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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地安门外大街为中线，西边是什刹海地块，东边为南锣鼓巷区域，当年是王府豪宅栉比，达官贵人麇集。  ▲烟袋斜街内的广福观及古玩店旧景 | 作者供图 这些人富有文玩收藏，有“货”的地方永远有交换、流通的需求。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皇亲贵戚、高官富豪迅速败落，将藏品变现成为一种“刚需”。盘踞在皇宫中的宣统余孽，刁钻邪门的太监们，盗卖府库文物往南至琉璃厂，关卡多、路途远，往北来地安门、烟袋斜街，则会近便得多——要知道那年月想“活动活动”，大多是靠“腿儿”着一辙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北洋政府新贵，逐鹿京师的各路军阀，对古董的搜刮绝不在少量。东洋、西洋的“旅游者”们，为搜刮古董竞相使出全身解数。大学教授、知识分子中那些珍重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当然也对历史的存留有所觅求。琉璃厂的文玩市场，堪称大海；烟袋斜街的古玩交易，只若细流。一滴水尚可窥大海之全貌，查看细流，不是也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彩的信息吗。 为难的是，当年烟袋斜街量如恒河沙数一般的买与卖，早已随着雨打风吹去，哪里再有它们的痕迹哪——这不，连曾经作为交易地点的古玩铺，都已然杳杳难见了。幸好，一本书——《琉璃厂杂记》（周肇祥著，宋惕冰、赵珩、海波整理，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10月一版），它在叙述琉璃厂“主战场”之余，亦如涉及些“边角剩料”一般，为我们留下了有关烟袋斜街古玩店、古玩交易的珍贵记录。不是想探究当年的状貌吗，且让我们凭借着这本书来一番“穿越”吧。 《琉璃厂杂记》总计十九卷，近五十万字，是周肇祥近乎日记般的关于古玩经眼、买卖的记录（以琉璃厂为中心，旁及京城其他地域以至外埠的古玩市场；以文物古玩为侧重，旁及旅游、宴集等方面）。其前五卷，记于1913—1916年。其六—十九卷，记于1920—1928年。中间1917—1920年撂笔三四年，主要是因为周氏被北洋政府外任为湖南省长等职。周氏笔记的前一阶段，还没有关涉烟袋斜街的内容；也可以理解为，他家居在北京南城，还未来得及逛逛北城的地安门外一带。他笔记的后一阶段，即1920年以后，烟袋斜街才成为他不忘“光顾”的地界。 1920年中秋节近，周氏记道：“地安门外及烟袋斜街，亦骨董聚处，与南城别为风气。其来源多出旗人家及清室太监。”1921年他又说:“烟袋斜街诸小贩多与各古寺僧人往来，时有珍异之品。”1924年他注意到:“烟袋斜街近来古董铺添之不已，东城外国人常出没故也。”1925年他强调:“烟袋斜街能收北城宅门之物，京北出土者亦往往于此遇之。”一个收藏家的敏锐嗅觉，使他对烟袋斜街的动向愈来愈加关注；去烟袋斜街“淘货”，成为他不能放弃的习惯。1928年，北洋政府退出历史舞台，北京的政治生态发生巨变，周氏遂放下了《琉璃厂杂记》的写作。 文章出处：《北京文史》2017年第4期《周肇祥在“小琉璃厂”烟袋斜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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