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自诚将我带到他与华韵三的临时住处。我来到武汉举目无亲，此时终于有了一种回家的感觉了。华韵三已有身孕，即将临产。我们久别重逢，两人 有说不完的话。她一会儿问大哥明之在哪里，又问杭州沦陷后我们去了什么地方，再问有没有上海亲人的消息，等等。兵荒马乱时期，他乡遇亲人，倍感亲切，三个人一起聊个没完。 我见华韵三和鲁自诚十分恩爱，不由得想起1936年秋我在上海第一次见到鲁自诚时的情景。于是就问华韵三：“是不是那个时候你就爱上鲁大哥了？” 华韵三不好意思地笑了。 我对鲁自诚说：“鲁大哥，我听明之说，你曾经两次入党，三次被捕。那次在上海，你只给我们讲了第一次被捕受刑的事。现在形势不一样了，你就把你的革命经历详详细细地讲给我听听吧。” 华韵三也说：“过去你总是说没时间，也没心思，现在安娜也想听，你就详细地讲讲吧，我们都想听呢。” 鲁自诚沉吟片刻，说：“好吧，我就简单讲讲我的被捕经历，这对你们今后干革命工作也许有好处。” 1924年鲁自诚被直系军阀的侦缉队逮捕，侦缉队认定他是罢工的组织者，对他实施多种酷刑，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用烧红的烙铁烫，无所不用其极。鲁自诚的前胸手掌大的一块疤痕，就是被用烙铁烫后留下的。 1932年5月，鲁自诚回上海继续从事工人运动。这年秋季的一天，鲁自诚被英国巡捕视为嫌疑分子抓了起来，关在提篮桥监狱的西牢。因没有证据，后由党组织想方设法，将他保释出狱。 鲁自诚第二次被捕出狱后，很快与党组织取得联系。1933年至1934年，他不惧白色恐怖，满怀革命激情，继续做党的秘密工作。他先后介绍舒曰信、华明之和姚子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姚子健1934年5月入党后，获取的国民党参谋本部的军用地图都交给鲁自诚。鲁自诚高兴地说：“有了这些军用地图更有利于带领红军部队向国民党军队作战。” 12月，他将姚子健也像舒曰信、 华明之那样，负责任地交给了当时在上海专做中央特科秘密情报工作的王学文。 1934年12月，鲁自诚离开上海到北平工作。因为他不知北平党的机关已被破坏，与联系人又不认识，所以他刚走进机关，便被逮捕。 鲁自诚已经有过两次被捕的经历，知道怎样应付突然发生的新情况。经过多次刑讯，鲁自诚虽然被折磨得遍体鳞伤，但是特务没有从他嘴里得到任何他们需要的口供，遂把他关押在苏州反省院。 1936年，董必武了解了鲁自诚在狱中的情况后，通过关系将他保释。 1937年夏，抗日战争爆发，鲁自诚受党的指派，通过董必武在国民党上层的关系，先后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七战区二十三集团军副参谋长、皖南游击可令部司令员，授少将军衔。同时，他在党内还任中共皖南特委书记。华韵三也穿上军装，担任游击司令部秘书。 1938年5月，鲁自诚根据董必武的指示，离开皖南来到武汉。因为此时国民党正在庐山军官训练团的基础上筹建中央训练团，急需人才，董必武又通过关系，推荐鲁自诚到中央训练团工作。 我听了鲁大哥讲述的三次被捕的故事，心灵受到极大震撼。我非常钦佩鲁大哥坚定的革命意志，并发誓：自己也要做一个像鲁大哥一样坚强的共产党员，做个“硬骨头”。 我向鲁自诚讲述了八一三之后，我和明之与上海的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以及来武汉的目的，并急切提出入党的要求。对鲁大哥，我没有什么不可坦诚相告的。 鲁自诚说：过去，你和明之是做秘密情报工作的，当时我虽不是你们的领导，但我知道你们的情况。现在你去“八办”，不能随便向“八办”一般接待人员暴露你们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的身份。一定要见到像董必武那样的领导同志，才能汇报你们两人在上海和杭州的工作，可以要求分配工作，也可以要求入党。 听了鲁自诚一番话，我默默地点了点头。我觉得自己的运气太好了！在武汉几乎走投无路的时候，鲁大哥突然奇迹般地出现了，并再一次成为我的革命引路人。 有幸得到鲁自诚的指点，我很快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 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宣布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20天后的9月12日，又将第八路军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但中共内部还是延用“八路军”的称谓。 武汉的“八办”设在原日本“大石洋行”内，门前挂着“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牌子，有八路军战士站岗。“八办”是中共在武汉的对外办公机构，对内即是中共中央长江局。王明、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均在此办公。“八办”前车水马龙，进进出出的人很多。 总算找到了党了！我站在“八办”门前，心情非常激动。这是我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见到共产党的公开机关！ 经传达人员联系，一位30岁左右的女干部走出来接待了我。她和我热情握手，自我介绍说：“我姓孟，叫孟庆树。”但没有讲自己的职务。 我见她年纪不大，不像办事处领导。于是根据鲁自诚的指点，直截了当地说：“我要见办事处领导。” 孟庆树说：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讲，我再向领导汇报。 我当时不知孟庆树是什么身份，后来才知道她是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王明的爱人，当时任长江局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 孟庆树快人快语，显得精明强干。她见我犹豫不决，就主动问道：你从哪儿来？有什么事？ 我说：我叫沈琬，是从浙江来的。我丈夫叫华明之，1934年入党，我是1935年参加革命的。我们二人在杭州做地下工作。由于战争，交通阻断，我们与上海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我要求见董必武同志详细汇报情况，恢复组织关系。 孟庆树问：你们属哪方面组织系统，领导人是谁，做的什么工作？ 我想起鲁自诚的交代，不能说是做情报工作的。再说我也根本不知道白己是受中央特科领导的，也不知道王学文的真姓实名，因此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 孟庆树说：你得简单说说你的情况，我才好向领导汇报啊。 迫不得已，我才吞吞吐吐地说：我们的领导人化名“老李”，真实姓名我不知道，我们叫他“舅舅”。 此时，我心中十分矛盾，还有些委屈。我怀疑孟庆树可能是因为我不是党员，不信任我。 孟庆树没再追问，温和地问道：你住在哪里？ 我回答：我住在王汝琪婆婆家。 孟庆树“哦”了一声，接着问道：你和王汝琪是在哪认识的？ 在“在长沙妇女干部训练班。在那里还认识了罗叔章和罗琼，三位大姐说我是她们的'小尾巴’。我确实是'小尾巴’，现在跟着她们一同来到了武汉。” 孟庆树领会了，点点头，不再问什么。 这时，我要求入党的心情更加迫切，立刻向孟庆树提出入党要求。 孟庆树说：这个问题，等接上关系之后，组织上会考虑的。并对我讲了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和要求，然后说：你留下地址，待我把你的情况向领导汇报后，另外约定见面的时间。 离开“八办”时，孟庆树一直把我送到大门口。这次去“八办”虽然没有见到董必武，但是我仍然感到像回到了家里一样，心情十分愉快。 回到王汝琪婆婆家后，我每天都在等消息，一步也不敢离开，生怕错过了 与党组织恢复关系的机会。 过了两天，我正等得焦急，只见王汝琪带了两个人来家，是罗叔章和罗琼。 多日不见，别后重逢，四个人觉得格外亲切。我们刚说了一会儿话，又来了一位年轻女干部，她进门后就和罗叔章、罗琼和王汝琪一一热情拥抱。我以前没见过她。王汝琪向我介绍道，这位是邓颖超，邓大姐。对邓颖超我早有耳闻，知道她是中共方面有名的女性领导干部，还是周恩来的夫人，此时党内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女运动委员会副书记。 我后来得知，几天前，罗叔章等三位大姐都分别去了“八办”。今天是邓颖超约了罗叔章、罗琼到王汝琪家见面，来和她们谈工作的。 邓颖超当时30多岁，年纪比罗叔章小，比王汝琪和罗琼大，王汝琪和罗琼都称她“邓大姐”。我注意到，邓颖超穿一件浅灰色旗袍，身材丰满，脸庞圆润，目光柔和，面带微笑，给人一种天然的亲切感。 王汝琪将我介绍给邓颖超：这是沈琬，和我们一起从长沙妇女训练班过来的，也是个爱国进步青年。 邓颖超打量了一下我，沉吟道：“沈琬？”仿佛在记忆中搜索这个名字。罗叔章说：我们在长沙妇女训练班相处了三个月，非常亲密。亲人们叫她安娜，我们也叫她安娜。 邓颖超问：你的亲人在哪里？ 我回答：我母亲在泰兴，公公婆婆和儿子在上海，我丈夫华明之在浙赣铁路局工作，现在湖南醴陵，很快就要赶到武汉来。 邓颖超点点头：好！安娜这个名字很好听。我也叫你安娜好么？ 我听了点点头。邓颖超又张开双臂，把我搂在怀里。 前不久，邓颖超应宋美龄女士的邀请，到庐山参加由宋美龄主持召开的各界知名妇女谈话会。会上，经过多方协商决定，将宋美龄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简称“妇指会”)，发展为全国性的妇女机构。邓颖超刚从庐山回到武汉，就与罗叔章、王汝琪和罗琼谈工作。 邓颖超先详细询问了长沙妇女训练班的情况，并根据当时中共对国民党的方针、策略，对训练班做了深入的分析。接着，又给她们讲抗日战争的形势、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工作中应注意团结中间力量等问题，还提醒她们，在妇运工作中要特别注意工作的方式方法。 自参加革命以来，我还是第一次这样近距离聆听党的高级领导人讲话，感到很新鲜。邓颖超讲一口只有在收音机里才听得到的标准国语，声音淳厚，语速缓慢，平和亲切，娓娓动听，再配合以优雅的手势，给人以既坚定，又温柔的感觉。我听得几乎入了迷。 我还特别注意到，邓颖超的手指修长，白晰丰润，她的面容虽不能说是美貌，但风度气质非凡，具有强烈的亲和力和感染力。 邓颖超非常认真地听取罗叔章等三人的汇报之后，又转过身来和蔼地对我说：安娜小妹，你在长沙妇女训练班学到了些什么？ 我马上毫不顾忌地说：那三个月对我来说太重要了！训练班和一般学校很不一样，吃大锅饭，睡地铺，跑步出操。我晚上加班身上冷，回宿舍就钻到罗大姐的被窝里。我的胃病，到那里也没治，就自己好了！尤其是听了三位大姐的课，参加学员的讨论，还有平时与三位大姐聊天，学到了很多东西。 在省政府时，从各种文件中知道，国军官兵作战很勇敢，可就是打不过日寇，结果大片国土沦陷。在长沙参加了妇女训练班，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全民抗战和全面抗战，才能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全面抗战”就是无论在正面战场还是在敌人后方，都跟日寇拼命打；“全民抗战”就是男女老少齐上阵，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我开始还有些拘谨，后来越说越兴奋，禁不住手舞足蹈起来。后来发现四位大姐都在全神贯注地看我，便有些不好意思地低头说：可能我说得不对吧？ 邓颖超鼓励我说：安娜小妹，你讲得非常对！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妇女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妇女也要投身到统一战线的行列中去！ 我意气风发地说：我现在最希望的，就是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群众运动中去。 邓颖超笑而不语。 邓颖超准备离开了。我与邓颖超大姐虽然只是初次见面，由于邓大姐的平易近人，使人感到十分亲切，是可以讲贴心话的，于是急不可待地悄悄问邓颖超：我前几天去过“八办”。不知党给我分配什么工作？ 邓颖超听了，仿佛想起了什么，轻轻“哦”了一声。 我补充道：我去“八办”是一个姓孟的女同志接待我的…… 邓颖超点点头，凑到我耳边轻声说：可能还是原来的工作，你等通知吧。 听到这个“暗示”，我很高兴。可是这“原来的工作”是指什么？做速记？ 搞情报？那么具体工作单位是哪里呢？我想问，没敢问。按照地下工作的纪律，不该问的不问。我向邓大姐点点头，没再说话。 邓颖超临别前再次和大家一一拥抱，我感到邓大姐的怀抱是那样温暖。从此，邓颖超大姐成了我一生敬仰的伟大女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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