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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开元天宝之际，唐朝进入全盛时期，为了防御四方异族的威胁，巩固边防，逐渐在边陲设置了十大军区，这就是天宝十节度使（其中岭南为经略使）。 节度使制度是唐朝历史发展的产物。 唐初沿用的是隋朝的府兵制，在边地设有都督统管辖区的兵事，每有战事发生，则以朝廷的卫府将军充任行军总管，率折冲府的府兵出征，待战事结束后，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府兵寓兵于农，既是农民又是军人，要自己准备粮食衣物，而且没有正常的军饷。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自武则天时，旧有的府兵制开始崩坏——农民的收入全部来自于土地，在土地丧失后，没有财富来源的农民无法自备粮食和装备，因此纷纷逃亡。到天宝八载（749年）的时候，各地的折冲府已经无兵可发了，最终只能放弃这种兵农合一的军制。为了解决兵源的问题，募兵制从此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即由朝廷招募领军饷打仗的士兵戍守边镇，也就是职业军人，而地方军政长官即为节度使。
其中 范阳节度使临制东北方的奚、契丹，治幽州(天宝时为范阳郡，今北京)， 平卢节度使镇抚东北方的室韦、靺鞨，治营州(柳城郡，今辽宁朝阳)， 河东节度使防御北方的突厥，治太原府(今山西太原)，
朔方节度使捍御北方突厥，治灵州(灵武郡，今宁夏灵武) 河西节度使断隔吐蕃、突厥的联系，治凉州(武威郡，今甘肃武威) 陇右节度使备御西方吐蕃，治鄯州(西平郡，今青海乐都)
安西节度使又称四镇节度使、安西四镇节度使，抚宁西域，治龟兹城(今新疆库车)，统辖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 北庭节度使防制西北突骑施、坚昆，治北庭都护府(治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
剑南节度使：西抗吐蕃，南抚蛮僚，治益州(蜀郡，今四川成都) 岭南五府经略使：绥静南方夷僚，治广州(南海郡，今广东广州) 凭借这些节度使，唐玄宗创立下了赫赫武功。 在北方，天宝四载（公元745年），朔方节度使王忠嗣乘后突厥内乱，与回鹘和葛逻禄联手将其攻灭，突厥也自此退出中国北方的历史舞台。 在对劲敌吐蕃的战争中，唐军在河湟与西域两线都逐渐占据上风： 天宝六载（公元747年），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率领唐军远征，攻破小勃律、屠灭吐蕃连云堡，并在小勃律国境内置归仁军，募千人镇守，堵塞了吐蕃从西端进入西域的孔道； 在东线青海方向的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攻克吐蕃重镇石堡城，又在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攻占河西九曲，使蕃人“屏息不敢近青海、牧马不能过临洮”。 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接任的安西节度使的封常清领西域唐军出击亲附吐蕃的大勃律，“大破之，受降而还”。 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兼任北庭节度使的封常清击破亲附吐蕃的播仙镇，次年又耀兵绕准噶尔盆地一周，横扫了此前叛唐的葛逻禄部，受降而归。 但随着唐玄宗的好大喜功，天宝后期穷兵黩武的弊端开始逐渐显露，天宝十载（751年），唐朝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在征讨南诏的途中被吐蕃-南诏联军伏击，士卒死者六万人，鲜于仲通仅以身免。天宝十三载（754年），剑南留后李宓率兵七万再次出征南诏，进至南诏首都太和城战败，几乎全军覆没。不过更大的危机却来自唐朝内部，那就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节度使。 为了方便对边疆用兵，原来仅统领一方军事的节度使开始兼支度使(计军资粮仗)，有的因边区供养不足，开置屯田，以益军储，因此又兼营田使。节度使不仅统辖一镇军兵，渐有兼及民政、财政和监察的趋势。至天宝年间，节度使几乎囊括边州所有军、政、财、监大权，逐渐形成拥兵自重的局面。 为防止节度使尾大不掉、局面失衡，起初节度使往往'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功名卓著者往往调离边疆，入朝拜为宰相'，但这一预防措施也逐渐被执政者破坏。天宝时李林甫为相，欲巩固自己的地位，奏言'文臣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胡人，胡人勇决习战，且族寒无党，厚待之'必能为朝廷尽死'。玄宗听信其言，于是安禄山(胡父突厥母)、安思顺(昭武九姓胡)、哥舒翰(突骑施)、高仙芝(高丽)先后出任平卢、范阳、朔方、河西、安西、河东等道节度使，权倾边陲。这些节度使又因边疆联防需要，常一人兼领数镇。如朔方与河东邻近，节度使常由一人兼领。天宝五载（746年），王忠嗣一人曾担任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节度使，“控制万里，天下劲兵重镇，皆在掌握”，几乎掌控天下一半的兵力。这些节度使不但兼职而且长期兼职——与府兵制下的唐朝士兵在战时由将领统帅，而到闲时则为务农，军队同将领之间关系并不紧密不同。长期担任的节度使与边镇之兵形成了一种“兵随将走”的隶属关系，军队不再完全听命于中央政府，唐王朝边陲逐渐出现了骄兵悍将的局面。到天宝末年，诸节度使兵合计四十九万，马八万余匹，唐王朝地方和中央的兵力对比已达到了五比一。强枝弱干、外重内轻的失衡局面已经形成，于是当具有野心且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起兵反叛时，唐朝的盛世也轰然坍塌、宣告终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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