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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于帅，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王思明，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教授。 【摘要】辣椒于明末传入中国，经历了初期的缓慢传播阶段，清中期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快速传播。辣椒需求量的上升驱动着种植范围的扩大,19世纪末至民国时期，逐渐形成了西南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华北地区等三个具有区域代表性的辣椒核心产区，进行辣椒及相关产品的集中产销。辣椒商品贸易的产生与发展，不仅反映出人们的需求与嗜好,更彰显辣椒在中国传播进程中的高度本土化。 【关键词】辣椒；民国；商品化；贸易辣椒 自明末传入中国,在首先传入的东南沿海地区经历了初期的缓慢传播阶段之后，于华北、湖广、西南等地得到快速引种推广。至迟在光绪时期，辣椒已在全国范围得到广泛传播。但在大部分地区，辣椒还只是种植在园圃之中,甚至很多情况是房前屋后的庭院植物，仅供自家食用或调味，并未实现大田中的规模化种植。因此，无论是种植面积还是产量，均无法与大葱、白菜、萝卜等已经是大宗农产品的几种蔬菜作物相提并论。 随着清末至民国时期全国商品贸易及市场网络的形成与不断完善，一些专产区的辣椒逐渐呈现经济作物的特点，催生了辣椒的商品贸易。辣椒在不同地区均有代表性的产销核心区，并且运销量巨大。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交通条件的改善以及信息传递的加快，也为新鲜蔬菜的长距离运输及商品化信息的传达提供了保障与便利。民国时期，全国形成的几个规模较大的辣椒生产与贸易中心，以供应周边地区，甚至远销海外。 前人关于辣椒在中国的传播与本土化这一课题的相关研究中，多关注辣椒在中国的地域传播进程、辣椒的名称考释、辣椒饮食文化等方面， 尚未有针对辣椒在历史时期的商品贸易这一视角的专题研究。商品贸易化的过程反映辣椒在中国生产与消费的状况，亦是域外作物在中国本土化的重要指标之一。 本文就晚清、民国时期国内一些辣椒专产区的形成与发展以及辣椒的商品贸易等相关方面进行展开论述，以期还原辣椒由一种普通的蔬菜作物到商品贸易化这一过程的全貌。 一、西南辣椒核心产区的形成与商品化 在涉及辣椒在西南地区的传播这一问题的讨论时已有研究阐明：西南地区的食辣风气在嘉庆时期已普遍盛行。至迟在光绪时期，西南地区的辣椒已形成贸易趋势，以四川的成都平原与贵州主要交通干线附近区域为中心，形成了供应周边地区辣椒消费的贸易区域。 晚清时期，辣椒的生产逐渐呈现商品化趋势，也催生了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地域成为了全国辣椒主产区之一。随着西南地区辣椒需求的不断增加，农人基于需求量的外溢，成都平原之外形成了新的辣椒产销区，以供应城市地区的消费。随之而来的，是辣椒秧苗这一全新贸易形态与模式的勃兴。 （一）成都平原的核心产销区 光绪31年（1905）《新繁县乡土志》载：“（辣椒）蜀人最嗜之，繁产物佳。”光绪18年《安岳县乡土志》载：“各种俱有，惟葱、菇、白菜、莱菔不若北地之美，海椒最多，颇有出境。”通过该志对安岳县蔬菜农产品生产情况的概述可见，作为居民饮食常蔬的葱、白菜、萝卜等大宗蔬菜，其品质不如北方地区,但辣椒却是在所有蔬菜中产量最高的，足见这一地区对辣椒种植的重视，并且从“颇有出境”可断定，该地的辣椒生产其贸易定位与目的之明确。同期《金堂县乡土志》“商务志”中记载：“海椒产于本境，在各市镇销售，每岁约计价银五万两，其由陆运至邻县销行者，每岁约计价银五千两。”由该志记载中辣椒在本县各市镇的贸易额与运销临县的贸易额进行对比，可见该县的辣椒主要用于供给本县。对于贸易额的数字或许并无概念,遂通过志中其他商品的贸易额进行横向比较：“牛一万两，羊一万两， 鸡鸭鹅一万五千两，姜一万两，酱油一万两。”相比之下，辣椒的贸易额远超畜禽及调味、酿造品， 由此可见当地辣椒产销之盛。 进入民国时期，成都平原的辣椒特产区面积与规模进一步扩大。民国《金堂县续志》中记载:“以辣椒为特产，辣椒，一名海椒，近治城东南一带山地遍种海椒。俟其干，沃以熟油，其色鲜红而透明，味最浓厚，他处产者异是。”可见金堂县的辣椒不仅种植面积广、产量高，而且相比于光绪时期，由金堂辣椒制作而成的辣椒油，已成为其他地区无可复制的特产。民国《简阳县志》载：“海椒，杨马河产者，销下河资、内，岁约二百万斤，龙泉驿、镇子场、买家场等处山中产者销省城，岁约八十万斤。”由志中记载可看出，简阳县下辖乡镇多种植辣椒，每年产量中供销往外地的逾二百八十万斤之多,并且根据地域就近的原则，不同乡镇的辣椒供应不同地区。简阳地处成都城东南，沱江流域附近的杨马河所产辣椒供下游地区的资中、内江等地，山中几个乡镇所产辣椒供应成都市区。 考安岳县位于四川盆地中部潼川府，与成都府东南部相邻，新繁县、金堂县、简阳县均属成都府。这一区域属于成都平原，位于四川盆地西侧。依靠都江堰水利工程的灌溉，这一地区自古便是中国农业最发达的区域之一，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当地气候条件适宜辣椒生长，水源充沛，地势平坦，因此成为辣椒的大宗产区便具备了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得成都平原成为西南地区辣椒生产与消费的核心区域。 （二）西南辣椒产销区的扩大化 除成都平原外，辣椒生产与贸易的发展还扩散到更远的区域。民国18年（1929）《剑阁县续志》记载：“海椒，时运输出境。”民国37年《筠连县志》记载：“（辣椒）种类颇多,为出口货。”民国17年《大竹县志》记载：“竹地多种（辣椒）以周家。”民国10年《宜良县志》中，提及辣椒种植“年约出产数十万斤”；民国28年《中甸县志稿》，在农产物数量估计表中，辣椒每年产量为15000斤，而其中10000斤被销往外地，每年成交额为10000元。至于运销地，该志中记载：“中甸为滇、康、藏三省区商业交通要道，凡由云南运出康藏之茶、糖、布、线、粉丝、辣椒，并由康藏输入， 云南之山货、药材、皮毛及氆氇栽绒等类，均以中甸为交易场所。”通过这则记载，可见中甸县商业转运位置之重要，同时，辣椒与诸多土货并列成为大宗货物，足见其在当地商品流通环节中的地位。 其中，筠连位于四川南部丘陵地区，紧邻云南东北部；大竹县位于四川东部山谷地区，紧邻重庆；剑阁县位于川北，与陕甘地区相邻；宜良与中甸均位于昆明城郊，且处于川滇交通要道。从这些记载内容中不难发现，辣椒已成为当地的重要大宗农产品，除供应本县外，还运销外地，甚至,辣椒的生产与贸易成为当地的经济支柱。 鲜食辣椒的贸易得益于辣椒主产区的运销， 而干辣椒的贸易同样繁荣。民国《三台县志》中曾列举当地物产的输出表，其中干辣椒作为一种重要的农副产品，其销行地为近省各县，且在县里的主要集市，每年都有商人专门来此贩运。民国29年《开阳县志稿》记载：“小辣椒，味辣，形条长，烘干后每年运销黔西尚不少，近更多有运贵阳市者。”开阳县南邻贵阳，北接遵义， 位于贵阳与遵义之间的交通要道上，此处藉交通之便利，所产小辣椒干制后多供应本省其他地区。 辣椒在部分地区的商品化趋势还导致其市售价格的上涨。民国36年《镇宁县志》中的一则记载反映这种情况的存在:“大多数贫农佐餐之品不过盐与辣椒而已，近年盐、辣均贵，并此二物亦不敢问津者甚多也。”原本作为贫民佐食廉价调料的辣椒，由于商品贸易的目的而供销外地，导致本地供不应求，从而菜价上涨,也引发了广大贫农的哀叹。 民国时期西南地区辣椒贸易的盛况，从民国18年《什邡县志》中的记录可见一斑：“辣椒秤，系因私人操纵始，自民国八年，由商会函请知事拨归会内处理，于本城北门外墙边辣椒市上，招人经理掌秤，照得价计，每斤取钱百分之二，由卖货人出，以作该会经费。历由该会之被招人承包认缴，现在已取押银四十元，年收佃银十六元。”从“辣椒市”的存在可以看出，位于成都平原北部的什邡县，此时已经有了专门的市场来销售辣椒；同时,商会还通过招聘专门人员管理“辣椒秤”，以防止私人操作，杜绝偷税漏税的现象发生。这也从一个侧面来反映出，辣椒在西南地区已经成为一种大宗农产品，并且具有了专门的销售场域。 （三）辣椒秧苗的商品贸易 以上所述西南地区的辣椒的生产与贸易涉及鲜食辣椒以及干制辣椒，通过查阅方志过程中，发现除此之外，在产椒大县还存在关于辣椒的另一种形式的贸易：辣椒秧苗的贸易。 光绪31年《新繁县乡土志》在物产志中记载:“秦椒即醢椒也……蜀人最嗜之，繁产物佳，莳秧销外县。”这里的“莳”有“移植（秧苗）、栽种”之意，或许并不易理解记载中的具体意义，但在该志此后的“商务志”中，对“莳秧销外县”这则记载有了进一步的描述：“茄秧，本县所产甲于成属，南关外莳者最多，销行成都、新都、郫县、崇宁、彭县、温江、什邡，查每岁约一千三四百万秧（陆运）。海椒秧，销行与茄秧同，每岁约三四百万余秧”。 这则记载揭示:在清末四川地区，由于辣椒的生产与贸易产生了一种新的业态。从记载内容上看，辣椒与茄子一样，都是该县向外销售秧苗的蔬菜作物。正是由于新繁县所产的辣椒与茄子品质优于成都地区，而基于当地人对辣椒的需求量巨大，因此新繁县培育的辣椒秧苗才会销往成都平原的其他地区。在交通运输条件不发达、保鲜技术不完善的晚清民国时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将优质的辣椒秧苗移植到需求量较大的地区,以便能让更多的区域享用新繁县的优质辣椒品种。及至民国，新繁椒秧依然紧俏。现将民国13年《新繁县志》中关于辣椒秧苗的培植过程与销售情况完整摘录如下： 县农又多养椒秧，其法与养茄秧同，惟椒秧利最饶而养最难，编竹为长薄平，布粪壤于其上,厚积四寸。支以大木，去地二三尺，然后以麦秆覆护之，如屋而低。截竹穿节，为密孔以喷水，戒霜雪，慎启闭。初冬播种，及春而生，一苗得三四叶， 任人分种。先从屋树上为标识以招，环县千里皆争来鬻取，每至二月荷担者络绎道上，至则主人客遇之，皆得醉饱，率一宿散去，则椒秧数十万苗立尽。入夏，开白花，五六月则枝下垂垂参差如赤玉，肉厚子少，味微甘而加辛，是以鬻取者众。养椒秧者日多，而县南诸乡为尤著，他县人有效者， 终弗及也。 从该记载中辣椒秧苗培植的步骤之多、工艺之复杂,足见培植秧苗之难度,不仅是技术上的, 更是农人所需付诸的心血。而正是新繁椒农精心培育的秧苗,才会在来年获得丰厚的回报，而这培育秧苗的技术，也仅为新繁椒农所能驾驭和掌握,并非外县农人可随意效仿或复制。 无独有偶，民国23年的《华阳县志》中亦出现了关于椒秧贸易的记载：“椒秧、茄秧，十羊镇吉庆、义合、三合、同济四团中有专蓄椒秧、茄秧者, 境内及旁近县皆就彼分种，综计每年所岀茄秧值二万钏以上，椒秧三倍之。”在该物产志的“蔬之属”中共列几十种蔬菜，然而唯独茄秧与椒秧附于尾部。由此可见当时在成都地区茄子与辣椒商品化程度之高，而透过表面所反映的是这两种蔬菜用途之广、食用量之大、需求之盛。 华阳县与新繁县分别位于成都郊外南北两个方向，距成都城均不足20公里。随着城市面积的扩大,城市内部的可耕地愈减，因此农事生产只能更多依赖近郊地区。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费正清（John K. Fairbank）通过农事生产对肥料的需求，提出了这一论断。费正清认为，城市的近郊是农事生产的主要地带，与城市距离越远，农事活动频繁程度越低。这是由于农作物生长所必需的肥料,其主要来源为城里运来的粪尿，远郊则无法满足蔬菜的肥料需求阴旳。“成都郊区的乡镇，是蔬菜的主要来源”。王笛在对成都近郊及远郊地区乡镇的史料进行解读时得出这一结论，这也与费正清的观点不谋而合。川西平原（即成都平原）的农村居住方式多为田间散居,村民呈分散的点状分布,这样也更加便于日常农事劳作，这与北方地区组团集聚式的村落布局有很大的差异。北方地区聚居的村落布局使得村落之间的沟通与联系较为松散，而川西平原地区的村落虽然散居，但村际之间的关系则更为紧密。正是因为这种差异，也繁荣了川西平原内部基层市场的商品交换，从而促成了成都地区农产品较高地商品化。 二、长江中游地区辣椒产销与贸易的发展 这一地区主要典型代表为湖南省，湘西作为较早传入辣椒的地区之一，清中期以后种植范围迅速扩散，并在民国时期成为辣椒的大宗生产与转销、贸易区。 民国20年《湖南各县调查笔记》中，对临澧的辣椒曾专门提及：“辣椒，有大小两种。大者为菜辣椒，不甚辣；小者为朝天辣椒,又名七姊妹，其味甚辣。大辣椒赵家区产量最多,其次为吴家区,以县团堰角为售销场。”凹呻临澧地处湘北，与湖北荆州相邻，是湘、鄂之间交通的重要孔道。为保证新鲜辣椒采摘后的及时运销，因此此处生产的辣椒多就地贸易，并且在不同的市镇产生了直接销售的市场。 在湘西地区的溆浦县，民国10年《溆浦县志》物产志的“货属”门类中记载：“辣椒，六区太平乡所出，味较辛。”而关于辣椒的销售集镇状况，在该志中亦有记载:“舒容溪市：县治西偏北二十里舒容溪右岸，有市场集期，旧历每月三、八。清光绪八年创开，因商务不振中止；民国元年重开，每年自八月十三日起，腊月二十八日止,贸易物以辣子、棉花、桐、茶油、山产物为多，赴集人最多时不过二百人或百余。均坪市：县治北偏西二十五里牙床溪左岸，有市场集期，旧历每月四、九。开于清嘉庆丁卯年，货物以辣子、茶油为多，赴集人极盛时约近一千。” 湖南东部的醴陵，紧邻江西西部的萍乡，每年都要从萍乡批发辣椒到本地销售。民国37年《醴陵县志》记载：“输入品:辣椒、笋，来自萍乡、 攸县，辣椒岁约千石，笋次之。”该志中同样记载当地的土货绝大部分均来自周边县区的供应，而在这些物品中，辣椒占据首位，足见辣椒在当地具有较强的商品属性。 湖南中部地区，省会长沙周边也是辣椒贸易量较大的区域。民国30年《宁乡县志》记载：“辣椒，六都、长桥附近居民废田以植之，销益阳、界头、黄材等处。”辣椒在这里被种植在荒废的田地中，充分利用了土地资源，从而获得了更大的经济效益。民国中期，产自双峰县的永丰辣酱，作为当地特产，已经驰名全省。 这一时期，湖南南部地区是辣椒的大宗产区，主要集中在嘉禾、宁远、蓝山三县。其中的嘉禾县有当地特产一嘉禾辣椒，贸易量为全省之最，且辐犊两湖、两广这一片广大区域。民国22年《湖南地理志》记载曰：“农产物以稻、麦、苎麻，辣椒，为大宗……苎麻、辣椒，运销本省各县及湖北两粤省，年值二三十万元……辣椒尤著，名曰嘉禾辣椒，其味虽辣而可口，实为其他各种辣椒所不及。”民国20年《嘉禾县图志》中，也多处记录了嘉禾辣椒的盛况：“船户以百数向时率载粤盐至衡州，茶油、靛泥、蘑芋头、辣椒、麦诸物自粤贾不时至，而苎麻近亦载运下游矣”，“辣椒，贾粤、湘，岁巨万”，“利市货物环墟诸村多粮,户以米为大宗，麻、麦、辣椒、蔬果其次也……广法墟，以广法寺得名，自清初开设至今市易未见衰落，以其地当湘粤要道，诸村悉来籴运，苎麻亦为大宗，其次则辣椒面、糖、桐、茶油”，当时嘉禾县出产的辣椒已经成为一种可流通的大宗商品货物，与油棉纱、皮革、油、 布、等众多土货、特产远销到广东等地。与嘉禾相邻，同位于湖南南部的宁远、蓝山二县，此时亦成为辣椒的主产区。其中蓝山县的辣椒每年总产量为2000石，对当地销量为1400石，其余为对外销量，每年销售总额达六千元。宁远县所产辣椒的贸易商主要针对广东商贾，“皆以舟运达下游……负贩以达粤境”。 三、华北地区辣椒规模化生产与贸易的扩大化 华北地区尤其是直隶与山东二省，自清中期以来就已普遍种植辣椒。良好的水源灌溉条件、 适宜作物生长的水热气候环境与光照，使这一地带自古就是农作物的主产区，这一点在《齐民要术》中可见一斑。蔬菜作物对于自然环境尤其是气候条件的要求更为严苛，除此之外还有对作物生长期精耕细作的农事劳动的要求。华北平原地区依靠丰富的蔬菜作物种植经验，成了这一时期北方的蔬菜作物主产区以及贸易的核心地区，其中又以山东寿光、河北望都为代表，从清末民国时期辣椒各地的生产与贸易量得以体现出来。 （一）山东半岛地区 民国时期的华北地区，辣椒已经成为主要的商品化蔬菜之一。民国25年《寿光县志》在对该县农业状况进行概览时提到:“县境农产首曰五谷， 副产则以花生果、烟草、辣椒、大葱、绵草为大宗。土人云:较之五谷，获利尙厚。”而此时辣椒不仅是大宗农产品，更是重要的出口贸易品，这一点从该志另一则记载中体现无余：“辣椒，疏枝碎叶，花白色，圆如柿形，细长者亦有之，散缀枝间， 熟时深红可爱。味猛烈，农家用以佐食。跃龙河西、阳河东种者以亩计，由青州车站运青岛，转运高丽、仁川，销售利颇厚。” 寿光的辣椒种植已经成为一种现象，不仅在方志中可以体现，甚至有专刊对其辣椒种植业进行调查。民国25年的一篇调查报告中，展现了寿光辣椒自生产至销售所有环节的全貌。其中提到，寿光辣椒每亩产量约为525斤，每斤售价约6分钱，每亩收益则约大洋31元5角。具体的贩卖方法尚缺乏统一购销，报告中提到：“椒户将椒收获后缺乏合作，运销能力散漫无归，恒被中间贩卖商人剥其利益。中间人贩卖方法，即择定产椒最多村庄，安置办事处，赴各村集中收买，打包过秤，运往青州车站销售，但椒户卖价，卖妥方支。”最关键的是，这份报告中提到了出口的情况：“本县产椒数量约计一万包，每包按200斤计,产椒约200万斤，出口每斤可售洋一角五分,计售洋30万元，运输地点，除赴徐州运输一部分外，其余均消于日本、仁川各地。”而在末尾也提到当年辣椒行情大不如前：“本县种椒农户历有年所，前次初种时期价值昂贵，曾受到极大利益;近几年来椒之行情不太景气，种椒农户较前略为减少，凡此种种，似皆有组织合作之必要，加以一般种园农户, 又甚欢迎。因民之利而利之，不仅民生主义得以实现，即合作之真精神、真面目，亦堪藉以产出。”同时发出了建立合作社的建议，以规范辣椒的收购与销售产业链。 由上文不难发现，寿光辣椒的一个重要出口贸易目标是朝鲜，而朝鲜对辣椒的需求则来自其国内浓厚的食辣风气，这从同时段的期刊报纸中有所体现。清末民国时期由于时局动荡，民众开始关心周边国家的近况，因此报刊杂志上也逐渐增加了相关专栏与作品，《申报》便是其中有代表性的媒体。光绪10年在一篇题为《朝鲜风土续记》的文章中，曾提到：“（朝鲜）国人无分贵贱，皆酷嗜辣椒，极沃之田多植此种，收后或晒于屋上，或晾于田间，远望之如火如茶，颇足骇目，市中堆积如山，或有舂为细末以售人者。”在专题栏目《朝鲜近事》中，也曾有类似介绍：“鲜人喜食辣椒，秋间皆晒于屋上，百花开尽，依然到处嫣红， 枫叶满江，当不如椒房一片。”并且介绍辣椒对朝鲜人饮食的重要性：“朝鲜辣椒甚多，男女老少无不嗜之，比中国人之食盐加倍。” 由此可见，朝鲜人对于食辣的喜好以及朝鲜国土面积有限导致辣椒产量无法满足本国需求， 是从中国进口辣椒的直接原因。而这也在客观上促成了华北地区几大辣椒产销区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河北一些县市，相比于寿光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又以望都县的辣椒种植尤为显著。 （二）华北平原中部地区 民国30年《河北省概况》中，定兴、望都、鸡泽是辣椒贸易最盛的三个县。民国23年《望都县志》中对该地辣椒产业的概况有详细的记载:“本邑所产辣椒形似牛角，红细而长，色味俱佳， 其质量、产量均较他处为优，可称特产。谷雨播种，夏至移栽，中耕灌溉三四次，至寒露收获，每亩产量三四百斤，全县产额三四百万斤，运销察省、汉口、徐州、蚌埠，近年来运津出口，输出朝鲜、仁川者亦不在少数，此诚本县物产一大宗也。”经过对该志中产辣椒的具体村庄进行整理，主要有:水磨村、野场村、侯坨村（东路），齐庄、崔庄、杨邱村（西路），赵家庄、十里铺村、宰庄村（北路），南柳絮村（南路）。民国时期中原大战导致华北地区战事频繁，百姓生活穷困，但辣椒依然是望都农民的重要经济收入来源。1932年的《大公报》中刊载道：“农产物为高粱、谷子、山药之属，至麦子、棉花则占绝少数，土地瘠薄，五谷不敷，民食多赖各地输入，故地价低廉，即有井之水浇地，成为上等园田，每亩不过五十余元；特产以辣椒为最著，内含油质最丰，每岁南运者至夥，为县中唯一出口货,地方经济活动，赖此浥注耳。有十亩地者，即植辣椒四亩。白菜体硕而肥，产量极丰，亦具相当名誉焉。”可见辣椒种植已成望都重要的农业支柱产业。 望都的辣椒产销甚至还从侧面带动了制作篮筐等手工业的发展。与望都相邻的完县，在民国时期以制作篓筐为特色。据民国23年《完县新志》记载：“篓，系以秫秸外皮编成，俗称席篓，农家用以盛物，阎家庄有业户五十余家，望都所产之辣椒运销各地，用以为包皮，是以销于望都者为多。年来多以草包、苇席代之。”完县的篓筐制作成为产业，归因于要作为装载辣椒的容器，足见辣椒贸易之盛。 除望都外，民国时期河北其他不少县区也以辣椒为大宗农产品。在万全县，“每年秋季晒干磨为辣椒面，运销口外六县，获得较厚，因口外居民以此为佐膳必需品故也”。万全县位于今张家口，这里所产辣椒加工成辣椒面，更便于储存与直接食用，销售到长城以北的口外地区；同位于张家口的张北县，辣椒主要集中产自坝下地区，并且销往省内其他地区，辣椒在该地所有在售蔬菜中单价最高，因此农人因种植辣椒而获利颇丰。京畿地区的顺义县，该地的辣椒“夏秋间销售北平市甚夥”，并且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 辣椒成为当地唯一大宗出口的蔬菜；静海县农人将辣椒与虾油腌制，制成的辣椒酱成为驰名全省的特产。邯郸成为这一时期河北省南部辣椒产销的核心区域。在广平县，辣椒的种植面积与冬瓜、芥菜、胡萝卜等相当，平均亩产约200斤；在成安,全县辣椒种植约30公顷,全年产额可达36000斤凹问；武安县的辣椒亦形成规模种植,并且主要销往与之相邻的山西省境屈。 清末民国时期，华北地区辣椒产销的盛况, 不仅得益于得天独厚的气候、水源等自然条件, 所产辣椒品种多样、品质上乘,更是由于京畿地区交通运输条件的发达，使得运销通畅，甚至出口朝、日;更重要的是，这一区域地处平原，城市的发展与人口的增殖，保证了食辣人群的巨大基数。华北地区民众对辣椒的嗜好，从1902年《顺天时报》中的一则商务新闻中得以充分体现，现将原文摘录如下： 秦椒昂貴 秦椒之销项最宽,凡秦、晋、川、楚、云、贵、闽、粤等省之人，大半多嗜此物,而顺、直一带食此亦复不少,故城外种菜圃者以此为大宗。不料去岁歉收，秦椒缺短,以致今春忽然昂贵，又兼刻下驻扎大军数万，每日销路甚广，因此价增数倍,往年每斤只售钱四五百文，现今每斤竟售钱二吊有余，十年来从未有如此昂者！贵较之往年，实有天壤之别耳。 四、结语 从时间上看，辣椒在清末尤其是光绪以降， 伴随着需求量的上升与种植规模的扩大，产生了多样化的加工方式，逐渐呈现商品化趋势；从空间的角度，在西南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华北平原地区等几个主要嗜食辣椒的区域形成辣椒的大宗产区，并带动以之为中心的周边区域的辣椒产销贸易。 消费即是需求的最佳反映，而需求则代表着民众的依赖与偏好。辣椒在中国的快速传播与扩散，得益于食辣风气的普遍与食辣人群的扩大， 从而催生了辣椒专产区与大宗贸易的形成与发展。本文从商品贸易的角度，对晚清民国时期所产生的几大核心辣椒产区进行考察，从这些辣椒专产区的形成与发展壮大以及其产销量、产销模式、产品业态等多方面指标进行分析，还原辣椒在中国传播与本土化过程中商品贸易层面的全貌。辣椒的商品贸易化发展绝非偶然，而是一种适应了中国风土并被民众所接受与嗜食的域外作物在中国传播与本土化过程中的必由之路。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农业考古》2022年第3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主 编：刘 荣 黎贵优 高 朋 执行编辑：吴 鹏 贾淑凤 编辑助理：汪 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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