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兴沈氏世系》沈约像 沈约（441年～513年），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湖州德清）人，南朝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出身门阀士族家庭。沈约还是“永明体”的创始人之一。齐、梁之际，汉语音韵学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沈约把周颙发现的平、上、去、入四声用于诗的格律，归纳出了比较完整的诗歌声律论，从而为唐代格律诗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而一直被称为“吴兴武康人”的沈约，其故里究竟何处，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武康与德清在历史上曾有过“合-分-合”的特殊因缘：公元222年为武康建县之始——三国吴黄武元年分乌程馀不乡与馀杭二境置永安县，可沈约《自序》里说的却是：“灵帝初平五年（公元194年），分乌程、馀杭为永安县……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改永安为武康县”，看来这“222年是武康建县之始”一说还不能当真了；公元691年武康与德清分设——唐天授二年析武康县东乡置武源县，唐天宝元年定名德清，而析出东乡设置武源县后的剩余区域仍沿用武康县名；公元1958年6月武康县撤销并入德清县。 武德两县合并为德清县后，原武康县治所在镇还是沿用了武康名。这一现象的存在，使得人们把唐朝前后两个大小武康县及后来的武康镇混为一谈了，惯性思维地以为当年大武康县东乡（唐朝后为德清县）的沈氏名人也都应该在后来的小武康县，以至后来的武康镇。如：“沈约，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武康镇）人”的表述（附图一），这样的括号加注就会给人以误导，把当年的大武康县区域（比今天的德清县还要大）缩小到了现在的武康镇范围。试想，如果我们以后在介绍“吴兴武康名人”时，括号加注一定要拉上“武康”不放的话，如今是否要注释为“今德清武康街道人”了？一千八百年来，经过三次区划变动（大武康-小武康-武康镇-武康街道）后的武康，难道还能容纳得下如此众多的“吴兴武康名人”吗？ 在沈约的年代，现在的整个德清县区域大多属于武康县，今德清中部的乾元人（馀不乡中心）、东部的新安和禹越及部分新市人（金鹅乡），还有南部的今馀杭塘栖人以及最东端的今桐乡大麻人（金鹅乡）等都曾经是武康县东乡人。如果这些地域的人在唐朝以前迁徙到了外埠，他们就会铭记自己的籍贯是武康，哪怕到了现在。故县外各地出土的唐宋及明清年间沈氏人物的墓志铭，碑文中一般都会刻上“吴兴武康人”一句，其实他们或他们祖上的原居住地大多在当年的武康县东乡，也就是唐朝以后的德清县。 针对唐朝前称作“吴兴武康人”的沈氏名人归属乱象（清朝年间至今），德清知县侯元棐在康熙年修撰《德清县志》时就强调：“麟士自述祖德谓：金鹅乡之沈皆出于（祖）戎，然则《武康志》（有可能是《馀英志》）所载：沈戎以下诸沈皆德清人也。索之往牒，参之居止，具有明征。”并发出了“不得让美于武康矣”的感叹。可如今，德清县境，从西到东的“沈约故里（居）”已“繁衍”至八九处之多：原武康县有馀英溪上流、东沈村、静林寺、延真观、龙山村；原德清县有东衡村、城关镇（今乾元镇）、蔺村（今新安镇舍北村）；还有馀杭的博陆镇等。现在我借助各时期的史料记载及相关信息，把如此多的“沈约故里”再梳理一遍，尽量让历史还原真实。 由于，唐天授以前还没有德清县，故从东汉初的乌程县馀不乡（始迁祖沈戎）至唐朝时的武康县，其间所涌现出的沈氏名人皆被称作吴兴武康人，虽然东汉初还没有武康县，可到了南北朝时期，“满朝文武半朝康”之说风靡了大江南北，那“半朝康”不就是武康吗？因此，还没有理清武康与德清区划来龙去脉的部分当代人，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被称作“吴兴武康人”的沈氏名人故居及居住地也应该在分县以后的武康县，这也是大武康县西部在分县后承袭了武康老县名，而使沈氏名人的故里归属地被“张冠李戴”了。甚至还有人认为，武康的沈氏家族自唐朝以后都迁徙到了德清，因为他们看到的现象是，一直是“吴兴武康人”的沈氏，在唐朝以后的科考中榜时却都在湖州德清了。有这样认为的人，说明他还是没有弄清楚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 一、簰头老伯家谱忆 肇自馀姚沈家村 由于，“吴兴武康人”这一名头已根深蒂固，故此，从清朝年间开始，凡有“吴兴武康人”称呼的沈氏名人，其故里也在无意中被“迁移”到了唐以后的小武康县，那小武康县也就出现了多处沈氏名人故居（里）。其中，数沈约故居（里）最多。 《德清县地名志》（1984版）载：“沈约，字休文，武康人，家居馀英溪上流（今东沈一带）。”清同治《湖州府志》载：“沈约宅在县东（应是照抄了唐前武康县的记载）馀不溪上流——《馀英志》，沈约宗族所居——《胡志》”；又“沈约宅在馀英溪即前溪上流。”同治《湖州府志》的前句引自《馀英志》及乾隆《湖州府志》（胡志），而后句无史料依据只是传说而已。《德清县地名志》不载有记载的沈约宅在“县东馀不溪上流”及馀不溪上流为“沈约宗族所居”，而选择了坊间传说（清朝年间）的“馀英溪上流”并括号加注了一句“今东沈一带”。“不”与“英”只一字之差，却无端端跨越了五六十华里！ 该地名志在介绍“东沈村”时说：“据清道光《武康县志》记载，东沈村为沈麟士故乡，里人大半属其后裔。”但该词条却没有提及沈约。道光《武康县志》又载：“馀英溪在县西十三里即前溪上流。山墟名（晋朝张元之著）云：每春夹岸花开，落英满地，通夏不歇，故云。沈约之后多居溪旁。”后句“沈约之后多居溪旁”为道光《武康县志》自加，傍在一起使人以为是张元之的原话了，可那个时候连沈约都还没有出生呢，怎会提到“沈约之后”了呢？ 簰头东沈村在清康熙年以前还没有沈麟士故里及沈约故里的说法，虽然当时东沈村已经有沈氏居住。据史料记载，最早建造的“织帘先生祠”（即沈麟士庙）是在今乾元镇的乾元山即吴羌山下（宋嘉泰《吴兴志》有记载）。而东沈村的“织帘先生祠”（后来被称作太公堂）是在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成书的《武康县志》中才首次出现，明嘉靖廿九年（1550年）及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的《武康县志》里还没有其踪影。以此推测，那是后来迁入东沈村的沈氏，在清朝中前期建造“织帘先生祠”是为供后人祭祀而已。因为，沈麟士在百姓中的口碑很好，成为沈氏后人的骄傲。所以，我们不能以建有“织帘先生祠”来确认沈麟士的故乡，而将其祖上的居住地也代入了后裔的迁徙地。 最近几十年来，沈约的名声大了，有人又把东沈村说成是沈约的故里了。而当年纪念沈麟士的太公堂，也被演变成纪念沈约的太公堂了。如今，“东沈是沈约故里”一说被许多考证否定后，又冒出了东沈是沈约避难之地的谣传。其实，小小少年的沈约，当年避难在常德任武陵国詹事的叔叔沈伯玉家倒是有记载，那里还留有“沈约读书台”遗迹。唐朝时，朗州司马刘禹锡还曾亲眼看到过此台，他在《武陵书怀五十韵》中写道：“沈约台榭荒，李衡墟落存。”并加了注解：“隐侯台、木奴洲并在。”“隐侯台”即沈约读书台。 否定东沈村是沈约故里或避难处及沈麟士故里的依据是，东沈村八十多岁的《东沈沈氏家谱》（文革时焚毁）持有人，在回忆起他家的《东沈沈氏家谱》时说：他们是东沈村第一家“沈氏”，是从绍兴馀姚沈家村迁徙至此。从东沈村在清乾隆年前建造了“织帘先生祠”来看，绍兴馀姚沈家村的沈氏也该是沈麟士的后裔了。其实，清道光年间的《武康县志》修撰者，当年只要去东沈村走访一下（那时的《东沈沈氏家谱》还在），也就不会有这么多的讹误产生了。 二、神仙故宅题碧落 窜易休文坊间谣 《吴兴备志》载：“按（沈）戎家'馀不’属德清，德清古武康地，则沈当以德清祖。”又“吴兴武康县延真观，唐碧落观也。沈休文故宅有唐县令胡传美题诗。”有人就把该句读作了“吴兴武康县延真观，唐碧落观也，沈休文故宅。”认为沈约的故宅就是延真观。 该句的含义其实是：武康县的延真观，在唐朝时叫碧落观。沈约故宅有唐县令胡传美所题的《武康碧落观》诗。而非碧落观是沈约故宅。不知为啥《吴兴备志》要将“碧落观诗”与沈约故宅联系起来？而道光《武康县志》载：“静林寺，在县西三里……为沈约故居。”还有“沈约故居在武康八都英溪溪滩上”。比道光《武康县志》早八十多年的乾隆《武康县志》，在介绍“静林寺”时还没有“沈约故居在静林寺”一说，不明白道光《武康县志》的“传说”来自哪里？ 更早的宋嘉泰《吴兴志》载：“延真观在县西北隅崇福里。齐永明二年置，号崇福，本朝治平四年改赐今额。神仙沈羲故居也。”这下我们才知道，跟《武康碧落观》诗有因缘的，是被称作神仙的沈羲。该诗的首句是“仙宫碧落太微书，遗迹依然掩故居”。晋葛洪《神仙传》：“沈羲，吴郡人，学道于蜀，能治病救人（“治病救人”一词出典于此），甚有恩德。”是距《吴兴志》四百年后的《吴兴备志》把沈羲窜改成或误以为沈约了。 三、凤凰迤逦名沈璧 家族东阳有渊源 宋书《自序》：“靖子戎，字威卿，仕州为从事，说降剧贼尹良，汉光武嘉其功，封为海昏县侯，辞不受。因避地徙居会稽乌程县之馀不乡，遂世家焉。”宋嘉泰《吴兴志》载：“皇觉寺，在县东北十五里凤凰山，后汉述善侯沈戎故居地，名沈碧（璧）。”（道光《武康县志》亦同）该记载有悖沈戎后裔沈麟士《沈氏述祖德碑》记载的：“凡金鹅乡（今德清东部）之沈皆出于祖戎。”试想，沈戎葬金鳌山后，将武康县中东部的金鳌山改名为金鹅山，是否与东部的金鹅乡名有关？ 宋嘉泰《吴兴志》“县东北十五里凤凰山”的皇觉寺是沈戎故居一说，与该志同时记载的“沈璧山（俗称凤凰山），在县东北十五里，山有九峰迤逦相接，沈氏自东阳居此，故名”一句自相矛盾。亦与《入东记》“后汉青州刺史姚恢与海昏侯沈戎过江阴，争柯山居之。恢女密报戎。戎先居之”不符（民国《德清县新志》柯田山在北郭外）。宋朝前就有记载的沈璧山沈氏，是另一支从东阳迁徙而来的沈姓家族，此东阳沈氏也应该是沈戎的后裔。 而作为沈戎后裔在南北朝时期（那时风行舍宅为寺）以祖上的功德与名义舍宅为寺也就说得通了。因为，沈戎在东汉初（公元57年）建造的自住房，且在一年后就去世了。其房屋到了宋文帝元嘉三年（公元426年）的近四百年时，难道还会存在？还有《苍山八咏诗·皇觉岭》：“西南攒秀岭，一山更殊荣。金仙列上方，旧是休文宅。”一诗，就因为有了“沈戎宅”做铺垫，才慢慢演绎成了皇觉岭的“旧是休文宅”一说。 再说了，沈戎的徙居地与沈约的居住地同在一处，有违沈约《自序》：“史臣（沈约）七世祖延始居县东乡（唐时析置为德清）之博陆里馀乌村。”沈约七世祖的始居地与沈戎的徙居地已不在同一处了，几百年后，沈约的故居怎么会与沈戎的徙居地“搅和”在一起了呢？更何况那凤凰山的皇觉岭也不在武康县东乡辖区内啊。 四、东衡沈氏始迁祖 蔺村德侔八世孙 在没有任何史料依据的情况下，有人自称：在“文革”前曾经目睹过《东衡里沈氏家谱》（该家谱在文革中不翼而飞）。并称有人曾经在东衡村一座小石桥旁看到过一块刻有“博陆”字样的石块（该石块亦杳无踪影），遂断定“东衡里就是博陆里”。还撰写了一阕颇具文采的“古博陆里碑记”，立于东衡村口。甚至，还将东衡村的某条路，定名为“博陆里路”。 既然是东衡里，为啥还要套上个从古至今本县都没找到的博陆里？沈约记载的博陆里可是在当年县东乡的金鹅乡啊。哦，东衡里变成了博陆里后，相当多的沈氏名人就可以收入囊中了。什么“东衡是六朝沈氏世居之地”啊，什么“朝廷五部六尚书，东衡六部五尚书”啊，毫无依据的言论四处弥漫。几乎将宋朝时期的湖州沈氏名人一塌刮子收入囊中，并挂像展示于村乡风馆内。 要纠正这一谬误，还得找到《东衡里沈氏家谱》。这个想法目前尚无法实现。因为，民国时期重修的《东衡里沈氏家谱》已在几十年前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但天无绝人之路，现在我们看到了清乾隆年间德清处士（秀才）徐承烈（晚号清凉道人）撰写的《听雨轩笔记》（附图二）。他在该笔记中，讲述了自己当年在存素堂（藏书楼）观看“沈畸墨迹”后，到处寻访蔺村人沈畸（字德侔，第进士，历官州、县。崇宁中，为尚书议礼编修官，召对，擢监察御史）后裔而在东衡村找到了《东衡里沈氏家谱》，并透露了家谱中所载东衡里沈氏始迁祖是蔺村人沈畸的八世孙等信息。如今，若再有人以文革中“失踪”的《东衡里沈氏家谱》名义来兜售自己的“杜撰”，那就显得有点过分了。 《听雨轩笔记》卷四“赘纪”首篇文章（约写于1791年）“沈侍御墨迹”是这样开头的：“乾隆庚戌（1790年）季冬（农历十二月）三日，于存素堂观宋御史沈畸墨迹（手卷）。”该文还讲述了我县除蔺村以外的其他三地沈氏后裔：“吾邑沈姓不一其支，未知孰为公（沈畸）之后裔，因遍访之，得《东衡里沈氏家谱》。载公为韶村、市（士）林、东衡诸沈始祖之八世祖。手卷所书（'沈畸墨迹’内容）具载谱首（“家谱”的首页）。公生二子，长（子）璿（音义同'璇’）次（子）濬（音义同'浚’）。邑中三支盖皆璿后云。” 从该文“（三地）诸沈始祖之八世祖”一句可以看出，当年的东衡村沈氏是从蔺村人沈畸长子沈璿（南宋初）的七世孙才开始迁入的。北宋末的沈畸延续至其八世孙的年代，大约是元末明初了。那么，沈畸及其祖先或其八世孙以内的后裔之沈氏名人就绝不会出自东衡村了，因为那时金鹅乡的“蔺村沈氏”还没有迁往本县东衡村呢。 其实，就算真的有人在东衡村看到过刻有“博陆”字样的石块，也是可以理解的。《东衡里沈氏家谱》是蔺村人沈畸长子的七世孙，在元末明初搬迁到东衡里成为东衡里沈氏以后，至清朝年间才由其后人开始修撰的，其首页追溯寻祖也只是涉及到东衡里沈氏始祖的八世祖、蔺村人沈畸；而消失的“博陆”以“石刻”的形式“曾出现”于东衡村，应是东衡村沈氏后人在沈约《自序》里看到“博陆”一说,而作为祖上发祥地的“博陆”也就成了东衡村沈氏后人仰慕的圣地，理应刻石永纪。这也有点类似于东沈村沈氏（来自余姚沈家村）建造沈麟士庙以祭祀其祖先一样，不过东衡村沈氏是有《东衡里沈氏家谱》记载的沈畸长子沈璿七世孙之后裔。那徐承烈所描述的亲眼目睹《东衡里沈氏家谱》首页内容，有力地否定了东衡村为沈约故里的谣传。 针对乾隆年间《听雨轩笔记》所揭示的真相，有人还在强词夺理地辩驳：“今用徐承烈《听雨轩笔记》内容正史，貌似史料，实为《阅微草堂记》之流亚，不足定谳……程森编民国《德清县新志》，皆不采录其内容……”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嘉庆《德清县续志》就对徐承烈的著书作了介绍；而程森编的民国《德清县新志》，更是除了徐承烈的“沈畸墨迹”外，还大篇幅（几乎全文）刊登了他的“赵文敏（赵孟頫）别墅”（附图三）“刘王考”“半月泉游迹”（附图四）“东西庙”“异闻三则”等文章。一位布衣处士的6篇文章，能在同一本县志里被采用，着实不简单啊！ 五、东乡境内乌山地 附会牵强馀乌村 城关镇（即今乾元镇）为沈约故里一说，也没有使人信服的依据。该说最早的源头是宋嘉泰《吴兴志》记载：“……窃考馀不乡有博陆里馀乌村，盖沈约自叙云尔。其馀乌村，县有乌山即其地也。所谓博陆里今不详何所云。”其认为沈约说的馀乌村就在今乾元镇的乌山（俗称乌牛山）之地，这也仅仅是依据沈约自序里的“县东乡”地望在古德清，而俩地名中都有一个“乌”字而已。 也可能是有人把金鹅山之地（今乾元镇）当作是当年的金鹅乡了。那金鹅山与金鹅乡也的确容易混淆，而乌山与馀乌村同在县东乡且都有“乌” 字。其实，沈约《自序》所言“（沈戎）避地徙居会稽乌程县之馀不乡”，而馀不亭（今乾元镇）是馀不乡之中心，物阜民丰，当然也是沈戎迁徙的首选地了。来馀不乡一年后就去世的沈戎葬于馀不亭旁的金鹅山也是顺理成章了。 还有，晋朝时称作武康人的沈充，倒是家住馀不亭，并在当年前溪（乾元山前）河畔的前溪村创制了《前溪曲》，渐渐演绎成风靡于唐的“前溪歌舞”。早于沈约的山谦之所撰《吴兴记》载：“后溪在市北（当年的馀不亭中心应在乾元山西的龟回坝处），东出馀不亭，晋车骑将军沈充作《前溪曲》，传者以为指此溪也。” 而唐末于兢（画家宰相，也有考证为礼部侍郎）的《大唐传》也说了：“湖州德清县南前溪村，前朝教乐舞之地。今尚有数百家尽习音乐，江南声妓多自此出，所谓'舞出前溪’者也。”这就是“前溪歌舞”的出典，清道光《武康县志》对此也做了转载。种种迹象表明，吴兴沈氏始迁祖沈戎及一支后裔是居住在馀不乡中心馀不亭（今乾元镇）或馀不亭附近的。既然否定了乾元镇的乌山是馀乌村，那么沈约七世祖沈延一支也就不会在乾元镇了。 六、归葬蔺村源传记 谴词着意述详明 民国《德清县新志》载姚察（533年～606年）《沈约传》：“……休文惧以疾，卒于官。生宋元嘉二十年（应为元嘉十八年）八月十二，卒梁天监十二年八月十五，享年七十有一（应为七十有三）。诏赠本官，赙钱五万、帛百匹，谥曰隐。归葬邑之蔺村，建祠世祀于湖。”（附图五）而姚察的“沈约传”早已在《吴兴沈氏世系》一书中以《 建昌侯休文传 》为题作了全文刊登（附图六），这应该是“沈约墓在蔺村”的出典了。 民国《德清县新志》所载姚察的《沈约传》，可能是照抄了《吴兴沈氏世系》中的《 建昌侯休文传 》，因为“生宋元嘉二十年”的讹误也相同，但《吴兴沈氏世系》中“享七十有三”一句却是对的，估计民国《德清县新志》在抄录时，按照了前面的讹误来计算时间，反而错成了“享年七十有一”，故产生了两处讹误。还有清康熙《德清县志》上记载的北宋时期“沈约墓”的信息：“梁隐侯沈约墓——胡宿（995年～1067年）诗注云：在县之蔺村。”（附图七）该“诗注”与姚察《沈约传》里的“归葬邑之蔺村”一句吻合。 而在之前的宋嘉泰《吴兴志》里，记载出现了混乱：“沈约墓在德清县东五十八里。”（附图八）由此,有人没做全面分析就对该说的真伪提出了质疑：“现今新安舍北村绝对没有离县域（城）五十八里之遥”；“五十八里约合今27公里，与今舍北村的古蔺村在地望上相差甚远”……其实只要对照《吴兴志》里该段落开头的“沈戎墓在德清县东二十三里金鹅山”（清同治《湖州府志》亦同）一句的同类讹误，就可证实该“县东五十八里”的说法明显是照抄了唐朝前德清还未分设时的记载，起点是在当年的武康县城，因为南宋时的“金鹅山”已在“德清县西南五里”了。 后来的明成化《湖州府志》，对前志的讹误做了更正：“梁吏部尚书沈约墓在县东三十八里”（附图九）。以上讹误的产生与纠正，反而证明了《吴兴志》里“（沈约墓）在县东五十八里”一说可以追溯至唐朝以前的大武康年代。由于武康与德清“合-分-合”之原因，造成了史料记载上“区划变更”的延误，以致宋朝时期的史料对德清人文的记载讹误频出：武康慈相寺，武康荷叶浦等。固定的景点地址都会因记载延迟而产生讹误，何况能走动的人呢？ 姚察，吴兴武康人（今德清人），南朝历史学家。他与沈约的年代相近，又同是今德清县人，其为沈约作传“归葬邑之蔺村”一句具有权威性。要强调的是，这里用的是“归葬”一词，而不是“葬”与“卜葬”或“改葬”。归葬：即把遗体运回故乡埋葬。这或许透露了蔺村为沈约故乡的重要信息。而胡宿是北宋人士，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进士。历官扬子尉、通判宣州、知湖州、两浙转运使、修起居注、知制诰、翰林学士、枢密副使。作为“知湖州”的胡宿，其诗注“（沈约墓）在县之蔺村”，也就有了相当的可信度。 沈约终老后为什么会葬蔺村？那蔺村可是平原水乡，不像山区，地势高而干燥，适合墓葬。若无缘无故，“卒于官”的沈约怎么会千里迢迢葬蔺村？这就是中国人叶落归根的传统理念使然。我们从乾隆年间徐承烈所著的《听雨轩笔记》中或可找到答案。《听雨轩笔记》的“沈侍御墨迹”中这样写道：“……次段为（沈）畸手书，首叙远祖乐吴兴山水清远，移家于此，已十馀世……”蔺村人沈畸的这一表述，亦可推断出其祖先沈约的故居也应在蔺村或蔺村附近了。文中还说：“按邑志，畸，字德侔，邑之蔺村人……卒葬本邑下舍村”（康熙《德清县志》载：侍御史沈畸墓在县东下舍村）。下舍是蔺村的紧邻，同属金鹅乡。蔺村人沈畸卒后葬下舍的原因，有可能其出生地已在蔺村隔壁的下舍了。 七、杭县博陆今犹在 岂非休文自序言 沈约的归葬地确定在金鹅乡的蔺村（今新安镇舍北村）后，也不影响“博陆里馀乌村”的寻找。沈约《自序》：“史臣（沈约）七世祖延始居县东乡之博陆里馀乌村。”但“博陆里馀乌村”不一定是沈约的出生地了。因为七世祖的始居地，经过数百年的繁衍生息，其后裔“蔓延”至相邻的村庄也算不得“迁徙”了。 按沈麟士“凡金鹅乡之沈皆出于祖戎”，再联系沈约《自序》中的“七世祖延始居县东乡之博陆里馀乌村”，就能确定那“博陆里馀乌村”当年也该在金鹅乡辖内。而现在的馀杭“博陆”正奇迹般地“藏身”于德清县禹越镇（当年隶属金鹅乡）与桐乡市大麻镇（当年隶属金鹅乡）交界处的“怀抱”里，与舍北村（原蔺村）的直线距离仅十公里左右。是现在的馀杭“博陆”在唐朝前原本就属于武康县东乡？还是武康县东乡境内的“博陆里”，历经沧桑消失后，在宋朝年间被紧邻馀杭的区域所取代（馀杭史料记载，其博陆地名诞生于宋朝）？ 考证与探寻“博陆里馀乌村”，或可转换一种思维方式。宋朝年间的《吴兴志》没有弄清楚博陆里在何处，而把“馀乌村”与德清的“乌山”联系了起来。但“馀乌”村名的含义仍然使人捉摸不透，就跟“馀不乡”名一样。古德清地域原属乌程县，循着这一脉络去推敲，有德清文史研究者提出了新的思路：当年会不会是馀杭县与乌程县交界处的村庄而取名“馀乌村”的？这样想来，“馀乌村”的含义也就合乎情理了。当年的馀乌村很有可能就在乌程县与馀杭县的交界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浙江大学终身教授陈桥驿先生为一九九二年版《德清县志》作序时说：“今博陆里馀乌村虽然已无确证可以查实，但其地在后之德清县境大概可以无疑。” 以上是我从县西到县东梳理列举的“五否定一认可一存疑”，这也仅仅是一家之言。既然沈约自己都说了其“七世祖延始居县东乡之博陆里馀乌村”，而武康县东乡于唐朝年间已析置为德清县，我们何苦要违背他的话，还在原武康县东乡以外的小武康县或武康镇寻寻觅觅呢？在吴羌山下“开门教授居成市”的沈麟士也明说了“凡金鹅乡之沈皆出于祖戎”。而今天的新安镇舍北村就在当年武康县东乡之一的金鹅乡辖内！ “满朝文武半朝康”时期的武康沈氏聚居在县东乡即后之古德清县境，那 “吴兴武康人”也就只是沿袭了唐朝前的习惯称呼而已。明朝年间的《吴兴备志》概括得很精辟：“按（沈）戎家'馀不’属德清，德清古武康地，则沈当以德清祖。”康熙《德清县志》更是以《武康县志》之言直接点明：“《武康志》所载，沈戎以下诸沈皆德清人也。”沈约的故里，依其自述及沈麟士所言，其实早已框定在了当年的武康县东乡之金鹅乡。这次从县西到县东的梳理考证，只是将其故里所在地精确到落叶归根的归葬地——蔺村。沈约，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湖州德清）人。 图一、《辞海》“沈约”词条：南朝梁文学家。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武康镇）人。 
图二、乾隆年间德清处士（秀才）徐承烈（晚号清凉道人）撰写的《听雨轩笔记》中的“沈侍御墨迹”截图。
图三、民国《德清县新志》转载徐承烈的“赵文敏别墅”：吾乡戴湾村下坦山之麓有土谷祠（离“半月泉”也就半里多路）……祠址系其故居（阳林堂别业）……东衡里则公墓所在……祠在墓东数百步，土人皆知即是当时庐墓（服丧期间，守护坟墓的小屋）。 图四、民国《德清县新志》全文转载徐承烈的“半月泉游迹”段落。 
图六、《吴兴沈氏世系》载姚察《 建昌侯休文传 》段落。 图七、清康熙《德清县志》：“梁隐侯沈约墓——胡宿诗注云：在县之蔺村。” 图八、宋嘉泰《吴兴志》：“后汉述善侯沈戎墓在德清县东二十三里金鹅山……沈约墓在德清县东五十八里。”
图九、明成化《湖州府志》：“梁吏部尚书沈约墓在县东三十八里。” 20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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