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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按语：《游子》报创刊十周年重点作品展示栏目推出的第五部作品是唐显章先生的回忆录《深山足迹——从铀矿到锰矿》。主要是写他从记事起至参加工作，然后到退休之前的往事。《721矿游子》电子报从270期至291期全文连载。唐先生的文笔是好的，叙事清楚，文笔流畅。加上他是“进入721矿的第一人”，见证了721矿建矿初期（前十年）的情况，他的回忆录极有史料价值。但遗憾的是，也许是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越是写到后面，文章的材料味越浓，内容较为枯燥，可读性不如前面。为此，本微信公众号只选录到他的721矿部分为止。调出721矿后的其余部分（比如在701矿及广西地方锰矿的经历）就不予发布了（标题也相应作了改动）。如果有读者感兴趣，可以与本主编联系，提供全本游子报供其阅读。 据《膏田唐氏嘉训公宗谱》记载，我老家原是膏田唐姓分布在广西兴安县崔家乡黄金桥村的后裔。清末民初年间，我爷爷的兄长唐光庭离开了黄金桥村，到广西兴安县护城乡下西岭村成家落户。随后，我爷爷唐光国也离开黄金桥村到了下西岭村成家立业。 下西岭村背靠大山，从远处看下西岭的地盘像一把荷叶扇，有樟树、枫树、皂角树等多种古树参天，有一片金竹林相伴，村边一条小河流过，两岸有柳树陪衬，河水清澈见底，鱼虾在水中慢慢游动，是个美丽的小乡村。 我生于民国二十七年（戊寅虎年）农历三月廿八日（阳历1938年4月28日），排行老大，奶名叫“花崽”。 我家有八口人吃饭，他们是父亲、母亲、外婆、妹妹、三个弟弟和我。 解放前，我家有一间不足十五平方米的住房，另外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伙房，一个与伙房隔开不足八平方米的“厅堂”，一个堆放柴草、石灰的茅屋、伙房等均与二叔裕祥家合用。 解放前，我家一直租种崔家大地主崔运子的七亩二分水田。每到收割季节，崔家的老爷、少爷、跟班坐着轿子到村里开仓收租。金黄的稻谷除了交租余下甚少。每年过农历年后青黄不接，家庭生活十分贫苦。解放后，土地改革时，我家的成份划为贫农。 我父亲生于民国四年（1915年）农历十二月廿四日，小名“老有崽”，书名叫“唐裕发”，是个大字不识，连名字都不会写的农民。但他身体壮实，乐于助人，很讲义气，好打抱不平，口才特别好。解放前，对横行乡里、贪敛民财的乡绅，据理请人写状纸告他们和他们打官司。每当开庭审案时，父亲用铁的事实，雄辩的口才，把那帮贪财的乡绅搞得哑口无言，很是狼狈。有个国民党姓王的县官说：“唐裕发，你若再告，我就杀你的头！”我父亲昂首阔步，一点没有被吓倒。我父亲敢打官司，在当地小有名气。 在旧社会，到外地和外县赶圩，常遇到被当地混混欺负的事，我父亲也敢与这种人斗。解放前三年，有一次，我跟父亲到兴安县高尚田镇赶圩，看见有五、六个人蛮不讲理，老是骂人，还动手打人，我父亲一怒之下，高举一根扁担，高喊“打”！很多赶圩的人拿着扁担跟了上去，喊打声一片，硬是把那帮人赶跑了。这件事传得很广，也“打”出了名声。 我母亲生于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农历八月十二日，是兴安县水牛冲人，离下西岭约30里，是抱养的童养媳。没有书名，只有奶名“老三崽”。后来所用孙素云的名字，是解放后土地改革分田地时由我房姨妈江伯伯（尊称）取的。我母亲从记事起就担起了家务重担，仅帮村里各家各户放大帮牛就有八年。母亲与父亲同房后，生有五子一女，其中解放前生三子一女。我之下的弟弟——显彬、妹妹——素娥（排行老二），第二个弟弟下地三天得“七爪风”（即破伤风）夭折，我和外婆把他掩埋；解放后生二子，弟弟——新民、荣华。 从我出生之日起，父亲为逃脱国民党抓壮丁，每年都要跑到山里躲起来，我母亲也到亲友家躲避，怕被抓去当把柄。就是在生我的那一年，抓壮丁的人把我和我母亲抓到兴安县坐了四十八天大牢。我要吃奶时，把我从牢门上的小洞递进去，吃完奶再被从小洞里递出来。这段遭遇，我在1960年3月8日晚党支部大会讨论吸收我入党时，在汇报家庭成员的状况时，如实做了交代。当即有个老党员追问：“广西土匪很多，你父亲逃进山里当了土匪没有？”我无言以对。 我母亲受的苦一言难尽，我深深地记得小时候她多次给我讲的一个故事。她说：我小时候，看到有钱人家把黄黄的锅巴丢到淘米水里喂猪，扔到地上喂狗，我就咽口水，如果能捡起来洗一洗泡水吃，该多香啊。这个故事永远埋在我的心里，母亲啊，你太苦了。 我母亲没有文化，家里很穷，可她勤劳朴实，心地善良，很有礼貌，从不和别人吵架，吃了亏眼泪总是往肚里流。当她看到别人家揭不开锅时，宁愿自己少吃一口也要抓把米给他们煮碗稀饭吃。有一户姓蒋的，外号叫“烂满爷”、“烂满娘”的家庭，他们有三个崽，算得上是下西岭最穷的一家。一天，烂满娘到我家哭着对我母亲说：“三姐姐，我家实在没米下锅了，求你借点米做点稀饭吃。”我母亲也含着眼泪，二话没说，掀起米缸盖，把米给了烂满娘一半。这就是我的母亲。 我母亲身材清秀，在她短暂的一生中，辛勤劳动，拖儿带女，积劳成疾，没有饱饭吃，营养不良，没有钱治病，得了一种老百姓称之“黄肿病”的病。但她没有失去伟大母亲的光辉！1990年3月，我在台湾的表叔曾元雄先生回来探亲时曾对我说：“表侄，你母亲老三崽，在下西岭的女人中，她心地最好，最懂礼貌，最勤快，是最好看的一个。”我衷心感谢表叔对我母亲的赞扬，使我得到了一定要做好人的更大的动力。 我的母亲和父亲除了抚养子女外，还把无依无靠的外婆接到身边二十八年。外婆也很清瘦，但身体很好。为使全家有口饭吃，教养外甥，她起早摸黑，砍柴挂虫毛（虫毛：指松树落在地上的叶子），缝缝补补，浆浆洗洗，顶起了我家半边天，一直干到倒在床上。 我生在一个没文化，贫穷而子女又多的农家。万幸的是，我的父母和外婆，宁愿自己不吃不穿，不花不用，就是讨米要饭也要送子女读书识字的宽广而伟大的胸怀成就了我们。我们五兄妹都有点小出息，四个兄弟都是共产党员，妹妹是水利工程师，儿孙满堂，合家团圆，全靠他们。没有他们的“日跑夜走，早起夜眠”的艰苦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他们永远是我们的好母亲、好父亲、好外婆！ 我一生最遗憾、最痛心、最悔恨的是没有对他们尽到孝心，特别是对我的母亲和外婆。她们分别于1960年6月18日和7月19日相继去世，是年我的母亲仅有43岁。当年，我在二机部江西国营七二一矿正值接待苏联专家，请准了假而不能回去。黄清池副矿长（十三级高干）安慰我说：“为了原子能事业，忠孝两难全，希望你节哀顺变，要想得通，把工作做得更好！”最最遗憾的是做儿女的无能，竟让她们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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