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李党争——加速李唐衰亡的重要因素，门生故吏，旷日持久

朋党之争，是封建政治中常见的现象。但像唐朝“牛李党争”持续时间之长、为祸之烈者，却不是很多。一方面，封建帝王严禁臣下结党；另一方面，又希望臣子中有些派系之争，以便分而治之，为我所用。这大概是历代帝王驾驭臣下的心传，也是历代王朝政治黑暗与衰败的因素之一。唐朝的“牛李党争”，也不 例外。

在唐朝后期的朝廷政治中，“牛李党争”是持续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事件。由于“牛李党争”反映了极为错综复杂的各种关系，人们对它的看法和评价不一。但由于它与唐朝后期的治乱兴衰密切相关，多少年来，又一直是人们关注和研究的一个热点。唐宪宗元和三年的“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考试，已种下了“牛李党争”的祸根。穆宗长庆元年的进士科考试舞弊案，则正式拉开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党争的序幕。

所谓“牛李党争”，按照通常的解释，是指以牛僧儒、李宗闵为主要首领的一方，与以李德裕为主要首领的另一方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而“牛党”之中，李宗闵实际上起的作用更大些，故有人又将“牛李党争”，称为“二李党争”，即主要是李宗闵与李德裕两派之间的斗争。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朝廷举行“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考试。当时的科举考试，分“常科”与“制科”两种。“常科”又称“岁举”，每年定期举行，统一由礼部主试，故也称为“礼部试”。其中又分6科，以“进士”科最为重要，是进入仕途的重要途径。

“制科”或称“制举”，是由皇帝委派策士官主持，科目不定，大到国家大政方针，小到朝野轶事，均可策问，由应试者以“策文”形式回答，以供皇帝御览，朝廷参考。制举考试时皇帝常常亲临，故又称“殿试”和“廷试”。与“常科”相比，“制科”与政治的联系更为紧密，应试者可以通过对策表达对时政的看法，皇帝与主试官有时也引导举人申述政见，以体察下情，发现人才。尤其是“贤良方正能言直 谏科”，更有“应诏直言”的特色。

因为“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具有这样的特点，故当时参加此科考试的举子们，就喜欢在策文中“切时宜，观政事”“指病危言”，以求引起轰动效应，得到皇帝与主考官的重视与赏识。当然，这样做有时又难免造成是非之争，甚至给自己带来政治危险。元和三年的这场考试，就引起了事端。

当时参加考试的举子中，李宗闵、牛僧儒二人在策文中对朝廷的平藩战争表达了不同看法，皇甫湜则对宦官专权大加挞伐。担任这次考试主考官的是杨于陵、韦贯之二人。考试揭晓后，牛僧儒、李宗闵二人被“擢为上第”。担任考试“首座”的宰相李吉甫，是有名的主战派，对此当然不能容忍。他在宪宗面前力陈己见，认为牛、李二人出言无理，含有恶意，杨、韦二主考官也有责任。

当时的唐宪宗也是主战派，自然支持李吉甫，于是，下诏贬杨于陵为岭南节度使，韦贯之为果州节度使。牛僧儒、李宗闵二人，自然未予重用。而这个宰相李吉甫，正是后来“李党”首领李德裕的父亲。这样，“牛李党争”的祸根，已经在这次科考中种下了。

到了穆宗长庆元年（821年）时，李宗闵、牛僧儒和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都已经入朝为官。其中李宗闵任中书舍人。就在这年三月，每年例行的“常科”考试开始。当时的主考官，是礼部侍郎钱徽，右补阙（谏官）杨汝士。考试前，翰林学士李绅和西川节度使段文昌，都曾给主考官钱徽写过条子，请他照顾自己的亲属。

但是，发榜以后，李绅和段文昌发现自己推荐的人，都榜上无名。而榜上有名者，大都是公卿子弟，其中还有主考官之一的杨汝士的弟弟，有中书舍人李宗闵的女婿，有前宰相裴度之子。段文昌大怒，向穆宗上诉，揭发钱徽等人徇私舞弊，所录取的进士都是没有才艺的公卿子弟。

唐穆宗征求翰林学士李德裕、李绅的意见，二人支持段文昌。穆宗让白居易等人主持，进行复试。复试的结果，上次考试中举者大都落第未中。穆宗自然不能不做处理。于是，中书舍人李宗闵被贬为剑州刺史，钱徽贬为江州刺史。从此以后，李德裕、李宗闵二人各分朋党，拉开了互相争斗的序幕。

围绕当时朝政中的许多问题，两派各执己见，互相攻讦。尤其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更是你左我右，存在严重的政治分歧。由两次科举考试问题引发的这场朋党之争，一发而不可收。在很长时间内，围绕当时朝政中的许多问题，两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尤其是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往往是你左我右，存在着严重的政治分歧。

唐朝后期，中央王朝与藩镇势力之间，进行过反复的较量。在如何对待藩镇的问题上，牛、李双方有过多次的争执与分歧。大致而言，以牛僧儒为代表的“牛党”派人士，大都主张以慎重的态度对付藩镇割据，宁愿息事宁人，也不同意轻起战端。而以李吉甫、李德裕为代表的另一派人士，则主张坚决讨伐，削平藩镇，重振中央的权威。

比如，唐宪宗元和初年，剑南西川节度使刘辟叛乱，镇海节度使李锜违抗朝命，李吉甫力主以强硬态度和武力征讨平叛。在对待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的态度上，李吉甫也主张因时而取之，虽然未及正式开战，李吉甫就已病死，但他主战的态度是朝野皆知的。

到武宗时期，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执政时期，也采取了强硬态度，坚决打击割据势力刘稹，并收复5州30县。与之相反，“牛党”派人士则认为李吉甫是“炽于武功”，不考虑当时的实际情况，不顾恤百姓的负担与生存。

元和十二年（817年），“李党”的宰相裴度全力组织讨伐淮西叛乱时，“牛党”的李逢吉、令狐楚等，或暗中阻遏，或公开反对。文宗太和五年（831年），幽州杨志诚驱逐主帅李载义，皇帝问计于宰相牛僧儒，牛回答说：“范阳从安史以来，就不属朝廷所有，穆宗时平定刘总，朝廷耗费八十多万缗，结果没有得到尺帛斗粟的好处。现在杨志诚夺了李载义的权，和当年的情况相似，朝廷不必干涉，承认他为合法，还可利用他抵抗契丹。何必劳师动众去讨伐呢？”

对于当时的边防安全问题，两派也有着严重的分歧。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维州事件”。维州地处与吐蕃接壤之处，隋朝时被羌族占领。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白狗羌首领内附于唐，因为其地域中有姜维城，遂命名为“维州”。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被吐蕃攻陷。

德宗时，韦皋屡次出兵攻伐，都未成功。唐文宗大和五年（831年）九月，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请降，并率领部众到达成都。李德裕派遣虞藏俭为维州刺史，率兵占据维州城，并向文宗汇报说：“准备遣散羌人3000名，烧掉13桥，捣西戎的腹心，可以一洗先前的耻辱。”

文宗命尚书省召集百官商议，大多数人都同意李德裕的意见。牛僧儒却说：“吐蕃面积广大，周边有万里，丢失一个小小的维州，实力不会受什么损失。近来我们与吐蕃正在修好，约定双方罢兵，作为堂堂大邦，要以守信用为上。如果人家来责问为何失言，并起大兵前来，不过3天就可以打到咸阳桥。到那时，西南数千里不存，就算得100个维州，又有何用？不守信用，只能有害而无利。这是连草莽匹夫都不可做的事情，何况天子！”

文宗听了，觉得有道理，下诏命李德裕把维州城归还吐蕃，并将来降的悉怛谋及其部众也归还吐蕃。吐蕃将他们全部诛杀于边境，极为残酷。李德裕因此对牛僧儒恨之入骨。

在有关政治改革的问题上，“李党”比较重视，并采取了一些措施，而“牛党”一般主张稳妥为上，尽量维持现状，有时还要搞“复辟”。如元和年间，李吉甫认为从秦以来设官最多的莫过于本朝。因此他建议省并州县，裁汰冗员。宪宗采纳了李吉甫的意见，于元和六年（811年），精简京官1769名，外官808名。武宗会昌年间，李德裕执政时，又精简冗官1000余名。但“牛党”人士对此不以为然，唯恐政局混乱，带来不利影响。因此持反对意见。唐宣宗大中年间，“牛党”成员白敏中执政，立即把会昌年间所减州县官，复增383名。

“牛党”中的首领人物，大都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因此，比较重视科举制的贯彻实施，对科班出身的人当然也高看一眼。“李党”的首领人物，如李德裕，不是进士出身，而是靠祖荫入仕的。因此对科举制不那么重视，对科举考试中的弊端也尤为不满。

一次宴会上，李、牛二人都在座，牛僧儒因轻视公卿子弟，就对李德裕开玩笑说：“绮纨之子，怎么也坐在这里？”李德裕后来对武宗说：“我没有名第，自然不应该指责进士。但我的祖先在天宝年间因为仕途无路，勉强应试，竟然一举中第，从此厌恶进士科考试中有浮华不实的地方，家中不准再放《文选》（当时进士科考必读之书）。我认为，朝廷显官，还是应以公卿子弟担任为好。”

因此李德裕早年不应举，后来又主张对进士科考试进行改革。他第一次入相的大和七年（833年），就对进士科进行了几项改革，如停试诗赋，罢宰相阅榜等。但不久李德裕被李训、郑注借助李宗闵的力量挤出朝廷，李宗闵执政后，自然不会贯彻李德裕的主张。

后来，李德裕再度入相，又是雷厉风行地对进士科考试进行改革。其主要内容有两项：

其一，及第进士不得呼主司为“座主”，及第后只能一次性谒见主司，此后不得聚集参谒，更不能于主司宅第置宴。这击中了科举制中“座主”与“门生”过于亲密的要害之处。

其二，禁止“曲江大会”。所谓曲江大会，是指进士及第者在考试结束后，集体到当时的曲江池游宴，公卿大族都来参观，有的还专门来挑选东床快婿，有时皇帝也亲临曲江之畔的紫云楼，垂帘观赏，进士辈交结朋比的习气，也得以盛而不衰。李德裕罢“曲江大会”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限制同窗朋比。而“牛党”则普遍认为这是李德裕因自身非进士出身，有意打击进士及第者，故加以反对。

在对待佛教的态度上，双方也不一致。唐朝后期，佛教势力的膨胀十分惊人，在某些方面已危及统治。武宗会昌年间，在李德裕的主持下，开展了限制佛教的斗争。从会昌二年（842年）到会昌五年（845年），朝廷接连颁发诏敕，从多方面限制佛教势力的发展，到后来，甚至采取武力毁佛，强令全国僧尼分批还俗，拆毁佛寺，没收寺院财产。

据当时公布的统计材料，全国共拆寺4600余所；还俗僧尼26万人，收编为国家税户；拆招提兰若（寺院的别称）4万余所，收回良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国家税户15万人。武宗即位时，全国共有211.5万户，到会昌末年，增加到495.5万户，在短短的5年时间内增加一倍还多。而这新增的280万户，很大一部分就是从寺院还俗的。

对在武宗支持下由李德裕具体组织实施的这场毁佛运动，“牛党”人士并不赞成，认为有损国家形象。大中元年（847年），“牛党”人士执政，又逐一废除对佛教的禁令，恢复僧尼原来所享受的各项优惠待遇，佛教又重新兴盛起来。

不仅是在重大问题上，在一些次要的问题上，双方人士也要蓄意争斗一番。例如，开成二年（837年）五月，朝廷任命李德裕出任淮南节度使，以接替在那里任职的牛僧儒。按规定，节度使更替，新任者一般要清点前任的账目，核对实物，奏报朝廷，作为当时接收和今后贡赋的依据。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即为了防止上任之后突发天灾人祸而使经费紧张，新官一般都要把前任的账册数目拦腰杀半，留有余地。假如前任交接的账册上注明尚有钱帛合计100万贯匹，则继任者上报朝廷时，只讲实有50万，其余数目，以“数目与库藏不符”“交接时差中的支用”等为由表示并未收到。

当李德裕代牛僧儒出任淮南节度使的任命下达后，牛僧儒不愿与他正面接触，将事务交副使张鹭后，先行卸职赴京了。李德裕到了淮南，也就因循陋习，奏报朝廷说：账册上扬州府藏80万贯匹，但只领到40万，其余已为原副使张鹭用掉了。

这时改任东都留守的牛僧儒立即上疏为自己辩白，同党中的其他人也弹劾李德裕妄奏。朝廷只得下诏重新核验，检点之后的数目正好是80万，一文不少，这自然使李德裕很狼狈，讨了个没趣，不得不上表检讨，请求处分。

随着两派歧见加深，阵线分明，每当一方执掌朝政时，必然设法贬逐另一方。于是在近半个世纪的朝堂上，牛、李党派此起彼伏，正所谓“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

如果仅仅是政见不合，倒不值得有什么奇怪，问题是在政见不合的背后，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个人恩怨，根深蒂固的宗派观念以及“门生”“故吏”间的成见。虽然至今不能明断谁是君子，谁是小人，但双方犹如冰炭不相容，却是活生生的事实。

有一则故事，可以说明这种基于利益关系的门派之分。元和时期，崔祐甫的侄子崔群在中书舍人任上曾做过一年知贡举（主持科考的长官），后来罢职，退隐林下。他的妻子有一天劝他：“为了咱们的子女后代，是不是该置点庄田？”崔群笑着回答：“我有30座美庄良田，遍布天下，夫人还有什么忧虑的！”他的妻子一脸茫然：“我怎么从来没听说你有这些产业？”崔群得意地说：“我前年任知贡举，放榜30人，他们不都是良田吗？”

以“良田”来比喻“门生”，真是一语中的，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其中的利益关系。李宗闵、牛僧儒等“牛党”人物，大都是“座主”与“门生”关系，利益攸关，当然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了。如“牛党”骨干人物李逢吉的幕宾中，就有所谓“八关十六子”，据说大都是门生故吏。

至于“李党”中的李德裕，虽然没有那么多“门生”，但既然是世宦之家，“故吏”肯定是有的。故当时朝中有谚曰：“门生故吏，非牛则李。”连李德裕自己也承认，当时朝廷中，至少有1/3的人，卷入了朋党之中。既然是非牛则李，既然是有“良田”利益，在政见不合之争中，免不了要互相倾轧，不能相容了。

长庆元年（821年）科举考试舞弊案发后，李德裕的“李党”得胜，“牛党”的李宗闵就不能再留在朝堂，被贬为剑州刺史，这可以算是第一次倾轧，“李浮牛沉”了。

长庆三年（823年），“牛党”骨干李逢吉执政。按当时的条件，牛僧儒和李德裕均有入相的可能。但李逢吉提议牛僧儒为相，把李德裕驱出京师，任浙西观察使，而且一去8年，未做调动。这使得李德裕怀恨终生。这次可算是“牛浮李沉”了。

武宗时期，李德裕终于入朝执政了。当时牛僧儒任山南东道节度使。李德裕当然要报一箭之仇。会昌元年（841年）八月，襄州发生水灾，李德裕将罪责推到牛僧儒身上，撤销了他的职务，调他当了个太子太师的虚职。

与此同时，又设法把另一“牛党”首领李宗闵调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隔了一年，又贬李宗闵为湖州刺史，让他连东都也待不成。事已至此，李德裕仍不肯罢休。会昌四年（844年）十月，李德裕讨伐叛乱分子昭义镇刘稹取得胜利，他借机揭发牛僧儒、李宗闵与昭义镇叛乱分子有勾结。唐武宗大怒，立即贬牛僧儒为太子少傅，贬李宗闵为漳州刺史。

过了几天，再贬牛僧儒为汀州长史（刺史的副手），流放李宗闵到封州。不到60天，“牛党”两位首领被连贬3次，这在唐朝历史上是少见的。李德裕简直没有给“牛党”喘息的机会。这可真是“李起牛伏”了。

宣宗大中元年（847年），“牛党”骨干白敏中执政。他指使人罗织李德裕的罪名，第二年正月，就贬李德裕为潮州司马；九月，又把李德裕逐出大陆，贬为崖州司户。两年以后，李德裕死于崖州。“李党”的薛元赏被贬为忠州刺史，薛元龟被贬为崖州司户。“李党”中另一位已死的李绅，也不放过，追削了三任委任状（即官职）。

靠近“李党”的中书舍人崔嘏被贬为端州刺史，“李党”的支持者李回、石雄、郑亚等人，也同时受贬。与此相反，白敏中执政以后，对过去被“李党”贬谪的“牛党”人员，则积极设法营救，或改善待遇，或复其官职。如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将受贬的循州司马牛僧儒开为衡州长史；第二年，又调回东都，任太子少师。撤销对李宗闵的流刑处分，暂调任郴州司马，可惜未到任便死于封州。

大中元年（847年），调被“李党”贬逐的潮州长史为吏部尚书；第二年，调同党李珏为户部尚书。真是泾渭分明，升降不淆。不仅仅是“牛起李伏”，而且是“牛生李死”了。这里所述的，只是两党角逐中几次较大的起伏情况。至于小一些的进退浮沉，则几乎是时有发生，一方只要稍有机会和权力，就要对另一方动些手脚。

因此在宪、穆、敬、文、武、宣等6朝数十年中，犹如走马灯似的来来往往，令人眼花缭乱，难辨所以，难分是非。而每一次起伏，往往是一大批高级官员随着一个集团的首领上台，同时又有一大批高级官员随着另一集团的首领下台，反之亦然。

封建时代的朋党之争，并非唐朝仅有。但像“牛李党争”如此持久、激烈，却不多见。这与当时皇权的消长直接有关，与宦官的专权和利用交织在一起，从而在权力的角逐游戏中，加速了唐王朝衰亡的步伐。

对于发生在唐朝后期的这场“牛李党争”，有许多内幕我们现在还说不清楚。就其性质而言，人们通常把它定性为朝官之间的朋党之争。如果说是朋党之争，那么在封建时代，其实早已有之，汉代的党锢之祸，就很有名。人们关心的是，形成“牛李党争”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它为什么会如此激烈和如此长久?

由于引发“牛李党争”的是两次科举考试事件，因此多少年来，人们着重于从两党的出身、身份方面去寻找形成党争的原因。一般的解释是：“牛党”之人多出身科举进士之科，代表中小地主利益；“李党”之人多出身于仕宦之家，代表士族地主的利益。双方斗争的焦点是对科举制尤其是进士科的态度问题；分歧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出身于不同的阶层。

但近代的中外学者经过详细的考证分析，得出的结论却并非如此。日本的现代学者砺波护，在考察了“牛李党争”的细节和大旨后，列出了一个约63名有朋党活动的人员名单，其中“牛党”41人，“李党”22人，但有几个人很难精确地判定是“牛党”还是“李党”。

他的研究表明，在“牛党”的41人中，郡望出身者20人，占49％，其中进士和制科双及第者7人，仅中进士举者12人，荫庇除官者1人；非郡望出身者5人，其中进士和制科双及第者2人，仅中进士举者2人，胥吏1人；出身不详者16人，其中进士和制科双及第者3人，仅中进士举者7人，入仕方式不详者6人。

分析表明，两党人员在科甲人数和宫室后裔人数上是旗鼓相当的，很难说哪一方是拥护科举，代表庶族利益，哪一方反对科举，代表士族利益的。尤其是在唐代有关文献不足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断定某个人的背景，即说不清他的籍贯、直系家庭的财产状况，他在家族内部的地位以及婚姻关系等。

不能说中举的士子一定出身寒素，利用荫庇的人一定是来自名门大族。只可以说，朋党斗争，主要还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

实际上，唐朝后期旷日持久的“牛李党争”，与当时最高统治者－皇帝，有着直接的关系。客观地讲，臣下结党营私，一直是历朝皇帝最为忌讳的，并都有最严厉的制裁措施。但是，如果是互相对立的结党呢？那就不一定了。因为这既带来混乱、掣肘，使皇帝头疼，又能使皇帝获得好处。

就拿朋党始起的宪宗时期来说，不管朝中有几派，谁符合他的想法，他就扶植谁。元和后期，对淮蔡之战能否取胜，是宪宗对藩镇强硬政策成败的关键。这时，裴度、李逢吉两人的争辩也达到高潮。宪宗赞成平定藩镇，扫平淮蔡，就可以倚仗裴度，于是在把裴度派到前线的同时，顺从裴度的请求，罢免了反战的李逢吉、令狐楚。

但到了淮蔡平定、河北三镇也相继归顺后，宪宗起用皇甫镈遭到裴度的坚决反对，这时宪宗的心思已转移到收集钱财方面了，裴度的固执己见已成了最大的障碍，所以宪宗便斥责裴度“党见太深”，并召回了令狐楚，还下令磨去了韩愈写的《平淮西碑》，以安慰由于裴度受重用而心怀不满的一些人。这是在平衡朋党之中，为己所用。

在位时间很短、年纪尚轻的敬宗，做得也不差。宝历元年（825年），李逢吉为相，敬宗不满他的无所作为，想召回裴度为相。但没有马上任免，而是悄悄派人告诉远在山南东道的裴度：“皇上已定下召你回朝的时间，你可凭此行事。”

裴度自然心领神会，立即主动上表请求入朝。这使得李逢吉大为惊慌，情急之下，竟使出了肮脏手法，编造民间流传的谶语诬陷裴度，结果导致了自己的失败。敬宗不动声色就颠倒了乾坤。文宗呢，在这上面费功更多。他当政时期最大的问题是宦官专权过甚，危及自身统治。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先是放弃相互之间有成见的朝廷两党，而依靠宋申锡。宋申锡失败后，又把希望寄托在李宗闵和牛僧儒身上，但结果使他失望。于是，转而启用李德裕，并且帮助他大刀阔斧地清除李宗闵与牛僧儒党徒。这样每两三年一轮更替，不论主观意图如何，客观上无疑加深了两党之间的派系分野和矛盾。

除了皇帝以外，还有宦官。唐朝后期的宦官，权势越来越大，而且内部也有派系。朝官与宦官，本是水火不容，故当时有“南衙”（朝官所在地）“北司”（宦官所在地）对峙之说。但由于宦官所处的有利地位，朝官们不得不与之结交。

当时牛李两党中的朝官，对宦官的态度大体可以分为3种。一种是与宦官中某些人关系较为密切。如李宗闵在文宗朝因宦官之助而入居相位，引拔同年牛僧儒并列显秩，排挤政敌李德裕出朝。

第二种是虽然不与宦官同流合污，但也不敢直撄其锋，公然抗争。牛僧儒就属于这一类型。敬宗时，宦官王守澄专权用事，牛僧儒不敢多言，只是求外出为官，避祸自安。宋申锡谋除宦官事泄被贬，牛僧儒又偷偷地在文宗面前辩白，表露出不苟同于权阉的政治立场。

第三种则是对宦官进行程度不同的斗争。如令狐楚、李固等人就属此类。而宦官呢，也充分利用朝官之间的矛盾斗争，来扩展和巩固自己的权势地位。很清楚，牛李党争激烈多变之时，朝官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内部政敌间的角逐，无暇旁顾宦官的专权。大宦官王守澄历久不衰，与此有很大关系。

有人因此把外朝（朝官）与内廷（宦官）之间的关系，形容为反衬关系：外朝愈见其动，内廷愈显其静；外朝转静，内廷则可能要动。

而近半个世纪的外朝变动，自然给内廷宦官的不动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时期与机遇。为了给自身的发展赢得时间，创造机遇，宦官们自然晓得如何使朝官们斗争不休。这不能不说是“牛李党争”旷日持久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年唐文宗在面对牛李两派闹得不可开交之时，曾十分感叹地说：“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实难！”这可以说是他一时的由衷之言。

问题是，他和他前后的皇帝一样，在有此感叹的同时，又希望在包括朋党纷争的各种力量的矛盾之中，巩固自己的皇权。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力量消耗在朋党之争中，生命操纵在宦官之手中，国土分裂于藩镇割据之中，最后，王朝灭亡于这些矛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