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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嫂子们 作者：刘升翔 父亲是独子，我也是独子。我没有亲兄弟，但有四个叔伯兄弟。 爷爷兄弟俩人。爷爷的哥，是我的大爷爷。大爷爷的儿子又有了四个儿子，他们是我的叔伯哥。 我的四个叔伯哥，虽一母所生，但无论性格脾气还是身材高矮胖瘦，都有很大差距。大哥、四哥个头较矮，一胖一瘦。二哥三哥都是中等偏高个头，二哥微胖，憨厚。三哥人精神，心灵手巧，是四兄弟中的“拔尖人物”。 再说四个嫂子，大嫂，人高，小脚。缠脚，是旧中国的“国粹”，祸害妇女上千年。很不幸，大嫂赶上了最后一波。好在年龄尚小，又遇到民国的“新生活运动’，缠好的小脚，“松绑”放开。但大嫂走路，仍是背微驼，颤巍巍，让人想到旧社会的万恶。大嫂嫁给大哥，已过二十大多，已入“老大闺女”之列，实属晚婚晚育。 二嫂，出身卑微，矮胖。很小被卖给别人家，屈辱中苟活。幸亏解放了，二嫂跳出火坑，嫁给了二哥。二哥是木器厂的工人，口吃、寡语。一人工资，五人家计，生活拮据。为补贴家用，夏天，二嫂到工人文化宫大门对面的路边，设了一个卖水的小摊位。一张小桌，几个交叉（即马扎，类似小板凳的坐具，用藤条或布条相串，可折叠），一把暖壶，数个茶杯，生意就开张了。白开水，一杯一分钱；绿豆汤，一碗二分钱。一天下来，有三五毛钱的进项，很少说话的二嫂，会很知足。 三嫂身材苗条，白净。父亲是卖炸货的小贩，绿豆丸子最有名气。三哥三嫂是街坊邻居，从小就相识，两人到了情窦初开的年纪，彼此相慕自由恋爱并结为伴侣。结婚后，一气生了五个孩子，四子一女。三哥与我父亲，一度都是黑山煤矿的职工，两人辈分是叔侄，感情如兄弟。我与三哥三嫂的二儿子刘平同岁，小学初中都是同窗，同学加玩伴，常年厮混在一起。记得小学二年级的某天中午，我与刘平放学，三嫂正在摊煎饼。三嫂扯起冒热气的煎饼，撒上白糖，卷成桶状，我们俩一人一个，吃的那个香! 四嫂年轻、漂亮，能说会道。五十年代末，毕业于淄博一中。她父亲历史上有“污点”，戴帽监督劳动。四嫂考上高中，但政审无法过关，待业数年工作无着落，无奈只能屈居嫁人。经人介绍，与四哥成婚。四哥黑瘦，个矮 ，文化程度小学四年级，职业是菜农，捡粪挑尿种蔬菜。平时少言寡语，只知低头干活。那时我年龄虽小，却爱琢磨事儿，感觉四嫂与四哥，不是一路人，脑袋里就蹦出一句话 : 鲜花插到牛粪上。两人经常吵架，甚至动手。有一次，四嫂一怒之下，回了娘家。冷战数天，最后还是在母亲等人的劝说下，四哥登门赔罪，誓改前非，两人风波方得平息。 六十年代，博山小城古风依旧。早晨与傍晚，我常常与小伙伴们登上博山公园，站在山顶的凉亭上俯瞰博山全貌。河对岸东南方向数百米，可以看到孙家相府的阁楼，阁楼北面就是我们刘家大院。仔细看，隐约可见大榆树，绿树掩映中的黑瓦屋脊，还有夕阳余晖里的缕缕炊烟。我的哥哥嫂嫂们，我们老刘家的一支血脉，就在那里，在那个如不仔细辨认连自己都看不清的大院里，生活，成长，繁衍，上演自己家族的悲喜故事。 大嫂是居民小组的小组长，大嫂把这个职位看的很重，兢兢业业，事必躬亲，与人产生摩擦便在所难免。尤其是妯娌四个，大家本来平起平坐，无啥矛盾。大嫂当上了组长，自感腰杆好像硬了起来，说话有时拿腔拿调，便引来了妯娌们的不满。尤其是三嫂，心直口快，当着众人的面讥讽大嫂“拿着鸡毛当令箭”，一脸的不屑。 四个嫂子开始也倒相安无事，后来爆发大战，缘起于分家。 大爷放浪形骸，将家产败光。解放时因祸得福，家庭成分划为贫民。到分家时，大爷的四个儿子，共有五间住房。大哥一家六口住两小间，前后院过道的位置，阴暗，很少见阳光。二哥一家五口住前院南屋两间，有台阶，南北窗户，通透，敞亮。这两间主卧，听说是很板正的大娘在世时，自己的卧室兼客房。三哥住大院门口的北屋一间，七八平米，有大小七口人，实在挤不开了，三哥自筹砖瓦石料水泥沙子，在进大门与影壁墙的空地上，依托原有的两面院墙，盖上了一座简陋的拐角矮房，面积勉强可放一张床，一小桌。小屋虽小，也占了进出大门的公共空地，宽敞的道路空间，变为仅供一人进出的逼仄小道。想想，三哥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总不能让孩子天天排鲫鱼睡地板吧。 最简陋的住所为四哥所居，在后院的东南角，东屋的南间，与南屋的东山墙之间有一条过道，通向一个东南的小院。小院东西宽不到两米，南北长两米多一点。充其量有一个卫生间的面积。一间低矮的草房，就龟缩在这旮旯里。 这间草房在解放前后曾是我家的厨房，也放些杂物。草房对面有七八级石阶，通向我家冬季取暖的地炉。大雪纷飞的严冬，我曾冒着飞雪，下到屋后的地炕，添煤加柴，烧火取暖。这间草屋，还是我姐姐出生的产房。1952年春天的一个上午，母亲在此，独自一人，生下了我的姐姐。 六十年代初，四哥娶四嫂，为婚房愁肠百结。母亲急人所急，将这间草房拾掇打扫干净，换上前后玻璃窗户，扎上顶棚，粉刷一新，给四哥做了新房。 按说兄弟分家，这草房是不该作为哥嫂们的财产列入分家清单的。但我母亲却说，房子老四住着，就是你们的，你们尽管分就是了。其实，哥嫂都心知肚明，不过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罢了。见我母亲大度谦让，大家也都哼哼哈哈，将别人的房产当做了自个儿的瓜分。好在有个理由，勉强自圆其说 : 肥水不流外人田。母亲家中议论这事时说，这房子争不得，若是有人倒打一耙，说咱家反攻倒算，说不定会大祸临头。人心难测，不得不防。 分家进入程序，斗争很激烈，过程挺复杂。四个哥哥，四位嫂子，在分家这个事件中，各自以家庭为单位，组成紧密利益共同体。二哥占据最大的房子，谁都眼馋。大哥次之，虽说不是正室，但是有两间，也能凑付。三哥人口最多，房子却只有一间。四哥呢，一间草房，产权还是别人的。所以，三哥四哥急于改变现状，要打破平衡重新分配。大哥二哥则趋于保守，要保护既得利益，竭力维持现状。 我家成为分家谈判的“板门店”（朝鲜停战谈判地点）。晚饭后，四个哥哥四个嫂子聚拢而来，提出方案展开讨论。那时，社会正流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人们像打了鸡血，不管是在饭桌上，还是在闲聊中，若观点相异话语不合，就会挽起袖子摆开擂台进行辩论。分家分房事关根本利益，哥嫂更顾不得兄弟情义妯娌关系了。四个哥，虽说也争得声高脸红，到底守住了底线，没有动武。嫂子们，说是歇斯底里，有点过分，哭天抢地，对阵叫骂，却是屡次三番的上演。妯娌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合纵连横，阴谋阳谋，使出了浑身招数。焦点人物是大嫂、三嫂，大嫂一心保住既有成果，三嫂铁了心要改变现有的状况。两人互不妥协，僵持不下。三嫂曾威胁要以蛮力解决，只是在母亲等人的劝解下，没有使对骂升级为蛮斗，大嫂则以嚎啕大哭争取同情。二嫂采取乌龟政策，甭管你们怎么折腾，我就是不出声、不反驳、不争辩，我的房子，谁也别想打它的主意。四嫂虽然极力主张自己的权益，但因人口少，资历浅，利益空间小，缺乏奋不顾身的劲头。 最终的结局，是维持了现状。如同两军对峙，历经数个回合较量，终点又回到原点。又过了三五年，三哥四哥的住房条件得到改善。原先前院两间北屋、一间南屋，由两户外姓人家居住，后来经三哥四哥不断申诉，得到了房管部门的回应。外姓人家迁出，两间北屋归了三哥，一间南屋分配给了四哥。四哥住的草房，后来落实政策，连同街中的一座三层小楼，产权重归了我家。 多年以后，一个疑问忽然蹦出来 : 六七十年代，城市所有的房产，名义上都已归公，哥哥嫂嫂们分家时掀起了那么大的风波，当时他们有没有搞明白 : 公家的房子，能否自己重新分配？ 贫穷限制了我们遥望远方的视野，时代造化将传统文化彻底摧毁。为了一间陋室，兄弟反目，妯娌成仇。回忆往事，透视人性的扭曲，让人心寒。 遥想当年，我亦是少年。嫂嫂们看在母亲父亲的面子上，对我亦高看一眼，给我一个 “小叔” 的礼遇，这让自己产生了错觉，把自己当做了大人。有事无事，总想往大人堆里凑。不但愿意听他们闲聊，还愿意掺和事儿。 那些幼稚荒唐的事儿，现在想来让人哭笑不得。 四嫂是嫂子里唯一的文化人，住房又与我家一墙之隔，我与四嫂接触最多。夏天夜晚乘凉时，聊斋鬼怪的故事大多是四嫂讲的。那时大院里看小说的圈子，就是父亲、五姨，四嫂。姐姐和东屋的霍姐，负责从学校图书馆借书，自己看的不多。四嫂在家无事，看书最多。我上小学的时候放学早，经常到四嫂屋里蹭书看，儿时的读书兴趣，与四嫂的影响分不开。 四嫂除了执叔嫂之礼，对我也是高看一眼。夸我聪明好学，将来必定有出息。按说，我与四嫂，应该有共同的话题，感情最深吧？事实恰好相反，我对四嫂却极有成见。想来这种成见，是我的正统观念作祟。我将四哥视为兄长，将四嫂视作“外人”，四嫂对四哥的不敬，我视为不守“妇道”，是大逆。对四嫂年纪轻轻不去工作，视为好吃懒做，不尽责任。由成见偏见，发展为仇视，最终引发冲突。 六十年代中期，《小兵张嘎》上映，嘎子堵胖墩家的烟筒，将正在生火的胖墩和老爸，从屋里熏到屋外，大咳不止。这组镜头成为电影的经典片段，我非常欣赏嘎子爱憎分明的精神，更佩服他敢做敢当的作为。灵机一动，将嘎子对付胖墩的办法，拿来送给了四嫂。 四嫂住的草房后墙与张家相府院墙之间，有一条仅容一人通过的窄过道，过道经年失修，积土很多。地面距离屋檐，仅有不到两米的高度。观看《小兵张嘎》不久，一个冬日的下午，趁四嫂四哥外出，我独自一人攀上四嫂的屋面，将一堆乱草塞进飘着炊烟的烟囱，然后跳回地面，等待好戏上演。 想象一下，四嫂四哥的愤怒吧。寒冬腊月，本来正常的火炉，突然就发了神经，炉火微弱，烟气呛人。开窗敞门散烟气，然后灭火拆烟囱查原因。一番折腾后发现罪魁祸首竟然是一把茅草! 很明显，这是人祸，而非天灾。聪明的四嫂，几秒钟就锁定了作案人：大人不会干这种弱智的勾当，孩子里，也只有我这个孬种，既有动机，也有胆量。 夜幕降临后，母亲拖着疲惫的身体从服装厂回到了自己的家。我想母亲看到的场景，一定让她震惊、尴尬。四嫂与四哥站在我家门口，向我问罪，怒吼。而我呢，抄起捅火棍，堵在门口，嘴上拒不承认自己的劣行，还摆出一副要拼命的架势。母亲夺下我手中的利器，好言劝慰四嫂四哥，连声道歉，平息了四嫂四哥的怒火。关起屋门， 母亲对我没有训斥也没有动手，搂着我说，好孩子不能干这种龌龊事，对哥哥嫂子要尊敬，不能任性。最后嘱咐我，大人的事情，你还不懂，不要瞎掺和。母亲的态度，让我觉得做人要有涵养，要包容大度，这对我的成长，至关重要。 后来，我高中毕业，下乡、就业，八十年代末，卖掉刘家大院的祖宅，将父母接到张店。不久，博山老城区改造，刘家大院与小刘家胡同、孙家相府以及千年大街皆灰飞烟灭，代之以高楼大厦。我的哥哥嫂子，以及他们的子孙后代，亦各奔东西，消失在人海。作者简介：刘升翔，1957年生于博山，曾就职于国企和民企。偶写书法，兼爱摄影，闲时写点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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