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新军领军人物王占元做官发财致富的秘诀

王占元，袁世凯北洋新军领军人物，累升为湖北督军，统治残暴，以贪鄙闻名。袁世凯死后加入直系军阀，1921年下野，寓居天津，后病亡于此。

王占元的发家史

王占元，字子春，行二，山东馆陶县人。王占元少年时，在乡无所事事，邻人诬其偷鸡，他胞兄极为羞怒，磨刀欲杀之。王嫂见情势不佳，即为其准备行李、盘费，叫他赶紧逃离家乡去投军。由此，王占元卷起铺盖卷儿，离乡背井，后辗转投靠刘铭传部当兵。

王占元入伍后，与刘广有、魏常胜等人都因身材高大，相貌魁梧，在军中掌纛旗。一日，王占元与刘广有抬水，因故争吵起来，刘广有用扁担将王占元打伤，王占元左手无名指竟从此终身蜷缩。但王占元不念旧恶，将刘广有视为好友，并一直照顾他。

李鸿章督直时，王占元被选入天津武备学堂，与曹锟同学。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王占元初任右翼步队第三营工程营队官。后北洋六镇(名叫常备军，也叫新练军)先后编成，王占元为右翼步队第七营营长。第二镇(即新练军的直隶陆军)驻直隶永平府一带，王占元先为第二镇第三协统领，后为第二镇第五任统制。他当统制时，部队即调驻保定一带。辛亥革命时，清军前线第一军总统冯国璋率王占元部开达汉口，进攻汉阳。王占元在此战役中，奋勇当先，抢渡襄河，夺取汉阳，炮击武昌。王占元自此入鄂，官运亨通，由师长升为帮办，再督军、省长，继而两湖巡阅使。

黎元洪继袁世凯任总统时，恢复国会，适湖北籍议员缺额，应由湖北省议会议员中选出一人递补。当时王占元继范守佑之后兼任省长，依法省长为当然选举监督。当时湖北省议会正、副议长为屈佩兰、胡鄂公、刘辑等，竞选的议员以廖宗北、陈时、刘亮等三人为最，此三人各具有相当的后盾和资力，明争暗斗，旗鼓相当，以致天天开会，终因不足法定人数而流会，如是相持不下者约达一月之久。王占元虽系行伍出身的武人，但每日按时到会，终会出场，毫不违法。但见其每次长时间地坐在监督席上，内心着急，形态疲惫，除偶作低微的唉声外，并无丝毫暴躁的语言或动作。后由省府秘书长金世和在汉口大摆花酒，从事疏通，终使陈、刘让步，选出廖宗北递补国会议员了。

1917年7月，张勋在北京搞复辟。王占元召见部分重要官员说：“你们看看这八道上谕。张勋任第一位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各省的督军改为总督、巡抚或都统，给咱一个湖北巡抚，抬张作霖一个奉天巡抚，我看张作霖一定是不满意的。给徐世昌一个弼德院院长，这都不对的。”王占元说：“张勋在徐州开会，逼得大家真难过，他把痰筒摔在地板上，砸了个大窟窿，势很凶恶，大家都唯唯诺诺而退。”王占元表示：“咱们是不干复辟的，你们研究研究，赶快出个布告吧。”于是写成六言韵语的简单布告，文为：“照得张勋复辟，事先并未与闻。本督拥护共和，责在保境安民。台票照常通用，职业各自安心。严惩造谣滋事，国法切望懔遵。”

当时北京政府命令是出不得都门的，故凡中央所简派的地方官吏，横遭当地军阀予以挡驾。但王占元则另有一套应付办法，看中央所简放官吏的职权如何，而应付以不同的手段。例如，中央所放的湖北实业厅厅长魏宗濂，王占元就接受了，因为当时鄂省的实业职权都由省府实业科掌握，所设的实业厅仅属承转机关，形若骈指，毫无实权。所以王对于这样的实业厅长，则准予到任，但厅长以下各职员必须由省府实业科委派。又如，中央所放的湖北教育厅厅长路孝植，当时鄂省的教育实权也操在省府教育科，故王占元也准予路孝植到任。

这两件事都落得保全中央的体面，美其名曰拥护中央。至于湖北财政厅长出缺，王就丝毫不放松地先后以他的督署参谋长何佩路、军需课长魏联芳把持互任。又如湖北沙市关监督一席，中央简放杨毓瓒，杨到鄂谒王，并投徐世昌亲笔切托函，终以经济关系较重，王占元坚持不准杨毓瓒到任。

1920年6月，湘督张敬尧为南军所败，退出长沙，其弟张敬汤率部归附王占元(时王把被任为两湖巡阅使)。张部在湖北境内仍然横行霸道，王占元请示段祺瑞，得到同意后将张敬汤逮捕枪决。王占元在直皖两系激烈倾轧中，不敢左右袒护，态度模稜两。直皖战争中，段祺瑞妻弟、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去至武昌，王以吴蓄意不善，将吴拘押，但仍给以优待，最后王卸任时予以释放。由上述各事，可见王占元为官之道。

王占元在北洋系中，与冯国璋比较密切，所以冯为江苏督军和代理总统时期，王占元在湖北的地盘得以稳固，后与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并称长江三督，威势睥睨一时。当西南各省护法倒段时，湘桂联军占领岳阳以后，并未长驱直入进攻武汉，内中固有种种原因，而最重要的是李纯的关系。李纯眼光较远，以湖北为江苏的前卫，以江西为共第二道防护线，因而对王占元、陈光远等竭力支援。当时李虽无苏、赣、鄂巡阅使之名，而实际的力量是足与西南各省相颉顽的。如是，果使广西方面陆荣廷、谭浩明等都与李纯相勾结，常有文电往来，以谋对付皖系段祺瑞、徐树铮等。谭浩明在占领岳阳的当天，即严禁前线各军进入鄂境，并电李纯保证：“北不攻岳，南不攻鄂”。在这种情势之下，王占元虽然首当其冲，可是由于南北军阀各有用心，互相勾结，暂时得以保持已有的地盘。

王因身为督军，后兼省长，尚未兼两湖巡阅使时，其势就须将第二师师长一职让与别人。孙传芳在第二师的旅长中，虽阿芙蓉的嗜好较深，但终算是佼佼者，论理论势，第二师师长之职原应让与孙传芳。而王私心太重，对人称说：“王金镜为人老成持重，为我小站练兵时的旧袍泽，物望素孚，遇事绝不会反侧。”其实，他这话的意思就是说王金镜到什么时候也绝不会夺他的督军。这样，就将第二师师长一职让与王金镜了。哪知王金镜人极平庸，懦弱无能，于1918年湘鄂第一次战争时，弃甲曳兵大败而归。那时孙传芳不但不尽力，后竟与吴佩孚暗自联络起来了。寇英杰当时为团长，王占元信听王金镜的话，把战败的责任全委于寇，意欲杀寇以正军纪。经多人解释讲情，始寝共事。但寇从此向吴佩字靠拢，后来果由吴擢拔为混成旅旅长、师长，以达督理河南军务。

王占元外号“王嘀咕”，批阅文电颇为注意，重要文电都必亲自处理，常与督署秘书孙为福、省署秘书查双绥分别仔细商量，由孙、查拟好批示大意，然后由王亲自誊于公文之上。各厅处的主管人员每日会集王的办公室，向王当面报告公事。遇有特别重要公事，关于督署方面的，则极不惮烦地召集督署参谋长何佩瑢、秘书长王嵩儒，或有关部门的课长等详为研讨，决定后再行批示；关于省署方面者，则召集政务厅长(何佩瑢兼)、秘书长金世和或有关科的愈事等，研讨决定后再作处理。

王占元在鄂数年，毫无政绩可言，只知凭借权威一意搞钱，犹对人自诩说：“我在鄂居官，既不横征暴敛，也不卖官鬻爵，我善于经营生意而得有积蓄。”王占元本人既贪污，共部属贪赃枉法更是无所不用其极。这班人员腰缠累累，于是狂嫖滥赌。督署军需课长魏联芳、湖北全省烟酒事务局长黄祖徽、第二师军需官关建侯、湖北全省硝磺局长陆荣棨等，每赌一场输赢巨万。王曾命人抓赌，但无人敢于动手，他不得已只好亲自出马。结果虽然当场抓获，但王亦莫奈何，只得申斥一番了事。事后王对人说：“对这种事，真是轻不得重不得，既不能撤他们的差，又不能送他们到习艺所罚苦力，真是没有办法！”而这班赌徒不知悛改，反而变本加厉，将赌场迁到汉口大旅馆妓女刘玉堂和张金子等处，吃喝嫖赌更是肆无忌惮。

王占元治鄂时期，省府技正郑廷玺曾向王提议着重办工厂与学校，为人民谋生计，为国家图富强，功绩是永垂不朽的。王竟答说：“你看看中央的各任总统、总理以及各省的首脑，哪个想到对国家的建设啊！况鄂省连年大兵压境，招待支应，昼夜不暇，哪有工夫办实业、教育啊！”

王对军队饷糈一向克扣欠发，以致酿成多次兵变，如1920年9月的武穴兵变，11月的锺祥兵变及宜昌兵变，1921年2月的沙市兵变。王的嫡系部队王金镜的第二师，久驻省会，兵额吃缺甚多，官佐玩忽职守，早已丧失战斗能力。王部前与湘军作战，一败涂地，王占元亲赴前线督师，怒杀几个兵士，也无济于事。1921年4月，曹锟与张作霖在天津会晤，电约王占元去津商谈，内容如何，不得而知。但仅一个多月，湖北省内连续发生兵变，祸害较前更烈，民怨沸腾，驱王之声蜂起。

吴佩孚野心甚大，久已觊觎湖北地盘。南北战争中，吴佩孚率师屡次往来鄂境，为王既除石星川、黎天才等心腹之患，更为王击退湘桂军之进攻，自以为对王出力不小。吴屡因军事上之需要，向王要求支应，而王总是以旧锅、老帐篷等替换给吴，而由魏联芳、魏联珉等代王向中央报领巨款。其他应由鄂省就地供给的军需用品，王对吴部也都不是全力支应，因此吴对王素极不满。这时，鄂人驱王运动甚烈，要求鄂人治鄂。适吴部萧耀南为湖北黄冈人，鄂人向吴表示，欢迎萧耀南督鄂。吴与湘军赵恒惕约定，要湘军迫王离鄂，助萧取得湖北督军地位。这是吴佩孚借刀杀人之计，驱走王占元，使萧代为湖北督军，自己夺取两湖巡按使，而又不致留下恶名。

王占元的垮台及在天津的情况

1921年7月，赵恒惕以援鄂军名义率部进攻湖北，萧耀南也打着援鄂旗号陈师武昌通湘门内外，将重兵集结在东郊的洪山、抱冰堂、卓刀泉、南湖等处，却按兵不动。结果，鄂省羊楼司、赵李桥、茶菴岭、蒲圻、通山、通城等要地，均被湘军占领，直逼武昌城南的鮎鱼套，却停止攻城。王见大势已无可挽回，北京政府受曹、吴唆使，又讽王自动辞去本兼各职，王不得已遂于8月7日电辞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8月9日北京政府免去王占元本兼各职；同日，特任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为湖北省督军，孙传芳为长江上游总司令。8月27日，吴佩孚率直军占领岳阳。9月1日，湘鄂停战。

当湘鄂战争之时，湘军兵临武昌城南，城内满街溃兵游勇，秩序大乱。曹锟虽严电吴佩孚、萧耀南不准以武力逼王出走，但王以曹吴没有明确表示，故当军事吃紧之际，由督署以大小车辆将眷属和家私运入汉口租界以策安全。文武官员见王如此，亦争向汉口租界躲避。

王占元辞职后，于8月中旬来津。王形态疲惫，心殊怏悒。王之副官、卫士、随从等状极狠狈，军服、靴、帽、皮带和手枪、弹带、弹盒等各处乱丢。

1921年农历10月21日，曹锟在保定巡阅使署做六十整寿，大举称觞，头天预祝，当天正庆，第三天酬客。各方文武官员及曹的亲友故旧等，都准备前往为曹祝寿。距曹寿辰日近，王以离鄂不久，对吴(佩孚)、萧(耀南)、曹(锟)等谋夺他的地盘，心犹怀恨，不打算去。郑廷玺婉言向王解劝，说：“在台上作官是短期的，老兄弟们的交情是永久的。

吴、赵(恒惕)、萧等做好圈套夺您的地盘，当湘军兵临武昌城下，萧军在武昌按兵不动静待接收时，曹曾严电他们不得轻举妄动，让您电辞妥当，从容离鄂。这算得是在万不得已当中，很念旧谊的。今曹整寿，大可去去，以示您的宽怀大量。浅见如是，不知对否？”郑廷玺说完这些话，王便笑着说道：“我当然得去，但只正日到一场算了。”届期，王去保定，寓其县署南街私宅。郑廷玺住在保阳大旅馆。曹正寿日，郑廷玺陪王到巡署寿堂，为曹拜寿。高凌霨为总招待，他一见王进寿堂，便向曹喊道：“大帅，王巡阅使来啦。”曹立向王亲切握手，但见王神态终显不甚愉快，彼此略事寒暄，王便辞归私邸了。

1922年春初，长江上游总司令孙传芳回津家小住。王见孙尤历述吴、萧等夺取湖北地盘的前后情形，言下不胜愤慨，意欲争取再起，回鄂复职，转个面子，始为称快。孙传芳当时颇为冲动，拄着烟枪，立即坐起，向王作豪语说：“你老人家不要难过，我一定想办法拥护您回湖北。”王听孙言，如同服了兴奋剂，嗣后在北方经营财富中，时刻不忘政治活动。

王自下台后，时刻念着这样两句春联：“莫谓鱼盐无大隐，须知贷殖有高贤。”所以他回到北方在广辟财源当中，仍周旋、奔走于各派势力之间。他对奉张比较接近。张在奉时，王则奔驰于京奉道上与张周旋。张每到津，王辙不避风雨、不分昼夜地乘坐他那黑色道奇牌津字五二八号汽车，对张趋前恐后地送往迎来。王陪着张打牌或斗“十胡”于南市大兴里天宝班或天津新财阀章瑞廷处。张的习性，凡赌总以独赢为快。

王、章等陪张赌，章甘心输，轮则尤能讨张喜欢，批准章承制军装，即获厚利，所以章对输钱毫不介意。王吝啬成性，以每埸必须干脆报效数万元，内心固极云苦，但为希图再起，惟有哑吧吃黄连，咬牙应付而已。第一次直奉战争，张败退关外，王暂停未与往返。1924年9月，二次直奉战起，王以为曹吴仍能稳操胜券，乘机效力，以凭再起，遂由曹锐提议，得任陆军检阅使。不料冯玉祥回师北京，曹吴失败，段祺瑞、张作霖先后登台为执政和大元帅，段张对王含恨在心，王遂一蹶不振。

1926年国民革命军进攻武汉时，吴佩孚兵困城下要求孙传芳援助，孙传芳声势益形雄壮，王占元趁机向孙提出要求回鄂。当时孙对王说：“你老稍待。回湖北的时期到来，我一定为您报仇，撵走吴佩孚，替您争回面子。”不料孙军溃败，王的复职好梦也就难成了。

王占元在津，先住特二区(今河东区)旧金汤二马路寓所，后移住旧意、奥交界(今河东区)私宅，复移居旧英租界十四号路。这时有王之旧部赵荣华(混成旅长)以王欠他部队饷项未发，向天津地方法院起诉。法院迭传王到案质讯，以王屡抗不到，依法下拘票拘传。王避往济南，一面托律师请求在济南法院就审，借以缓冲；一面由共旧属何佩瑢和门生李如棠等，向双方劝说进行和解。听说，终于由王给赵五万元寝事。

王占元于七十岁后患血尿症，百般治疗，时愈时犯，忽轻忽重。1934年春季，王病复发，来势较重，由济回津。王自知无可挽救，会对家人说：“我这次旧病复发，真不成了。就是我把天磨黑了，你们把天磨明了，也是不行的了。”后终不起，死时年七十四岁。

王占元做官发财致富的秘诀

王占元由第二师师长起渐次升任湖北军务帮办、襄武将军、督军以迄两湖巡阅使。袁世凯曾像煞有介事地宣布要严惩贪污，规定贪污达五百元者即处死刑，而王在其第二师内，照例吃空额、假报销。王占元随着官越做越大，贪污搞钱也愈来愈多，他在台上究竟搞了多少钱，不是他内幕中的人，没法作具体详确的统计。

（1）掉运铜元

湖北襄阳、枣阳等县产铜最伙，尤其南漳县所产之自然紫铜品质最优。来自云南、湖南等省汇集汉口之钢，每年为数也极可观。在未通用铜元以前，汉口黄陂街、河街及武昌长街等处的铜器铺，鳞次栉此，各种铜器质量既佳，价钱也贱，四远驰名，行销本地以及各省为量极大。后来湖北造币厂所出之铜元，为数既多，银圆一元所易之数较诸各地也皆涨出若干。武昌造币厂原为天津造币总厂主分厂，制度之规定，分厂之用人行政，铸币数目，成色重量，皆应听总厂之指挥，受总厂之检查。但自1916年王任湖北督军起，以迄1921年8月王下台为止，在这期间，王鉴于铜元原料既如此丰富，大可增加出产，调运铜元，借谋巨利。

因而他将武昌造币厂，不顾中央法令，擅行控制在自己手中，一切以攫取暴利为主。他以其亲信步发轫为调运铜元的主干，以邯郸三和店(王令李三和在邯郸车站开设之店)为调运铜元的总枢纽，以督军、省长的势力长期控制着车皮，由武昌大量运出铜元，向河北大名、邯郸及山东馆陶、临清等县套购银元。湖北铜元一百五十枚左右可在上述各地换进银币一元，而银币一元可向湖北造币厂或武汉市场调换铜元二百枚左右。这样，每元能得利铜元五十枚左右。王占元利用自己的职权，火车运输不付费用，为时六载，这种无本利大的买卖，搞到的钱是无法计算的。

(2) 垄断军装

王占元自己开设湖北陆军被服厂，以他的同乡、亲信徐惠臣为经理。在湖北境内常驻的军警人数约有二、三十万人之多，所需被服等都必须向湖北陆军被服厂订制，不准向商办的军衣庄订购。这项买卖平日获利已极可观，特别是战争时期抬价虚报更是积资累累。王占元获利多少固难估测，但仅从被服厂厂长徐惠臣的日常生活及徐被王用皮鞭痛打两事看来，便可想见一斑了。

徐惠臣每与人谈话时，就打开“老炮台”烟一筒，每支烟只吸两口便丢在地上，用脚一踩，自显大派，说：“这种烟每支只能吸一两口，得其清香之味即可；否则，继续吸下去，便觉气味糊辣不好了。”有一次，徐向王报告被服厂情况及运煤得利等事。徐一边说着，王一边用算盘打着，不知因为什么王忽然大发雷霆，斥左右把徐按倒用皮鞭大打一顿。当时，以身任被服厂厂长和豫鄂公司经理两要职的人物，竟遭受如此，一时传为话柄。

(3) 贩卖黄金

王占元派倪绍墉在汉口开设乾丰厚银号(王下台后，移设天津，改名颐和银号)，随时与督署军需课长魏联芳，金库正、副主任侯垦元、温廷然，服装、粮秣股主任姚锟，军需课员王汝衡、任祥铭和省署会计科长刘景略、会计马鸣骞以及王的内账房刘国安等接洽，为王办理一切经济事宜，外界不能得知内里真相。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银价暴涨，金价大落，汉口的金价每两由十八元至二十六元之谱。王占元利用优厚财政势力，低价买进高价售出，展转掉换，大获其利。

(4) 设立信诚公司专售精美皮件

王占元采纳商人李信臣、高辅廷的建议，于汉口法租界望平里东口开设信诚公司门市部，并在武昌大朝街设立工厂。李信臣为经理，高辅廷为副理。所产军用皮件如马鞍、马靴、枪套、弹袋、弹盒、皮带、马鞭等件，普通用品如皮靴、皮鞋、皮箱、皮包、皮夹、皮带等件，另备各种风雨衣等件，营业发达，获利甚巨。公司设有招待所，对于远来的客商，招待备极殷勤，尤受客人的喜爱。公司采用李信臣之信字，命名为信诚公司，外间犹以为李信臣、高辅廷等商人所经营，非个中人犹不敢肯定王为独资的东家。我有时由武昌到汉口公干，遇着江风渡船不能行驶时即借宿信诚公司。经理李信臣为天津同乡，谈过信诚的一切情形，故得知较详。

(5) 大发战争财

王占元盘据湖北时期，南北两军在湘鄂一带曾有多次战争，北军后方兵站以及招待事宜都由王占元承办，王即上下其手，大肆贪污。凡是采购军需物品，王即借北京政府命令以征发或半征发方式向商家及农民强行夺取，然后由其军需课长魏联芳造报销向北京政府领款，所领之款大部中饱。共所以如此顺利，不是没有原因的。段祺瑞掌政时宠信徐树铮，当时各省军民长官均在北京派有代表，徐即于每星期六下午在私宅召集各省代表指示机宜。王占元的驻京办事处长魏联珉(魏联芳之弟)与徐树铮联络得很好，为王大卖气力，因此王占元开报多少，就领下多少。魏联珉从中也得到不少油水，北京前门外的劝业场，听说魏即其大股东。

(6) 乘危抢购土地

1918年至1920年之间，直隶南部各县连年亢旱，赤野千里，加之时局不靖，人民无以为生。王占元趁机大量收买邯郸及其邻近各县，如武安、磁县、大名、柏乡、肥乡、成安、临漳、涉县、永年等处的土地。各县飢民能离开家乡的，就都四处逃亡，寻求活路去了。其老弱不能走开的飢民，只好出卖土地，得点钱苟延生命。听说，当时有低至六角钱就能买到上等种养地一亩。王占元的代理人李三和，以多财善买之势，在这期间几乎把各县土地一网收尽。适至灾象解除，人民逐渐回乡种地以求生活。于是李三和再把各县的大量土地，高抬价格出售，一转移间把这些县的土地尽量售出。若按售出价格每亩六十元计算，获利即达百倍。

1928年夏，阎锡山以国民革命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和平津卫戍总司令统辖晋、冀、察、绥等省和平津等市，孙奂仑任河北民政厅长。孙一到任，根据素所闻知，即扑向王占元这偌大的土地，欲以公家的权力予以没收。不料李三相早把这些土地变成现金，由王以别的用途运用去了。同年冬，孙奂仑与我谈到未能及时征用王占元土地时，尤引为憾事。

此外，王占元曾集资创立豫鄂公司，运销六合沟、怡立、中和三矿的煤块。他以军用为名控制车皮，白行运销，不出运费，不纳捐税。他还开设了一所北力酱油公司，获利亦可观。

王占元霸据湖北约十年，比一般军阀为期较久，加之弄钱的方法又妙，怎么不拥有巨资！王常对人说：“作官的人，万不可在当地置办不动产，否则，一旦下台，不但产业不能带走，反必处处予人以口实。”王在鄂即坚持达一诀窍。冯国璋在南京烧去了七百几十万的财产，为人诟骂，王每引以为戒。冯国璋被其亲信、同乡张调辰侵吞三百万元，被王克敏以拟制于冯有利之宪法骗去四十万元。王谈起这些事，便说他不会吃这种亏。但是，王吃手下人的暗亏还是不少的。例如，督署军需课长魏联芳，在不同王见面时，生活既极阔绰，服装、鞋、袜以及手上带的钻石戒指等，都非一般人所常见的。

他在课里办公，如忽听督军传唤，便脚忙手乱地更换破旧的服装去见王。有时，魏拿着一件文稿，经王一批，魏就可从中获得无穷之利。王也有鉴于此，有时盛怒，将文稿掷诸地上，魏立一旁，极其恭顺地听王詈骂。迨王怒稍息，魏仍将文稿笑着捡起央求王批，王连责带骂地给以批准，说：“你小子拿去办罢，发财去罢！”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所谓“大者抢，小者偷”，遭殃的还是老百姓！

王占元常为其贪污、营利巧作粉饰，曾对人说：“有人说我做大官，发大财，既与真相不符，即是有人说我经商与民争利，事实也不是那样。我既不是自己要经商，而且我身兼军政各要职，更哪有工夫办理这种事。只因家乡一般老亲老友，见我在外边做了大官，认为我钱多势大，时常来找我，要求给他们安插差事。我只好叫他们做做生意，不宜以外行滥竿军政界，既误公事，也误自身。我拿定这个主意，所以每有人找来，就给他一些钱，叫他去做小买卖。我嘱咐他们，拿这钱去，好好经营。办好了，来见我，还我本钱；办坏了，就永远别来见我，也不必还我的本钱了。我这样安排他们，办得都还不错。因此，外边做的生意到处皆是。好事者便说那些生意都是我的东家，使我成了贪利发财的人。

有些不明真相的人，看我号叫子春，于是将凡带春字的买卖，如明湖春、蓬莱春、醉春园、玉壶春等，都硬说我是那些字号的东家，真是笑话。其实我并不想做生意，只是为了照顾一般亲友和旧袍泽的生活，反而招来许多物议，也真寃枉。”

王占元搜刮数十年，置产甚多，兹就个人所知举其荦荦大者分述于下。

一、保定方面

电灯公司 王在保驻军时，与冯国璋(那时，冯任保定军官学校总办)集资三十万元创设电灯公司。王出十一万元，冯出十三万元，保定当地人士配备六万元。

乾义面粉公司 保定附近一带所产小麦向例运到天津制成面粉，再运回保定营销。王见在保证厂制粉可获互利，即独自出资五十万元，设厂经营，后改为乾义面粉股份有限公司。在析产时，王将股本分配共亲属，并轮流分担董事、监察人、董事长、总经理等。

保阳大旅馆 这个大旅馆据说也系王独资经营的，经理为孔辅臣，屋宇宽宏，设备完善，为保定旅馆业首屈一指。

住宅 坐落保定县署南街，为当地较大的公馆。

二、天津、大连方面

颐和银号：王占元下台后，首先在天津旧法租界蓝牌电车道(今之和平区滨江道)杨福荫路南口，用他在汉口所经营的乾丰厚银号的原底，继续成立颐和银号，经理倪绍墉，副经理陈子瑞、丁杰青等。

致昌银号： 随后，王占元又在蓝牌电车道成立致昌银号，经理刘信之，副理刘子刚、王沛文等。

乾祥厚茶叶庄： 王占元在北大关乐壶洞地方收买景祥和布店旧址，亲自监工，翻盖极坚固的大房、门面、仓库等，应有尽有，开设乾祥厚茶叶庄，专营门市。

茶庄内局：王占元在曲店街设有茶庄内局，北京、石家庄都有分庄，专采各省名茶批发，经理李子刚。

房产：在河东老龙头车站附近，王占元建有名叫槐荫里的里街房产出租，痉理郭介亭。在黄家花园建有义生里楼房出租。在旧法租界三十一号路(今之和平区营口道)购置仁和里大部房产出租，经租人为颐和银号职员高品三。在旧法租界长春道，建筑中和里楼房出租。在南市广善大街购置大片房产出租。

王占元在天津的住宅，首先建筑的是河东旧金汤二马路的私宅。那块地皮是由曹锐经手托华懋昌布店经理李某代购，由曹锐、王占元、杜鍚钧三人分用。曹锐曾将经手的花叠清单等托我带鄂交王。王盖此房，由刘广有监工，住过一段时期后，就移住旧义奥交界新盖的大楼。这所房屋先后由天津市长南桂馨、崔廷献借用，后经天津寿丰面粉公司经理杨西园以五万元给天津市面粉交易所买去了。王在旧义奥交界所盖之大楼住宅，规模宏大，住过一段时期后又移住旧英租界十四号路(今之和平区烟台道)新建规模更大的住宅(王即死在这宅里，后售与畜产公司)。

三、北京方面

王在北京后门锣鼓巷附近王佐胡同置有很大的住宅。西城舍饭寺花园大饭店，也为王的产业(租与杨凤鸣经营)。东城东安公寓的房产，也为王所有，租与吕叔旃、杨某等经营。在东城，前临内务部街、后临本司胡同的大片房地也系王家的产业，后在共内翻盖一幢大楼和群房，后由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租用。

四、山东方面

鲁丰第一纱厂在临清，第二纱厂在济南，都是1915年办的。两厂的管理，都由济南厂统一掌握。当时两厂资本共为一百万元。临清厂有一万六千锭，济南厂有一万二千锭。规模不算大，营运力量也不足，但每年盈余，终犹可观。鲁丰纱厂后来增资扩产，王占元与靳云鹏共加资本三百万元，靳为董事长，王为常务董事。所以王占元常住济南，掌管纱厂和电灯公司业务。

济南因开辟商埠各大马路，须增资扩充电灯公司，听说王占元加入资本四十万元，被选为董事。

王占元对峄县枣庄中兴煤矿曾投有巨资，股数不详，闻每年得利也不在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