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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恩铭出生于贵州省荔波县一个水族家庭，六岁上私塾，十岁进入荔波县初等小学读书。十六岁时随婶婶和堂弟走出大山，投奔在山东做官的二叔。 邓恩铭的二叔黄泽沛原名邓国瑾，其父与邓恩铭的祖父是同胞兄弟，因儿时过继给姑母而改为姓黄。黄泽沛是清末拔贡，先后在山东的历城、益都、沂水、青城等地当县官，体恤民情，清正廉洁，政绩卓著。他在青城任职期间，当地发生蝗灾，曾率领民夫挖壕截堵，盛夏烈日，不辞劳苦，终将蝗虫捕灭，保住秋收，民皆感德。 邓恩铭聪颖好学，黄泽沛对他视如己出，有意栽培。邓恩铭十七岁那年，依靠二叔黄泽沛的资助，考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黄泽沛为勉励他勤奋学习，把自己深爱的一块红丝砚送给邓恩铭，上面有“云从制于青州”的落款，云从即黄泽沛的字。邓恩铭非常喜爱这方砚台，一直带在身边使用。  五四运动期间，邓恩铭被选为省立一中学生自治会领导人兼出版部部长，主编校报，组织学生参加罢课运动，与省立第一师范学生领袖王尽美一见如故，两人从此成为亲密无间的革命战友。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邓恩铭和王尽美是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这一年邓恩铭刚二十岁，是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个，并且还是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邓恩铭和王尽美又一起参加，会议期间受到了列宁的亲切接见。会后在各国代表团举行的联欢晚会上，王尽美兴致勃勃地弹起三弦，邓恩铭则吹起笛子，两人合奏了一曲《梅花三弄》。 邓恩铭在苏联期间访问了许多地方，参加过“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当时苏联人民的生活非常困难，让他印象最深的是每日实行面包分配标准：红军士兵两磅，工人一点五磅，机关人员一磅，共产党员四分之三磅。 他从苏联回到山东后，致力于党组织的发展和山东工人运动。  1922年夏天，邓恩铭利用叔父任淄川县知事（县长）的机会，从济南来到淄川，住进县府之中。 邓恩铭一到淄川，就发现这座古城的街道路口矗立着几十座造型各异的石牌坊。这些石牌坊大都是明清两代本县的名门望族所立，上有龙凤、花鸟、云朵等浮雕图案，下有石狮装饰，雕工细致，气派非凡。而在县府北边，古城中心的十字街路口，还矗立着一座独具特色的木制牌坊叫“四牌楼”。“四牌楼”始建于明弘治十一年，能供四面观瞻，东、西匾为“恩荣”，北匾为“宰相”，南匾为“桂林”，中间一块大匾中铭记着淄川历代进士、乡举、名宦乡贤、功臣、孝子等人物。 邓恩铭虽然对这些牌坊非常好奇，但是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邓恩铭来淄川，表面上是看望叔父，实际上是肩负着党的使命来这里秘密从事革命活动的。 一天，邓恩铭陪同叔父参加宴席，认识了淄川县第一小学校长冯乃章。得知冯乃章是省立一师毕业生，参加过五四运动，两个年轻人一下子有了很多共同语言。临别，冯乃章邀请邓恩铭到学校去玩。 次日，邓恩铭去离县政府不远的第一小学拜访冯乃章。冯乃章又带他来到淄川县模范小学，认识了校长郭方纯和教员赵豫章。郭方纯是省立农业专科学校毕业，赵豫章是长山中学毕业，两人都参加过五四运动。几个人共同回忆五四运动期间发生的事，热血沸腾，都有说不完的话。特别是赵豫章，说起在长山中学时，曾咬破手指写血书，呼吁社会各界人士抵制日货，给邓恩铭留下了深刻印象。邓恩铭向他们介绍世界各国工人运动、俄国十月革命、中国政府的黑暗，启发他们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建立自己的政府，劳苦大众才能获得自由解放。郭方纯、赵豫章听了十分赞同。  邓恩铭认为赵豫章是个热血青年，便经常去学校接近他。赵豫章是萌水人，比邓恩铭小三岁。他第一次见到邓恩铭时，对这个从济南来的县太爷公子充满了好奇：中等个头，身材细挑，面孔白净，一双和善的眼睛聪慧有神，操着南方口音，说话很慢，总是能讲出很多道理。随着接触越来越多，赵豫章又感觉邓恩铭身着青布长衫、脚穿尖口布鞋、侃侃而谈的样子很像一个小学教师，和他没有什么两样。 有一天，在赵豫章的校舍里，邓恩铭把自己的一首小诗《决心》用八分隶书写在一张纸上。赵豫章拿在手里细读：“读书济世闻鸡舞，革命决心放胆尝。为国牺牲殇是福，在山樗栎寿嫌长。”字形端庄，笔画苍劲，让赵豫章耳目一新。而诗中闻鸡起舞、卧薪尝胆、为国献身的无畏革命精神，更是让赵豫章由衷敬佩。 赵豫章经常与邓恩铭在一起讨论时局，并从邓恩铭处借阅《向导》等进步书报。 在邓恩铭的影响下，赵豫章渐渐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3年春天，邓恩铭被山东党组织派往青岛。 在青岛，邓恩铭以东镇小学教员为公开身份进行革命活动，主要从事党、 团组织的创建工作和工人运动。几个月后，邓恩铭建立了中共青岛组，亲自任组长，这是青岛历史上第一个中共党组织。邓恩铭还谋到《胶澳日报》副刊编辑职务，并利用职务之便在《胶澳日报》上创办《胶澳副刊》，转载《列宁传略》，写文章介绍苏联十月革命。 秋末冬初，中共团中央巡视员王振翼来到青岛，协助邓恩铭进行建团工作。 王振翼是山西天镇县人，曾就读于太原文瀛湖畔的省立一中。五四运动时他结识了在北大学习的山西籍学生高君宇，在高君宇帮助下，创办《山西平民周刊》，并担任主编。后到北京，经高君宇、罗章龙介绍成为“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讯会员，参加了李大钊发起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夕，王振翼被选为“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长，是太原团组织的第一任负责人。党的“一大”后，王振翼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从此成为一名职业革命活动家。 王振翼和邓恩铭年龄相近，两个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在青岛四处活动，先后发展了电话局职员孙秀峰、王少文和公立职业学校学生许兴业、李松舟、傅健生、郝骏夫等十人入团，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岛支部，邓恩铭任书记。 王振翼离开青岛前，邓恩铭特意向他介绍了淄博的情况，建议他去张店和淄川看一看。 于是，王振翼返回济南时，在张店火车站下了车。 年初，中共济南支部成员王复元曾来到张店火车站，以机务段材料房“员司”（管理账目的职员）的身份开展铁路工人运动。此时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王复元在青年工人李青山协助下，创办了张店第一个铁路工人组织“张店路业工会”，并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军阀吴佩孚制造“二七”惨案后，京汉铁路大罢工以失败而告终，“张店路业工会”也受到影响而逐渐解体。 王振翼来到张店，与参加过“张店路业工会”的七八个铁路工人见面，谈了两个多小时，鼓励他们团结起来，为争取铁路工人应有的权利坚持斗争。 然后王振翼又来到淄川县模范小学，与赵豫章、郭方纯谈了三个多小时。得知他们正在组织全县小学教员联合会，他根据自己在山西进行学生运动和团组织工作的经验，对各项事宜给予了建议和指导。赵豫章、郭方纯听了深受启发。  冬天到来时，赵豫章、郭方纯收到了邓恩铭从青岛寄来的一封信。信中说：山东军阀政府为筹军饷，强征“产销税”，已经激起胶济铁路沿线十余县人民的反抗，近闻山东军阀政府又将增设“教育捐”，各地人民已准备作普遍反抗，希你们也积极响应这一斗争。 不久，淄川南部的大昆仑街道张贴出了淄川县政府的告示，内容是向各炭栈征收“教育捐”，建立学校，搞新式教育。其中一段文字最引人注目：捐费按炭量计算，每装一车炭须捐两吊钱。 大昆仑炭栈的掌柜们聚在一起，愤愤不平，议论纷纷： “这捐太高了。” “这钱真是捐上办学校吗？” “难说，还不知道去了哪里呢。” 大昆仑是淄川南部的一个工业重镇，又是胶济铁路张博支线的必经之地，西河、桃花峪各矿井的煤炭都在这里聚集，在这里做煤炭生意的炭栈有十多家。此外，这里还有做陶瓷生意的、做山货生意的、理发的、打铁的、锔缸的、开酒馆的、拉洋车的，商业云集，比淄川县城还要热闹。 赵豫章、郭方纯得到消息后，先去找冯乃章商量，三人又召集全县小学教员联合会人员共同商议，一致决定在大昆仑炭栈发起抗“教育捐”斗争。 赵豫章、郭方纯、冯乃章等人一起来到大昆仑，找到一个叫陈兴五的大炭栈掌柜。陈兴五是炭栈商会会长，为人豪爽，乐于助人，在这一带有很好的人缘和威望。他们把抗“教育捐”的事跟陈兴五商量。陈兴五虽然赞成，又担心抗捐会被抓去蹲大牢，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终于商量出一个比较周全的办法，主要有四条：一是支持政府办学，但年景不好，请政府体恤，少捐些；二是教育是大家的事，既然让炭商、工人捐，官府人员也要依照薪水捐一些；三是所捐款不交给县衙，由捐助者自己筹办学校，政府派人督办，若不能专款专用，可戒律惩办；四是若政府或他人不答应或者不捐，炭商、工人也不捐。这样虽然大家捐了款，却让官府人员也出了血，还能保证专款专用。陈兴五认为这个办法可行。 陈兴五立即把十几个愁眉不展的炭栈掌柜召集在一起，向大家讲了抗“教育捐”的办法。大家听了一致赞同。 经过多次抗议交涉，抗捐斗争取得胜利。大昆仑炭栈的掌柜和工人用抗捐争来的款项，在铁路西边的昆仑山下筹办了一所小学，定名为：淄川县昆山乡公立两级小学校。  1924年3月，邓恩铭又从青岛来到淄川。 邓恩铭介绍在抗“教育捐”斗争中表现突出的赵豫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介绍郭方纯、周济南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他在致团中央刘仁静的信中高兴地说：“淄川方面，当我在家时，即已联络数人，现已加入组织中来。他们在本县很能活动，并且现在又在胶济支路大昆仑站联合炭厂商抵抗城内一般劣绅。现将争回之车捐办一两级小学，校内大约有同志数人。此地将来或者可与张店合组，请你们指导”。 当时，中共山东党组织把工作重点放在济南、青岛、淄博等工矿区。邓恩铭每次来到淄川，都是住在二叔所在的淄川县府里。 邓恩铭和赵豫章经常到淄川东边大荒地的“宪章照相馆”见面，在共产党员周宪章协助下，奔波于淄川、博山各个矿井，深入井下、工棚和矿工家中，访贫问苦。期间，邓恩铭写出了《淄川博山矿业工人生活调查表》，发表于山东进步刊物《十日》。 叔父黄泽沛自从发现邓恩铭参加革命活动，知道这是一条充满危险的道路，既惊又怕，极力阻挠，经常对邓恩铭严加看管，要他安分守己，求取功名。但邓恩铭已经是一只破笼而出的雏鹰，心中早已坚定了革命信念。 邓恩铭的父母得知儿子参加革命，整天为儿子的安全提心吊胆。他们想出了一个主意，在家乡给他定了一门亲，以邓恩铭已到成家年龄为由，来信催逼他回家结婚。父母以为，邓恩铭之所以参加革命，不过是年轻人的冲动行为，成家立业后，自然能够安居乐业，远离政治。可是，让父母没想到的是，一贯孝顺的大儿子这一次却一反常态，违背了父母的意愿。 邓恩铭多次拒绝了父母的要求。 1924年5月8日，邓恩铭在淄川给贵州老家的父亲写信说：“儿生性与人不同，最憎恶的是名与利，故有负双亲之期望，但所志既如此，亦无可如何。再完婚事已早将不能回去完婚之意直达王家，儿主张既定，决不更改，故同意与否，儿概不问，各行其是可也。” 看到儿子的态度如此坚决，邓恩铭的父母决定拿出杀手锏作最后一搏。他们让资助邓恩铭的二叔切断了他的经济来源，以迫使他“回头”。然而，邓恩铭早已成长为一个为理想而奋斗、因理想而无畏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理解家里人的心情，他也明白这一切都不能阻止他献身革命。 邓恩铭自从离开贵州老家，走上革命道路，因为工作繁忙，再也没有回过家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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