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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逆流之际，日伪也不断对我华中各根据地加紧扫荡，企图达到顽固派在皖南事变中未完成的消灭共产党、新四军的险恶目的。为进攻我苏中根据地，日军将原驻苏南镇江地区的第十二混成旅团南浦部调到苏北沿江和运河一带，约2千余人，并配有海军炮艇部队几个大队，妄图围歼新四军一师主力，并胁迫和掩护苏中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投降。  1月11日，日伪军数千人侵占黄桥，继而又向黄桥以南地这进逼，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扫荡”。这是刚创建的苏中根据地政权，面临的第一次严峻考验。正当敌人疯狂进攻时，退守曹甸一隅的韩德勤也蠢蠢欲动，在李品仙、顾祝同的怂恿下，不断在我根据地边沿地区进行骚扰。 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李长江率其所部7千余人，在泰州公开投敌后，成了汪伪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总指挥李明扬态度暧昧，率千余人离开泰州，用原番号活动于城庄唐家甸子。二李间藕断丝连，暗中继续往来。同时，国民党驻泰州一带的地方武装张松山、李化南、顾凤山、陈正才、祁沛霖、刘东元、肖君恺等人纷纷率部投降日寇，充当汉奸伪军。一时间，国民党顽固派和杂牌军投敌成风，形势迅速逆转，出现了空前严重的局面。 根据党中央指示，盐城军部及华中局当机立断，决心以针锋相对的军事行动，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势力，粉碎日伪对我苏中根据地的大规棋进攻。 2月18日，代军长陈毅、政治委员刘少奇同志发布了《讨伐李逆长江命令》:“查前鲁苏皖边区游击副总指挥李长江，于本月12日率部投降叛国殃民，并通电就任伪第一集团军之总司令职，配合敌寇向海安、兴化进攻，为虎作怅。本军为坚持抗战，保卫苏北，决予讨伐该逆。兹特任命本军苏北指挥官粟裕为讨逆总指挥，叶飞为副总指挥，刘炎为政治委员，仰即遵照迅率所部歼灭李逆为要。” 这时，陈毅同志由盐城奔赴曲塘邓家庄一带坐镇，亲自用电话指挥该战役，给一师指战员极大鼓舞。 接到命令，隐蔽集结于海安以西的参战部队便迅速出动，沿海泰公路向西出击，连克姜堰、石家棣、苏陈庄、塘湾等地。12日晨，攻克泰州，俘李逆伪军3千余人枪，取得重大胜利。日军为救援走卒，发动了第二次大“扫荡”。屯驻扬州、高邮、黄桥、如皋等地之敌同时出动，侵占我海安、东台、曲塘、安丰、姜堰等城镇，“扫荡”如皋以东之掘港、马塘等地。其一部向泰州城进逼，企图从侧后袭击我军主力。我主动撤离泰州后，参战部队转入欲后广大农村，开展灵活的反扫荡战斗。 由于皖南事变我军受损，苏中地区国民党军队纷纷投降日寇，加上日军对我根据地进行空前规模的“扫荡”，许多重要城镇陷于敌手。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革命队伍中个别患有“软骨病”、“动摇症”的人思想产生了变化.泰兴县县长张某就是个典型，他在敌人的进攻面前临阵脱逃，造成极坏的政治影响，致使部分原来靠拢我们的中间分子，此时情绪也低沉下来。毫无疑问，个别党员、干部的逃跑、叛变是十分可耻的，但革命如大浪淘沙，艰苦的斗争环境会使我们的队伍锻炼得更加纯洁、坚强。  记得黄桥失守不久，陈毅同志找我谈话，要我以苏北区党委的名义，起草《关于粉碎敌人扫荡的指示》。文件写好后，陈毅同志亲笔作了修改，并要求将文件传达到每个党支部、党小组、每个党员，坚决贯彻执行。文件中提到:要“巩固群众胜利信心，解释黄桥失守原因，打击反共派的造谣污蔑，号召各党各派、各界人士团结一致，苏能全体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保卫根椐地，保卫民主政权，保卫乡土，保卫自家生命财产，反对敌人的扫荡，反对反共派趁火打劫，从反扫荡斗争中巩固壮大苏北根据地的基层。在党内、政权机关内，坚决反对惊惶失措、动摇逃跑现象，指出反扫荡斗争是对共产党员、革命战士最好的锻炼。” 讨伐伪军李长江部的战役开始后，当地的日本驻军最高指挥官第十二混成旅旅一长南浦，调动部队分南北两路包抄、夹击我党政军首脑机关驻地东台。敌人凭借其水陆交通工具的优势，一路先乘汽艇侵入兴化，后东犯台北(今大丰县)西团，切断我北与盐城军部的联系;另一路由如皋出动，沿通榆公路北窜，占海安、富安、安丰，直逼东台。 由于事先掌握情报，我亲自向直属机关和特务营的同志作反扫荡的动员，提前一周作好了撤退的准备工作。2月21日晚间，日伪军侵占东台城，我们已安全撤至黄海边的三仓、许河一带，后又向东南方移动，进入泰东县(今东台、海安、如皋三县交界处)唐洋，李堡一线。抗日战争进入敌我相持阶段后，苏中地区党的工作重心，由城镇转入农村，可以说是从撤出东台开始的。而当我们转入农村后，日伪便暂时停止了扫荡，在其占领区内加紧构筑据点，这使我们能够相对稳定地进行准备。 3月中旬，华中局宣布撤销原苏北区党委，成立苏中区党委，由一师政委刘炎同志兼任书记，我任副书记。战争时期流动性较大，一些担任部队要职的常委、委员不能经常参加会议，讨论工作，只有遇到重大问题时，才召集各位负责同志都来参加会议，共同讨论，作出决议。 同时，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撤销，正式成立苏中区行政委员会，由管文蔚同志担任委员会主任兼苏中区行政公署主任。苏中行政区内，又划分成几个小行政区。.军部还宣布成立苏中地区地方武装的指挥机关—新四军苏中军区，由一师师部兼。 上级明确划定苏中区的范围:东台、宝应以南、长江以.北、运河以东、黄海以西，面积为2万余平方公里。当时，我们控制的区域约占40%左右，日伪占领区占30%左右，友军(即国民党军队)占4%左右，游击区占24%左右。苏中解放区人口约800万，其中我控制的地区约500余万人，敌占区约200余万人，国民党统治区约40万人。 从苏中当时敌伪、顽、我各占区域和人口的比重，可以看出“三角斗争”虽依然存在，但形势已起了明显的变化。正如2月20日少奇、陈毅同志写给粟裕、刘炎、管文蔚同志和我的信中.所指出的那样:“过去顽固派集中力量对我进攻，使我不能集中力量抗敌，现在由三角斗争主要形势变为两角斗争形势了。因此，反对敌人和汉奸伪化苏北，保卫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成为你们及苏北人民目前唯一的直接任务。”“这是更简单、更直接、更严重的抗日任务。”更具体地说，工作方针应是:“一切为了开展群众工作，坚持游击战争，培养地方干部和地方武装。” 苏中区党政军领导机构正式成立后，随即在通如海启地区成立了苏中四地委(南通中心县委撤销)、四专署、四分区;在靖泰泰如地区成立了苏中三地委(泰兴中心县委撤销)、三专署、三分区。再在江高宝地区及兴东泰地区，分别建立苏中一地委、一专署、一分区和苏中二地委、二专署、二分区。这样，在苏中根据地范围内，划成4个小行政区，加上“联抗”地区，更有利于我在月伪扫荡、清剿、分割的复杂形势下，坚持原地斗争。 苏中根据地总的局面打开了，但各个地区的开辟和建设工非，发展是不平衡的。黄桥战役前后，三分区县区的开辟、建设工作已初具规模，党、政、军、群及地方武装等工作都有较好的基础。海安会师后，陶勇、刘先胜同志率部继续东进，又打开了通如海启局面。随之，一二分区的开辟、建设，也逐步开展起来了。  4月间，在泰东县浒零镇召开的苏中军政党扩大会议结束后，我即沿海堤一路北上，到东台、台北（1942年7月正式划县)、兴化等县检查工作。 在刘庄，我向兴化县的负责同志传达了苏中军政党扩大会议精神，要求抓紧开展群众运动，在夏收中实行二五减租减息，尤其是在我中心区，要大刀阔斧地进行工作，在各区、乡级农扰会基础上，迅速建立起县农抗组织。据初步统计，全苏中区参加农抗会的会员目前已达9万5千余人。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已经或正在组织起来，参加各项抗日保家工作，在各种抗日组织的领导下，开展减租减息、赎田、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待遇等斗争。群众参政、人民主宰自己的命运，标志着民主政治日益加强，这样，根据地的巩固就有了可靠的保证。 5月初，农厉立夏前后，苏中区党委在泰东县李堡，召开了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进一步讨论发动群众、减租减息、统一战线、政权建设以及加强县区地方武装等间题。参加会议的各地负责同志发表了许多很好的意见，表示要坚决执行华中局和军部的指示，不失时机地用大刀阔斧的方式开辟新区、建设和巩固根据地。当时普遍的反应是地方干部不够用，远远跟不上形势迅速发展的需要。全苏中已有近百万群众参加“双减”运动，亟需大批能与群众密切联系的土生土长、有斗争经验的骨干分子。客观形势要求我们运用各种形式，壮大干部队伍，尤其是加强对当地干部的训练和培养。 记得那年讨李战役结束后，陈毅同志返回盐城军部前，找我到泰东的唐洋去谈了一次话。他指出，苏中的抗战局面虽已初步打开，但全面开辟解放区的工作仍是长期艰巨的任务。各级领导干部对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务必要有充分的思想推备。他对开辟泰东地区十分关心和重视。他指示;“李堡、拼茶一带，目前已是一师部队的后方基地，与北边的(台北)大中集连成一片，是块较大的根据地，大力发动群众，搞好统一战线，发展武装力量，建立、健全'三三制’政权，建设和巩固该地区，是一硕重要的工作。”又说:“领导干部应该亲自抓一两个点的工作，总结出成功的经验来，可以指导和推动全局。” 根据地工作重心由城镇转入农村，苏中党政军领导机关也一度驻在泰东地区，这使我一对开辟泰东有了较多具体的实践。当时泰县的县委副书记杨源时同志、组织部副部长于晶等同志分工搞泰东的工作，我找他们共同研究过开展工作的具体计划，拟在拼茶、李堡、唐洋三个区试点，为深入发动群众，并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将泰东原分县委和行署(当时是泰县的派出机构)撤销，正式建立独立的县建制，由苏中区党委、苏中行署直接领导。 不久，泰东县委成立，调陈扬同志任书记，董希白同志经过民主选举担任抗日民主政府的首任县长，下辖拼茶、李堡、立发、角斜、唐洋五个区。 5月间，在腰灶乡一所小学里，召开了泰东县首届临时参政会，100多位参政员聚集一堂，共同商议国事、政事。苏中行署民政处长宋日昌同志到会祝贺并讲话，阐明我党各项民主政策，特别是对改善工农生活等政策，得到参政员们的热烈的拥护，取得很好的效果。经过充分讨论，一致通过了政府关于实行减租减息、增加工资的法令。 起初，各区都由共产党员担任区长，随着群众工作、统战工作的深入开展，遵照“三三制”原则，让一些爱国民主人士也担任区、乡级的领导职务。这在当时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大成果之一，团结了一大批当地爱国民主人士，参加解放区的建设。 在抗日民主的县、区致权领导下，泰东各项工作很快走上了正轨。如筹款征粮、减租减息、救济灾荒、修堤修闸、开办教育、扩充武装、镇压封建刀会，反敌扫荡等等，都做出了很大成绩，使该地区成了苏中军民坚持敌后抗战的可靠后方。 6月中旬，华中局、军部给区党委的指示中指出，江都、高曲队宝应三县是华中新四军在苏北和江淮地区的结合部，是我一师与二师、三师乃至四师的联接点。为打破日伪对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四战略区的分割，眼下即着手开辟该区域很有必要。并提到，惠浴宇同志(当时任泰县党政军负责人)原在江都工作一过，情况熟悉，建议派他率一批千部及一支精干小部队负责这项一工作。 说是开辟江高宝，其实江都县的工作主要还属恢复性质;高邮和宝应两县当时是“伪化区”、“同情区”，有待于从头开辟。自李长江公开投敌后，我们在原有基础上，恢复了江都县委和县政.府机关，由一直在原地秘密坚持的张雷平同志负责。但活动的范围狭小，仅局限于通扬运河以南的几个区。 接到上级命令后，惠浴宇同志带了一批干部，随同前去的还有一旅汪启祥和张孤梅同志率领的一个主力营。他们一到，就在原江都党政领导班子的基础上，建立了党的江高中心县委和政权机关江高行署。这就是苏中一地委和一专署的前身。同时成立的还有江高独立团，由谢友才同志任团长，张孤梅同志任政委。 江都河南沿江地带，早在1939年就是我党我军开辟苏北根据地的桥头堡，原先的工作很有基础，如今老部队回来，当地群众无不欢欣鼓舞。恢复老区，开辟新区，进展十分顺利。沿扬泰公路向北，很快就恢复了郭村似北的麻村、靡村、小纪、樊川等附近地区，并开辟了纪北及汉留等新区。在新辟地区，抗日民主政权公开颁布法令，建立税收制度，用累进制办法征收地方税收及公粮，抵制或取消了日伪顽的苛捐杂税，既有效地保护了当地群众的切身利益，又保障了抗日队伍的供给。 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新组建的江高独立团连续向驻扎于永安镇、乔墅镇。樊川镇等地的日伪军据点发起攻击，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气焰，振奋鼓舞了江高地区民众抗战的信心。 当年10月，原先在苏南东路地区活动的新四军六师十八旅，奉军部之命由江渭清、温玉成、夏光同志率领，北渡进入江高宝地区，大大加强了该地区的武装力量。不久，苏中一地委、一专署、一分区(十八旅兼)即正式成立。这时，华中几个战略区终于连成一片，苏中战略区自身也健全起来了。 在根据地，我所到之处亲眼看到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的场面;农抗会、妇抗会等抗日组织如雨后春笋;“三三制”政权普遍建立;新四军与老百姓的骨肉情谊，使我按捺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与喜悦。“江淮河汉今谁属?”我说，属于中国共产党和铁的新四军，属于千百万抗日救亡的人民群众。我也深深感到，党中央领导的英明、正确;华中地区有刘少奇、陈毅同志掌舵令人宽心、鼓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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