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凯旋 | ​俄罗斯石像

通过札米亚金笔下的巴雷巴这具俄罗斯石像，可以看到俄罗斯灵魂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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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石像

文 | 景凯旋

本文刊登于《随笔》2022年第6期

俄罗斯文学的重要特征是它的人道主义，从十九世纪上半叶开始，俄罗斯作家创作了一系列描写乡村生活的作品，其中对俄罗斯大地的赞美，对底层人民的怜悯，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整个乡村就是俄罗斯。

这种怜悯源于西欧启蒙运动与东正教传统的结合，所以有一种宗教式的热情。走进这道风景，人们能感受到《驿站长》中的暴风雪，《猎人笔记》中的白桦林，普希金的作品比屠格涅夫更看重人的命运。当然，要说到贫穷的乡村生活，契诃夫的小说《农民》是不能不提及的。居住在莫斯科的尼古拉患病后，带着妻子女儿回到家乡农村，故乡已经完全衰败，父母一家人挤在又暗又脏的木屋里，睡在灶台上，谈话内容不外贫穷和疾病，男人们喝醉了酒就打妻子，女人们则忍气吞声，人们嘴里要么念叨着上帝，要么就恶狠狠地诅咒生活。尼古拉最后在老家病逝，妻子带着女儿离开乡村，一路唱着福音歌乞讨，回到莫斯科。

契诃夫

《农民》作于1897年，具有契诃夫那种一贯的忧郁。波兰现代诗人扎加耶夫斯基曾说，存在着暴力、美和苦难三种历史，前两种历史常被编写，苦难却很难有人记载下来，因为它十分单调无趣。对于俄罗斯文学，这句话显然不符，在俄罗斯作家眼里，文学既是美学，更是社会诊断学。所有国家的作家都会表现穷困，但俄罗斯作家更善于写寻常的苦难，以至于苦难成为美德的源泉。

契诃夫死于1904年，他的创作属于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而当布宁在1910年出版中篇小说《乡村》时，俄罗斯文学已经进入它的白银时代，不过布宁的创作仍然属于黄金时代的余绪，即对美丽的乡村和穷人的生活充满怀旧般的同情。布宁出身没落贵族家庭，年轻时就崇拜契诃夫，并得到契诃夫的赏识。《乡村》就很有点契诃夫的忧伤，主人公季洪和库济马是两兄弟，季洪靠着精明能干发了家，可他却遭遇衰败的年代，“到处是贫困，庄稼人倾家荡产”，穷人甚至开始抢劫富人财产，烧毁地主的庄园。

布宁

作为一个乡村小财主，季洪常常欺负更穷的人，同时又受到官府的欺负。他的日子过得并不顺心，妻子生了几个孩子都没活下来，这让他万分苦恼。他占有雇工的新娘子，后来又把她嫁给一个地痞杰尼斯卡。做了这些坏事后他又感到不安，整天提心吊胆，不知道自己过的是什么日子，他的弟弟库济马对他说，俄罗斯人“受不了畜生般的生活，可还是这么活着，而且还要这么活下去”。季洪却认为他们：言语下流，好吃懒做，开口就没真话，也不知道羞耻，谁都不相信谁！

在我们心目中，俄罗斯作家是如此强调人民与善的关系，库济马的朋友巴拉什金教训他说，普希金给打死了，莱蒙托夫给打死了，皮萨列夫淹死了，雷列耶夫给绞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刑场陪绑，果戈理也给逼疯了，都说是政府的责任，“俗话说，按头做帽；有什么样的奴仆，主子就得用什么办法去对付他”。这就是俄罗斯，它的人民既可怜又可憎。然而，对于库济马来说，那些伟大的作家正是这些人民的儿子。

的确，在布宁眼里，每个活着的人都是不幸的，他们的粗鲁、暴躁和愚昧都是因为生活所迫。布宁同情穷人的听天由命、逆来顺受，这是俄罗斯文学的传统，强调穷人的道德纯洁和对上帝的信仰，但这个形象不过是作家们理想化的结果。俄罗斯作家为了描写人民，总是让底层人嘴里不断念叨“俄罗斯人”，仿佛一说到这个词，个体的道德缺陷便微不足道，人人都具有高尚的爱，甚至连苦难也变得神圣起来，就像《乡村》结尾辛酸的结婚场面，迎亲的队伍乘着雪橇，唱着歌，在黄昏的暴风雪中奔驰。

布宁《乡村》书影

告别这个抒情传统的作家是札米亚京，他于1884年出生于俄罗斯小城列别金，1931年移居国外，1937年死于巴黎。人们知道他的名字是由于其寓言小说《我们》，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作于1913年的《小城轶事》。这部乡村小说不同于契诃夫和布宁的作品，一个恶棍巴雷巴成了故事中的主角，他长着“硬邦邦像铁一样的下巴颏、四角方方的阔嘴巴和狭窄的额头”，像是一头野兽，有着极强的生存能力。为了让小伙伴开心，他能用坚硬的牙齿将石头嚼得粉碎，以换得一块面包。十五岁那年他逃学离家，睡在一个废弃的牛棚里，四处偷东西吃，后来他勾搭上一个富婆，过起了吃穿不愁的日子，但这份差事也很辛苦，看着富婆跪在圣像前祷告，他心里明白：“她磕的头越多，作起孽来越重，到夜里折磨他的时间就越长。”

札米亚京

出于报复和补偿，巴雷巴强奸了富婆家的女仆，结果被赶了出来，只好跑到修道院去借钱。趁着神父喝醉酒，他将神父藏在教堂里的钱偷走。他有钱了，便租住在一个年轻寡妇家里，接着他又勾搭上寡妇。这一切的发生都很自然，很顺利，因为他什么都不怕，也什么都不想，他心里只有自己，并靠这个活着。

他的朋友吉莫沙是个裁缝，喜欢讲一些世界都是表象、应该怎样生活之类的话，巴雷巴对这些都不懂，只是觉得有趣，并借此认识了律师马尔古诺夫，当上了见证人。他的任务就是在法官面前说谎，以便有利于马尔古诺夫的官司。这一点对他来说毫无困难，他说起谎来眼都不眨一下，而且叙述得有条不紊，为此他赚了不少钱。

时代在变化，各地都发生了骚乱，巴雷巴想起一位从前的女同学，据说她在彼得堡被抓起来了，“读书读得不耐烦了”，他对吉莫沙说。在复活节，骚乱也蔓延到村子，村里人抓住一个小偷，巴雷巴挤在人群中看热闹，“一种原始的、兽性的、心底渴望的强行掠夺的欲念动了一动。他想和大家在一起，像大家一样吼叫，揍那众人在揍的人”。但吉莫沙这时却站了出来，制止众人的行为。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乡村风景

谢尔盖·托图诺夫绘

事后，吉莫沙被控煽动骚乱，当地警察局长要马尔古诺夫找巴雷巴做证人，证明吉莫沙是个乱党，报酬是给一大笔钱，还可以安排一个差使。巴雷巴犹豫了一下便同意了，毕竟可以弄个差使当当，再说吉莫沙患有重病，本来就活不长了。后来他在法庭上做证词时，讲得头头是道，清清楚楚，吉莫沙和小偷被判绞刑，巴雷巴如愿以偿，当上了警察。

志得意满的巴雷巴坐在村子小饭馆里喝酒，他看见旁边几个布匹掮客在大声说笑，突然觉得非常不爽，决心要给他们点厉害瞧瞧。他把跑堂叫来，通知他现在这儿禁止笑声，后来他决定要由自己亲自去宣布。札米亚京在结尾写道：“他那巨大的、四角方方的、沉重的身躯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弄出很大的声响，朝掮客们走过去。好像走着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具活过来的古代石像，一具怪诞的俄罗斯的石像。”

札米亚京描写了一个十足的恶棍形象，其他俄罗斯小说，比如在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契诃夫的早期小说中，我们也能看到这类恶棍，他们厚颜无耻，没有任何道德情感和做人底线，只要能得到一点好处，什么坏事都敢干。不过，我们对巴雷巴却似乎恨不起来，因为他身上的恶是他自己都无法认识的。正是由于此，这类恶棍在俄罗斯作家笔下很少成为主角，总有一个善的形象跟他们形成对立和平衡。在表现底层生活时，俄罗斯作家似乎更愿意描写那些受苦忍耐的小人物，以赞美他们心目中的俄罗斯灵魂。

喜爱俄罗斯文学的读者都知道，俄罗斯的灵魂是复杂的，交织着理性与情感的冲突，恶中有善，善中有恶，但实际上，在巴雷巴身上找不到任何善的因素。这种无灵魂的人物虽然很简单，却又很真实。在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广大农村缺乏人文主义教育，像巴雷巴这样的人遍布俄罗斯大地，他们崇拜权力，没有独立人格，没有现代知识，对于外界只是本能的反应。最重要的是，他们对待具体的人从来没有同类的概念，不需要懂得达尔文的理论，他们天生就对同类冷酷无情。

我常常凝视巴雷巴这座石像，陷入沉思。我在想，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是不是给我们造成了一种错觉？以为所有俄罗斯人都像作家一样充满悲悯，而忘记了这其实是将生活文学化的结果。实际上，文学从来不等于全部真实。在俄罗斯人的爱之外，还有某种坚硬的东西。世上到处都有苦难，俄罗斯作家着力表现悲悯而不是别的，是出于对人类的爱，这大概就是俄罗斯灵魂的奥秘：爱抽象的人类，而未必爱具体的个人。

札米亚京看到了这一点，他刻画了这个坚硬的东西，这具古代的石像，完全没想要保持善恶之间的平衡。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他不发掘理想的事物。在他眼里，恰恰是巴雷巴这样的人物支撑起了整个俄罗斯。巴雷巴后来出现在卢比扬卡，出现在科马雷，出现在每个城市和乡村，监视着人们的笑声。他们是一具具没有灵魂的石像，有着一模一样的面目。或许正是出于这种深刻的洞察力，札米亚京才写出了《我们》，给世人描绘出一种“数学式的完美生活”。

本文图片来源网络

编辑：揭莉琳

审核：王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