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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倒后，北洋政府仍是一丘之貉。方于一九一七年再赴日留学，先后入陆军炮工学校的普通科、高等科，又入野战炮兵射击学校等校，毕业后，再入帝国大学造兵科从事研究。一九二一年赵恒惕在湖南，要在湘的士官同学促方回国，任为陆军第一师参谋长兼援鄂军总指挥部参谋长。于击溃王占元部后，吴佩孚坐收渔翁之利，以兵舰袭岳州，迫赵降吴，方以为耻。一九二三年中山先生命谭延闿入湘讨赵，相持于衡阳附近，谭委宋鹤庚、鲁涤平为讨贼军一、二军军长。鲁中立不就职，宋托病，把军师长职委方鼎英全权代理，所属旅长均拥赵拒谭，方受命赴衡阳访谭后，遇朱耀华团向衡阳前线开拔，因说服朱耀华反戈回长沙驱赵，方以代军长入城维持秩序，是为“九一政变”。经两周后，赵请得吴佩孚援军，并招集所部反攻长沙，方以临时凑合的劣势部队，退守湘江西岸自岳麓山至湘潭之线，相持三十多天，几经激战，方屡屡亲自发炮挽回危局，军中多传方已战死，赵部旅长邹天山甚至望江遥祭。方见义勇为，英勇奋战的精神，为双方将士所称许，终于使鲁亦放弃中立拥谭。适陈逆（炯明）围攻广州，并约江西敌方本仁攻北江，孙先生急调湘军回援，时赣敌已抵周田，韶关危急，湘军以主力从正面阻敌。方率第一军由右侧奔赴始兴，攻敌侧背，经十一日苦战，敌溃退，追至大庾岭，收编其高凤桂旅而还，深得中山先生嘉奖。那时谭率湘军卫队营赴广州，陈逆洪兆麟部闻风逃去，广州之围亦解。一九二四年春方又参加东征，进出于河源、新丰各地，湘军因水土不服，瘟疫死亡过半，方亦染重病。至秋天孙中山先生北上时，复遣谭延闿从江西北伐，方病不能从征，后闻湘军深入吉安被敌反攻溃败，才扶病赴上前方，协助谭在南雄收容整理，将机构臃肿的四个军整编为七个团和一个讲武堂，编余军官归讲武堂收训，谭亲任整理处总监，方任副监兼讲武堂教育长。 一九二五年广东全省统一，部队统编为国民革命军一至六军，军官教育亦统一归并于黄埔军官学校，方调为黄埔军校入伍生部中将部长，不久改任教育长。一九二六年北伐，蒋上前方，又委方代理校务，利用他在军学界的资望，得以广为罗致教学人才，编纂各种军事教本并注重政治教育，对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学生反帝、反对封建的政治觉悟起了很大的作用。不料在北伐胜利进程中，突然发生了“四一二”大屠杀事件，方鼎英没有计较个人的安危，坦率主张和平清党，不要流一滴血，并要求给予经费和三天时间，以便说服共产党领导人。暗示在校共产党如期自动请假离校，可按一般先例批给每人三个月工资，但对政治部主任熊雄例外，至少应礼送三几千元请他从沙面出国。李济深沉思了一会儿，才答应照方的意见去办，从而保护了部分革命力量。可是在三天过后公开宣布清党时，右派分子胡靖安假借清党委员地位，勾结卫戍部队对黄埔学生入伍生还是滥捕滥杀了一些，搞得乌烟瘴气。方忍气吞声，向蒋控告他们在校违法乱纪，他们反控告方庇护和放走共产党人，方只好自请他调。到秋天方调为暂编第十三军军长，一九二八年蒋复职，调方去苏北，改任四十六军军长兼津浦路运输总指挥，参加所谓第二次北伐。济南惨案后，又调充第一集团军第三军总指挥，沿津浦路击破敌人，进出于德州、沧州地区。张作霖向关外撤退，宣告统一完成，当蒋到北京碧云寺守中山灵时，方建议蒋今后不要再向国内用兵，以便积蓄力量对付帝国主义，首先是日帝，说：若能埋头建设十年，将来以东北的力量，即可对付日本。蒋表面不反对，但实际上鼓励白崇禧去打东北。哪知白把部队调京奉线上即与杨宇霆勾结，蒋只好再起用唐生智去拉白的部队。白吓跑回广州，蒋桂战争就表面化了。蒋要方把部队调到安庆直趋武汉，一面收买桂系内部，很快瓦解了桂系。方进出于沙市、监利地区，战局结束，方部复员到蚌埠后，立即被命为西征军第一路总指挥，参加蒋冯之战。方于临颍附近击破宋哲元部，追至潼关，蒋冯之战告一段落。唐生智又在郑州宣布讨蒋，方看到这种茫茫无了期的混战，内心万分痛苦，乃决心退避三舍。当一九三○年蒋冯间序战开始，暗示方上前线时，方敬谢不敏，避居上海。果然中原大战一结束，蒋与胡汉民又分裂，西南方面又组织了政府，日军乘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在不抵抗主义下葬送了东北四省，蒋还要以“安内攘外”政策自相残杀，全面对苏区红军进攻。这时，方感于国家民族危亡，才决心组织革命同志社，联系主张抗日的人士，来推动抗日斗争。旋与徐谦、朱蕴山等合组抗日会，由徐与万分负政治，军事方面之责，未负责与中共及其他群众团体的联系。李济深在汤山解除软禁后。方专程赴南京请李担任抗日会的领导，工作进展，颇得各界人士的支持。方主要是联系蒋军内部旧好和黄埔学生为基础。邓演达先生牺牲以后，原来追随他的学生也转而随方活动。一九三三年福建事变时，商定李赴福建，推定方从湖南统一邻近各地力量，夺取长沙，出武汉。由于联系协调不够，方刚到湘西靖县，有个小部队没遵照原计划抢先发动，影响了统一行动。同时福建迅速失败，方只好退经广西回香港。后来西安事变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终因“七七事变”掀起全面抗日战争，方坚持团结抗日到底。曾出任第九战区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抗日胜利后拥护和平建国方针，迄蒋悍然发动内战，常与李济深、章士钊联系，从事反内战活动与和平自救，迎接解放的工作，衷心赞助程潜、陈明仁两将军的和平起义。解放后，先后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参事室主任，司法厅厅长，湖南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政协湖南省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委员，民革湖南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长期在统一战线调动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衷心拥护党的领导，努力学习党和政府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加以贯彻执行，争取为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热切地希望看到社会主义祖国的日益繁荣富强、祖国的完全统一。不幸于—九七六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午从餐桌起来时，脚碰上桌子腿而摔倒。随即失语，经湖南医学院附属一院（即湘雅医院）检查为脑血管破裂，抢救到六月一日上午，心脏停止跳动，终年八十八岁。党和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寄予哀思。一九八一年八月又协助其子女由长沙移送骨灰归葬于新化圳上方氏祖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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