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离开周家滩旧居，大约是63年春，迄今60年了。62年冬，我们一家人历经六天长途跋涉从陕北神木回到多年未曾归来的老家。那时，我在神木贺家川中学教书，妻子在贺家川老区医院上班。63年古历正月，探亲结束后便返回陕北。谁知，这竟是我最后一次与周家滩旧居告别。待64年冬再次回家探亲，家已迁移到侯坊包城一年多了。到了新居，一时还不习惯，晚上做梦，常常是在周家滩的家里。 下庙镇渭河周家渡口 刘合心摄从我记事时起，家舍坐东向西，有三间上房，四间厦房，后来又盖了两间车房，总共九间。三间上房是全家的居室，上端有木架楼，夏秋所产的粮食和不常用家具什物全部放在楼上。板式木梯很结实，上下楼很方便。南面一间是祖母的卧室，北面一间是父母的卧室。1957年我结婚前，将北面一间一分为二，西面是我的卧室，东面是父母的卧室。中间一间是客厅，我们都称为“堂屋”，即今称“客厅”。灶房一间在南面靠祖母卧室，锅灶与炕相连，祖母冬天是要睡热炕的。灶房与炕墙间有一小窗，有时祖母不便下炕，便将饭从小窗递进去。灶房对过，是一块约十多平方米的小院，小院紧西面是三间厦子房，最西面一间是磨房，向东是牲口圈，再往东是草房，牲口吃的麦草铡好堆放在那里。往里是一盘土炕，过去家中曾用过长工，炕是长工的卧室。厦房南面是两间大车房，是四十年代所建。那时家中有大车，喂养过两三头骡马，农闲时，长工驾着大车到渭北去拉煤，回来再拉到集上去卖，依此可挣些钱。大门是插板门，由六块木板合成，有车出入，则要将木板门卸下来，之后再装上去。记得一次去渭北拉煤，遭遇土匪抢劫，一匹骡子被抢走。以后据说曾打听到土匪下落，但要将骡子讨回并非易事，费用可能要高出骡子的价值，因而不了了之。气得父亲因此得了一场大病，好在两三个月后便痊愈了。遭匪劫后，父亲将长腿牲口卖了，买回一头牛来，以备耕地之用，小时候我常常到沙河边给牛割青草。我家大门前有三棵大树，西面是椿树，南面和北面是槐树，三棵树之间间隔约三、四米，呈三角形状。三棵树似三把大伞，夏季，浓密的树叶笼罩形成门前大片荫凉，是人们乘凉的最佳地方。由于南面和北面无房舍遮挡，微风不断吹来，夏日，家里人常常乘凉到很晚才回家入睡。大门前再往西北，有我家一片树林，多为柳树，有小碗那样粗。房舍北面是场面，约有多半亩地，每年夏秋所收获的粮食全在这里碾打。夏季作物是麦子，秋季作物是棉花、玉米、黑白豆、花生等。场北边沿仍有一排排柳树。屋后是一片大树林，树有粗有细，以柳树居多。印象颇深的是在离场不远处有一棵枣树，枣子红了打下来食之，特别甜。当我在家时，每天都要看枣树几回，一是为防别人偷枣，二是看着树上的枣子，心里也觉得甜。家舍南有两户邻居，一户是孙道明，一户是张福财。张家俩口后来便将房子卖给孙道兴。孙道明是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长者，比父亲大好几岁，我们家孩子都叫“伯伯”，他为人处事正直公道，也很善良厚道，与父亲关系甚密，和我们家走得很近。孙道明的妻子是个小脚女人，人品甚好，和母亲的关系也特别好，我们家孩子管她叫“妈妈”。她家没有儿子，有四个女儿，老大、老二和老三与我的姐姐相差两三岁，她们之间来往也甚密切。老四与妹妹春彦同龄，关系甚好。我们两家仅一墙之隔，他家的后墙即我家的院墙，墙很低，越墙而过是常事，谁家做什么好吃的，便喊一声从后墙上递过去。记得小时候，每年三十晚上，“妈妈”都要越墙过来，和母亲拉家常，直至接神时分才回去，算是母亲的知心朋友。我家与孙道明、孙道兴三户虽同姓但不同宗。我家大门前稍远处有一条南北大路，北至渭河边，南通王家湾和王里渡。对门路西是曹家，路东住有两户人家，一家叫王全录，另一户姓尹，河南人，和侄儿媳、侄孙生活在一起。再后来曾住过一个房客，也是河南人，名叫孙志明。63年我家迁至侯坊包城，在大路东，离石堤河十多米远处，盖有三间房，坐南面北。大门前东侧还有一间磨坊。后来在路西不远处，给二弟为文盖了三间两层楼房，属避水楼台。63年二伯父在西小也盖了两间上房，坐南面北。到了90年代，四弟为武在路东原桩基地上盖了三间两层小楼，三弟为英也在西小盖了三间两层小楼，我在吴家小区购买了一座两间两层的商品房。进入21世纪，由于社会发展和生活工作的需要，我们弟兄四人都先后在华县城安了家。人间沧海变桑田。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时代、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过去不能忘，不可忘。周家滩故居居住了我们几代人，我们兄弟姐妹都出生在那里，成长在那里，家母去世时也在那里，是永远值得怀念的地方。今日引为遗憾的是未能将其原貌拍摄下来留作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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