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什么人人爱读武侠？一九五四年初，梁羽生《龙虎斗京华》一出，即令《新晚报》“起纸”，从此掀起武侠热潮，经历数十寒暑，金庸的武侠小说近年仍在香港公共图书馆借书榜中居高位。在通俗文学发展的进程中，新派武侠小说是浓墨重彩的一笔，甚至可以说，开启了一个全民阅读的时代。本报访问数字学者，他们或是武侠小说的研究者，或是“资深读者”，他们谈及，为什么从政客、鸿儒到普通市民，都义无反顾地成为武侠的追随者，吸引他们的是快意恩仇的江湖世界、纷繁的人性、还是酣畅淋漓的阅读感受？
大公报记者成野 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客座教授郑培凯，回忆起李安拍《卧虎藏龙》前，曾经找他讨论什么是侠义。在他眼中，侠不是武，而要超越武。“武是技术性的东西，而侠本质是对人的关怀”，两者的差别或许相当于文人画的好处，是没有匠气，武得尽善尽美也是匠气，而侠则是求到境界了。“就像玉娇龙，打得很漂亮了，但李慕白的存在告诉她，你不是侠”。
侠，是武侠小说的道德准则，英雄杀人是不犯法的，且颇具美感，收剑入鞘衣袂飘飘乘风而去，英雄自有英雄的道德准则。这不同于《水浒》，亦不同于此后的暴力美学，因为所有大侠没有一个是嗜血的，都是仗义，“不得已而杀之”。而且很少有“杀之而后快”。侠字的中心思想是仁。 融儒释道，思考生命 郑培凯认为新派武侠从诞生伊始到发展，将“侠”与其中之“仁”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具体说来，是为之找到了两种的延伸。“儒释道”即是其中一种。在浸会大学学者张惠的眼中，儒释道三者在新派武侠小说中的融合，经历了一个渐变的过程。金庸开始的《书剑恩仇录》与《碧血剑》仍未脱离传统武侠的范围，后来自出机杼。但观念上仍是汉人正统，正邪对立的思想，儒家思想很浓厚，像《射鵰英雄传》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然后《神鵰》，《飞狐》之后有了道家之思，接着《天龙》，《倚天》之后，把正邪，民族观念都看开了，亦有了佛家的思想，把儒道佛融于一体。正因如此，自然跳出正邪、黑白的藩篱，人物的终极追求已不仅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是有了更多对于生命本体的思考，更有了出世的飘逸。 从《龙虎斗京华》的招招式式一板一眼，到《陆小凤》，万千兵器抵不过陆小凤双指一夹（当然这也是受电影等其他媒体叙事的影响），武侠招式由实变虚。 儒释道把侠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高度，《天龙八部》最后横空出世的扫地僧，已完完全全是对“止戈为武”的肯定了。新派武侠走出的是从“尚武”到“不争”的路径。如梁羽生自己所说“宁可无武，不可无侠”。
“儒释道”一炉构成了浓厚又不迂腐的文人气，在郑培凯眼里，新派武侠是六十年来最具文人气的通俗文学作品。这与其时代背景有关，自宋代以降，市民文学蓬勃发展，至明清市民阶层，不是士大夫也能文墨初通。于是有《西游》、《水浒》。不过，市民文学和士大夫文学仍有明显界限。而白话文运动恰恰打破了这种界限，于是近代以来的通俗小说面对比任何时候都广大的读者群体。而这些转折期成长起来的作者，既有深厚的旧学功底。又在文言的“坊墙倒塌”之后开始创作，不惮用新的语言讲故事。在商业驱动下，作品是通俗小说的外貌，却是传统文人的根基。所以“儒释道”信手拈来，新派武侠的故事流畅，在商业时代下，“儒释道”与通俗小说结合的严丝合缝，带来高度阅读快感。 解剖人性，张扬欲望 新派武侠的另一个延伸，是对人性的解剖。张惠认为，这是从外国小说中汲取新颖的表现技巧，首先，是突破传统正与邪的藩篱，她认为，梁羽生的《七剑下天山》写封建帝王也个个是坏蛋，基本上没有一个正面人物，颇具澎湃的革命气，《牛虻》味道十足。其二，是反思精神逐渐显露，郑培凯表示，金庸从《书剑恩仇录》到《鹿鼎记》，一切都倒转了，人物关系类似，但他们就像正好相反的倒影。对斗争、对革命全是颠覆与反思，“人性的那种复杂、纠结，和细致的心理活动，全都不是传统小说的写法。”其三，是对人性、欲望的张扬，古龙作品写到极致，完美的身体比例，错综复杂的恋情，一些无甚传统道德观念却异常可爱的人物依次出现，他们更近似现实中的人。
在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眼里，虽然新派武侠小说作为一种文学类型，有明显程序化的特征，“主角掉下山崖，拾到秘籍，练成绝世神功，”是用烂了的桥段。却依旧叫人手不释卷。而且与言情小说不同，新派武侠有着不分性别、年龄的广大阅读群体。他认为，这是因为“人人都渴望侠客”。对侠客的渴望，来自于人性中被压抑的、害怕孤独的那一面。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在学做人之前，就要求做圣人。而武侠小说释放出一种澎湃的人的力量，酣畅淋漓。同时，观乎新派武侠发端的五、六十年代，在经济腾飞之前，香港社会一只脚迈入现代社会，背后却还拖着农业社会的影子，在面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人更容易无助、疏离、孤独，被拯救的欲望更强烈。”
正如张惠所说：“侠客的萍踪浪迹实际上是传统儒家文化熏陶下期待身心自由的心理投射，契合了观众自我代入的心理需求。”“中国式武林”并不是狭隘的，它反映的是从古至今人们都存在的英雄情意结。在郑培凯眼中，“文明发展下人被压抑的侵略性”在阅读中得到片刻的释放，这和同时代的西部片，当代的荷里活商业片，本质上或许并无区别。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尤其当“文化大革命”期间，内陆单一的文化产品与外界脱轨时，中国传统英雄情意结，通过港台的新派武侠与外界的接轨。借助影视扬威海外这种西方观众眼中的异域风情，事实上就包括上文所提到的江湖侠义、武学道德，以及儒释道的文化内涵，这远比单纯的英雄主义更丰富，故而成就一次次成功的文化输出。张惠说：“事实上，借助于影视作品的影响，中国的武侠精神，已经超越种族与国界，被世界所熟知”。新派武侠既有曲折离奇的故事和酣畅淋漓笔触，而“儒释道”构成的传统文化意境，以及若隐若现的政治抱负，为其赢得了更高门坎的读者。而使之超脱于传统武侠小说之外，标志其进入当代通俗小说队列的，是其中对纷繁复杂的人性的描写、其实无论东来的侠客、还是北归的道人，讲的终究是人的故事。 学者们的武侠记忆
郑培凯 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客座教授 我在台湾长大嘛，当时（六十年代）梁羽生、金庸的作品在台湾是禁书。我还记得初中的时候，有一个阔佬同学，托人从香港买了一套。我们都觊觎他那一套（笑）。 那时候一章就是一本，很薄。我们得求他，他高兴了就借我们一本，都是随机借。你也不知道从哪一章看起，我第一次看的是《射鵰英雄传》的三十六章，看完了，觉得特别精彩，下次就看到七十二章。（大笑）这样都觉得好看，看来真的写的蛮好的。 我后来还和金庸说过，当时看你（的作品）真不容易。
陈平原 我的所有作品中《千古文人侠客梦》是读者最广的，过去十多年了，总有人找我谈武侠。其实我这本是学术研究，挺多人看了都大呼上当（笑）。 （略思索）我读武侠小说是个很痛苦的过程，你既要有治学的冷静，但你又得大量的阅读，这就有两重痛苦，一是好看的不好看的都得看。有人看书饥不择食，我其实是择食的（笑）。看到文字粗劣的就很痛苦。另外，好看的又不能让自己尽情享受阅读的痛快，你还是得有研究的心态在那，非常纠结。其实我不会说最喜欢哪个人物，哪本书。但武侠小说的作家，我还是最喜欢金庸，他们的作品当时在报章连载都会有一些问题，可能不连贯、可能粗糙，但金庸对于作品结集出版是很谨慎的，花了功夫打磨修订。
张惠 “我爷爷收藏有各种武侠小说，诸如金庸、古龙、温瑞安等等无所不有。看得多了，我小的时候还给其中的人物模式分了类，有命运缺陷者，比如一出生就身负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有性格缺陷者，比如痴情而至伤身甚至殒命；有道德缺陷者，比如奸诈诡谲，行事出人意表。
我小时候还自己写过武侠小说，但发现自己达不到跳出这些桥段的程度，就放弃了。”（笑）我最喜欢的作品有《射鵰英雄传》、《多情剑客无情剑》。最喜欢的人物是郭靖，虽然出身卑微，资质愚钝，但终于凭借光明磊落、为人正直，打败周遭重重算计。另外一位是李寻欢，姿容绝代，武功盖世，依然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天下英雄，无出其右。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