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的民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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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4年兴中会成立时，入会誓词中就有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但是在1903年之前，改良思想仍然影响巨大。民主共和的主张，是由于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孙中山的《敬告同乡书》、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书籍文章的广泛传播，逐渐取代保皇立宪，而成为晚晴思想界主流的。到了1907年，“然革命党指政府为集权，詈立宪为卖国，而人士之怀疑不决者，不敢党于立宪。遂致革命党者，公然为事实上之进行。立宪党者，不过为名义上之鼓吹。气为所慑，而口为所箝。”（《新民丛报》第九十二期）

　　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对君主专制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自秦始统一宇宙，悍然尊大，鞭答宇内，私其国，奴其民，为专制政体，多援符瑞不经之说，愚弄黔首，矫诬天命，揽国人所有而独有之，以保其子孙帝王万世之业。”指出其危害之大：“不知明示天下以可羡可欲可歆之极，则天下之思篡取而夺之者愈众。”中国古代的历次起义造反，虽然具有反抗压迫的意义，但同时也成为野心篡权者的工具。改朝换代只是君主易姓，帝王专制依旧沿革。“此自秦以来，所以狐鸣篝中，王在掌上，卯金伏诛，魏氏当涂，黠盗好雄。觊觎神器者，史不绝书。”

　　与维新立宪派只批判由秦至明的君主专制不同，邹容直接将矛头指向满清，揭露其丧权卖国的卑劣行径：“量中华之物力，结友邦之欢心”，“割我同胞之土地，抢我同胞之财产”。满清政权为了延续其腐朽的专制统治，对外卑躬屈膝，割地赔款；对内鱼肉百姓，搜刮民财。为了救亡图存，伸张民权，革命势在必行。“张九世复仇之义，作十年血战之期”，“以恢复我声明之物之祖国，以收回我天赋之权利。以挽回我有生以来之自由，以购取人人平等之幸福。”在《革命军》中，邹容明确指出了专制下之臣民与共和下之公民的区别：“奴隶者，与国民相对待而不耻于人类之贱称也。国民者有自治之才力，有独立之性质，有参政之公权，有自由之幸福，无论所执何业，而皆得为完全无缺之人。曰奴隶也，则既无自治之力，亦无独立之心，举凡饮食、男女、衣服、居处，莫不待命于主人，而天赋之人权，应享之幸福，亦莫不奉之主人之手。”

　　维新派的严复与梁启超等人，也认识到了君主制下之臣民与民主制下之公民的区别。但是他们出于对国民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低下的担忧，不敢提出推翻专制政体，实行民主共和的主张。而是希望通过君主立宪和开明专制来逐渐启蒙民众的觉悟，提高国民的素质。但是满清朝廷“预备立宪”的骗局说明，专制与开明不能共存。革命党人不对其心存幻想，以西方近代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理念为依据，对于专制政权给予彻底否定，号召广大民众为摆脱奴隶身份，成为国家主人而奋斗。在邹容看来，新国民一要知道“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二要明白“平等自由之大义”；三要当有“政治法律之观念”。新国民应该具有独立、自由等精神品质：“一曰养成上天下地，唯我独尊，独立不羁之精神；一曰养成冒险进取，赴汤蹈火，乐死不辟之气慨。一曰养成相亲相爱。爱群敬己，尽瘁义务之公德。一曰养成个人自治，团体自治，以进人格之人群。”

　　革命与以往的起义截然不同，超越了农民造反的工具性和功利性。不仅推翻一朝一姓的统治，而是推翻君主专制，实现民主共和。使原来处于奴隶般地位的广大民众，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故我同胞今日之革命，当共逐临我之异种，杀尽专制我之君主，以复我天赋之人权。以立于性天智日之下，以与我同胞熙熙攘攘，游幸于平等自由城郭之中。”革命后所建立的共和国，要以法律保证公民的各项自由、平等、民主权利。“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属天赋之权利”，“个人权利必需保护。须经人民公评，建设政府，而各假以权，专事保护人民权利之事”，“不得侵人自由，如言论、思想、出版等事”，“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最重要的是国民具有革命权。“无论何时，政府所为，有干犯人民权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旧日之政府，而求遂其安全康乐之心。迨其既得安全康乐之后，经承公议，整顿权利，更立新政府，亦为人民应有之权利。”

　　《革命军》一书系统完备地表达了推翻君主专制，实行民主共和的革命理念、意义、方式、目标。对于启蒙广大民众的民主革命觉悟，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正如鲁迅先生在《杂忆》中所记：“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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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天华是与邹容齐名的民主革命思想宣传家。与《革命军》相比，其所作《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中国革命论》等，更加通俗地表达了天赋人权、民主革命等思想。在《警世钟》一文中，他指出：“那做皇帝的，也就把国度为他一人的私产，逼那人民忠他一人，倘若国家当真是他一家的，我自可不必管他，但是只因为这国家断断是公共的产业，断断不是他做皇帝的一家的产业。有人侵占我的国家，即是侵占我的产业；有人盗卖我的国家，即是盗卖我的产业。人来侵占我的产业，盗卖我的产业，大家都不出来拼命，这也不算是一个人了。”从国家的所有权上，否定了君主专制的合法性。既然国家不是君主的私产，而是归全体国民共有，那么君主和人民的关系，就不是君主民奴，而民主君仆。“国家譬如一只船，皇帝是一个舵工，官府是船上的水手，百姓是出资本的东家”。如果皇帝和官府不能按照百姓的要求治理好国家，那么人民就有权替换不合格的雇工。“倘若舵工水手不能办事，东家一定要把这些舵工水手换了，另用一班人，才是道理，断没有袖手旁观，不管那船的好坏，任那舵工、水手胡乱行驶的道理。”如果皇帝和官员不能按照人民的意愿引咎退职，继续做出对国家和人民不利的事情，那么“做百姓的即要行那国民的权利，把那皇帝、官府杀了，另建一个好好的政府，这才算尽了国民的责任”。

　　陈天华对民主思想的宣传通俗易懂，但却言浅意深。在与立宪派的论战中，对于近代革命与古代起义之间的区别，进行了对比分析。他在《中国革命史论》一文中指出，所谓的革命，与三代汤武伐放桀纣的贵族改易朝代不同，与后来的汉代七国之乱、晋代八王之乱等君主之家事，无关国民之消长的一姓王朝内部争权夺位亦不同。更不是“权臣篡国，蛮狄乱华”之类的朝廷政变、民族战争。而是“因于时君之失败，草泽啸聚，英雄崛起颠覆旧政府者。”廓清革命的概念之后，他又将之区分为民众革命和贵族革命。即“革命而出于少数人之意见者，可谓非国民之革命；革命而出于多数人之意见者，可谓国民之革命。”贵族革命往往只是一场新的权力之争，结果必然是：“一专制去而一专制来，虽或有去旧更新之实，究之出于权术者多，出于真自由者少。”而真正的民众革命，其目的是“宣布自由，设立共和”。

　　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分歧，根源在于对民众整体素质的判断上，陈天华敏锐地认识到了这一点：“顾其间反对共和之说，要以程度素质立言者为最坚，貌为持重，善于附会，而怠乎方张锐进之人心，其最不可不辨也。”在他看来，中国民众政治觉悟不高，缺乏独立人格，其根源在于长期的专制统治，而不是先天不具有实行民主政治的素质。针对改良派“中国之民族，贱民族也，只能受压制，不能与以自由”的说法，他指出中国民众的“聪与明，天所赋予也，于各民族中，不见其多逊”，具有“天然之美质”，而“一旦有决之者，则滔滔然出矣。”因此，进行民主宣传，推翻专制统治，能够激发民众的政治觉悟。“夫以中国国民之能力可以回复，并可以至短之期限回复，能享有完全权利之证据又确凿如是，而就曰欧美可以言民权，中国不可以言民权；欧美可以行民主，中国不可以行民主，为是言之，无论何人，皆知其失。”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陈天华对广大民众的民主素养，就能够在短期内提高持乐观的看法。“吾侪既认定此主义，以为欲救中国，惟有兴民权，改民主；而入手之方，则先之以开明专制，以为兴民权、改民主之预备，最初之手段则革命也。”陈天华提出的“开明专制”是在革命之后，而梁启超的“开明专制”却是在专制政体之下。两者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即专制与民主的不相容。无论是在旧的君主政体下，还是在新的民主政体下，一旦实行专制，就会出现独裁。辛亥革命之后的袁世凯，北伐革命之后的蒋介石，都实行大权独揽的专制统治。反对思想启蒙，推行愚民政策，剥夺广大民众的自由、民主等权利。无论是从应然的逻辑推理，还是实然的历史经验出发，都可以证明所谓的“开明专制”本身就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专制与民主如同水火，完全不能相融。两者都遵循“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有的也要夺去”的马太效应。在民主与专制的问题上，革命派的内部，也有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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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太炎对于代议制，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代议政体，必不如专制为善”，甚至觉得“与效立宪而使民有贵族黎庶之分，不如王者一人秉权于上。”他的理由是代议制不合国情。在他看来，欧洲和日本在近代以前实行的是“封建之政”，后来“渐及专制，地主犹横，于是更立宪政，民固安其故也。”中国在三代之时是封建时代，秦汉之后“混一既两千稔,秩级已弛，人民等夷。名曰专制，其实放任也。故西方有明哲者，率以中国人民为最自由。”按照章太炎的说法，中国的汉代离封建制不远，是最适合代议制的时代。其理由是：“去封建远者，民皆平等，去封建近者，民有贵族黎庶之分。”

　　如此说来，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时代，广大民众是自由而平等的，这种历史观与陈天华恰好相反。后者认为在春秋战国之前的贵族社会，国民享有一定的自由民主权利，而在秦统一后，“剥夺人民言论、著述、集会大三自由。”因此他坚决主张以民主代专制，“幕不倾则日本不能有今日，满不去中国不能以复兴，此吾侪之所以不欲如日本之君主立宪，而必主张民主立宪者，而实中国之势宜尔也。”章太炎认为代议制是封建制的变形，与君主立宪“其趣犹近”，是承袭封建制的末流所致。“及设议院，而选充议士者，大抵出于豪家。名为代表人民，其实依附政党，与官吏相朋比，挟持门户之见。则所计不在民生利病，惟便于私党之为。”在地广人多的中国，如果实行代议制“则众所周知者，愈在土豪”。其结果是“故选举法行，则上品无寒门，而下品无膏粱。名曰国会，实为奸府，徒为有力者傅其羽翼，使得媵腊齐民，甚无谓也。”也就是说，代议政体非但不能伸张民权，而且会适得其反。无论是通选、限选、单选、复选。“进之则所选必在豪右，退之则选权堕于一偏。”

　　总结来看，章太炎认为在君主专制下，中国民众是自由平等的；而实行民主代议，反而会破坏原来的平衡。“盖政府与齐民，财有二阶级耳。横置议士于其间，即分为三，政府诚多一牵掣者，齐民亦多一抑制者。”其对于中国君主专制社会以及宗法等级制度的认识，与其他革命派和维新派皆有所不同。对于平等的看法，亦有相当大的差异。“夫父子、夫妇之间不可引绳而整齐之，既若是矣，君臣虽可平，抑于事故无取。故曰：平等之说，非拨乱之要也。虽然，吾尝有取矣，取夫君臣之权非平等，而其褒贬则可以平等也。”否定代议制后，章太炎提出了自己的独特主张。实行立法、行政、司法、教育、监察五权分立，其中最具特色的是教育权的独立。“学校者，使人知识精明，道行坚厉，不当隶政府，惟小学校与海陆军学校属之，其他学校皆独立，长官与总统敌体，所以使民智发越，毋枉执事也。”

　　由于他认为“综观二千岁间，学在有司者，无不学在有司者，无不蒸腐殠败；而矫健者常在民间”，在立法上，强调民间的权威。“凡制法律不自政府定之，不自豪右定之，令明习法律者与通达历史周知民间利病之士，参伍定之。所以塞附上附下之渐也。”他认为既然代议制不能表达民权，于是提出：“民平时无得举代议士，有外交宣战诸急务，临时得遣人与政府抗议，率县一人。议既定，政府毋得自擅，所以急祸难也。”而总统由民选产生，各级行政官员，由总统仿照北魏的“停年格”制，按照年龄、资格任命。

　　章太炎的民主思想，与西方的代议与直接民主皆不相同。而是以民间社会的力量来限制政府的权限，具有明显的“抑富强，扶贫弱”的民本平等色彩。尤其在执法方面：“轻谋反之罪，使民不束缚于上也；重谋叛之罪，使民不携二于国也。”同时，“轻盗贼之罪，不厚为富人报贫者也。限袭产之数，不使富者子孙蹑前功以坐大也。”章太炎受传统的民本思想影响，具有重农抑商，均足贫富，不劳者不得食的倾向。“田不自耕植者，不得有；牧不自驱策者，不得有；山林场圃不自树艺者，不得有；盐田池井不自煮暴者，不得有；旷土不建筑穿治者，不得有；不使枭雄拥地以自殖也。”章太炎治古文经学，与治今文经学的康有为在社会历史观上，具有明显的差异。其提出的“俱分进化论”具有否定社会进步，批判现代文明的虚无主义色彩。与其他革命派相比，他更强调民族而非民主革命的方面。他的好友宋教仁却与之大异其趣。

　　其在《国民党沪交通部欢迎会演说辞》中，宋教仁指出：“今革命虽告成功，然亦可指种族主义而言，而政治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推翻专制政体，为政治革命着手之第一步，而尤要在建设共和政体。今究其实，则共和政体未尝真正建设的。”在他看来，以宪法保障共和政体，是保护革命成果的重要举措。即“宪法者，共和政体之保障也。中国为共和政体与否，当视诸将来之宪法而定。”他的宪政民主目标是明确的：“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产出纯粹的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凡共和国家存在之原理，大抵如此。”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在革命派中，宋教仁尤其重视法律与制度建设，积极推进民主政治的实施。“关于总统和国务院制度，有主张总统制者，有主张内阁制者，而吾人则主张内阁制，以期造成议院政治者也。盖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此吾人所以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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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革命派中，对于民主思想阐释最全面、最系统的是孙中山。早在1894年的《兴中会章程》中，他就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民族民主革命目标。十年之后，他在《驳保皇书》中，肯定了中国民众具有实行民主的能力。“又尝谓中国人无自由民权之性质，仆曾力斥其谬。引中国乡族之之自治，如自行断讼，自行保卫、自行教育、自行修理道路等事，虽不及今日西政之美，然可证中国人禀有民权之性质也。”次年，他又在《军政府宣言》中，明确了革命的民主意义：“惟前代革命如有明及太平天国，只以驱除光复自任，此外无所转移。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纬经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军政府特为其枢机而已。”

　　中国古代的历朝起义造反，都是在民本思想的影响下，由少数的英雄带领广大民众，推翻一家一姓的暴政统治。而起义成功后，英雄豪杰们华丽转身为王侯权贵，重建一家一姓的王朝统治。对于帝王专制并无改变，甚至在统治严苛方面变本加厉。孙中山则彻底否定了君主专制，主张民主共和：“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权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是一体的：“我们推翻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它分作两次去做。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而最终目标是政治革命：“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制，故要民族革命；不愿群主一人专制，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政，故要社会革命。”

　　在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已提出了三民主义的主张，五权分立的构想，并在五四运动后加以更新完善。辛亥革命后，清帝被迫退位，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成为历史。但是民国建立之后，前清的残余势力北洋军阀袁世凯、张勋等逆历史潮流而动，先后导演了复辟帝制的丑剧。同时，文化上的尊孔复古思潮，也一度沉渣泛起。曾经的维新领袖康有为，这时已经成为保皇党，大肆攻击民主共和制度。其在《蓄乱》中扬言：“夫名为共和，而实则公争共乱；号为共和，而必至分争分裂。号为博爱，则惨杀日加酷烈。号为自由，而困苦日不聊生。号为平等，则大将中将、勋位金章多如鲫焉。今遂至伏火积薪，万弩持满，惟彼三五少数之人，贻吾四万万人之祸，一至于斯。呜呼天乎！法欧师美，不过虚名，攘利争权，乃其实业。”

　　他不仅将民国初年的乱象归因于共和，更否定议会和宪政的意义。在《国会叹》中曰：“夫国会、政党、立宪之二巨物也，而我国如此也，是立宪尚未可行也。”认为：“程度未至，而超越为之，犹小儿未能行而学逾墙飞瓦也。若夫未行立宪，而超人共和，则是小儿慕飞船之悠扬天空而遽欲学焉，未有不颠坠而死者矣。”杨度在《君宪报国论》中的说辞，与康有为如出一辙。“非立宪不足以救国家，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立宪则有一定法制，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谓定于一也。”在民主共和取代君主专制的时代里，走回头的老路，无疑是行不通的。洪宪帝制，宣统复辟先后失败，说明违背时代潮流，必然会遭到历史的嘲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