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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哲至简,真理至纯丨《哲学简史》

 云语禅心 2022-12-09 发布于河南

大哲至简,智慧于心。

各色流派,跃然纸上。

思辨碰撞,火花激荡。

臻于至善,真理至纯。

——我的极简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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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我们懂得了哲学,我们便能在理性与真理的阳光下去看清楚外界的事物,这才是真相。这种光明赋予我们真理与求知的能力,代表着“善”的理念。

——书中最有价值的话

杨思革 2022年9月15日于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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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摘:

阿那克西曼曾说过,对立的双方将归于无限,来抵消他们的相互侵犯;而毕达哥拉斯则提出了和谐的概念。赫拉克利特将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发展出一个新的理论:真实世界于平衡调节中蕴含着对立倾向。这是他卓越的发现,也是他对哲学的贡献。世界就是这样,在对立的冲突背后,不同程度地暗含着和谐或协调。

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与此类似的转化过程,没什么事物可以保持原状。“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因为在你面前流动的总是不同的河水。”正是这类举例说明让后世作家将“万物流变”这一名言归到赫拉克利特名下。在提及赫拉克利特及其信徒时,苏格拉底还用了“流动者”这个绰号。

他将一元论搞到了极致,迫使后来的思想家不得不另辟蹊径。巴门尼德的球体理论阐释了赫拉克利特的话:如果冲突终于要结束,那么世界也就终结了。

即便在开明的时代,特立独行地思考都是一件让人担忧的事,更何况这种思想还触犯了一些人所笃信的宗教成见;而且,这些人还自以为是,那么对“异教徒”们来说的确是太危险了。

阿那克萨哥拉应该是一位在其逝世后受到学校每年放假纪念的哲学家。

芝诺是首个系统运用辩证法的人,该方法在哲学领域内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苏格拉底与柏拉图自爱利亚学说中继承了辩证法,又依据自身的方式加以发展。从此之后,辩证法便在哲学研究中占据了独特的地位。

究竟怎样才能解释这个变化无常的世界呢?显然解释的本质是它自身的立论基础不能变来变去。最先提出该问题的是早期的米利都学派。据我们所知,后来的学派逐渐修正了这个问题。最终,有一位米利都学派的思想家给出了最后的答案,他就是留基伯。留基伯是“原子论之父”,但除此之外,我们对他及其成就一无所知。原子论属于爱利亚学说的直接产物,麦里梭差一点儿就发现它了。

早期唯物主义之所以遭遇困难,是因为他们固执地认为万物必定有形。巴门尼德或许是唯一对虚空的概念有清晰认识的人,尽管他不承认虚空存在。

原子论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仅影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还衍生出一个新的灵魂理论。该理论认为,与其他事物一样,灵魂也是由原子构成。灵魂的成分要比其他种类的原子更加精细,并且分布在整个躯体中。伊壁鸠鲁及其门徒依据这种观点,得出了这样的推论:死亡就意味着瓦解,个人的永生并不存在。幸福美满作为生命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与灵魂的平衡状态相一致的。

倘若你纵览本书,就会发现,没有一位哲学家所占的篇幅超过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原因在于二者在哲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首先,他们是前苏格拉底诸学派的继承者和系统整理者,发展了自己被传授的那些思想并把很多早期思想家未能充分揭示的东西搞得更加明晰。其次,他们在各个时期都对人类的想象力产生了深远影响。西方的思辨论证无论如何发展,其背后都浮动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身影。最后,无论是同他们之前或是他们之后的所有思想家相比,他们对哲学的贡献或许都更为巨大。在几乎所有的哲学问题上,他们均发表过一些有价值的言论。

让我们先从这样一个问题开始:何谓哲学家?从字面上说,即爱好智慧者。可并非每个求知若渴的人都是哲学家。所以该定义的范围必须缩小为“哲学家就是爱好真理本身者”。艺术品收藏家爱好美的事物,但这不足以让他成为哲学家。哲学家爱好的乃是美本身。如果说爱好美的事物的人是在做梦,那么爱好美本身的人就是清醒的。爱好艺术的人仅有意见,爱好美本身的人则有知识,而知识必须有对象。正如巴门尼德所说,对象必须是一些存在的事物,不然便一切全无。知识是固定的、明确的,是脱去谬误的真理,而意见则可能是错的。但因为意见既非存在的知识,又非子虚乌有,所以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说的,它必定既存在又不存在。

鉴于此,苏格拉底认为,通过感官所了解的种种个体事物,都具有相反的特性。

苏格拉底将巴门尼德与赫拉克利特的观点结合起来,形成了他自己的“理念论”或“形式论”,这一理论稍为新颖,是这两位早期思想家中任何一位的著作里都没有的。在希腊语中,“理念”的原意是“图画”或“样式”。

然而,一旦我们懂得了哲学,我们便能在理性与真理的阳光下去看清楚外界的事物,这才是真相。这种光明赋予我们真理与求知的能力,代表着“善”的理念。

首先,要知道,柏拉图自己在政治事务上的想法在晚期出现了一个逆转。稍后,我们将对这一点再做探讨。《理想国》中的理想国度与其说是柏拉图式的,不如说是苏格拉底式的,而且它似乎直接受到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理想的启发。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之处。理想国实则是一种采用科学家式的治理国家的方法。

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希腊人的科学和哲学研究都是在学校里或社团里进行的,在那里师生之间有密切的合作。他们似乎一开始就意识到,至少也已经默认了一个重要的真理,那就是教学并非传授知识的过程。

与过去相比,现在的教师就更不应该仅仅传授知识了。这要归功于希腊的哲学家,他们竟然早就搞清楚了真正的教育应该如何进行。教师的作用在于引导,促使学生自己去领会。

在苏格拉底眼中,教育从广义上说就是灵魂疗法。

教育即引人走向知识的过程,进而也是引人向善的过程。因此,无知被视为通往自由的重要障碍,而自由的生活方式是借由知识与洞察来得到的。黑格尔的哲学中也有类似的观点,在他那里,自由的含义被描述为人们对必然性的认识。

《斐多篇》展现了格拉底所坚持的至死不渝的人生态度。苏格拉底总是替别人着想,有一种不自觉的自信,勇敢无畏而从容。他认为,情绪过分外露有失庄重。他还责备自己的朋友们,不该在他喝毒酒的最后时刻因经受不住压力而几近崩溃。他以极为冷漠而又若无其事的姿态喝下毒酒,然后躺下待死神来临。

到这里,我们对柏拉图的某些较为重要理论都进行了最起码的概述。很少有别的哲学家能够达到柏拉图的思想广度和深度,而能超过他的人,一个也没有。任何想要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如果忽视了柏拉图,都是不明智的。

在雅典居住并在那里教书授课的三位伟大思想家中的最后一位,便是亚里士多德。大概,他算是首位职业哲学家。

“形而上学”的字面意思就是“在物理学之后”。一位早期的编辑在安排几种著作时,把它放在了物理学之后,于是就用“形而上学”作为了它的书名。事实上,把它放在物理学前面或许更恰当,因为它的位置本应如此。亚里士多德大概会叫它“第一哲学”,也就是关于研究工作一般前提的讨论。可是,“形而上学”这个名字却流传开来。

亚里士多德严重阻碍了科学,尤其是天文学的发展。目的性理论为万事万物都安排了适当的位置,这使得亚里士多德将尘世和尘世以外的领域进行了区分,并以为二者受到了不同原则的支配。相较于阿卡德米先进的天文学,这种单纯的妄想简直就是精神错乱。但是,真正的危害还来自那些不敢批判亚里士多德的人。这些人全盘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甚至都不剔除糟粕,从而导致亚里士多德在各个领域都名声不好。

毕竟,真理并非少数服从多数的问题。至于神在形而上学中的地位,亚里士多德认为这完全是客观事实。神就是冷静的原始推动者,他为世界提供了第一推动力。在完成这项任务后,他不再积极关心尘世,自然也就不会密切关注人类的所作所为了。他是一位无趣的、哲学家的神,仅仅是因果理论的一件附属品。

当我们问到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时,伦理学问题便就此产生。亚里士多德发现,理性灵魂的幸福便是人生的目的。对他来说,这就意味着这种生活是一种积极理性的活动,充满了德行,并为人们所孜孜以求。由此,依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德行便成为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当然了,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同样程度的目的,但它是一个人可以企及的最高目标。在苏格拉底看来,最美好的生活就是理论的生活方式。

更遗憾的是,就总体而言,磨难既对增加德行没有帮助,也不能让灵魂变得更加高尚。此外,我们这个进步时代有一个让人难以接受的发现,那就是只要你拥有足够的技能,就有击败任何一个对手的可能,不管他的力量如何强大。

与此同时,斯多葛学派还发明了一些语法术语。在他们那儿,语法成为一个系统的探索领域。斯多葛学派还有一项发明,那就是语法中格的名称。这些名称的拉丁文译名至今仍在使用,其中包括一个希腊术语的误译“accusative(宾格或对格)”,它是由罗马语法学家传下来的。

如我们已知,斯多葛派一般认为,一个人的德行或恶行仅仅是个人品质的问题,并不会影响其他人。然而,依照人的社会观来看,每个人的伦理品质必然会对其他人产生巨大的影响。倘若马尔库斯·奥勒留得过且过地对待自己的职责,那么要发生的争端无疑就会比已发生的多得多。对于这个难题,斯多葛主义从未做出一个令人完全信服的解答

归根结底,希腊哲学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其发现了逻辑的核心作用。虽然希腊思想也存在一些神秘因素,但在本质上它是反对神秘主义的。

在奥古斯丁看来,时间就是一种具有三重性的现在。为什么说称为现在最为恰当呢?因为它是唯一真实存在的东西——过去是现在的记忆,而未来是现在的想象。这种理论也有一些缺陷,不过它主要是为了强调时间作为被创造的人部分精神体验的主观性。依据这种观点,再追问创世之前怎样会变得毫无意义。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鲍依修斯的著作提出了一个久悬不决的问题,那就是一个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必然是其时代的产物。鲍依修斯生活在一个对公正和理性的探索抱有敌意的世界,那个时代到处充斥着迷信和狂热。

在反对托马斯主义方面,他直言不讳。在难以直接阅读原著的情况下,托马斯·阿奎那竟然仅仅根据译文便做出了关于亚里士多德的权威评注,这一点让培根颇感吃惊。译文往往不可靠也不可信,何况,亚里士多德固然重要,但还有其他同样重要的事,比如托马斯主义者数学很差。要获取新知识,就必须依靠实践,而不是权威。对于经院辩证法的演绎法本身,培根并未进行批判,但他坚持认为,只是推导结论还不够,要使人信服,则必须经得起实践的考验。

但丁是西方文学史上少数几个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但这并不是他名声在外的唯一原因。首先,他把大众的语言锤炼成了一种普遍的文字工具,从而第一次确立了一种超越各地方言的标准。在这以前,仅有拉丁文曾完成了这项任务,而现在意大利文则变成文字表达工具了。作为一种语言,意大利文从那时候到现在一直变化不大。

从宗教的创始人到暴君的始祖,各种类型的掌权者,马基雅维利都按照功绩大小进行了考量。对于宗教在国家中的作用,他所持的是实用主义观点,即只要国家能够获得一定的社会凝聚力,那么宗教信仰无论对器根本就无所谓。按照这种观点,迫害异端也是理所当然。关于教会,有两点可加以指责:第一,大众对宗教的信任为许多教会执行者的罪恶生活方式所打击;第二,教皇对世俗与政治的兴趣已经阻碍了意大利实现国家统一。顺便提一下,后者完全符合于这样一种认识:为了追求个人目的,有些政治性教皇竟然处心积虑,不择手段。《君主论》未讲述这些目的,《史论集》则时有讲述。

我们可以确切地说,宗教和经济事件正是从中世纪到近代过渡期普遍变革的标志。这是因为,改良后的宗教及其清教徒特征与近代商贸的兴起息息相关。在法兰西,1598年在南特颁布的宽容敕令一度缓和了宗教纷争。1685年,这一敕令被废止,当时有大量的胡格诺派教徒离开自己的家乡,到英国和德国定居。

接下来谈论形而上学,此时笛卡儿的方法让他产生了系统的怀疑。感官提供的反馈并不确定,必须要怀疑;甚至数学也必须加以怀疑,尽管它的问题很少,但上帝可能会故意让我们误入歧途。说到底,一个怀疑者必须承认的一件事就是自己的怀疑,笛卡儿的基本命题“我思故我在”正是基于此。笛卡儿还认为形而上学清晰而独特的出发点也正在于此。由此,笛卡儿得出结论,他本身就是一个完全独立于自然诸物体且同样独立于自身肉体的一个正在思维之物。

这便是斯宾诺莎体系的一个大概轮廓。对于 17 世纪的科学运动来说,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对宇宙间运行的万物采用同一标准的决定论进行了解释。事实上,这个体系就是未来用以详尽阐述一元化科学的大纲。如果不加上一些严格的限制,这种尝试在如今就不能被认为是合理的。同样,在伦理方面,我们也不能认为罪恶是纯粹消极的。

即便如此,斯宾诺莎体系仍然是西方哲学的一座丰碑。尽管它的风格严肃得有点儿像《旧约》,但它仍然是带着古希腊人宏大气魄所做的一种伟大尝试,它把世界作为一个可理喻的整体摆在世人面前。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谈谈联想的原则。之所以要引用休谟的原文,实在是因为他本人的文风太过优美。另外,确实也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把问题比休谟本人讲得更加清楚明了了。总之,尽管休谟并非尽善尽美,但这种状况还是为英国的哲学创作开了先河,也许永远也没有人可与之相媲美。

而对于奴隶道德来说,所有引起恐惧的行为均为恶。而英雄或圣人的道德则超越善恶。在《查拉图斯拉如是说》一书中,这些学说以道德宣言的形式被写出来,在风格上与《圣经》相似。尼采是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他的作品与其说是哲学,不如说是诗体散文。

尼采最憎恶的莫过于随着新技术发展起来的新形式大众人性。在他看来,社会应该充当少数杰出人物实现贵族理想的温床。至于可能会给小人物带来的那些苦难,他觉得无所谓。他所设想的国家与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国家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马克思为社会主义打好了哲学基础。他基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建立起自己的经济学,并以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哲学讨论的工具。由此,功利主义成了马克思理论的垫脚石,最终结果也证明,该理论极具影响力。

在历史上,摩泽尔河畔的特里尔城圣人辈出,它既是安布洛斯的家乡,也是卡尔·马克思的出生地。就圣人资格而论,马克思无疑成就更大。

我们前文已经说过,真正的伦理原则一视同仁,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人平等。不过,众所周知的知识差别则是极为特殊的情况。我所指的不只是见闻,还包括明确表达的知识。对于苏格拉底的看法,即知识倾向于与善一致,我们已经注意到并认为这种理论过于理性主义。不过,在这里有一点颇为重要,绝对不能忽略,那就是苏格拉底非常坦率地承认,一个人的知识再多也无非是沧海一粟。归根结底,更为重要的是人应当探求新知。公正超然的探索即是善,这一伦理原则源自毕达哥拉斯。自泰勒斯时代以来,无意识地探求真理已经成为科学运动的伦理推动力。

剩下的问题是,该如何接受“探求真理是一件善事”这个伦理原则。显然,并非人人都具备从事科学探索的能力,但又不可能在所有情况下都迟迟不做判断。人必须思考,也必须行动。但有一件事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那就是允许别人对自己不愿怀疑的问题暂时不做判断。由此可见,公正的探索是与自由相关的,这可以被看作是另一种善。宽容是探索氛围浓厚社会的一个先决条件。言论和思想的自由是自由社会的强大助推器,它使探索者有可能在真理的引领下到达那应该去的地方。至此人人都能够为身处险境的善做出贡献。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对每件事都持有一致的看法,但它能够确保不会人为地封堵任何一条探索之路。对人来说,未经审验的生活,实在是不值得过的。


文/编辑:杨思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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