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6年，扬州机械厂有一位普通工人，名叫“朱立恒”，这天怀里抱着个大瓷瓶来到当地古玩商店。 “朱立恒”要卖这件瓷器，当时古玩店员只肯给16块；朱立恒有点不乐意“瓶子可是我家祖传的，怎么才值这么点？” 这类事“店员”见多了，头都没抬就回答“来这里卖古董的，都说自己的东西是祖传的，我看最多是清末民窑仿的；18块，卖你就放下，不卖就走人！” 今天看，这样的服务态度令人难以接受，但1976年就属正常了；“朱立恒”有气也得憋着，因为他只知道这件大瓶是祖传的，究竟价值几何他却说不清楚。 “朱立恒”说不清楚瓷器的来历，他母亲可知道。 1945年还在打仗，“老朱家”也还住在江都，就曾有人愿意用18石大米换这件瓷瓶；“18石大米”在当时什么概念？战争年月，白花花的大米可比金玉珍贵。 可“老朱家”宁肯全家饿着，也没用这件瓷瓶换米吃，由此足以体现“瓷瓶”的价值；还不止这些，为保瓷瓶安全，“朱家”借逃荒为名，举家迁至扬州隐姓埋名。 当时还没有“朱立恒”，他自然不知道这些惊险，可到了新中国成立后，母亲依然没告诉儿子详情，因为轰轰烈烈的“大运动”又开始了。 到破四旧时，还是小孩的“朱立恒”只记得，母亲将这件大瓷瓶用黑墨涂的黑不溜秋，这才没有被人砸掉；那时母亲依然没有告诉儿子详情，原因很简单，怕孩子嘴巴松，出门乱讲。 直到“朱立恒”长大成人，大运动也没完全过去，母亲又担心儿子年轻气盛，始终没告诉他自家祖上的历史。 闲暇时，好奇的“朱立恒”也曾询问过，时已年迈的母亲没有多讲，只说祖上是当大官的，那件瓷瓶是皇帝御赐之物。 说完这些后，老母亲不忘反复叮嘱“朱立恒”：出门不要乱说话！ 直到1976年，又是天灾，又是“地翻身”，朱立恒母子生活难以为继；朱立恒想“啥宝贝也没吃饭重要，不如卖了那件瓷瓶，老娘能吃饱也就不会怪我了！” 朱立恒这么想其实也不错，本意出于孝心，于是他背着母亲，将那件瓷瓶出售给古玩商店，最终换了18块。 真说起来，1976年的“18块”也不是小数，娘俩吃一段时间的饱饭不成问题；可老母亲知道后非但没有表扬儿子，反倒气地又打又骂，不久便离世了。 此时的“朱立恒”虽然心疼母亲，但也不理解母亲，明明吃不上饭了，为什么还要如此珍视一件破瓷瓶呢？ 说明一下，当初“母亲”曾用墨汁涂抹瓷瓶，多年后墨汁逐渐褪色，瓷瓶本色又露了出来；简单来讲，瓷瓶本色幽蓝，上面还绕着一条白色的“龙”，看起来十分精美。 可那年月，再精美的瓷瓶终究不能当饭吃，再加“朱立恒”不懂行，就一直没有赎回；再说古玩商店，又将这件瓷瓶出售，几经辗转流落到了扬州古玩地摊上。 直到一位来自上海的瓷器外贸商“沈胜利”，偶然在地摊上看到了这件瓷瓶。 乍一看，这件瓷瓶没什么特别的，但“沈胜利”本身就是做瓷器生意的，见得瓷器多了，直觉告诉他“瓷瓶不简单”。 “沈胜利”买下瓷瓶后忙于工作，一度将瓷瓶忘于脑后；1978年，沈胜利受邀赴北京参加“征集文物汇报展览”。 当时“文物保护”初露端倪，据说展览会上还有不少文物专家现场鉴定，沈胜利终于又想起当年在地摊上买的瓷瓶。 当时的“沈胜利”本意是想让专家看看，没想瓷瓶能多有价值；出乎预料的是，当瓷瓶落在专家手中后，立马引起一阵骚动，现场气氛十分紧张。 后经多位专家长时间鉴定，得出的结论是“元代景德镇官窑产青釉瓶”；这句话轰动全场，有专家甚至激动到现场落泪，沈胜利也被“吓傻”了。 众所周知，景德镇的瓷器名满天下，其中的代表作是“元青花”；殊不知，景德镇官窑在元代出产过两种“神迹”，一为多见的“青花瓷”，另一则是罕见的“蓝釉瓷”。 青花、蓝釉两种瓷器虽然在后世仍有出产，但景德镇官窑的尤以元代烧制的规格最高，价值自然也是最高的。 沈胜利从地摊上买来的“青釉瓷”，不仅是景德镇官窑出品，还是蓝釉瓷中最为珍贵的“霁蓝釉白龙纹梅瓶”，其做工异常精美。 只说工艺、外貌，或许难以说明这件瓷瓶的珍贵，这里对比着来讲。 一言蔽之，这件瓷器没有出现之前，全世界只有2件“蓝釉瓶”，一件在巴黎吉美博物馆，另一件在北京颐和园；稍显遗憾的是，这2件虽是珍品，但因为种种原因，器身上都有瑕疵。 再说如今这件“霁蓝釉白龙纹梅瓶”，器身完整，色彩鲜明，文物价值足以称之“国宝”；因为当时是公开展览会，这件瓷器的收藏价值就不用说了，“沈胜利”很快被包围。 当时的香港是中国文物流入海外的中转站，时有商人出价3.4亿，向沈胜利购买这件瓷瓶；不止香港，日商出价3亿美元、法商出价40亿，这些人都想从“沈胜利”处购得国宝。 结果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 “意料之外”的是；“沈胜利”作为一名商人，面对高达40亿的天价，竟然不为所动，并未出售这件国宝。 “意料之中”的是：“沈胜利”作为一名中国人，并未将国宝远售海外，而是3000块“卖”给了扬州博物馆。 此后也曾调查，当年“18块出售瓷器”的朱立恒，依然不清楚自己的家世；但再想看这件曾经属于他的瓷器，却要“买票参观”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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