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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1月，东北野战军百万雄师挺进关内，与华北军区密切配合，兵锋所指，所向披靡。 东北野战军从进入山海关算起，至天津战役发起前，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歼灭敌人第16军、第35军、第104军、第105军，打残第101军，一共歼敌四个半军十余万人。  东野大军兵临天津城下，连续数天，天津前线总指挥刘亚楼在望远镜里仔细观察着天津城防工事。 天津城外围，最外面首先是由两米多长，碗口粗细，两头削尖的木头组成的拒马，一排又一排，密密麻麻的斜插进土里。 拒马的后面是铁丝网，这些铁丝网并不是通常所见的垂直布设，而是直径约1米，卷起来的滚筒状。纵深达两百多米的滚筒状铁丝网的后面，是一片300多米的开阔地，全是雷区。 雷区再往后，是星罗棋布的明碉暗堡，全由钢筋水泥浇筑，高高低低，明明暗暗的地堡群组成了密不透风的交叉火力网。 地堡碉堡间，又挖有深达两米的交通壕，将所有环绕天津城的野战工事串联在一起，随时可以相互支援。 最后的屏障是3米多高的天津城墙，正值隆冬时节，守军每天从城头向下泼水，城墙变成了冰墙，有些地方的厚度达到了二十公分，对炮火的轰击能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 为清空射界，整个天津外围的民房，全被敌人付之一炬，就连树木都被砍伐一空。环城几十里，全部化作一片焦土。 天津之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多兵种联合攻坚作战，由步兵、炮兵、工兵、装甲兵等诸多兵种组成了规模庞大的攻城部队。 能担纲这样一支部队的总指挥，可见刘亚楼在东野部队中的地位、能力、威望，以及上级的无比信任。  作为天津战役前线总指挥，光是远远地拿着望远镜看地形，那肯定是不行的。刘亚楼决定去前沿看看。夜里，他带着几个参谋和一个警卫班绕着天津外围阵地亲自查勘，途中与一股敌人遭遇。 敌人的手电筒扫着他们一群人，趁敌人还未辨清身份，刘亚楼的警卫员赵长青首先开火，后面十几支“汤姆森”马上跟着响了起来，瞬间就将对面的七、八个敌人全部摞到。 身高一米九的赵长青，一把将刘亚楼负到背上，背起来就跑，直到跑回位于杨柳青的指挥部，赵长青才把刘亚楼放下。 赵长青平时就是一个闷葫芦，话不多，回来后也只是轻声说了一句：“好险，今天真要出个三长两短，司令员和政委非把我的脑袋拧下来不可！” 刘亚楼却嘿嘿笑道：“这是好兆头，今天我能回得来，陈长捷这回就跑不了！” 刘亚楼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参加过卫国战争，肩膀上扛过苏联红军少校军衔。虽然抗战时期一直都在国外学习，但在东野将士心中，他的威望很高。 刘亚楼性格外向，豪爽热情，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东北三年，位于黑龙江哈尔滨双城的东野指挥部，随时都能听见他爽朗的笑声。 不打仗的时候，双城也没什么可去的地方。刘亚楼喜欢晒太阳，端把椅子往院子里一坐，从参谋干事，到普通士兵，都喜欢往他那儿扎堆。 刘亚楼知识面很广，上下五千年什么都能聊，故事讲的绘声绘色，和官兵们打成一片。 有时候，就连平时一向沉默寡言的司令员也会坐在人群里面，安静地听着刘亚楼讲故事。这样的场景虽然不是时时都有，却充分体现了我军上下团结，官兵平等的优良传统。  刘亚楼喜欢研究敌人，凡和我军交过手的部队，对于他们的战斗素质、作战特点、将领性格、武器装备、兵员成分等等，都能做出深刻剖析。听刘亚楼聊天，官兵们经常都能学到有用的东西。 刘亚楼的记忆力还特别好，对于东北野战军的各个部队更是烂熟于心。全军团以上干部的名字，大部分都能随口叫出来。师长、旅长们的履历，他都记得一清二楚，心里明明白白。 在旁人看来，这些都是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才能做到的事情，刘亚楼却能信手拈来。他认为，这是一个参谋长应该具备的最最基础的技能。 但刘亚楼更是一个公私分明，从不讲情面的参谋长。 四平保卫战结束后，部队撤回哈尔滨，东北局一些机关，以及野战军的一些部队要转移到佳木斯去。出发的时候，个别干部把一些公物也顺带装车，打算搬走。 刘亚楼亲自带队跑去火车站督察，命令战士们一律把公物搬下火车，不准运走。在站台上他碰见了一位老资格的领导，这位领导弄了几个原先办公室里的沙发，想运到佳木斯去…… 见刘亚楼不讲情面，这位领导的脾气也上来了，说就这么几个破沙发，你咋就把自己当成了包青天，这么认真呢？ 刘亚楼更倔，说规定就是规定，对不住了。一挥手，战士们就往下搬，一丁点儿面子都不给。 锦州战役，野司命令8纵紧急攻占机场，阻断敌军空运援兵。锦州有两个机场，一个 在用，一个荒废已久，就连跑道上都长满了草。 8纵竟然打电话过来询问，说两个机场，你命令里没说打哪个呀？ 刘亚楼一时压不住火，拍着桌子冲电话里喊道：“你是吃草的呀？荒废的机场能降下飞机？” 战后，政委批评了刘亚楼，让他以后注意和同志们沟通时的态度。 刘亚楼接受批评，但又强调，他们整整耽搁了两个小时，让敌人又运来了两个团的援兵，这得牺牲我们多少战士呀？我是骂他了，骂了就骂了，有什么了不起的，顶多不选我当中央委员呗！”  东北三年时间里，刘亚楼不仅协助司令员打仗，更对东北野战军的正规化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抗战时期，我军在敌后展开游击战，有力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但同时，这也使得部队缺乏大规模阵地战和攻坚战的作战经验。 游击战的特点是，部队分散成这一堆，那一堆，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目的就是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从不在意一城一地的得失，不以占据城市为战略目标。 而到了东北就不一样了，战略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占据东北，以东北的重工业为支撑，集蓄力量，扩大发展。所以部队一到东北，从山海关战役开始，一直都是在打城市攻防战。 这样的大仗，如鞍海战役、新开岭战役、四平保卫战、德惠攻坚战，都是依托城市展开的大规模攻防战，这就让部队很不适应。 更要命的是，甚至很多师级、旅级的高级指挥员，仍然习惯于过去那种独来独往的游击战法，一挥手喊声“冲啊”，部队呼啦啦地就往上冲，打得赢还好，要是打不赢，又是一挥手喊声“走啦”，部队又哗啦啦地往下撤…… 这不怪他们，因为多年的敌后战斗经历，这些指战员已经深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游击战精髓。 而现在，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部队在一起作战，哪还能让你想冲就冲，想撤就撤？ 四平保卫战期间，东北民主联军第7师从长春驰援四平，这支部队原是山东渤海军区的独立第7师，很有战斗力，积极性也很高。 第7师当天晚上赶到四平后，也不请示，也不汇报，师长带着部队人不解甲，马不卸鞍，悄悄咪咪独自就去偷袭新1军。结果当然可想而知，伤亡过半，被打得灰头土脸地退了回来。 本来是一支齐装满员的主力援军，却瞬间就变作了一支残部，被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斥为“游击队的小家子气”。 这样的情况还不止一起，在整个1946年至1947间，不少部队都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为此，四平保卫战结束后，部队撤到哈尔滨时，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在师以上干部会议上指出： “今后，大兵团、正规化、城市化的攻防战，将成为主要的战争方式，各级司令部必须在组织上、制度上、权力上、威信上都要适应走向正规化，使司令部成为一个有科学头脑的、有组织能力的能干的指挥机关。” 如何尽快地将东北民主联军，建设成为一支具有战斗力的正规化部队，成为了刘亚楼参谋长自1946年2月上任以来的头等大事。 会开了很多次，话讲了很多遍，但仍然有很多干部转不过这个弯来。他们背地里议论，打白军，打鬼子，我们就是这么打的。敌人的那一套倒是挺正规，结果怎么样，还不是被我们打败了…… 刘亚楼起初给大家好好讲道理，遇到比他还倔的，讲不通也得执行。他在全军师以上干部会议上讲：“不是我刘亚楼嘴大，而是你们必须服从命令。几个师、几个纵队，几万人的作战，你早了，他晚了，你上他没上，锣齐鼓不齐，这仗还怎么打？” 首先，刘亚楼对所有部队做出三项规定： 一、部队到了什么位置，20分钟内师向纵队报告，1小时内纵队向总部报告，超过时限，第一次通报批评，第二次行政处分，第三次撤销职务。 二、凡接到野司电报，20分钟内必须回复，没有回复，通报批评。 三、无论大战小战，枪声一停，2至4小时要出简报，6至8小时要出详报，没报告或者晚报告，通报批评。 但话又说回来，谁都知道参谋工作很重要，司令部更是军队的神经中枢，担负着制定作战计划，执行上传下达的重任。但长期以来，参谋人员一直都被基层部队视为主官的慕僚和随从，认为他们只有建议权，没有行政权。 习惯了独立开展游击战争的部队，特别是过去的那些独立师、独立旅、独立团，更是对参谋工作的正规化建设不以为意。  从红军时期开始，我军的政治工作就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体系和经验，政治工作人员在部队中享有很高的地位。 从指导员、教导员，到政治委员，那都是主官之一，并且有着最后决定权。就连政治部主任，大都时候也都是由副政治委员兼任。 但司令部的参谋长，以及参谋人员的地位，就明显逊色不少，参谋长只是司令部的主官，而非部队主官，但至少带了“长”字。而普通参谋人员，只有参谋没有“长”，往往下到部队检查工作时，就不受基层重视。 参谋们经常自嘲：“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 但这种情况在刘亚楼的努力下，很快就在基层部队得到扭转。 在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的大力支持下，刘亚楼明确规定：上级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到下级部队检查工作时，发现问题，有权向该部队领导提出建议，并报告本级首长。 这下子，就再没人敢小瞧司令部的参谋人员了。 司令部的权威一旦树立起来，优势和好处立刻就体现出来了。参谋长按照主官意图制定作战计划和方案，经审核批准后，由参谋长负责下达命令，并监督执行。 参谋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情报、作战、训练、军务、通讯、侦察等等专业技能娴熟，部门一经正常运行，就能让部队主官从繁杂的日常琐事中得到解放，从而能够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更重要的作战指挥中去。 刘亚楼加强部队正规化建设，首先从各级司令部抓起，各级司令部一旦真正获得实权，高效运转起来以后，各级主官也在实际工作中很快就尝到了甜头。 这样一来，接着再加强其他方面的正规化建设，刘亚楼遇到的阻力就越来越小了。  四野的老人经常说，也就只有刘亚楼那性格最适合做这件事，雷厉风行，又狠又硬。要是换个人，不知啥时候才能把部队正规化？部队若不能正规化，几十上百万的人怎么管？那仗还怎么打？ 平津战役中，刘亚楼被委以重任，担任天津战役前线总指挥，这是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和政委对他的信任和爱护。全国都快解放了，他俩也该让这员一直隐于幕后的爱将出来露一手了，以便将来担当更重要的职务。 果不其然，刘亚楼不辱使命，29个小时解放天津，全歼敌人13万守军，生俘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中将、天津警备副司令刘云瀚中将、第62军军长林伟俦中将、北宁护路司令兼天津市长杜建时中将等二十余名将官。 天津战役结束不久，中央点将刘亚楼，让他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对当时的我军来说，空军是一个全新的，一切从零开始的高技术军种，而世间万事皆是开头最难…… 1949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将如云，人才济济，中央为何偏偏选中刘亚楼？ 一方面，刘亚楼曾兼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校长一职。 另一方面，得益于刘亚楼长期坚持对部队进行正规化建设，对部队司、政、后指挥机构有着独到的见解。刘亚楼思想先进，肯学习，爱钻研，无论是能力，还是魄力，都对组建一个新军种有着莫大的帮助。 果然，刘亚楼不负众望，迅速走马上任。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在北京成立，原军委航空局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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