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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后期，沙皇俄国为应对巴尔干地区的矛盾，制定了一系列政策， 今天我们将着重分析一下其制定了哪些特殊政策？它们又分别有什么作用？  19世纪中后期沙皇俄国巴尔干政策的演变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是沙皇俄国制定对外政策的两条线索,同时这也是理解沙皇俄国巴尔干政策演变的关键。 不过与其他区域的政策相比较,其巴尔干政策又有着显著的特点: 19世纪中后期,公众舆论在政府政策制定中也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也就是说,即使在沙皇俄国这样专制的国家,沙皇也不得不考虑些许“民意”泛斯拉夫主义运动对沙皇亚历山大第二的触动,从而使其出兵土耳其,就是其中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毫无疑问,克里木战争的惨败制约了沙皇俄国向巴尔干扩张的野心: 一方面,工业化时代下的战争充分暴露了沙皇俄国农奴制的腐朽和落后; 另一方面,各列强也传达出这样一种信号,今后沙皇俄国在这一区域的妄动一定会招来更大规模的国际干涉。 虽然战后相关各国所签署的《巴黎条约》对其自身而言看似宽大,但两海峡的永久关闭,黑海沿岸的“非军事化”还是使得它丧失了曾经所获得的优势,这是一次对沙皇俄国对外侵略扩张的重大打击。 面对这一不利的国际国内环境,沙皇俄国虽然在战后政策谨慎,但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在积极寻找机会。 当时俄国的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就曾十分形象的说道: “俄国不生气,它在积蓄能量”。 事实也的确如此,为了摆脱被孤立的地位,它首先交好法国,后又拉拢普鲁士。 意图很简单,就是为了寻求支持,好在时机合适的时候,重返巴尔干。  在沙皇俄国的默许以及间接支持下,经历三次王朝战争,1871年德国最终统一了。 而作为对这一变局的回报,首先,沙皇俄国抓住法国新败,英国势单,德国支持的机会,宣布废除在1856年克里木战后制定的关于黑海中立化的条款,一扫过去的颓势; 其次,1873年,重组三皇同盟,以意识形态为纽带,进一步摆脱被孤立状态,为日后向巴尔干扩张做准备; 再次,1875年的东方大危机爆发,受困于自身国力,尽管俄国并不想打仗,但是在泛斯拉夫主义分子的躁动下,沙皇亚历山大第二再也不能忍受土耳其人对斯拉夫基督徒的屠杀了,他说:“愿上帝帮助我们去完成我们的神圣使命”。 短暂但却血腥的俄土战争虽然以俄国的胜利而告终,但俄国消耗了太多的国力。 好在战后签订的《圣斯蒂法诺条约》提出建立的由俄国控制下的大保加利亚国家,大大保证了俄国在这一地区的权益。  鉴于巴尔干地区重要的战略地位,相关大国当然不能容许沙皇俄国在这一地区独大。 所以,在德国首相俾斯麦的斡旋下,1878年,各列强齐聚柏林开会,会议的议程很简单,在废除《圣斯蒂法诺条约》的同时,另外就是要恢复这一地区力量的均势。 一方面,这是各列强对沙皇俄国国际威望的又一次沉重的打击; 另一方面,由于沙皇俄国在会中过分偏袒保加利亚,这更使得它失去了巴尔干半岛上塞尔维亚、希腊和罗马尼亚等政府的同情与支持。 最令俄国担忧的是,柏林会议后,沙皇俄国在处理与盟友保加利亚政府的关系方面也欠妥当。 此后,保俄双方反目直至互相断交,俄国在把保加利亚推给奥匈帝国的同时,也丧失了通向黑海海峡最近的桥头堡。  19世纪中后期沙皇俄国巴尔干政策的评价纵观沙皇俄国19世纪中后期的巴尔干政策,尽管立足国情,也有若干外交亮点, 但毫无疑问,俄国也没有从中占到多少便宜,黑海海峡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一方面,在外交盟友力量的角逐上,除了传统敌人英、奥之外,更令俄国失望的是,从1870年以后,德国在东方问题上与俄国的关系,不但没有比以前亲近,反而更加恶化了,最主要原因是德国调整了外交国策,重视并且加强了与奥地利的联系。 另一方面,俄国对巴尔干国家的“帮助”也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1885年的保加利亚危机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  关于克里木战争俄国惨败的原因,除了沙皇俄国本身的落后之外,被孤立的国际环境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 传统的四大国除了普鲁士之外,全部都反对沙皇俄国向近东方向的扩张,以少打多,以弱打强,胜负不言自明。 所以,与19世纪前中期沙皇俄国“欧洲宪兵”的角色相反,19世纪中后期的沙皇俄国则倾向于区域结盟,打破外交孤立局面,争取共同行动。 所以,在1878年俄土战争开始之前,俄国进行了漫长的外交准备,从安得拉西照会到柏林备忘录,再到赖希施塔特协定等等。 即使最后俄国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签订了《圣斯蒂法诺条约》,但由于受困于自身的国力,更重要的是害怕陷入国际孤立,俄国也并不准备去完全履行它。 柏林会议上俄国的第二代表舒瓦洛夫就指出:俄国不得不在整个欧洲的关注下撕毁《圣斯蒂法诺条约》,依格纳切夫等人制定的大保加利亚计划简直就是荒谬透顶。 哥尔查科夫以为欧洲不会暴跳如雷,那完全是自欺欺人。 所以,有的学者也指出,在1875-1878年,沙皇俄国的外交上面的被动,不仅仅是因为受困于英国和奥地利两国的限制,更重要的是它的巴尔干政策没有连续性。  1875年的近东危机,沙皇俄国一方面忍受着土耳其人对巴尔干斯拉夫兄弟的屠杀, 另一方面又承担了泛斯拉夫主义运动所施加的压力,再加上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对土耳其战争的惨败,亚历山大第二再也坐不住了。 短暂但却血腥的俄土战争,不仅沉重的打击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统治,而且使得这一地区的塞尔维亚、罗马尼亚独立,保加利亚复国。 不过,由于此时欧洲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国际关系体系的加强, 所以,沙皇俄国采取的是控制邻国的政策,而其中,地缘位置最重要的保加利亚无疑就成为了沙皇俄国最重点的关注对象。 《柏林条约》规定,俄国在这一地区将拥有9个月的驻兵权。 即使最后事与愿违,但当时在其他国家看来,保加利亚无疑是俄国在这次战争中所获得的最大的利益。  从战略角度来讲,一方面,保加利亚是通往君士坦丁堡的桥梁; 另一方面,与塞尔维亚等国家不同,它距离奥地利也相对较远。 所以,出于自身的国家利益,俄国需要把保加利亚变成它在巴尔干最可靠的盟友和伙伴。 早在保加利亚大公的选举过程中,俄国政府之所以支持亚历山大亲王,就是预计到他会听从俄国的建议和指示。 此外,在帮助保加利亚建立自己的国家机器的时候,俄国也积极的发挥着自己的影响力, 如保加利亚第一条铁路由俄国人修建,议会休会时,从中央到地方的高级官员大多也由俄国人担任,这使得亚历山大亲王认为自己是俄国人的“玩物”。 1885年,当东鲁米利亚和保加利亚合并时,沙皇固执的认为这一行动没有事先征得许可而迁怒于亚历山大亲王。 于是,在俄国的策动下,亲王被绑架,驱逐和自行辞职。 此后,俄国斡旋的再次失败以及保加利亚日趋尖锐的国内斗争,致使亲德派占得了先机,局势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 1887年,保加利亚议会否决了俄国推荐的大公人选,而选取了奥地利人的斐迪南,从此,保加利亚也逐渐倒向了德奥的怀抱。  19世纪中后期沙皇俄国巴尔干政策的反思现实利益与意识形态之争现实利益与意识形态是贯穿着沙皇俄国外交政策的两条主线。 但是,前者才是俄国外交政策制定的主要依据,浮夸的意识形态只有与实在的现实利益相协调时,才能显示出它的魅力。 虽然泛斯拉夫主义者坚信,解放受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下的巴尔干斯拉夫人是沙皇俄国的历史使命,但是俄国政府却认为,一个衰弱的土耳其要比被列强分割更符合俄国的利益。 所以,除了1875—1878年的俄土战争,沙皇俄国对巴尔干各民族独立思想的支持总是被其保留土耳其的愿望所抵消，这也是东方问题长期悬而未决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些事例充分说明了追求权力,追求利益才是沙皇俄国制定巴尔干政策的基石,同时这也是理解国际关系之争的钥匙。  结语：回顾19世纪中后期俄国的巴尔干政策,虽然俄国也有哥尔查科夫等若干杰出的外交家,虽然俄国处处都从自身出发来制定政策,但苦于英、奥等大国的压力,以及巴尔干小国的反对,更由于自身外交政策的局限,获益很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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