主政权较少可能实施蓄意谋杀性种族清洗，但民主化却是与清洗携手同行的。因此，“自由民主建立在种族清洗的顶峰之上”。 迈克尔·曼把实施民主制度的殖民者和非民主制度的殖民者做了对比，得出的结论是：“越是体现殖民者民主，不管是事实上还是理论上的，谋杀性清洗就越多。”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是美国建国初期最具民主意识的总统，他不仅本身蓄奴，而且在对待印第安人时还非常凶残。在其总统任内，他支持白人夺取了印第安人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与印第安人的战争中，他宣称：“如果任何时候我们不得不对任何部落举起斧头，我们将不会将其放下，直到该部落被根除或赶离密西西比河……战争中，他们会杀死一些我们的人；而我们将消灭其全部。”迈克尔·曼借用华莱士（Anthony Wallace）的说法评论道，“杰斐逊的'我们－人民’观是平等的和民主的，但种族上是排斥性的，因为人民，作为文明人，在文化上是同质的。殖民者民主越广泛，种族排斥性就越普遍，待遇就越糟”。

信奉自由平等的个人主义者之所以难以跳出种族主义的窠臼，也与个人主义内含的人性假设有一定的关系。个人主义宣扬人的主体性、独立性和自主性，强调自我支配、自我控制和个人自由时，其内含的一个基本前提假设就是把理性作为人的根本特征。换句话说就是，只有理性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主体，才能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才有能力支配自我、控制自我，摆脱外在权威的控制，成为自由的人，也才有资格享受平等的权利。“相信理性是人类的决定性特征，从而相信每个人的理性，而这正是个人主义的基础”。 然而，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者虽然理论上宣扬抽象人之间的平等，但当他们把现实中不同种族的人在理性上区分出高低时，这种所谓自由平等的“人”就已经被隐晦地限定在白种人身上了。于是，他们所宣扬的平等就成了有理性能力的自由人之间的平等，他们为组成nation或state要订立的契约，也只能是这些理性能力强、文明程度高的自由人（也即白种人）之间的契约。对此，弗雷德里克森一针见血地指出，“平等的前提和对某些群体的强烈偏见之间的辩证互动，似乎是种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或世界观全面繁荣的先决条件”。

三、当代新种族主义与个人主义

随着资本主义矛盾运动的发展，以平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蓬勃兴起，并深刻地影响了自由主义的发展。从19世纪后期开始，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古典自由主义就开始吸纳社会主义的一些要素向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有人也称其为“现代自由主义”或“社会自由主义”）转变，与此相适应，旧个人主义也逐渐向新个人主义转型。新个人主义的特点之一就是承认人的社会性。如美国新自由主义的代表杜威（John Dewey）针对旧个人主义把个人想象为孤立原子的观念就指出：“不受团体组织——无论是家庭的、经济的、宗教的、政治的、艺术的，还是教育的——约束在一起的个人只是些怪物。设想把它们维持在一起的联系只是外在的，而并不反作用于思想与性格，从而产生个人的心性结构，这种想法是荒谬的。”新个人主义的另一个特点是强调合作的重要性。杜威认为，新型的个人应该是“其思想与欲望的模式与他人具有持久的一致性，其社交性表现在所有常规的人类联系中的合作性”。这些新的观念大大影响了人们对人与人以及族群与族群关系的认识，并对种族优越、种族歧视种族奴役等种族主义思想构成冲击。

日益增长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加上新自由主义在个人主义观上的转变，使得个人权利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都逐渐得到了扩展。它一方面要求权利主体的边界应超越白人种族的界限，另一方面，要求权利的权项要超越财产、自由等权利的局限，向机会、教育、就业、保障等福利权扩展。第一方面的进展直接促进了殖民主义以及与此相伴的种族清洗和奴隶制的式微。美国内战以后，黑奴制度基本废除。进入20世纪以后，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北美等地的种族清洗也基本告一段落。这既与上述观念的变化有关，也与当地的土著人已被残酷清洗，剩余的已被赶进保留地隔离开来有关。另外，两次世界大战和反法西斯斗争，激发了非西方社会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西方白人的殖民统治也宣告瓦解。

但是，新自由主义的形成并不意味着旧的或古典的自由主义就销声匿迹了，新个人主义的出现也不意味着以自我为中心或个人至上的旧个人主义就不存在了。事实上，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观念依然顽强地存在，并以新的理论形式在不断发展着。如19世纪后期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基础对古典自由主义基本理念的重新阐述，20世纪伯林（L-saiah Berlin）以价值多元论为支点对古典自由主义原则的新辩护，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以进化论理性主义为依据对自由主义精神的新阐发，诺齐克（Robert Nozick）以不存在“社会实体”、只存在“个别的人”为基本理由对自由主义个人权利观念的新解释，等等。这些理论家的阐释工作都在不断维系着一些人的旧个人主义观念。这些观念的存在及其弊端，也是20世纪后期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兴起的主要原因。其中，社群主义强调个体的社群性和其文化身份或族群身份的重要性，共和主义强调公民公共精神的重要性，二者都试图克服个人主义的弊端。在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不断交锋，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共和主义不断论争的思想背景下，种族主义既受到批判也顽强而隐蔽地存续下来，并持续地威胁着现代社会。以美国为例，南北战争的胜利虽然废除了奴隶制，但黑人们并未迎来彻底的解放，而是变为吉姆·克劳法（Jim Crom laws）统治下的种族隔离制度；哪怕这一制度在1964年民权运动后宣告终结，但社会中或隐或现的种族歧视、种族仇恨和种族暴力依旧如影随形。相应地，借助反种族主义话语的掩饰，当代新种族主义理论主要采取了文化种族主义和色盲种族主义两种隐蔽形式。

所谓文化种族主义（Cultural Racism），又称“差异论种族主义”，“其特点首先是对文化相 对论价值的翻转（'种族’向'文化’移位，断言各种文化是绝对无法对比的）；其次是放弃不平等 的主题而将文化差异绝对化，从而否定混合，肯定各种'文化’不可挽回的相互不可吸收性”。 这种文化种族主义的基本论点可追溯至德国哲学家赫尔德（J.G.Herder）的文化多元论。赫尔德用不可通约的文化本质取代了18世纪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普遍人性理念，他认为，民族是文化的实体，每个民族或国家都有一个独特而可能永恒的灵魂，即民族精神，每个民族的文化相互独立且自成体系，都有其独特而可能永恒的价值，不同文化之间不存在可比较性。为此，赫尔德主张，为了保护它的人民，该民族应该抵制外来或世界性的文化影响，因为它们会污染既有民族文化。赫尔德的思想促进了强调语言文化特殊性的族裔民族主义的发展。循着赫尔德的思路，南非首相维沃尔德（Verwoerd）阐发了种族隔离思想，强调只有通过相当程度的隔离和独立发展，才能保护每个民族独特而有价值的文化不受其他文化的污染，臭名昭著的班图斯坦（Bantustans）制度由此产生。该制度是南非白人政权为推行种族隔离政策对黑人族群实行政治上彻底分离的制度，又称“黑人家园制度”。自1948年维沃尔德执政以来，南非政府在本土建立了10个班图斯坦，将不同的黑人族群分别集中于此，让黑人成为各个班图斯坦而非南非的公民，白人从而得以继续控制南非。直到1994年，随着种族隔离的结束，班图斯坦才被废除。这一制度下的南非亦成为有史以来最全面的种族主义政权。当强调肤色等生理差异的传统种族主义声名狼藉之时，作为一种不依赖于生理差异的新种族主义形式，文化种族主义应运而生。文化种族主义不过是摒弃了原有的理论基础——生理差异，转而运用文化多元论话语，让文化差异发挥着生理差异曾经的作用。在文化种族主义那里，人类被严格划分为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群体，彼此之间遵循不同的文化准则且难以兼容，主张不同文化群体应保持距离，相互区隔开来，按照自己的路线发展。至此，文化种族主义以一种种族保护理论的姿态，为种族隔离政策和排斥移民主张提供了理论支撑。在种族隔离问题上，美国在二战后也越来越多地使用文化话语替代原有的种族话语，为其种族隔离政策辩护，即使是在民权运动之后，基于对黑人文化的刻板印象，对该文化的道德憎恶与谴责，依旧广泛存在于白人族群当中。在排斥移民问题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欧洲移民和难民问题的越发严重，以法国国民阵线为代表的欧洲极右翼势力，便开始诉诸文化种族主义话语，打着捍卫“法国精神”和“民族特性”的旗号，为其排斥移民主张辩护。在美国，随着种族主义色彩浓厚的特朗普入主白宫，那些主张阻止移民、维护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支配地位的右翼民粹主义势力也声势大振。近年来，不同形式的文化种族主义，已经越来越多地成为西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理论武器。

第二种形式的新种族主义是色盲种族主义（Color-Blind Racism），也被称为“没有种族主义者的种族主义”，意即看似没有种族色彩的种族主义。博尼拉·席尔瓦用这一术语来描述美国后民权时代持续存在的种族主义形式。与前民权时代的传统种族主义相比，色盲种族主义同样旨在“强化白人特权的整体社会关系和做法”，只是在表现形式上更加隐蔽，是一种“带着微笑的歧视”。在民权运动的冲击下，依托国家合法暴力实施的种族隔离制度和种族歧视政策变得难以维持，白人不得不设计各种各样的新策略以规避反歧视法。因此，在法律上的歧视被废除后，事实上的种族歧视依然存在，这既表现为政府、企业、宗教团体、教育机构或者其他有重大影响力组织的种族歧视行为，也反映在人们的言语、态度和不那么明显的种族主义行为当中。换言之，虽然系统性种族主义在法律制度层面得到了消除，但它在社会层面仍旧广泛存在，包括“社会通过相辅相成的住房、教育、就业、收入、福利、信贷、媒体、医疗保健和刑事司法等系统助长种族歧视的所有方式。这些模式和做法反过来又强化了歧视性的信仰、价值观和资源分配”。色盲种族主义的概念恰当地反映了当代新种族主义日益隐蔽的特征，即它试图通过掩盖种族不平等来延续现有的结构不平等，这表现为三个主要特征：

第一，对任何涉及种族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现代全球历史加以粉饰，掩盖种族主义盛行和白人特权地位的事实。西方的政治历史得到净化和重建，仿佛白人的种族统治和对有色人种的压迫不是历史的中心；至于原本是全球性的白人霸权和跨国的种族政治结构，也被粉饰得不复存在。阅读这些作品，人们永远也不会想到，现代性所建立的道德平等实际上受到了如此多的种族限制。第二，谴责过去的传统种族主义，但强调种族主义是过去的事，否认当前依旧存在。在民权运动取得成果期间，随着种族隔离政策的消除、平权行动和建立政府机构（如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等反歧视政策的陆续执行，美国的种族状况得到了改善。有鉴于此，无论是共和党关于种族历史终结的后种族主义叙述，还是民主党关于种族进步进程的叙述，二者都强调，种族主义已不再是有色人种的重大障碍。这意味着，在美国白人看来，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已经不复存在，社会上依旧存在的种族主义行为应归咎于个人行为，而与族群无涉。第三，高举着个人功绩和平等机会的旗号反对平权行动，认为平权政策是对特定群体的优惠待遇，侵犯了白人的个人权利和机会平等。同时，在否认种族主义现实存在的背景下，将有色人种的不利地位导源于他们的个人能力和文化缺陷，与种族主义无关。

纵观以上两种新种族主义，其中的一大特色在于，虽然它们依旧输出的是种族主义内容，但是其表现形式却是一系列反种族主义话语。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使种族主义者能够运用这些反种族主义理论为自己辩护呢？从经济根源上讲，这两种新种族主义仍然植根于白人特权的物质回报，“由于白人——或者说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种族的成员——从种族秩序中获得了物质利益，因此他们努力维持他们的特权。……这揭示了全世界种族结构和种族不平等的秘密。它们的存在是因为它们有利于占主导地位的种族成员”。 由此看来，自我中心、个人利益至上的个人主义依旧是两种新种族主义的驱动力量。

对于文化种族主义来说，尽管赫尔德的文化多元论对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形成挑战，但却并未完全跳出自由主义框架，两者还共享着个人主义的某些理念。赫尔德虽然批评自由主义忽视民族文化对个人的意义，但是他所主张的文化多样性，不过是将个人主义原则由个体转移到作为集体的文化实体身上，文化成为集体化的个体。他重视文化的个性，即每种文化的特性，把文化个性能否充分发展视为文化健全与否的评价标准。同时，他把这一原则运用于个人，强调每个人的个性，认为“每个人的行动都应该完全出自自我、按照内心深处的性格”。换句话说，无论作为文化的整体，还是作为人的个体，自我的个性具有根本的价值。这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在文化上的表现。而主张坚持和完善个体特性，充分地实现自我，也是以赫尔德为代表的德国浪漫主义个人主义的主要特点。

当然，文化种族主义在近些年的勃兴也与西方身份政治的出现有一定关联。身份政治最初是20世纪60年代西方左翼新社会运动的产物。这些运动“都代表此前不被看见、遭到压迫的人，每个人都对别人的视而不见心怀怨恨，都希望内在价值得到公众的承认。由此诞生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身份政治”。左翼身份政治虽涉及问题很多，但重点是反抗白人种族主义压迫，维护少数族裔、移民等边缘群体的权利。由此派生的多元文化主义主张和维护群体身份的“政治正确”等现象，对白人文化，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的个人主义文化构成了巨大冲击，也引起右翼民粹主义身份政治的强烈反弹。后者所要捍卫的就是白人文化的支配地位，在英语国家就是捍卫以个人主义为特色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支配地位。

至于色盲种族主义，其意识形态基础就是“将自由主义原则肤浅地延伸到种族问题上，导致对各项种族相关事务的'无种族’解释”，这显然和个人主义的关系更为密切。它在否认种族主义的历史联系和现实存在的前提下，进一步剥离了种族群体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地位，不仅否认了有色人种的结构性劣势，还掩盖了白人的结构性优势和固有的种族特权，从而预设一个完全公平竞争的个人社会。在该社会中，无论肤色和种族，每个人都是拥有一系列权利的平等主体，没有哪个族群是压迫者或被压迫者，也不存在所谓的种族或族群不平等。经由这一系列个人主义的话语诠释和精心构建，结构性的种族问题彻底消解于原子化的个人当中。系统性的种族主义似乎不复存在，零散的种族主义行为被归咎于个人行为，仅需个人对此负责；有色人种的不利地位和表现不佳，亦源于他们个人的能力欠缺和文化缺陷，与种族无关；同时，白人精英还会以平等的个人权利为由，反对平权行动的资源倾斜，认为各项资源应该完全按照个人能力和功绩加以分配。很显然，这是用个人主义话语来为处于优势地位的白人自身的个人利益进行辩护的。

四、个人主义的可能性空间与种族主义的不同表现

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石，二者与种族主义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西方学者，尤其是英美自由主义学者讳莫如深的话题。但是，近年来它开始受到一些西方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些学者通过研究历史上一些自由主义者的文献，发现他们的自由主义是建立在种族主义信条之上的。除了前边提到的几位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之外，还有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L.Spencer Churchill）、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拉尔夫·爱默生（Ralph W.Emerson）等许多著名人物。克里斯托弗·帕克（Christo-pherparker）、卡罗尔·霍顿（Carol Horton）、彼得·曼德勒（Perter Mandler）曾分别用“自由种族主义”、“达尔文式自由主义”和“种族中心自由主义”等概念来描述自由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这种关系。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的彼得·Ｊ．卡赞斯坦（Peter J.katzenstein）也认为，“英美文明是通过深深沉浸于种族主义的国内自由主义来维持的”。不过，这些学者并没有明确揭示个人主义与种族主义的内在联系。笔者认为，自由主义与种族主义之所以能够联系在一起，是与个人主义过分强调个体的主体性、独立性和自主性密不可分的。这些观念的兴起曾是人摆脱封建宗法关系束缚迈向现代社会的一个伟大进步。它激励人摆脱外在权威的支配，努力成为掌握自己命运的强者。所以，个人主义是生活中强者的哲学。它崇尚个人自立自强，鼓励个人勇于竞争，去争取更大的利益。从个人的角度讲它有助于个人发展，从社会的角度讲也有利于增强社会的活力。但它对社会的负面作用也是巨大的。因为竞争激烈的强人社会也一定会有许多弱者和失败者，一旦社会没有相反的机制去平衡个人主义的冲动，就很容易成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社会。实际上，任何健康的社会一定都是动力机制和稳定机制相互平衡的社会，就像一个健康的人需要阴阳平衡一样。个人主义占据支配地位，一定会因失去平衡而导致社会疾病。种族歧视、种族奴役、种族清洗等种族主义现象，就是其在族群关系上的病症。中华文明既强调自强不息，又强调厚德载物；既强调立己（竞争－自强），又强调立人（合作－共赢）。这两种力量的平衡使得中华文明对种族主义病毒具有较强的免疫力。相反，在西方，尤其是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占支配地位的美国，由于缺乏对个人主义的有效制衡，所以才导致种族主义盛行。

当然，个人主义也是一个可以有多种解释的宽泛概念，因而在面对族群问题时它也有一个 多种可能性的空间。在这个空间的左边，它把人看作自由平等的独立个体，而不是看作某个社群的成员；它不承认个体之外的共同体（或社会）的主体性，而只是把它视为实现个人目的的工具。因此，在这个可能性空间内，它尊重每个人的独立、自由（自主）和权利，但不会鼓励人们之间的互助和团结。它可能不去赤裸裸地侵略、欺凌其他族群及其成员，并且从理论逻辑上讲，它因强调人与人的权利平等而潜在地具有促进族群平等的可能性；但正是把所有人都看成同质原子的普遍主义视野，又会导致它难以尊重作为群体或共同体的其他族群，以及重视自身族群身份的那些个体。这种普遍主义视野还会把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视为普世价值，并凌驾在其他族群的文化价值之上。在面对与自身的价值观念存在差异，甚至冲突的族群时，它的种族主义主要表现为西方文化优越论，甚至白人种族优越论。因为，它坚信自己掌握了普世价值真理，信奉其他价值的族群都还处于蒙昧之中。这种优越感，再加上一点所谓的“博爱”情怀，使其认为自己有义务启蒙其他族群，向他们传播自己的价值真理。于是这些个人主义者（也即自由主义者）会时常傲慢地、但有时也会怜悯地或假装谦恭地教导其他文化群体，如何去改变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以便向西方文化及其价值观同盟靠拢。当这种价值观输出遭到非西方文化群体的抵制时，他们会大喊大叫，甚至会恶意攻击和进行制裁。我们经常看到，许多“好心”的西方自由主义者一直孜孜不倦地从事的就是这样的事业。只是他们意识不到，这种把自己信奉的价值视为普世价值进而蔑视其他价值体系的做法，正是西方文化优越论所表现出来的傲慢和偏见，也正是白人种族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外，他们也认识不到，虽然各个文化体系都有现代化的任务，但现代性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西方文化在现代化方面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但其许多方面都带有西方社会的地方性色彩，因而也带有自身固有的缺陷；西方的价值体系虽促进了西方的现代化，但也只是体现了现代性的一种，而且是带有严重弊端的一种，这种植根于西方社会并有严重弊端的价值体系是不能简单移植到非西方社会的。

在个人主义可能性空间的中间位置，它表面上承认每个人都是自由平等的独立个体，但它并不关心和尊重其他的个体，它关心的只是自我个体。因为，就像一些自由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每个人的感受性只能感受自身的痛苦和快乐，而不可能感受他人的痛苦和快乐，或者说，我的需要不可能被别人感受或知道，而别人的需要我也无法理解和感知。所以，我只能关心自我，满足我自己的需要，重视自我的个性与价值，以自我为中心去处理我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在这个关系中，我是主体，其他都是实现我的目的的客体和工具。如果说左边空间的个人主义者属于理想主义者，那么这个中间地带的个人主义者就是实用主义者，而且正因为它处于中间位置，所以它也是个人主义的典型代表。我们说个人主义是自我中心主义的，并具有偏私或利己倾向，就是指的这个意思。这种个人主义在族群内部会不关心他人利益，只关心自我的利益，在与他人利益冲突时会利用各种策略手段促进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族群（或国家）之间，它也会只关心本族群（国家）的利益，而罔顾其他族群（国家）的利益。当西方人过着富足的生活且人均资源消耗远高于非西方国家，却同时抱怨和指责发展中国家资源消耗过多因而威胁了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时，这种个人主义就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所以，在种族关系上，这种个人主义会具体表现为种族隔离政策、种族结盟行为（如美英澳的“AUKUS” 军事同盟）、美国优先论、脱钩论、西方中心论，以及在国际关系中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各种自私自利行为。

在个人主义可能性空间的右边，它不仅强调自我中心论，而且会滑向唯我论和个人至上论。于是，它不仅不关心他者的自由、权利和利益，而且会通过侵犯他者的利益而增进自身利益。在这里，个人主义就变成了利己主义。一些人千方百计地把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切割开来，以此来为个人主义辩护，实际上，利己主义就是个人主义的一种极端形式，在温和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与理想主义个人主义者和实用主义个人主义者不同，这第三种个人主义者就是赤裸裸追求权力和支配地位的现实主义者，和崇尚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这种个人主义者在种族（国家）内部除了会勉强承认形式上的权利平等之外，还会认同，甚至努力扩大各种事实上的不平等。在种族（或国家）之间的关系上，他不仅不相信种族（国家）平等，而且拼命谋取本种族（国家）对其他种族（国家）的支配地位，甚至通过奴役其他种族来增进自身种族利益。在历史和现实中，这种族主义的表现形式就是白人至上主义，优等种族论，实行种族奴役的黑人奴隶制，实行种族清洗和种族屠杀的殖民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试图统治世界的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以及蒙了一层虚伪面纱的美国永远领导世界论，等等。

总之，种族主义是个人主义由个体延伸至群体的自然结果，是个人主义在群体层面的现实表象。个人主义虽在人类从封建宗法关系中解放出来的过程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它对个体主体性、独立性和自主性过分强调，使其不能全面而正确地理解人的本质和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并内在地缺乏合作共赢的意识，因而也不能正确地处理族群之间的关系。它在推动那些机敏且富有竞争精神的个人主义者成为强者、个人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成为强国（如大英帝国和美利坚帝国）的同时，也给弱者和弱小民族带来了巨大灾难。虽然，在实践中，某些理想主义 的个人主义者也会对种族主义的某些行为采取抵制的态度，但他们只不过抵制了较极端的种族主义行为，而自身则蕴含了隐蔽的种族主义，如用普世价值旗号掩盖的西方文化优越感，以及对非西方文化和价值的歧视。否认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宣扬自由、民主、人权的西方社会，尤其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占支配地位的美国社会，种族主义反而盛行不衰这一事实。认清个人主义与种族主义的内在联系，对于理解西方文明的内在张力和困境，消除种族主义这一祸害，构建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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