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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36年郑国的子产把成文法铸在铁鼎上，公之于众，被称为"铸刑鼎"。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中说，春秋时期，上层贵族社会认为刑律越秘密越好，决不能让国人知道。这样才有利于贵族随意处置老百姓，增加专制的恐怖和神秘，这当然是一种古老专制时代的遗迹。 子产决心打破这种蒙昧，他对已有的刑法加以修改，在这个基础上主持编订了三种刑法，并将其公诸于世，让老百姓明白法与非法的界限，知道犯了法会得到什么样的处罚，这无疑是进步的法制理念，当然也打击了贵族特权。子产这个做法，遭到很多贵族反对。 叔向写信痛斥子产：“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民知有辟，则不忌上。并有争心，以徽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国将亡，必多制’，其此之谓乎？”大意是：本来民众怀着恐惧之心，不敢随便乱来。你把法律公布了，民众就会钻法律的空子，争相琢磨怎么做坏事而不至于被制裁，这样就不怕长官了，反而会导致犯法的事情越来越多，腐败贿赂到处泛滥，郑国也会因此而完蛋。 子产给叔向回了一封信，顶着晋国压力说：“我为的是救世啊！”表示要坚定不移公布法律。结果呢？效果不错，社会治理透明度增加，大众欢迎，犯罪案件减少了。再说，郑国注重商业，过去贵族利用刑罚的随意裁量权，压榨商人和新起的土地所有者，对国家很不利。子产公布法律，限制了贵族特权，促进了郑国农业和商业的发展。 子产此举，开启了中国古代公布成文法的先例。春秋时期，宗法贵族减弱了气势，新的地主阶层兴起。各利益集团、社会阶层以及经济条件都在发生变化，“铸刑鼎”这一重大改革措施符合社会发展的新需求。 在潮流推动之下，晋国在子产“铸刑鼎”之后二十多年，也把刑法铸在鼎上，向社会公布了。 可是孔子认为这洋做不对。在晋国公布了法律之后，孔子说，晋国大概因此要灭亡了。人民知道了法律，只看鼎上的条文，不看贵族脸色，怎么能显出贵族的尊贵？ 孔子一向最重视礼，不看重法律，他甚至认为法律是有害的。所以他对“铸刑鼎”如此猛贬，并不奇怪。孔子认为，如果用法律治理国家，那么人们就专注于法律，只求免于犯罪，而失去内心的廉耻，这样的社会未免太不理想，应该追求天下为公，人人讲仁爱，家家睡觉不关门，根本就没有小偷盗贼才对。 因此，孔子认为，在一个社会中，有事要闹到诉诸法律的地步，就不正常了，最理想的就是全社会没有一件诉讼发生。 由此可以看出，在当时公布法律，实在要面对巨大压力。 周谷城的《中国政治史》高度肯定子产“铸刑鼎”，批评了叔向和孔子，他说：“反对自反对，批评自批评，而时代的迫切需要，终于把礼治演变而为法治。”当然，周谷城过分乐观了。 在现代社会，大众见惯了公布的法令，以为从来如此，那就错了。这是子产冒了极大风险，带头开创的新制度。  铸刑鼎  孔子  铸刑鼎 鲁国的孔丘（即孔子）说这是亡国之举：“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今地不详）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菟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晋国的蔡史墨则说：“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为国法，是法奸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赵氏，赵孟与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孔子话的大意是说：晋国将因为这次铸刑鼎而灭亡了。原因是，晋国在晋文公之前一直恪守始祖唐叔所接受的法度，用于治理国民，卿大夫也遵守自己的等级次序，所以民众能尊敬贵者，贵者能保住祖宗的基业，贵贱差别不发生错乱，这就是所谓的法度。晋文公为此设立执掌官职位次的官员，在被庐制定法令，并因此作了盟主。此刻废掉这个法度，而铸造刑鼎，让老百姓从鼎上就能看到法律条文了，他们还能再尊敬那些贵人？贵人又怎能保守祖宗基业呢？贵贱等级没有了，还怎么治理国家呢？何况范宣子的刑书是在夷地检阅军队时制定的，是晋国的乱法，怎么能把它作为法令呢？而蔡史墨则是预言范氏、中行氏将会因铸刑鼎而灭亡。原因是，中行寅是下卿，但违反上面的命令，擅自铸造刑鼎，以此作为国家的法令，这是法律的罪人。而范氏，改变被庐制定的法律，这就是取亡之道。恐怕还要牵涉到赵氏，因为赵孟参与了。不过赵孟是出于不得已，如果修养德行，可以免除祸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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