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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在红桥，长在红桥，特别想把在这片儿的生活经历写出来，留存下去。故宫、王府井有的是人写，可咱红桥就得靠在这儿生活过，又爱动笔的各位了。可以加我微信和我交流。多谢大家，让我们共同努力，留住回忆！ 
据说一位外国总统问一位活了104岁的老太太长寿秘决时，老太太回答说：一是要幽默，二是要学会感谢。已到知天命的我，回想起那逝去的岁月，经历的很多很多，认识人也不少，在我成长的旅途中，要感激的人很多。1977年，我高中毕业后，来到环卫局四队，干起了瓦匠。几年过去了，手艺渐渐有了长进，把个角（专业术语）也没问题。正当我干得起劲的时候，1982年全国开展了第三次人口普查，体育馆路街道办事处向驻街单位抽调普查员，队领导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苗大震师傅，可苗师傅极力推荐我去，原因是我高中毕业，又年轻，又没有负担，还可以到社会上锻炼锻炼，认识认识人儿，广交朋友。就这样，我成为体育馆路街道办事处南河漕居委会的一名普查员。接触不少各行各业的人，结识了很多新朋友，重要的是，给我的人生增加了阅历。第一位要感激的人应该是苗大震师傅，因为他给了我一次接触社会的机会。来到街道，进行了紧张的业务培训，当时坐在我身边的是一位40岁左右的男子，只见他培训中专心致志，可一歇下来，便拿起了笔，不停地写着什么，时而又搁笔沉思，我便凑过去和他攀谈起来。他叫许桂林，崇文区粮食局工会干部，几年来他已发表了数万字的小说，正投身一部电视剧的创作之中，看到这些，我对他肃然起敬。经过几个月的接触，我们便成为朋友。他建议我学学摄影，以后他写文章，我配照片，合作完成一部作品。就这样，我带着相机，深一脚浅一脚地踏入了摄影世界。经过刻苦努力和许桂林老师的提携，我后来成为多家报刊的特约记者和通讯员。第二位应该感激的人是许桂林老师，他为我今后的发展引领了方向。学习了摄影，加上自身的文学功底，单位领导把我当作人才加以培养，单位出个小报，写个黑板报，搞活动总少不了我。1984年，崇文区组建市容监察员队伍，保送名单上第一个就是我。第三位应该感激的人是环卫四队党支部书记兼队长的苏绍基，他让我从一名普通工人变成了国家干部，实现了自己角色的根本转变。当上了市容监察员，戴上大沿帽，神气十足，我便留在了市容监察大队，负责摄影、通讯报道，工作起来得心应手，后来组织又保送我到中国摄影函授学院进修学习，作品在报刊杂志上接二连三发表。第四位应该感激的是市容科邵致和科长，工作中给了我更多的创作机会。那个年代，搞摄影的人不多，牵扯精力不说，经济开销也很大，很多家庭承受不起，区里开个会，留个影还请中国照相馆的师傅帮忙。一次偶然的机会，在龙潭庙会上，我认识了崇文区计划生育办公室的安荫棠副主任，她看到我的作品后，大加赞赏，推荐我到区计生办搞宣传工作。就这样，一九八七年，我来到了区计生办。第五位应该感激的是安荫棠副主任。从此开始了我的公务员生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好多事都忘却了，可我对这五位改变了我一生命运的人的感激之情，不但没有因岁月的流逝而淡漠，反而与日俱增……眼看着头发越来越少，眼睛也花了，记忆越来越差劲，惊讶之余，我伤感也意识到，衰老如期而至了。人活得这份上，渐渐对人生有了醒悟，才越活越明白。记得在那计划经济的年代，每年都有百分之三的奖励晋级，别小看这一级工资，在当时十几块钱也够维持一阵子的，所以，当时的大事就是能调一级工资。大伙围坐在一起，争得面红耳赤，最后不欢而散。还为同志们之间关系酿下诸多的苦涩、苦果。这级工资要是给了我，我就要听着别人的冷嘲热讽，虽然心里感到不快，还要装出一种笑脸，保持一种谦虚，对每个人都点头哈腰，等长了级，补发了工资，请大伙吃糖、抽烟，上馆子爆撮一顿，整个儿就是遭罪。现在想起来，假如这百分之三不给我，并不是什么坏事，我不必坐在中间，让大家品头论足，说得体无完肤，也免去了一些约束，而多了一些尊严。由于没给我，我才能逍遥自在，才能平静安乐；因为没给我，我才不需要破费，省去了陪大伙去吃喝；因为没给我，我才幸运，没有遭到一些人的妒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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