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国际关系学的轴辐结构： 源自引用分析的经验启示  作者：Thomas Risse，柏林自由大学奥托·苏尔政治科学研究所“跨国关系，外交与安全政策”主席、国际关系学者；Wiebke Wemheuer-Vogelaar，柏林自由大学奥托·苏尔政治科学研究所研究生；Frank Havemann，来自柏林洪堡大学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系，研究领域为科学研究、文献计量学和情报计量学。 来源：Thomas Risse, Wiebke Wemheuer-Vogelaar, Frank Havemann. IR Theory and the Core-Periphery Structure of Global IR: Lessons from Citation Analysi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24, No. 3(September., 2022), pp. 1-38. 导读 国际关系学科肇兴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历经多次大辩论后至今已发展百年有余。随着国际关系学科的内在演化，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国际关系学科的“霸权”，并对学科的全球化程度产生质疑。本文恰为呈现全球国际关系学科的现状提供可视化的数据分析，运用量化图表揭示全球国际关系学“核心—边缘”的轴辐结构分布特征。尽管所选样本存在范围局限，但是仍然能够清晰地反映出当前全球国际关系学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核心—边缘”之间的脱节与冲突。本文通过对Web of Science（WoS）和非WoS出版物进行共被引分析，证实了全球国际关系学确实近似于一种网络结构，其核心是跨大西洋英语国家，半边缘是跨大西洋非英语国家，边缘则是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国家。跨大西洋核心节点之间相互连接的同时，也与部分边缘节点相连。但边缘节点之间彼此不连接。边缘产生的知识必须通过跨大西洋核心才能获得全球认可。至于跨大西洋核心，可以确定为两个主要集群：一是国际关系理论集群L，二是（定量）安全研究集群R。全球国际关系学通过引用由欧美学者构成的国际关系理论集群（他们定义了国际关系学）联系在一起。边缘群体在进行理论建构时往往援引或参考核心集群已有的理论或范式。然而，包括核心区域在内的全球国际关系理论已然相当多样化和多元化。虽然学者们仍然引用宏大理论（三大“主义”），但他们不再拘泥于某种特定范式，转而愈加倾向于在全球范围内以一种更加综合/折衷（折中）的方式解决真正的国际难题。 引言 自霍夫曼将国际关系学贴上“美国学科”的标签以来，国际关系学者间出现了两场有关学科构成的辩论：其一是“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全球化程度（是否区分“核心—边缘”结构）。其二是“宏大理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近年来，这些论争从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中受益。其中，部分观点认为国际关系学的宏大理论时代已然结束，并为狭隘的“假设检验”所取代。另一部分观点则表示，大型“主义”（宏大理论）仍然很好地“活着”，并且塑造了国际关系学的作者群体。 共被引分析能够呈现学科研究重心和网络分布。高被引学术著作被相关学科视为核心或“必须引用”的参考文献。共被引不仅能够彰显引用者们的研究旨趣，还表明了他们对学科整体和特定群体的认同。共被引是推断学者集群原因、识别不同子集及其同学科整体联系程度的重要参数。 全球国际关系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的终结” 在全球国际关系理论辩论中，有观点指出，世界各地的国际关系群体在批判国际关系学欧洲/西方中心主导的同时，越来越致力于实现（学科）多样化，并愈发有信心在其（学科）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这场辩论的核心论点与劳动分工有关，即西方学者进行理论化的工作，世界其他地区的学者最多只能提供原始数据和本地专业知识。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甚至认为，美国国际关系界在国际关系学科内施行“仁慈霸权”。虽然有观点对此持怀疑态度，但是仍对这门整体智力贫乏的学科，以及同学科内其他群体逐渐失联的愈发狭隘的美国集群提出警告。全球国际关系辩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即缺乏经验和比较数据。 另一场辩论涉及国际关系理论的现状。一方面，部分观点宣告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终结。在他们看来，国际关系学者不再围绕核心范式展开对话，并且忽视提炼或创造理论。他们愈发致力于简单化的“假设检验”（被充分证实的经验规律），彼此之间互不参与的研究也因此而激增。持相异观点的学者认为，国际关系理论仍然存在。“宏大理论”是赋予学科独特“社会学结构”的强大因素，在塑造学科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引用网络分析的结果表明，对三大“主义”（现实主义、建构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做出贡献的国际关系学者可以被识别为独立却紧密交织的集群成员。这些“主义”之间并非不可通约。其问题在于，对理论工作保持兴趣是国际关系领域的区域性现象（跨大西洋）还是世界性现象？大多数观点认为，在通常情况下，与欧美保持较好联系的学者构成了对理论做出贡献或为理论所驱动的集群。在调查实验中，除中国、巴西等地的受访者外，全球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都认同该学科由美国主导。随着时间的推移，作为一门学科的国际关系在理论和区域层面更加多元化，但是那些在跨大西洋核心以外区域的发声（如编写国际关系史时关注非核心区域）仍然为主流声浪所掩盖。 方法与数据 研究方法：在引用网络中辨识高被引集群的常用方法是共被引分析。这种方法基于以下假设：即在许多论文的参考文献列表中，一同出现的两个来源文献与某一特定主题相关。本文采取的引用分析较以往研究而言存在两点不同：其一，本文的分析单位是出版物，而非作者，以此同一作者的不同作品能够出现在不同的高被引源集群中。其二，本文囊括了一些量化指标来辨别学术是否仅被引用为“概念符号”（如“新现实主义”之于沃尔兹[Kenneth Waltz]、“社会建构主义”之于温特[Alexander Wendt]），或引用者是否实质上运用了高被引（理论）来源。这两种量化方法都能更好地掌握引用者运用国际关系理论的方式。本文采用了PsiMinL算法来讨论高被引集群。PsiMinL是一种局部链路聚类（集群）算法，提供了局部确定的和重叠的引用连接集群。PsiMinL以独立于其他集群的局部方式评估每个链路集群，能够在边缘或内部连接及节点上产生广泛重叠的集群（聚类）。然而在方法论层面需要注意的是，该算法构建的是一组特定（重叠的）集群（聚类），并没有反映某种“客观的主题性结构”。不同方法可能会得出不同的集群（聚类）。 研究数据：本文所选样本主要源自两个数据集：一是Web of Science（WoS）。本文对WoS数据库中高被引国际关系期刊进行了聚类分析，以识别重叠的研究集群。所选样本为2011—2015年期间，在127种国际关系期刊（含专著，其中包括四种政治学期刊）上发表的30925篇有参考列表的文献（其中包括5500个专著章节）。本文在自动识别的71210个样本中选定了300篇高被引文献（引用总数超过34000次），其中33%的样本引用了上述文献，超过6494篇论文和专著章节至少同时引用了其中两种最重要的来源文献。 二是非WoS期刊样本。WoS数据库严重偏向全球北方，特别是由英美编辑部主办的英语期刊（72%）。具体而言，本文所选数据样本中的95.5%，以及本文确定的300篇高被引文献中的96%属于英语文献。因此，本文在聚类分析中首次增加了7种源自世界各地、各语种的非WoS来源国际关系期刊（参见表1），并着重考察了2011—2015年期间这些期刊刊载的337篇文章，手工编码了超过16000篇参考文献（其中编码内容包括元数据、语言和文献翻译状态）。 表1 7种源自世界各地、各语种的非WoS来源国际关系期刊  研究结果：国际关系（理论）世界与“核心—边缘”关系 通过聚类分析，可以发现跨大西洋区域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核心—边缘”关系集群：国际关系理论和（定量）安全研究，它们似乎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国际关系研究群体，其间只有22个具有桥梁性质的来源文献将二者联系在一起，而且这两个集群在共同参考方面几乎没有重叠。用最基本的术语描述，即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跨大西洋）国际关系领域，它们之间几乎没有联系。 表2 高被引文献Top 20   图1 151个文献分析结果 高被引文献（参见表2）与图1红线左侧151个文献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对国际关系理论给予了特别关注。该引用集群的共性在于他们对理论构建尤其感兴趣，差异则在于他们运用各种经验问题和世界区域来提出其主张——从安全研究到国际政治经济学（IPE）再到人权（研究）。因此，这一星系团可以被标记为“国际关系理论”。值得注意的是，以下出版渠道为国际关系理论集群L提供了引文来源信息。从期刊比重情况来看，《欧洲国际关系杂志》（EJIR）为99%，《国际研究评论》（RIS）和《国际政治杂志》（IP）为96%，《千禧年：国际研究杂志》（Millennium）为94%，《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RIPE）为90%，《共同市场研究杂志》（JCMS）为87%，《国际组织》（IO）为75%。 国际关系的另一集群，即指图1红线右侧的集群R并非通过共引理论而聚集在一起。集群R有107个来源文献，其中包括两个主题：战争与和平和比较政治学。引用的大多数文献采用了定量方法和理性主义本体论。因此，可以将图1右侧的集群称为“（定量）安全研究”。然而，集群R并非对理论建构毫无兴趣，相反地，他们通过引用包括比较政治在内的理论方法意图解决国际安全领域的具体难题，诸如“民主和平”、内战或冲突后的和平建设等。该集群来源文献的出版渠道与集群L相当不同，其中《和平研究杂志》（JPR）为97%，《冲突解决杂志》（JCR）为94%，《国际互动》（II）为90%，《美国政治科学杂志》（AJPS）为91%，《世界政治》（WP）为83%，《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PSR）为78%。如前所述，除少数被二者以平衡的方式引用外，这两个集群之间似乎截然不同且几乎没有重叠。以此，两个集群之间的桥接来源文献便相当具有启发性，其中包括（定性）方法研究、各种理论建构型国际关系学者、一般性的政治学和社会学文献（其中包括康德的《永久和平论》）。鉴于这两个集群均从事理论建设工作，以此国际关系理论并没有终结。此外，在高被引前300名的榜单中，绝大多数刊物和专著的出版商属于跨大西洋地区。因此，可以肯定地说，这两个引文集群构成了一个“跨大西洋的国际关系（理论）核心”。 理论引用：概念符号or实质性运用？ 本文在分析过程中注意区分了顶级理论的引用形式：“概念符号”引用或驱动性引用。其衡量指标之一是，引用者们是否标记了引文页码。图2通过比较附有页码的参考文献（y轴）和没有页码的参考文献（x轴），绘制了高被引前300名列表中175本著作的结果。其中位于对角线以下的文献更多地被引用为“概念符号”，而位于对角线以上的文献则同引用者之间存在实质性接触（理论运用/理论建构）。  图2 高被引前300名列表中175本著作的结果 此外，即便没有页码，作为概念符号的引用也不一定意味着引用者忽视了理论建构。为了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本文对《国际政治理论》（沃尔兹，1979）和《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温特，1999）这两本著作的250余篇共被引样本进行了定性编码。有趣的是，其中2/3的样本同其存在实质性接触，1/3则属于“概念符号”引用（无页码）。此外，沃尔兹著作的（两类）引用比例为70：64，温特著作的（两类）引用比例为74：51。这一更为详细的分析数据充分证实，理论常常以实质性术语的形式被引用。 综上，上述聚类分析可以论证：（1）国际关系理论在学术界是活跃的；（2）WoS（跨大西洋）国际关系数据集群中的高被引前300文献是相当异质且多元的；（3）在高被引前300文献的数据集群中，既没有宏大范式的引用集群，也没有太多“爱恨交织”的共被引（来源）。这似乎表明，激烈的范式或理论论争时代可能已经在21世纪10年代结束了。国际关系学者并非致力于坚持某一特定范式，而是以折衷（折中）的方式引用各类理论方法。图1左上角的(安全)理论集群（蓝色散点）可能最接近于形成一个聚合且独立的国际关系学者群体。 源于非WoS 国际关系（学）的发现：理论无处不在！ 表3 非WoS期刊中被引排名前25的来源文献情况  表3运用一种相当低的阈值来确定引用最多的来源文献，即在至少三种不同的（至少属于两个地区的）期刊上被引不少于五次，其中灰色阴影区域至少被引十次。WoS前300文献中被引最多的文献均属理论集群。国际关系经典理论在该榜单中占据中心位置，但没有任何一个学派占据主导地位。表3的灰色部分涵盖了国际关系研究中各大理论链的“概念符号”。有趣的是，“哥本哈根学派”和批判（安全）理论集群在表3中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共有6个来源），而制度主义集群在表3中显示出7个来源。因此，国际关系理论似乎在跨大西洋区域以外也很奏效。事实上，67%的重叠信息源位于国际关系理论集群L中，只有25%位于（定量）安全研究集群R中。相较WoS数据集群中全部前300个来源文献的分布情况来看（理论集群为57%，安全研究集群为36%），非WoS的（定量）安全研究集群来源文献少于WoS。这或许表明，这类研究工作不会跨越跨大西洋核心区域。 虽然，本文所涉引用来源数据集中的绝大多数非WoS期刊的top引文都能同WoS的top-300相连接，但是，绝大多数被广泛引用的国际关系理论是由跨大西洋核心国家提出的。“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尚未能超越原始社群，也没有为拉丁美洲、亚洲或非洲等非西方地区的国际关系期刊所高度引用。在WoS数据集中，非WoS文献能够连接到图2左上方的批判（安全）理论集群，但却仅能略微连接图2中较大的（定量）安全研究集群R。这或能表明跨大西洋国际关系研究与“非西方”群体之间在认识论和/或本体论上的紧张关系。因此，通过共被引分析，可以证实许多学者长期以来对全球国际关系学的质疑：全球国际关系学几乎完美地符合“核心—边缘”网络的“离散”结构，即“轴辐”体系。其中（跨大西洋）核心区域由高度互联的节点组成，共分为两个几乎互不联系的集群，边缘区域通过节点与核心相关联，但它们彼此之间的互连不甚密切。 结论 国际关系理论在世界各地都是活跃的。在本文实证分析涉及的2010年代，世界各地的国际关系学者都在从事理论工作（WoS数据集的两个主要集群可以显示），他们以一种更为折衷（折中）的方式参与理论构建。WoS高被引前300的来源文献是多元的，几乎囊括了所有理论取向（新现实主义、各种制度主义、批判理论和后结构主义）。非WoS期刊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然而，一些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分歧似乎仍然存在。首先，一般理论（共）被引集群和（定量）安全研究集群之间的联系很少；其次，批判（安全）理论集群与主要的（定量）安全集群之间相互脱节（几乎无共被引）；最后，如果全球国际关系学存在“西方和其他国家”之间的“核心—边缘”冲突，那么将涉及安全研究（非西方和非英语期刊很少引用（定量）安全集群中的顶级资源）。虽然范式冲突和划界不再是全球国际关系的总体结构，但是安全研究领域在本体论和方法方面似乎仍然存在争议。 然而，尽管国际关系理论在世界各地都被提及，但它绝非是全球性的。至少就引用量而言，在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核心—边缘”——“轴辐”结构中，边缘集群只能通过共同引用的方式与核心连接。而且这一“核心—边缘”结构具有着相当多元且异质的跨大西洋核心。这一核心正在全球范围内复制和扩散。“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研究）并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集群而存在。边缘地区产生的理论和经验知识必须通过跨大西洋核心才能成为“全球国际关系学”的一部分。换言之，边缘国家的声音必须在得到跨大西洋核心国家的认可后，方能传遍全球。 注：WoS高被引前300文献的内容、类型及排名分布参见原作附录1、2。 词汇积累 引用分析 citation analysis 假设检验 hypothesis-testing 仁慈霸权 benevolent hegemon(y) 共被引 co-citation 译者：赵旌宏，国政学人编译员，吉林大学世界史系博士研究生，研究兴趣为冷战史、东北亚国际关系。 校对 | 周震 刘若锋 朱忻博 审核 | 丁伟航 排版 | 何其 本文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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