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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挑出帕克曼作品中的错误和偏见，已是司空见惯。弗朗西斯·詹宁斯(Francis Jennings)甚至称帕克曼为“骗子”，因为后者公开支持盎格鲁偏见，且对印第安人和罗马天主教徒持有种族主义观点。詹宁斯指出，帕克曼浮夸和有倾向性的三卷本美国殖民地史，读起来像一部英美虐待印第安人的苦难史。 加拿大历史学家威廉·埃克尔斯，更关注他自己的国家的军事遗产，也不像詹宁斯那样尖锐地批评帕克曼的著述，但仍然指出其著作名不副实，不是严谨的史学著作。 随着意识到殖民历史比帕克曼所著更为丰富多彩，部分军事历史学家重新评估了美国殖民时期的军事史。1948年，霍华德·佩卡姆努力完善了帕克曼对庞蒂克和印第安起义的叙述，并在某些地方做了更正。沃纳·克雷恩1928年的作品《南方边疆》于1956年重版，2004年再版。克雷恩对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殖民地东南部军事历史的解释的持久力确实令人印象深刻。爱德华·汉密尔顿的《法国和印第安人的战争》，对殖民战争进行了宏观的叙述。佩卡姆接着写了关于独立战争的文章，并为另一位历史学家道格拉斯·爱德华·利奇(Douglas Edward Leach)赢得了“殖民地军事历史学家魁首”的非正式头衔。在他的第一本书《燧发枪和战斧》中，利奇讨论了菲利普国王的战争。利奇的《帝国的武器》，是“美国战争”系列之一。该系列包括魏格利的《美国的战争方式》，该书涵盖了当时殖民军事历史的大部分内容。1986年，利奇在《冲突的根源》一书中阐述了在帝国战争期间，英国军队是如何通过其高压和独裁行为来疏远美国人的。因此，他尤其认同英国在七年战争中的傲慢直接导致了美国革命的观点。 部分殖民军事历史学家更喜欢关注个人。五部写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殖民地军事传记即是如此。其中包括斯坦利·m·帕盖利斯的《在北美的劳登勋爵》，约翰·库内奥的《罗伯特·罗杰斯》，以及G. M .沃勒的《殖民企业家塞缪尔·韦奇》。这些传记，都专注于一个标志性的任务，而不是塑造更大的事件。 对殖民时期的战斗研究的成果，数量有限。到目前为止，最著名的此类著述是C. P .斯泰西的《魁北克》。为了纪念英国在亚伯拉罕平原的胜利200周年，斯泰西将詹姆斯·沃尔夫的英国正规军与蒙特卡姆侯爵的法国职业军之间的单日战斗定位为七年战争中英国战胜法国的决定性事件。伊恩·斯蒂尔的《背叛》审视了殖民军事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事件，即1757年威廉·亨利堡大屠杀。斯蒂尔的作品比其他任何作品都更深刻地洞察了欧洲和印第安形式之间的深刻差异，以及殖民时期美国战争的基本原理。 其他几位历史学家，则把欧洲和印第安军事文化在北美的冲突作为他们的研究主题。对印第安战术的定义，是由帕特里克·马龙的《潜伏的战争方式》完成的。Donald Worster和Thomas Schilz 在他们的“英法边境印第安人之间火器的传播”一文中讨论了欧洲人的火器技术在印第安人中的传播。在《美国东北部印第安人的民族战争》一书中，利奥里·埃德认为印第安人能够理解和想象不仅仅是局限于村庄层面的战争。韦恩·李(Wayne Lee)的《设防、战斗或逃跑》指出，塔斯卡洛拉人是如何采用欧洲的设防策略的，这与马龙描述的隐蔽战争方式大相径庭。最后，李认为，切诺基人从塔斯卡洛拉斯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并恢复了分散、伏击和攻击欧洲补给的策略，而不是固定的战斗。亚当·赫希的《17世纪新英格兰军事文化的冲突》展示了欧洲的战术和战略如何迫使印第安战争的暴力和规模升级。理查德·约翰逊在《寻找有用的印第安人》中展示了新英格兰人将印第安战士纳入前者的军事结构的困难。罗纳德·戴尔·吉田以赫希的观点为基础，认为佩科特战争导致了印第安和欧洲军事文化的恶性融合。詹姆斯·阿克塞尔和威廉·斯特蒂文特发现，剥头皮是一种接触前的做法，欧洲人采用这种做法来鼓励印第安人充当他们的代理人。 在一项类似的研究中，Andrew Lipman 指出，欧洲人和“友好的”印第安人在佩科特战争期间利用头皮和其他身体部位的交换来巩固他们的联盟。丹尼尔·贝蒂认为，新的世界条件迫使七年战争的英国军队改变其后勤和战术方法，尽管彼得·拉塞尔在他的“荒野中的红衣士兵”一文中提出，军队在北美进行的修改并不新意。他认为，英国军队在爱尔兰和中欧的非正规战争中也做出了类似的改变。 上述作品中的每一部，都指向了也许是根本的(但尚未解决的)问题，即美国的条件是否创造了美国化的战争。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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