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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两期,咱们讲了大食东扩,以及唐蕃对大食东扩的应对。在说到吐蕃通中亚道路的时候,有两条道路都要经过勃律。
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也是它被唐蕃反复争夺的原因。
其实说起勃律,估计很多人都知道。
对唐史稍有了解的人,应该都知道高仙芝、封常清的勃律之战。
对藏史有了解的人,应该都知道吐蕃曾经嫁公主给小勃律王。
但是要说到,勃律在什么地方、和西藏有什么渊源、唐蕃围绕着它如何博弈、高仙芝从哪条路进入勃律,估计很多人就语焉不详了。
咱们今天开始围绕着这些问题,把勃律之争仔细梳理一下。
勃律位于今天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现代的行政区划来说,就是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地区。
这个地方很早就出现在汉文史料里,所以在各个时代的史料里,它有各种奇奇怪怪的名字。这些我们都不需要记住,大家只要知道,唐朝称它为“勃律”,巴基斯坦史料里称“钵露罗” (Palolo ),而西藏本教的文献里称它为“竹夏”。[1]
不过,在汉藏史料里的勃律,还稍有不同。
唐史里面把勃律分成了“大勃律”和“小勃律”,对两个勃律王都有明确的记载。在藏文史料里,不分大小,泛指整个区域。
在唐史里的大小勃律相距三百里,大勃律在东南,小勃律在西北。
按照现代的行政划分,大勃律的都城在巴尔蒂斯坦的斯卡度,小勃律在今天吉尔吉特地区的吉尔吉特城。
不过有一点要说清楚,古代大小勃律都城的具体位置,还不是十分清楚,现在说的这两地点,也是来自于学者的推测。
从自然环境的角度上说,不管是大勃律,还是小勃律都是处于崇山峻岭之间的河谷地带。
就大勃律来说,它北面一百公里处,就是世界第二高峰,喀喇昆仑山的主峰——乔戈里,也就是威名赫赫的K2,海拔8611米。
它南边一百公里,就是世界第九高峰南迦·帕尔巴特峰,海拔8125米。由于攀登这座雪山的死亡率极高,在登山界号称“杀人峰”。
您想想,这两雪山大神夹着的地方,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地貌特点。
按照《巴尔蒂斯坦史》描述,当地的物产不算丰饶,土地含沙量高,十分贫瘠。由于雪山太高,日照也不充足,有些村庄甚至在冬季的三个月里,完全照不到太阳。[2]
但环境好不好,也得分跟谁比,要是跟江南比,无论如何也算不上好;但要是跟阿里、羌塘比,那可好太多了。
至少当地可以种青稞、小麦、蔬菜,还有果树,据学者对当地古代称谓的分析,巴尔蒂斯坦的名字,可能就跟当地盛产苹果有点关系。[3]
也正是因为自然环境相对比较好,海拔也比较低,只有2300米左右,它才有可能成为一条联通东西的古代通道。估计当年吐蕃军队从阿里走过来,感受会非常好。
从地理区位上看,勃律的东边紧挨着拉达克,北边翻过喀喇昆仑,就是新疆自治区,南边是印控克什米尔的斯利那加,西边是帕米尔高原,穿过帕米尔,就是吐火罗盆地。
从这个地缘结构就能看的出来,勃律是波斯、希腊、印度、藏地等文化圈的交汇点。
学者在考察这条从古道沿线的时候,发现了大量的岩画遗迹。这些岩画同时带有中亚、南亚、西亚、东亚各种文化文化的印记。最有意思的是岩画里即有佛教内容,也有婆罗门教内容,还有袄教的拜火塔,甚至还有基督教的十字架。其中一段解读出来的粟特文铭文上写着,
“余自内陆来此,往谒吐蕃可汗”。[6]
这就说明,河中的粟特人也从这条路往东,去拜见吐蕃赞普。
从这些文化特征上分析,位于东边的巴尔蒂斯受藏文化的影响更重,有小西藏之称;而西边的吉尔吉特地区,受中亚文化影响更重。
两个地区在文化特征上的差异,恰好说明了这种文化交汇之地的特征。
帕米尔高原——张超音老师供图
其实要说起来,勃律跟西藏的渊源,那可真不是一般的深。
吐蕃时代占领勃律,那都是很晚的事情了。
早在吐蕃之前,勃律就已经和西藏地区发生关系了。
在吐蕃王朝还没有出现之前,西藏西部的象雄可能就控制过勃律,以及和它毗邻的拉达克。
按照才让太教授的分析,象雄疆域的最西端可抵大、小勃律。[4]
意大利藏学家图齐先生也认为,象雄西部的地域,除了拉达克,还延伸到巴尔蒂斯坦和于阗。
在本教文献《世界地理概说》里,把象雄的疆域分成里、中、外三个部分。其中“里象雄”的位置,在冈仁波齐以西三个月的路程。
按照这个距离来说,大概应该在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吐火罗盆地。
据说这里是雍仲本教创始人辛饶米沃的出生地,然后他一路向东,来到了藏地,结合本地的原始本教,创立了层次更高的雍仲本教。
虽然我们不清楚辛饶米沃的具体出生地点,以及他进入藏地的准确时间,但这条由西向东,经过帕米尔、大小勃律、拉达克的路线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这条吐蕃通往中亚和西亚的通道,就是学者们基本认可的勃律道。
考虑到早期的本教与中亚的祆教(琐罗亚斯德教)有很深的渊源,有的学者认为,象雄本教可能有这样一种发展的历程。
袄教最开始在波斯东部起源,很快就向四周发展辐射,
等到亚历山大人东征的时候,袄教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亚历山大摧毁了大量袄教经院,袄教祭司大量被杀或逃亡。这种打击让袄教的影响向四周扩散,等到亚历山大死后,巴基斯坦北部的健陀罗地区,已出现了袄教徒的社区。这表明袄教的影响,已扩展到与藏文化圈相邻的地方了。
然后这些袄教徒继续向东迁徙,可能进入了巴尔蒂斯坦地区,与当地 的原始信仰进行了第一次融合。
兴都库什附近的景色——张超音老师供图
张云教授认为,袄教传入的时间可能在亚历山大东征以后,也就是公元前331年附近,这个时间点和传说中的辛饶米沃从波斯东来的时间相近。
有可能是这种宗教思想传入象雄的一种具象话的代表,然后袄教与当地信仰结合以后,形成了象雄本教,再然后象雄本教继续东传,又与雅砻河谷的原始信仰相结合,形成吐蕃本教。[7]
我们不能说这个辛饶米沃进入象雄的时间一定对,因为关于象雄的资料实在是太少,而且互相矛盾,形不成稳固的证据链。
但这个传播方向应该是没有问题,大家还记得我们在讲到止贡赞普的时候,曾经提到过这样一个细节。
当时茹拉杰把止贡赞普的遗体找到以后,就开始着手安排丧葬仪轨。结果本地的祭祀说,我们就会做三种法事,“上敬神、下服鬼、中间调和家事”,您让我整这个事儿,我整不了。
于是只能从克什米尔、勃律、象雄请了三位本教法师过来,据说这三法师很有本事,能“翱翔于空,割树成条,裂石为砾,以酒肉供奉鬼怪”。[8]
他们来了以后,对止贡赞普的遗体做了这么几件事,“结发辫于顶髻,涂丹朱于面庞,肢解尸体,捣碎骨肉,不让他滞留人间”。
从这一点我们就勃律与西藏之间的悠久渊源。
其实,所有讲述西藏历史的节目,都面临同一个问题。
这就是西藏的历史太过庞杂,很难在满足广度的同时,再满足深度。
有的时候不得不先囫囵吞枣的咽下去,等之后遇到,再捡起来加深印象。
就像当时我们讲止贡赞普的时候,没法把勃律和西藏的关系,拿出来单独讲一下。只能在讲到勃律的时候,再回溯一下之前的知识点。
等到吐蕃王朝占领勃律以后,这种联系变得更加紧密。
图片来自陆水林教授的论文
2010年5月,马丽华、张超音等几位老师,在巴尔蒂斯坦考察的时候,发现了一块吐蕃王朝时期的碑刻。
陈庆英老师通过对碑文的解读,发现其中有这么一句话,“祈愿天神赞普圣寿绵长,国政广大,最终证得无上果位,……成就无上佛陀!”
这段话里有两个地方值得注意,首先是“天神赞普lha-btsan-po”。
我们之前说过吐蕃王室执政的法理依据,来源于“天神下凡,入主人间”的传说。
目前在西藏发现的石刻资料都多次提到了“天神赞普”的说法,这方在巴基斯坦的发现的碑刻里,也有相同的字段,可以充分说明,吐蕃王朝对巴尔蒂斯坦的实际控制。
另外就是里面有明确的佛教用语,从这点上判断,估计石刻的年代应该在尺带珠丹以后,可能是赤松德赞弘佛以后的几位赞普。
因为在开元年间,慧超西行求法,他在《往五天竺国传》写过大勃律等三国,说的是“并属吐蕃所管,亦有寺有僧,敬信三宝”,但说到吐蕃的时候,说的是“总无寺舍,不识佛法”。
慧超法师的描述,正好可以告诉我们,在佛教已经从健驮罗传入勃律的时候,西藏的佛教势力还很弱小,以至于慧超法师都没听说过。
不过在吐蕃佛教兴起之后,作为最早接受佛教思想地区,勃律还是得到了特别的重视。在赤松德赞颁布的《不得灭法之诏书》里,“勃律之域”便位列其中。
但是吐蕃征服象雄也有一个不好的方面,就是西藏的政治核心在卫藏,阿里地区变成了遥远的边疆。
当吐蕃足够强的时候,情况还不算明显,但等到没那么强的时候,边疆地区很容易崩裂。
斯卡杜地区的群山————张超音老师供图
吐蕃王朝崩溃以后,进入了一段长达几百年的割据时期。
群山之中的巴尔蒂斯坦就不在那么受到关注了,再加上曾经爆发过山崩,阻断了道路。等到古格王国在阿里创立时,巴尔蒂斯坦已经不在他们的控制之下。
这个时间的巴尔蒂斯坦已经走上了伊斯兰化的道路,不但不在古格王国的疆域之内,还成了敌对势力。
古格史料里不断出现的“葛逻禄人”,虽然是泛指西部和北部的异教徒,让我们很难辨别究竟是来自于哪里,但可以肯定的是来自巴尔蒂斯坦的势力也在其中。[10]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巴尔蒂斯坦断开了与中国的链接。
大概是从9世纪开始,巴尔蒂斯坦开始了强劲的伊斯兰化进程,佛教几乎没有做出强有力的抵抗,虽然在古格王国最鼎盛的时代,曾经有过出征西部的记载,但这种抵抗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草草收场。
绝大多数时期,古格王国都在面临着强劲的伊斯兰旋风。
斯卡杜的石刻造像————张超音老师供图
虽然在伊斯兰化的进程中,佛教遗迹遭到了大量的破坏,但西亚的文化也为藏文化提供了养分。
谢继胜老师在研究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的过程中发现,格萨尔王传的叙事结构,可能受到过伊朗英雄史诗《列王传》的影响。
这部英雄史诗创作于公元11世纪,之后在中亚和新疆地区广为传,很有可能影响了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
到了元朝时期,虽然在阿里地区设了元帅府,拉达克的列城还是元帅府驻地。《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第七册,元朝“宣政院辖地”图里,也把巴尔蒂斯坦画了进去,但到底能有多强的控制力度,实在让人生疑。
到了清朝,巴尔蒂斯坦再次出现在了中国的史料里。
乾隆年间,新疆爆发了大、小和卓之乱。在清军平叛期间,乾隆皇帝担心叛乱头目逃往拉达克和印度,曾多次命西藏地方当局传谕拉达克协助擒拿。同时,他还下令前方将领派兵堵截,通往巴尔蒂斯坦的道路。由此可见,清朝对当时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地区,没有太强的控制力度。
纵观整个西藏地区的历史脉络,我们可以发现,勃律和西藏之间有深的渊源。
吉尔吉特的石刻造像————张超音老师供图
我们知道,在西藏文明进程中,有一种“文明西来”的假说。
这种假说的主旨是,在西藏文明孕育发展的过程中,深受来自中亚、西亚、南亚的影响。
这种说法的证据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本教的起源和发展,可能受到了祆教的影响;西藏佛家艺术里,有一种克什米尔的风格流派。再比如,阿里地区的岩画特点,与中亚、西亚和新疆的岩画非常相似;西藏发现的黄金面具,在巴基斯坦、印度和新疆都有发现。类似的例子非常多,还有列石遗址、带有希腊酒神的银盘、波斯的银币等等。
这些文化上的影响,可能都是通过勃律这条通道,从西方传入西藏。所以从这点上看,虽然现在的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已经不在西藏范围之内,但在历史上二者之间是紧密相连的。
这就是勃律和西藏之间的渊源,从这个角度上说,勃律被称为“西藏的西门”也不为过。
也正是因为,勃律有如此重要的地缘价值,它才会被唐蕃反复争夺,关于这部分内容,我们下期接着讲。
参考文献:
[1]、《竹夏 “一地多名” 考释》_刘洁;
[2][6]、《环喜马拉雅文丛:巴尔蒂斯坦(小西藏)的历史与文化》_(巴基斯坦)穆罕默德·尤素夫·侯赛因阿巴迪、(巴基斯坦)穆罕默德·哈桑·哈斯拉特,陆水林(译);
[3]、《关于巴尔蒂斯坦的名称》_陆水林;
[4]、《古老的象雄文明》_才让太;
[5]、《唐代中西交通吐蕃一勃律道考》_杨铭;
[7]、《丝路文化·吐蕃卷》_张云;
[8]、《苯教历史三段论之由来及剖析》_才让太;
[9]、《西藏天葬风俗起源辨析》_霍巍;
[10]、《畏惧噶逻_西域葛逻禄与西藏古格王朝的传说与历史》_黄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