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论是中国人学思想史上争论极多、内容也十分丰富的一个问题,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中国哲学史中没有人的本质的概念,但人性问题实质上就是人的本质问题,亦即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问题,因为中国思想家们不管在人性善恶上意见有多大分歧,但有一点共识,即都想从人的伦理道德方面来区分人与动物,把伦理问题看作是人的最根本问题。伦理关系,扩大一点讲,实际上就是社会关系。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点,即特别重视人际关系或社会关系。 于是,中国思想家们围绕着人性是善还是恶争论了两千多年。对这个问题回答可能有四:人性善、人性恶、人性无善无恶、人性有善有恶。这四种观点在中国人学思想史上都有其代表,当然,大的派别中也包含一些小的派别。 第一,性善论。性善论是儒家人性论的主流,孟子是最主要的代表。孔子不谈性(人性)与天道,只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没有说人性是善还是恶,但可以看出他所说的性是先天的,习是后天的,这就是说人在先天方面是接近的,差别是后天的环境与生活造成的。 孟子明确提出性善论,而且作了论证。他认为:“人之性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但确切地讲,他并不是说人生来就是道德高尚的人,只是说人生来具有良好品德的萌芽,即仁义礼智的善端。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孔子 因此,一个人要成为道德高尚的人,主要的方法是内求诸己,他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孟子从性善论引申出他的仁政思想,主张启发人的善性,与人为善,使人人都成为善良的人,则天下太平了。 性善论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后来有许多思想家信奉性善论,如张载、程颐、谭嗣同等人都有性善论的言论。不仅如此,性善论在普通人的思维和言谈里已成为许多论断的前提,如我们把二战的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称作灭绝人性,把极端道德败坏的行为称作禽兽不如,可见性善论影响之深。严格地说,这是不确切的,因为这些恶行正是人的行为,恶也是一种人性,禽兽是无所谓善恶的。 第二,性恶论。性恶论是儒家中唯物主义者荀子的主张。荀子直接提出人性恶的主张,反对性善论,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他所说的“伪”不是虚伪,指的是人为,他说,“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不事而自然”,而伪则是“可学而能,可事而成”。 荀子 荀子所说的“性”实际是人生而具有的动物本能,如生存的本能(食)、繁殖的本能(色),但他认为这就是恶,因为“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所以,他主张以道德礼义来教化人民和自我修养。他说:“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 可见,荀子的性恶论与孟子的性善论对人性看法虽然截然相反,但他们都主张以提倡道德法度来使人从善去恶,不过在孟子看来,这是发扬人所固有的东西;在荀子看来,这是增添人所没有的东西。稍后一点的韩非也主张性恶论,但整个历史上主张性恶论的不如主张性善论的多,这可能是由于人们总想把人说得好一点的缘故。 第三,性无善无不善论或性无善无恶论。这派的创立者是告子,但告子的论著早已佚失,他的思想由于孟子的反驳而得以流传。根据《孟子》的记载,告子认为“生之谓性”,“食色,性也”,比荀子更明确地指明性是人的本能,也更正确地指明性无所谓善恶。他用比喻来说明这个问题:“性犹杞柳也,义犹木否楼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木否槎。” 告子 这就是说,人性好比是木材,善恶好比是木材做成的酒杯,不能把木材和木器混为一谈。他又比喻说:“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这就是说,人性本身是无所谓善恶的,正如流水本身是无所谓方向的,人成为善人与恶人是后天造成的,因此,“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后来主张性无善无恶论的颇不乏其人,如罗隐、王安石、苏轼、王守仁等。 第四,性善恶混论或性有善有恶论。这个理论的创立者是战国时的世硕,但他的著作《世子》已佚失,其思想在王充的《论衡》中有记载。王充说:“周人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性恶,养而致之则恶长。……密子贱、漆开雕、公孙尼子之徒,亦论性情,与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恶。” 后来的扬雄也是这一观点的著名代表,他说:“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后代的司马光等也信奉此论。还有一种叫做性三品说的观点实际上是性有善有恶论的亚种,即主张在善品、恶品之间还有一种中品,这种观点可以董仲舒为代表,他认为人有三等,圣人是天生的善人,非教诲所致;斗简之徒(小人)是天生的恶人,教诲对他不起作用;只有中民通过教诲可以为善,通过不良习染可以为恶。这种三品说实际是从二品说引申出来的,还可以引申出多品说。后来王充等人也持此说。 把这四种可能的观点综合起来分析,可以看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前提:人性是生而具有的。它们都不区分生而具有的自然属性和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社会属性,实际上它们找到的人性不外这两种东西:动物本能和伦理意识。性善论和性善恶混论的人性是伦理意识。性恶论的人性实际是动物本能,但错把它说成是社会属性。性无善无恶论实际上区分了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但没有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 中国历史上的这场争论,如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以总结,可以使我们得到一点启发:应该对“人性”这个概念加以合理的规定。我们认为对“人性”概念不能理解得太宽或太窄。如果太宽,人性就是人的属性,包括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如果太窄,人性就是人的本质;如果加以合理的理解,人性应该是社会性。这样,人的本质是社会实践;人性是各种社会性;人的属性是人的一切属性,包括人的本质、人的社会属性(精神属性)和自然属性。 人的自然属性就其一般性而言不能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人的社会属性,即人性则可以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伦理性或曰善恶性是一种人性,能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也就是说,动物无所谓善恶,只有人的行为与思想才有善恶之分。但伦理性不是唯一人性,还有其他人性可以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 中国古代思想家热衷于人性善恶的争论,对其他人性论述不多,但也多少有些论述,如《尚书·泰誓上》说:“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这就是把智慧、思想、理性看作人性。《庄子·天地》也说:“大惑者终身不解,大愚者终身不灵。”成玄英疏:“灵,知也。”这个思想也接近于把理性看作人性。在中国古代明确提出理性为人性的是王充,他认为“人,物也”,但“天地之性人最为贵”,为什么?人是“万物之中有智慧者也”。但以理性为人性的观点在中国古代不像在西方那样受重视,因而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 荀子的人性论思想应该得到更高的重视与研究。荀子以性恶论的代表著名,这反而掩盖了他的一般人性论思想,他的一般人性论思想其实是很丰富的,尽管其观点也有自相矛盾之处。 首先,他明确地科学地提出了人性问题,说:“人之所以为人者何已也?”“何已”即何以,也就是说,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禽兽的根据是什么,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性或人的本质是什么。荀子回答说:“故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至于“饥而欲食,寒而欲衣,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 用今天的话来讲,这些属性都是自然属性,是人的生理和本能,是与动物共有的,不是人性。荀子在谈到物类的区别时也表述过同样思想,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日分。分何以能行?曰义。” 在这段话里,荀子的有些观点是不对的,如不区分动物的知觉与人的理性,颠倒了群(社会性)和义(道德)的关系,但他提出了群这一重要的人性,重申义是一种人性,人不仅与禽兽有共同之处,而且与草木(有机物)、水火(无机物)也有共同之处。 此外,荀子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实践(改造世界)是人的本质,但在他的“制天命而用之”的著名思想里已透露了对实践的重要地位的猜测。他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字里行间透露出人之所以高于万物而最为贵者,以其能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也。荀子的这些思想确实是很可宝贵的。 不管在人性问题或人性善恶问题上有多大分歧,有一点是得到中国古代所有思想家认同的,那就是:人所以区别于动物的最根本的东西就是伦理道德,伦理道德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多种规范,扩大一点说,就是封建社会秩序,亦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或“三纲五常”。 从今天的观点来看,伦理道德无疑是一种人性,但不是最根本的人性或人的本质,只有极个别的像荀子这样的思想家对真正的人的本质才有所认识,尽管认识还不很明确。尽管伦理道德规范有很强的时代性、阶级性、相对性,仍不失为一种重要的人性,中国古代思想家对这个问题的贡献是不可否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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