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子骞何以位列圣门十二哲之首

在以曲阜大成殿为代表的众多祭拜圣人孔子的场所中，闵子骞均以圣门十二哲之首的地位，随从孔子接受着后世万民的崇敬。

提起闵子骞，人们往往只知道“鞭打芦花”的故事，知道他是个大孝子，对他“尊前留母在，三子免风霜”的孝悌之德赞不绝口。除此之外，对于闵子骞在德行、修身、博学等个人修养方面的建树，知之甚少。翻开史书，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自东汉明帝十五年（公元７２年）起，闵子骞就已经获得了从祀于圣人孔子的殊荣，且两千年之后，他的墓祠仍被政府保护修缮，供后人瞻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也让人闻其名，念其德，景仰不已，远非一般历史人物所能比肩。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尽管记录闵子骞言行的资料比较简约，但还是包含了很多有关闵子骞的事迹，能让我们透过历史的窗棂来了解这位先贤。

据曲阜师范大学孔子研究所统计，仅在魏晋以前的古籍中，提到闵子骞的就有四十二处之多。两汉时代，闵子骞就以孝悌至德，为世人称道；唐宋时期，闵子骞的名字已在民间广为传颂，特别是元朝郭居敬将“鞭打芦花”的故事编入《二十四孝》后，闵子骞便成了中华大地家喻户晓的孝道楷模，代代相传不已。

     闵子骞生于公元前５３６年（鲁昭公六年），卒于公元前４4７年（鲁悼公十九年）。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闵损，字子骞，少孔子十五岁”。闵子骞很早就拜入孔子门下，成为其早期弟子，从此谨言慎行，孜孜以求且德行日进，很快成为了孔子的得意门生，深得孔子赏识。孔子的教育理念是因材施教，他把学生们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大学科”。据记载孔老夫子及其弟子言行的经典《论语》所述，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孔子给予闵子骞的评价列在德行一科，与颜回并称《论语·先进》。《晏子春秋·内问》篇中也记载：公问晏子曰：“吾欲善治齐国之政，以干霸王之诸侯。” 晏子作色对曰：“官未具也。臣数以闻，而君不肯听也。故臣闻仲尼居处惰倦，廉隅不正，则季次、原宪侍；气郁而疾，志意不通，则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则颜回、骞、雍侍。”孔子感觉哪方面有不足之处，就需要哪方面修养高深的弟子随从，以便随时提供必要的建议，结合孔子对闵子骞德行的评价，闵子骞在德行一科修行之深厚与在众弟子之中的突出表现，显而易见。

    从师于孔子期间，闵子骞把对父母感恩而孝延伸为对老师的尊敬和爱戴,不但内心尊敬备至,而且表情相貌也和颜悦色，毕恭毕敬。记录孔子与弟子言行的《论语·先进篇》中多次提到闵子骞，除了家喻户晓的“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之外，第十三篇记载：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孔子对闵子骞的温文儒雅十分赞赏，对子路的过分刚强则十分担忧，言语之间充满师生之爱。因此，在北宋熙宁年间建成的闵子骞祠堂前，两厢有房，一侧名为芦花馆，纪念其躬行至孝；另一侧则名为訚訚斋，就是用来褒扬闵子骞的修学态度。而在第十四篇中这样写道：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鲁国翻修国库，闵子骞道：“照老样子下去怎么样？何必改建呢？”他批评这是劳民伤财的作法。他主张减轻农民负担，不必浪费钱财去改建国库。从中看出，他的从政理念是勤俭治国，注重节约，深具爱国忧民的情怀。孔子称赞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这个人平日不大开口，一开口就说到要害上，完全符合孔子敏事讷言的要求。一语中的，是要以平时的学习和修行做基础的，所谓厚积薄发。孔子的赞赏来自于闵子骞道德修养带来的对事件定性的分寸把握和与孔子尚俭思想的高度吻合，这样的学生兼有孝悌之德，居家也好，事君也好，进退有度，有礼有节，怎不是孔子心中的爱徒呢？

汉书《韩诗外传》有一段有趣的记载：闵子骞始见于夫子，有菜色，后有刍豢之色。子贡问曰：“子始有菜色，今有刍豢之色，何也？闵子骞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门，夫子内切瑳以孝，外为之陈王法，心窃乐之；出见羽盖龙旗，旃裘相随，心又乐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文寖深，又赖二三子切瑳而进之，内明于去就之义，出见羽盖龙旗，旃裘相随，视之如坛土矣，是以有刍豢之色。” 其意为：闵子骞拜孔子为师。刚开始时，闵子骞面色不佳，但过了一段时间竟有刍豢之色，也就是变得红润起来。子贡惊诧不已，问他。闵子骞说，他在没跟随孔子读书之前，一心想着要做达官贵人，内心备受煎熬，因此面色不好。如今跟孔子读书，与同学切磋，把荣华富贵视作尘土，心境也就逐渐平淡安稳下来，因此变得容光焕发，正可谓书中自有颜如玉。不难看出，从师孔子之后，闵子骞治学态度严谨认真，修身由修心开始，力求身心两健，道德水准，与日俱增。

    《孟子·公孙丑》第二章记载：“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称赞闵子骞接受孔子教导和个人修养比较全面，已经整体上接近孔子了，只有微小的差别，而子夏、子游、子张都只是具有了圣人的一部分特点，且在《论语》一书中，孔子的弟子，都是或称名，或称字，唯独对闵子骞，曾参，冉求，有若称“子”，可见一斑。汉代哲学家董仲舒的政治哲学著作《春秋繁露》中指出：义利是人天生的需要，"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他认为，利是养身体的，物质是生理的需要。义是养心的，道义是精神的需要。"体莫贵于心"，所以，养心的"义"也就比养体的"利"更重要了。在社会生活中，有些人"有大义而甚无利"，道德高尚而生活贫困，心情舒畅，生活还比较快乐，他认为闵子骞就是这种人。    

     闵子骞不仅是孔子思想的学习者，更是儒家文化的忠实传播者。孔子生前，他追随左右，周游列国，聚徒讲学，弘扬圣道。孔子故后，闵子骞一如既往地传承老师之志，游学天下，传道授业,以期弘扬儒家思想，直至终老于齐国境内，葬于济南华不注山下。《春秋繁露》第六章俞序说：“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为见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故子贡、闵子、公肩子言其切而为国家资也”。可见闵子骞与子贡等人擅长宣讲传播孔子之学，如果仅是崇拜宣扬孔子之名，没有对孔子学说的深刻理解领悟作支撑，也就不可能为治理国家提供宝贵意见。在与孔子求教之间，周游之际，闵子骞及其他弟子与孔子形成了亲密无间的关系，既有师徒之义，又有父子之情，他们从点滴做起，记录并阐发孔子学说，从而形成为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内核，奠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石。

    随着闵子骞的不断学习进步，已渐渐成为社会所崇敬的大贤。汉代韩婴所作《韩诗外传》曾载：孟尝君请学于闵子；使车往迎闵子。闵子曰：“礼有来学，而无往教。致师而学，不能学；往教，则不能化君也。君所谓不能学者也，臣所谓不能化者也。”于是孟尝君曰：“敬闻命矣。”明日祛衣请受业。孟尝君命派车请闵子骞，他不但不去，反而要孟君亲自登门求教。此事反映出了闵子骞晚年威望渐高，和不肯屈从权贵的高贵品格。《庄子·德充符》中说：哀公异日以告闵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执民之纪而忧其死，吾自以为至通矣。今吾闻至人之言，恐吾无其实，轻用吾身而亡其国”。一国之君能向闵子骞敞开胸怀，畅谈肺腑之言，可见闵子骞当时威望之大，地位之高。

闵子骞以品德高尚著称，孔子弟子四科中，闵子骞是首选德行者，是后世能配享孔子的十二哲中名列前茅者。《论语·雍也》篇中记载：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 随着闵子学问渐高，德行日厚，名声鹊起。鲁国实际执政者季氏鉴于闵子的学问、德行、名声，想利用他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于是请闵子出任费宰。当时的费邑，并非鲁国国君所辖，而是季氏的私邑。季氏权臣在鲁国嚣张跋扈，所作所为为世人所不齿，同样也为闵子骞所憎恶。闵子骞如果出任费宰，做的不是鲁国国君的官，而是鲁国正卿季桓子的官，也就是季氏的家臣，是为季氏私家做事，不是为国家做事，闵子骞出任，只能与季氏同流全污放弃原则。闵子骞正是因为看清了这种形势，才坚决推辞出任费宰。他说；“为我推辞吧，再来找我，我将远走齐国。”闵子骞是儒家的杰出弟子，其社会思想也必然应与孔子“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相符，但孔子在政治上有着极强的原则性，曾经提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焉”。而且教导弟子:“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闵子骞谨遵老师的教诲,不入“危邦”,不享无道“富贵”,不为高官厚禄所惑，断然拒绝,用行动诠释对于“无道”社会的否定,同时也是对于自己自主人格尊严的坚决维护和面对是非抉择坚定的原则性。闵子骞此举是符合孔子的主张的，孔子对他是持肯定态度的，高度评价说闵子骞“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禄”。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集注道：闵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为己辞。言若再来召我，则当去之齐。程子曰：“仲尼之门，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闵子、曾子数人而已。”谢氏曰：“学者能少知内外之分，皆可以乐道而忘人之势。况闵子得圣人为之依归，彼其视季氏不义之富贵，不啻犬彘。闵子骞在高官厚禄面前坚持原则，在重利面前毫不动心。汉代桓宽在所注的《盐铁论》中称赞闵子骞：“不义而富，无名而贵，仁者不为矣；故曾参，闵子不以其仁而易晋、楚之富”。意思是不行仁义却能富有，没有功劳却成为贵人，在有仁德的人不会这样做。所以在曾子、闵子骞那里，决不会放弃仁义去取得像晋国、楚国人那样的富有，即便他们拥有获得晋、楚之富的机会，只要损于仁德，他们也不会为厚利所动。

 经过梳理，我们不难发现，闵子骞之所以被尊为圣门十二哲之首，来自于其德行之高尚，学识之渊博，处世之刚正，号之先贤，当之无愧。西汉《汉书·传·谷永杜邺传》称他“善闵子骞守礼不苟，从亲所行，无非理者，故无可间也。”东汉《后汉书·列传·吴延史卢赵列传》赞他：“夫曾闵以孝悌至德”。两千年间，人们一直称颂他“德与颜子媲美，孝与曾子同位”。虽然他的言论事迹文献中记载不多,但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之一,他为儒家学说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是他的以至孝为代表的德行，体现了儒家思想的最积极、最核心的部分,至今仍富有积极意义和时代价值。他就像飘扬在历史深处的一面旗帜，言传身教，昭告世人，引领世人践行中华民族博爱无私的孝悌之道，倡导仁义宽厚、淡泊名利的崇高品德，堪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