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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导读： 直面海量的琼浆玉液，酣战可观的酒精度数，人们往往能迅速分化为两个阶层，善饮酒的和不善饮酒的。
直面海量的琼浆玉液，酣战可观的酒精度数，人们往往能迅速分化为两个阶层，善饮酒的和不善饮酒的。在旷日持久的“酒场博弈”中，既有能隐忍自律的君子，也有从此匍匐在酒杯下原形毕露的酒迷瞪瘾君子。于是，酒品考验人品，酒风体现作风，红酒白酒啤酒粮食酒，成了甄别真君子与瘾君子的最好媒介。 “我和某某喝过酒”，“某某的酒品不好”，这是我这个年龄朋友圈里屡见不鲜的评语。大家已经习惯了用某君在酒场酒席上的表现来界定道德品质。可见酒文化的源远流长与沁入骨髓。对于这一点，实在是不服不行，因为酒量在某种场合就是品质能力的通行证，酒量好酒胆儿大的自然纵横驰骋，喝一杯就上头的自然只能偃旗息鼓，或者如我一样，干脆退避三舍，缝酒场就绕道，自此绝缘于美酒江湖。 说来可惜，太多人喜欢原谅自己美化自己，把自己在酒后的各种乖张不堪，归咎为酒场太多酒局太密，身处美酒江湖身不由己。大概很少人会认真问一句，果真如此吗？ 要我说，酒实在是一种人类改造世界衍生出的副产品，它一定会随着人类认知水平的提高，慢慢走下历史舞台。人和酒的辩证关系，其实一直都很明晰，不过是被瘾君子们尤其是有文化有话语权的瘾君子们故意带偏了节奏，好为自己多喝几口竖起挡箭牌而已。 中国最早的酒大抵就是度数不高的粮食蒸馏酒。这种酒是粮食生产的副产品。那些辛苦的农人奋战一年收获足够多的粮食，在保证填饱肚子之余，为了不浪费，就有聪明人琢磨出了最初的酿酒工艺。不管是中国最早的高粱酒和黄酒，还是古埃及人酿制的啤酒，不管是苏格兰人偶尔蒸馏出的威士忌，还是古希腊人酿制的葡萄酒，无一不源于劳动，无一不是对劳动者辛勤付出的馈赠。可见，酒最初跟瘾君子无关，而是跟劳动有关。
古时候有很多饮酒好酒的范例，让现代人误以为古人都是海量，其实不然。古代纯粮食酒因为工艺流程相对简单，蒸馏精度与现代工业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普遍度数不高。像我们熟知的武松在景阳冈前痛饮三十大碗，或者李白的“会须一饮三百杯”，喝的都是低度粮食酒。唯有元朝蒙古人带来阿拉伯的制酒工艺，才让中土世界第一次见识了真正的高烈度“烧刀子”。 既然粮食酒度数不高，而且又是古代有限的粮食生产出的更有限产品，那瘾君子又从何而来呢？这就跟私有制的产生脱不开干系。自从有了专一负责生产的奴隶，也就有了专门负责享乐的奴隶主。在那个缺乏娱乐内容和娱乐条件的匮乏年代，有钱又有闲的奴隶主贵族阶层必然把饮酒当成了一种高品质的奢侈消费。所谓酒池肉林、纵欲无度是每一个昏君暴君的标配，于是乎能够无节制地饮酒、能不受制约地好酒，就和如今拥有“玛莎拉蒂”“兰博基尼”一样成了阶层身份象征。 那么，什么时候开始有人刻意歌颂酒了呢？这又跟社会风气和文化成熟度有关。翻翻史书，出身贫苦阶层的名人，比如凿壁偷光的匡衡，再比如绕城跑步取暖的吴敬梓，自然很少有善于饮酒的花边新闻，倒是一代又一代出身清贵不愁吃喝的人，为了标榜与众不同或者是掩饰自己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的怂样，就争先恐后地往酒杯酒缸上贴金，把畅饮佳酿的享乐吹捧成一种行为艺术，至此，方兴未艾的酒文化便蓬勃发展。 司马相如靠写赋赚不了几个银两，倒是他和妻子卓文君私奔开酒馆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赚了不少银两；那么多人歌颂李白“斗酒诗百篇”，好像酒真成了创作催化剂，反而没人去关注“诗仙”背后的刻苦练笔了；那位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挂印而去的陶渊明，临走时据说为不能用几十亩官田的稻谷酿酒而惋惜十足，这个段子也成了文人风雅的象征，可是大家都选择性失明，生生不去考虑位何酗酒的老陶生下的儿子个个都是低能儿！
至于逢酒必醉，一醉就是大半年的刘伶被尊为“酒仙”，明摆着是当年杜康酒做的活广告；因为饮酒丢掉徐州，再后来连自己的脑袋都丢掉的张飞张翼德，摆明了一辈子就是酒的牺牲品；再算上喜欢纵酒狂欢放浪形骸的魏晋人士，喝来喝去喝出个险些亡国灭种的“五胡乱中华”。要知道古人写书记事不用顾忌名誉侵权更不用顾虑带偏社会思潮，所以由着性子去粉饰酒的妙处，倒是让当今很多酒厂不愁缺乏市场、赚得盆满钵满。 我们读史最怕的就是被书本所困，最担心的就是人云亦云被带着跑偏。尤其是碰到前人刻意曲笔隐晦的内容，如果不好好分析，很容易就掉进坑里爬不出来。关于酒的叙述，我看就有这种意味。酒在中国历史上着实没起到什么好作用，为此喝死喝惨喝误事的很多，酒后乱性酒后失德的也不在少数。荧屏广告再去渲染烘托，爱喝好喝死也要喝的酒迷瞪，终究还是令人反感讨厌的。一旦让酒在生活中占据了主流，生活就会蜕变为酒糟。 说到这儿，我认为酒其实是块试金石，往往试出三种人的成色。一种人酒量奇好，一种人酒量奇差，还有一种人不能以酒量衡量，更多的是自律。 酒量奇差的人遍地都是。据说这类人体内缺少了一种分解酒精的酶，所以遇酒就上头，喝酒就迷糊，喝多了就发疯。这种人平日里温文尔雅，酒壮怂人胆后就恣意妄为唯我独尊，着实惹出不少乱子。所以，我建议酒量奇差的人还是尽量少喝不喝，省得丢丑惹祸收不了场。
酒量奇好的人则是可遇不可求。据说开国元勋许世友上将就是一位。当年红四方面军发布过禁酒令，公然写着“除许世友之外全军一律不准喝酒！”有不服气的干部找总政委陈昌浩说理，不料陈政委把脸一沉，“你要是有许世友那样大的酒量，我就给你也破例！”结果，来人张口无言。许上将的善饮从此天下闻名。 不过，就算善饮酒量好，碰到自律的主儿一样得服输。据说，许上将在建国后曾和周总理有过一场惊心动魄的酒局。在两人喝光了十瓶茅台后，将军最终醉倒，而总理依旧面带微笑端坐如常！经此“战”，上将改变了以往喝酒的霸道作风变得温文尔雅，逢人就夸总理酒量好。其实，总理的酒量远没有许上将好，他是善于自律自控，完全是凭意志力战胜了酒精。 据说周总理的“酒量”就连老对手蒋介石也领教过。1925年取得“第二次东征”胜利后，当时身为党军政治部主任的总理就在庆功宴上遭遇了别有用心的“劝酒”，喝得满脸通红，然后蒋总司令借机凑近，向他讨要党军中共产党员的名单。结果总理脸色一变立刻正襟危坐，直言这是大事必须请示组织才行。惊得蒋总司令连连惊呼，“这个人怎么就喝不醉呢？！” 所以，我最敬佩的就是如周总理这样的高人！人家的“高”不在于酒量的“高”，而在于情操的高。能喝却不爱喝，在喝醉之前懂得自控，在不得已多喝之后懂得自律，这才是典范！ 可惜能在美酒面前完美自律自控的人实在太少，因为究竟惹祸上身的人又实在太多，所以近代以来禁酒戒酒的呼声才会越来越高。不仅“醉驾”入了刑法，工作日期间不得饮酒写进了公务员条例，诸如饮酒伤身、饮酒需要自律的说法也在民间得以普及。“海量”“善饮”这些几十年前被视为豪爽大度的标准也就慢慢等而下之，成了如今“不良嗜好”“不善自律”的代名词。
由此可见，酒脱胎于劳动，先是大众饮品，再蜕变为少数人的奢侈品，最后再毁誉参半，其实是伴随社会发展不断变化。如今随着世界粮食危机越来越成为现实，想必很多国家会限制酒的产量，毕竟，醉梦解忧事小，填饱国民肚子事大，既然连上世纪20年代的美国都禁过酒，那搁在别的国家再禁一禁也不算荒唐。我想，再发展下去，酒会成为药酒、社交道具或者收藏保值品，大众性的饮酒热潮会渐渐褪去，酒迷瞪瘾君子会越来越少，这取决于酒的时代性，是历史的必然。 说到这儿我认为新冠肺炎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从2020年引发重症危重症导致全球恐慌，到如今毒性锐减渐渐被放松管控，“新冠病毒”和酒一样都在经历时间的沉淀，也都在慢慢改变人们的认知。既然它在不断变化，而针对它的研究也在不断加强，那普罗大众就没必要太过恐慌，它迟早会被人类认知并征服，就像历史上任何一种疾病或者任何一种新事物一样，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END 小编其人 小皮流流（另一网名：皮皮中尉）：现为某主流媒体主任编辑，“天涯文学”签约作家，“360个人图书馆”原创达人；在本职中品味业务骨干的充实，在读书写作中聆听先哲的教诲，在陪伴妻子女儿的过程中体会最纯真的快乐。 历史推荐 每周一至周五晚20:00，咱们在“铭语铭言”不见不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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