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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老荷 千百年来贵州一直为化外之地苗疆和宛如自立小国的各土司，以相互交错的复杂态势呈现，中原王朝一直未能在此地建立有效的实际统治，直至明朝时期为经略云南，在贵州借一线通往云南，才逐渐建立实际统治，王士性著《广志绎》载道：“其地止借一线之路入滇，两岸皆苗”，郭子章著《黔记·诸夷》也说：“贵州本夷地,一路诸城,四顾皆苗”。清朝成立初期，贵州大部仍旧为星罗棋布的生界苗和土司界所据，清王朝为改变这一形势，积极的准备着大规模、大范围的“开辟苗疆”，“改土归流”。  明代仅有驿道线通往云南“贵州本夷地,一路诸城,四顾皆苗” 改土归流从明朝初年，经略西南以来便有部署，整个明朝时期，据有史可查革除土司就有九十余家，特别在贵州先后平定改土思州、思南、播州、水东、普安、金筑等高级别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等，但仍有水西土司传袭至清朝。水西土司作为贵州最大的彝族土司，下辖48家土目，巅峰时期境内辖地千里，属民包含彝、苗、羿、僰、仡佬、仲家、蔡家等各族，同时也是明末天启奢安之役始作俑者之一。明初马烨鞭挞挑衅水西女土官奢香与后来的清平西王吴三桂以无妄叛乱之罪责罚水西土司同有着同工异曲之处，不过当时明王朝在西南的整体统治根基未稳，在奢香的主动示弱称臣下，并许若开建水西九驿等措施，双方都愿化干戈为玉帛，清朝之后，经明王朝的一世经营，清王朝见时机成熟，自然不会任其“尾大不掉”。 吴三桂逼反水西土官安坤后，于康熙三年（1664年）联合乌撒（今毕节市威宁县）土官安重圣、明朝将领皮熊等起兵反抗吴三桂。《清史稿·列传三百二 贵州土司传》记载，康熙三年（1664年），水西土官安坤反清起事，粤人常金印率众刘永宁、倪生龙、丁调鼎、李化龙等与其叔父安如鼎、联络贵州土司罗大顺，军师张默之妻父前明遗臣皮熊与其共谋，谋取云南，安坤派蜀人陈进才等各路经散札付，被吴三桂总兵沈应时抓获，并上报吴三桂，吴三桂得情报后亲率督云、贵十镇（共计十二万）清兵两路进讨。康熙三年，缴黔文书将误将六归记为六广，兵粮屯于六广，吴三桂军困于水西果勇底（织金），后李本深截获土目安如鼎探马叉噶那，得知吴三桂两万大军被困果勇底已二月，立即前往救援，十万水西各族军民被击溃几近全军覆没。  清康熙年间水西土司地界和贵州主要生苗界分布示意图。 《大定府志，平水西逸事》载：“夷兵大败，死者计七八(十之七八）........我兵亦伤万，惟余兵万八千，将弁数百人而已……”。四月连克水西雪棚、阿哈箐、黄沙渡等地，六月克水西陇纳、所雄、渭河等地，七月克水西高家坡、法中、石丛山等地，九月破红岩，十一月破水西东隆箐等地，十二月破水西木弄箐、芍里箐等地，擒获安坤、皮熊等。 康熙四年置水西开设大定府、黔西府、威宁府、平远府，康熙五年郎岱陇安藩反清，六月攻克郎岱，俘降万余人，十二月擒获安重圣之妻陇氏。时为攻打水西土司，吴三桂征调了许多苗兵，吴三桂从川南征调三千苗兵讨水西事平之后令其一部定居于大定府瓢儿井区的新龙八普等六寨内被人称作“六寨苗”，从广西征来剿水西的另一部苗兵安顿居住于修文等地称作“素苗”（转引自《苗族简史》），战后见苗兵行动迅速极有成效，组建以苗、倮为主的飞山蛮军，魏源《圣武记·卷二》亦载：“﹝ 吴三桂 ﹞亲赴常澧督战，驱土司苗倮助军锋冠，”，吴三桂冠以苗兵“其勇如飞,其战无敌”，《滇南杂志·卷六吴三桂传》载道：:“(吴三桂)抗命,数藉苗兵为助。所为标枪,发无不中,得数十苗兵扼险而守,百万之众莫可谁何”。 吴三桂平水西过程中大肆屠杀水西各无辜少数民族“以炮击之，焚其寨落”，《大定县志·平水西逸事》载道：“而夷目那自扼公鸡山，三桂使何丙出击败之，掳蔡家苗夷女子三百以还·····”，在当地苗族群众至今还流传，吴军用苗夷女子使前当作挡箭牌，逼迫苗夷土兵让道之说，康熙年间流传于民间木刻唱本《水西传》唱道:“放火烧死羿家子（羿民），倮罗（彝族）仡佬多少人，加湾烧了八十户，以那烧了几十家，穿青烧了无其数，苗子仲家（布依族）总灭门”，“你看汉人心肠毒，侬仲（布依族）倮女遭他瘟，蔡、龙、仡、穿青都抢去，苗家也抢好些人”。 水西土司明时号称“地方四千里,胜兵四十八万”,水西平定后，水西各族百姓均被清剿十室九空，清朝廷叹曰：“水西剿绝,无可追征”，作为盘踞此地一千多年的水西势力经此一役后剿杀殆尽，甚流传水西彝苗仅剩下三十八户一说，从侧面验证历时三年的吴三桂剿水西之残酷。  吴三桂征水西主要交战地点示意图 清雍正王朝时，再一次把改土归流推向高峰，改土归流规模之大是空前的,据统计,共革除土司二百二十家,其中贵州十五家,云南十七家,广西十家,四川六十九家,湖广一百零九家。  清康熙康熙《皇舆全览图》之《贵州全图》“黔南生苗界” 开辟贵州苗疆，早于明代便已开展，天顺二年(1458年)四月，敕湖广、贵州总兵官南和侯方瑛等上奏：“东苗十三番贼首干把珠等僭称伪号，攻劫都匀等处，已敕云南、四川都司及蜀府各调原征官军来尔处听调”。明军正式开展平东苗的军事行动，调集贵州、广西、四川、湖广四省官兵及播州等土兵操练，待日征伐东苗。七月，明廷招遣湖广永顺宣慰司宜慰使彭世杰，保靖宣慰司宣慰使彭舍怕俾、贵州宣慰司宜慰使安陇富、四川播州宣慰司宣慰使杨辉、四川酉阳宣抚司宜抚冉庭甫、金事冉庭章、贵州金筑安抚司舍人金洳等土官派土兵受方瑛听调节制，参与明军围剿东苗。东苗之役平定之后，明军持续赶苗拓业开辟大片生苗界，并于七年后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设置程番府，管辖境今贵阳大部、开阳、惠水、长顺、修文、息烽、贵定、龙里等地，几乎覆盖原东苗十三番所有领地。 成化十六（1477年），赍果纠合联络独山九姓苗、丰宁苗并荔波民众万人，四处攻打土司堡所，明廷责备诸守臣不尽责，巡抚谢杲言道：“自天顺四年(1460)以来，诸苗攻劫舟溪等处，不靖至今。”只好命镇守太监张成、总兵吴经相机剿抚。成化二十年（1481年），烂土苗族首领龙洛道接替赍果，潜号称王，扬言进攻都匀、清平诸卫，尔丰宁长官杨泰与土目杨和有隙，诱广西泗城州农民（应指泗城僮民）九千，于銕坑等一百余寨杀掠，一事未平一事又起，官府上下无力镇压，于是苗族起义越来愈盛。成化二十一年（1482年），丹章寨苗族首领老平举事起义，带领苗众攻打翁弓、翁牙寨，又将安宁宣抚司所管平加、平茶、公羊、地五、凯它凯塘五寨放火烧毁。 弘治二年(1489年)，苗兵集合七千人围攻杨安堡，明军都指挥刘英统兵觇之，被苗军为围困，明廷命镇巡官往援，解围得出。弘治五年（1492年），明廷命镇远侯顾溥率明军官兵八万人，巡抚邓廷瓚提督军务，太监江德监诸军，前往征伐。弘治七年（1494年），明廷商议，以苗制苗，招募熟苗为之作战，派遣明军分道进剿，先令熟苗诈降于生苗，假装当归顺引生苗前往作战，明军设计伏兵擒之，并命熟苗带路，攻破生苗寨一百十余寨，明廷以捷闻，于是开置都匀府及独山、麻哈二州。  康熙《皇舆全览图》之《贵州全图》“黔东生苗界” 清朝以后，进一步开辟贵州苗疆提上日程，据《清史稿·列传卷二百九十九 土司一》记载，雍正四年春，巡抚鄂尔泰，借为云贵安稳，开辟苗疆势在必行，上奏言道：“云贵大患，无如苗蛮，·····而苗疆多与邻省犬牙相错，又必归并事权，始可一劳永逸。”。为坚定清朝廷开辟苗患决心，后又上疏道:“苗患甚於土司。而苗疆四周几三千馀里，千有三百馀寨，古州踞其中，群砦环其外。左有清江可北达楚，右有都江可南通粤，皆为顽苗蟠据，梗隔三省，遂成化外”。开辟苗疆提议与雍正皇帝早已欲建功立业的帝王梦想法不谋而合，鄂尔泰于雍正五年(1727年)，进剿黎平府谬冲花衣苗，迫归欧、鬼垒等寨归附。 十二月，招降大小丹江拜克、克猛长寨、古羊一百四十五寨内附，雍正六年(1728年)，清军攻破八寨、丹江，杨排、番仰诸苗寨皆被攻克。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清军攻下公鹅寨（原剑河县驻地），七月, 张广泗又进兵古州（即今榕江），清江诸苖寨亦平。雍正八年（1730年）,先征伐古州来牛、定旦诸寨，后平老你、摇排、摇晒等寨，六月, 平古州三保苗，“ 斩首千余级,就缚三千余人”。雍正十年（1732年），包利与白党等首领集上九股三十余寨，下九股四十三寨和高坡诸寨苗族举行“反筑城斗争”。雍正十一年三月，清廷遣提督哈元生征讨高坡苖，清军兵分六路，击败高坡苗，清廷在黔东南用兵八年，“开辟”生苗界两三千里，共设立了六个厅，称之为“新疆六厅”。 雍正十三年（1735年）二月，包利、红银在古州高表召集古州、清江、台拱等地苗民举事起义，连结攻克黔东广大区域。八月，总督张广泗升任七省经略，率七省清军参与镇压起义。乾隆元年(1736年)正月，贵州巡抚张广泗兵分八路围攻义军，包利、红银、往利、三元、阿笱、阿蜡、老能、老恨、强银、绕撒、汪陇、带麻、阿杠、包往、由甘、讲翁、苗瞎子等各路义军首领被逐一击败。 是年年末，包利病亡，义军一时群龙无首，被分化瓦解逐个击破。在蒸蒸日上的国家机器面前这场以红银、包利为首的黔东苗族起义军注定终将被平定，其余部在桑江苗族张老金、蒙甲弟、湖南绥宁、城步苗族粟贤宇、杨清保、侗族石金元、吴金银，瑶族杨老襄、凤淑宇、王老陇的领导下继续同清军作战，转战龙胜、从江、通道、资源、义宁、城步、绥宁等地，纵横数百里。 《清世宗实录》八月初三，雍正帝下诏说到：“从来经理苗疆之意，原因苗姓凶顽，久为地方居民之害，是以计议剿抚，为乂安百姓之计…而成害民之举，朕与经理之大臣安能辞其过耶？”。雍正到死都未能镇压苗民起义，临终前雍正承认，开拓苗疆是否操之过急?甚至有放弃苗疆的想法。待著名的偏执狂乾隆皇帝继位后，为扭转战局，除继续增调援兵外，下令将张昭、元展成、董芳等，以玩忽职守、贻误军机罪革职拿问。同时，任命湖广总督张广泗为七省经略，重新部署进剿，采取剿抚兼施，以抚待剿的策略，先抚“熟苗”，后捣“生苗”，再惩“熟苗”，集中兵力，以整击散。 乾隆六年（1741年），张广泗借“复乘兵威搜剿附逆熟苗”，再次调集湖南、湖北、两广、贵州五省清军和数万计乡勇围剿剩余苗民，再次杀害义军一万七千六百多人，俘虏二万五千余人，《清史稿·列传三百二 土司四》载道：“（乾隆）六年，复乘兵威搜剿附逆熟苗，分首恶、次恶、胁从三等，涉秋徂暑，先后埽荡，共毁除千有二百二十四寨，赦免三百八十有八寨，阵斩万有七千六百有奇，俘二万五千有奇，获铳砲四万六千五百有奇，刀矛弓弩标甲十有四万八千有奇”。这场历时六年的雍乾苗民起义被镇压结束。 据《贵州通志·宦迹志·张广泗传》载：“官兵又攻克一千二百二十四寨，皆毁其室庐，戮其壮丁，俘其老幼，阖寨不留一人，其焚死与中炮死及冻饿死又十五六万；其附逆小寨三百八十八，令缚逆党赎罪，无敢留一人者。计斩首苗人万七千六百七十余级，擒获苗人二万五千二百二十余人，其内受伪官者四百余人，从逆者万一千一百二十人，皆枭首军营；贼党家属万三千六百余人，皆充赏为奴.......苗人死者前后不下三十余万，至是，杀戮十之七八，或十百寨无一人”。雍正十三年张广泗任七省经略，率七省清军镇压苗民起义，至乾隆元年，张广泗组织六省清军扫荡杀戮清水江南北两岸以来，前后屠杀苗民不下三十万，杀戮苗民只剩之前十之七八，数十百寨空无一人，极为惨烈。 《清史稿·列传三百二 土司四》亦载：“四自四月至五月，将士犯瘴疠，冒榛莽，靡奥不搜，靡险不剔，并许其党自相斩捕除罪。由是憝魁罔漏，俘馘万计，其饥饿颠陨死崖谷间者，不可计数。”乾隆元年，清军围剿牛皮大箐时，直接斩首杀害义军达万记，饥饿坠崖等间接造成伤亡更是不可计算。 张广泗后任三省经略率贵州、湖南、广西清军斩首杀害义军五千余人，俘虏五千余人，甚有方志记载乾隆四年(1739年)至乾隆六年(1741年)城步、绥宁苗族起义，六七万义军最后战至只剩一两万之说，《清史稿·列传三百二 土司四》亦载：“（乾隆）五年夏，湖南靖州、武冈瑶，城步横岭苗，与广西瑶同叛。总督班第使镇筸总兵刘策名以兵五千进剿，以五千应援，诏广泗复以钦差大臣节制军务。先后斩馘五千馀，俘五千馀，于十二月班师。”。 云贵总督鄂尔泰在上疏雍正时道：“但恐今日不杀少，日后将杀多”“并不恭顺者，不计男女老少，通通斩光杀绝”，据史籍记载，城步县在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建县的时候总人口有十八万人，至清代前期，历经数次苗瑶起义后，清朝廷下令：“各犯家口应行发迹边外”，城步县的人口减少一半以上。大战过后，为避免苗疆再生是非，清乾隆皇帝于乾隆元年（1736年）七月初九，下旨道：“永除新疆苗赋”，并规定苗疆事物“一切自相争讼之事，俱照苗例完结，不必绳以官法”，以此善后。  雍正开辟苗疆“辟地二三千里，几当贵州全省之半.”。示意图 清朝前期的大举开辟苗疆与改土归流，惨遭杀戮的苗夷土著保守估计不下百万，清王朝企图励精图治下去，但打江山易治江山难，这片土地仍然没有摆脱封建王朝的统治局限，为清朝中后期更大的苗民起义埋下爆发的种子。  清《百苗图》所绘苗民形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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