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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荒漫忆 民以食为天，多年在北大荒连队食堂吃饭，也留下了些许美食的印象。在我的记忆中不是猪肉炖粉条，不是酸菜汆白肉，不是杀猪菜，也不是东北乱炖。在我的美食记忆中，有着更为小众的美味。 我的童年恰逢三年困难时期，从我记事起，在山东老家食不果腹的烙印太过深刻，无论什么好赖，只要吃上饭就能满足，从来不会追求什么美酒佳肴，玉盘珍馐。自幼不会挑食，这就使得我此生注定不会成为美食家。 （一）红烧肉 1970年的春节，在北大荒黑龙江生产建设七团七营五连，那是北京、上海的知青还有我们这些从赵光分配来的兵团子弟，在连队过的第一个春节，是哈尔滨、天津知青在兵团的第二个春节。也是五连食堂举办的人数最多，最丰盛的一次大会餐，辛苦了一年的四大城市的知青和五连的老职工们欢聚一堂，难得享受一顿饕餮大餐，每桌大约有十几道菜，北京知青大都是端着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的搪瓷缸子饮酒，老职工更是端着饭碗豪饮，喝的是五连土烧锅自制的粮食酒。大碗酒，大碗肉，那酒喝的是酣畅淋漓，热烈的场面，豪迈的阵势，容易让人联想到水泊梁山的聚义厅。
五十多年过去了，都吃了什么大菜已经记不清了，酸菜汆白肉、猪肉炖粉条那是必不可少的。还记住了一道“红烧肉”，那是因为看到连队的一个老贫下中农，他并不关注别的菜，而是盯着桌上的红烧肉，一会儿功夫，一个人几乎把一碗红烧肉都吃了，看的我们同席的几个小青年是惊诧不已，心里为他担心胃口能受得了吗？不腻得慌吗？然而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那位老职工表现的泰然自若，安然无恙。 连队食堂的红烧肉还给我留下了另外一种记忆，因为平时吃肉的机会是不多的，食堂的红烧肉，无疑是我们这些年轻的战友们打牙祭解馋的好日子。那时我们农业排的排长是天津知青李刚大哥，他会在中午饭时多买一份红烧肉。到了晚上九点多，我看到他蹲在地上用火勾子把炉火通透好，烧旺。再把装有红烧肉的铝制饭盒放在火炉上，然后再找来土豆洗净，并用水果刀削皮，切成小块放入饭盒内，不一会儿，饭盒里的咕嘟声伴随着土豆烧肉的香气就会弥漫开来，那诱人的香味会飘溢在整个宿舍，让我垂涎不已。五十多年过去了，偶尔想起这些，似乎会嗅到北大荒兵团严寒冬夜里，知青宿舍溢出的土豆烧猪肉的香味，那是李刚兄的美味夜宵。令人甚为遗憾的是，李刚兄英年早逝，人天殊途，已经离开我们许多年了。 （二）油炸土豆片 在五连时，只有在诸如春播、夏锄、麦收、秋收开始，或者逢年过节，连队才会杀猪，食堂才会改善伙食，我们也可以吃到红烧肉、猪肉炖粉条、及带肉片儿的炒菜。平时是没有荤菜吃的。那个年代，我们还不知道什么叫电冰箱。夏天，食堂的杨毓旺师傅有时为了保存猪肉，就会用绳子把大块儿的猪肉吊到水井底部尚未化净的冰壁上，做饭时提上来，切肉片炒菜。这样往往使得猪肉不那么新鲜，其味道难免大打折扣，但却聊胜于无。有时菜里的肉片有些异味，也不会有人抱怨。 北大荒的夏季蔬菜也是多样的，有黄瓜、西红柿、茄子、青椒、豆角、芹菜，西葫芦等。北大荒的豆角是最好吃的，著名的兵团知青作家张抗抗、肖复兴对于北大荒的豆角、茄子、黄瓜等都赞许有加。但是无奈食用期短，也就有两个月的时间。以后漫长的冬春季节里只有冬储的土豆、大头菜（洋白菜）大白菜，萝卜都不多。
在平常的日子里食堂没有肉食的情况下，杨师傅会在大锅里用豆油炸出一盆土豆片儿，然后掺在大头菜（洋白菜）里炒着吃，炸土豆片儿虽然比不上肉片儿，但有着土豆片特有的油炸香味与酥软的口感，这样两掺就很为大头菜增香提味，可以算作我们当年解馋的一道美味了。事过多年以后，我和北京知青到天津和兵团战友聚会时，很多人都能回忆起五连食堂的那道菜，油炸土豆片儿炒大头菜。 （三）病号饭 当年在北大荒黑龙江有过知青经历的人，大抵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喜欢吃面条。因为那时在连队几乎是长期吃不到面条的，在平时的伙食中都是以馒头为主食，从来就没有过大家吃面条的时候，给百十号人擀面条太费事了。主要是那个年代连队食堂没有压面条机。如今的年轻人绝对想不到，那个时代的一碗普通的热汤面条是知青时代的“病号饭”。那是需要连队卫生员给病号批条子才能吃到的美食。 知青们一年四季长期奋斗、生活在北大荒，以辛劳和汗水应对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和东北多变的气候，在广阔天地里夏锄或麦收，突然来一阵狂风大雨，那是无处躲藏的，出现感冒受凉在知青当中是常有的事情，谁也免不了有头疼脑热的时候。每当感冒找上门来时，大多都会不想吃饭的。遇到这种情况，战友们会找到连队卫生员，为患者诊治，然后开一张病号饭条子送到炊事班，食堂会安排专人为病号做一碗热汤面条，不要小看这一碗热乎乎普通的面条，可以给人以极大地精神慰籍。那对感冒的人来说往往会起到比吃药还要好的效果。经年累月地生活在以麦子为主产的兵团农业连队里，如果能吃上一碗热乎乎的面条，对于当时的我们这些兵团战士来说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五连的食堂在连队的东部，男宿舍在连队的最西侧，我们每次吃饭都要先经过中部的女宿舍、再走过大库房，然后才到食堂，我记得在往返于食堂的路上，经常会遇到某一位战友端着一碗面条向宿舍方向给患病的战友送饭的情景。当然往女宿舍送的时候居多。因为女知青的体质相对于男知青会偏弱一些。那一碗冒着热气，飘着葱花炝锅味香的面条，那诱人的香气会随风飘洒一路，不由得使人咽下口水。五连炊事班的北京知青韩艳春，那时最擅长给病号擀面条，曾受到战友们的称赞。 （四）糖酥烧饼 五连食堂虽然简陋，但在大灶的下面巧妙地设置有煤火烤箱，平时会用来烤制发面饼，烤饼有些甜，估计是加了那个年代的糖精。因为平时吃馒头较多，所以烤发面饼也是一种不错的调剂。
食堂的山东籍王世昌师傅是大厨，他有时会制作一种糖酥烧饼，非常受全连队知青的追捧。据我所知，他会用一半的面粉加水和面，另一半的面粉加豆油和白糖和面，然后把两种面团儿揉搓纠结在一起，做成一个个的饼子，用大烤盘在大灶下面的烤箱里烘烤。出炉后的烧饼外酥里韧，香甜可口。如果刚刚出炉，吃起来那甜蜜香酥的口感和味道堪称五连食堂的一道最佳点心。在疫情前两年北京知青聚会时，赵宗芸曾跟我回忆起当年在五连食堂吃过的那种糖酥饼，她还说那时在北京都吃不到那样美味好吃的糖酥烧饼，那时北京只有麻酱火烧。我到觉得五连食堂的糖酥烧饼之所以好吃，主要是因为从烤炉里刚刚出来时的那种新鲜和热乎乎香甜的效果征服了大家的口感与味蕾。 （五）五连包子有故事 连队的春种、夏管、秋收的农忙季节。大多数人都在田间劳动，各种生产环节都是十分辛苦的，那是要付出汗水和体能的。食堂要用马车往田间送饭，在田间吃饭，吃包子相比吃其它饭菜更方便实惠些。所以在田间吃包子的时候较多。我记得豆收时要用人工挑叉子往行走状态中的脱谷机中送大豆铺子，我们叫作“喂入”。人要跟随机械的运行频率不停地挥动叉子，这种紧张忙碌的劳动非常的消耗体力，那真是机器轰鸣，挥汗如雨，尘土飞扬。心里盼着食堂送饭的马车早些到来，饭车一到，早已饥肠辘辘的我们也顾不上满脸满手的土，抓起包子就吃，记得我有一次一口气吃了7个大包子，应该是我的最高记录。五连食堂的大包子也留下了另外的故事。 五连是二团的畜牧连，饲养着百十匹马，几十头奶牛。每天一早天津知青李铁良，或者北京知青张广正都会骑上马扬鞭催马，把一大群马驱赶吆喝着向东沟子或者西沟子的草甸子上去放马，每天一大群的马从我们宿舍前跑过去，群马奔跑的蹄声，以及马儿刚刚奔出马厩兴奋地嘶鸣声，伴随马群过后的尘土飞扬，虽然不是万马奔腾，那场面也是很激烈、壮观的。 连队饲养着那么大一群马，难免不出意外，有时会发生某一马匹意外受伤，例如马失前蹄使得马腿骨折等种种意外伤害，难以救治，只好把受伤的马匹宰杀掉，这种时候食堂就会包马肉包子，司务长会吩咐炊事员，马肉太瘦，往马肉馅儿里多加些油。马肉虽然不如猪肉美味，但在那个不经常吃肉的时代，知青战友们能吃到马肉包子也是很受用的事情。有位北京大个子是跟马车干活的，平时工作就是装车卸车，搬运麻袋包，是非常消耗体力的工种，他一顿吃下了10个马肉包子，他惊人的饭量，从侧面也反映了他在生产劳动中所付出的体力消耗与辛苦。
前几年去天津参加知青聚会，席间聊天中听到天津的王大哥绘声绘色并附以动作，向大家形象地描述了另外一个五连食堂关于包子的故事： 某天的一个半下午，王大哥和另一个战友在麦场干活中间，由于口渴，就去食堂饭厅内的水井打水喝，正是炊事班休息的时间段，无意间发现食堂打饭的小窗口没有关上，从窗口看到厨房里大笼屉上有中午饭剩下的一屉包子，虽然不到吃饭的时候，但年轻人干活饿的快是自然的，他俩人只看到了包子，没注意厨房里有人。其中一个聪明人灵机一动，欲探囊取物，随即绕到厨房后边的大灶间拿出近两米长的烧火勾子，双手持勾，伸进窗口，用火勾子弯头朝下扎进包子，然后手腕子一翻，包子底部冲上，一个包子便轻易地从厨房里勾了出来，他心中窃喜地继续着，一个，两个，三个，在取第四个包子时，厨房里突然传出了天津口音：“行了行了，还你妈没够了！”那是五连白司务长的声音，老白的一声喝斥，窘得两个知青忍俊不禁，落荒而逃。事后，连队里风平浪静。说明天津知青老白司务长，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他手下留情，并没有将两个人这件苟且的勾当向连队领导报告。否则那两个知青难免遭到批评与处分。 以后知青返城，不知何故？白司务长并没有返回天津，而是远走它乡，去了湖北宜昌定居，居住在长江边上，看冬去春来，观流水落花，赏云卷云舒，大概也不失为一种惬意的生活吧。 （六）一方水土做一方豆腐 北大荒的豆腐是很好吃的食品，在北京生活多年，豆制品不可谓不丰富，但是只有回到北大荒，才能吃到那鲜美爽滑的豆腐。每次回到东北，亲友会热情款待，我会选择肉片炒干豆腐，北京叫作豆腐皮儿。东北的干豆腐吃起来柔韧细腻很入味，而且很有嚼头儿。再回到北京吃豆腐皮，那感觉差异太大，粗糙而无味，说是像在嚼塑料未免有些夸张，但的确是和东北的干豆腐有天壤之别。
退休以前曾有过到长春、沈阳、哈尔滨等地出差的机会，东北的客户一般会热情地款待，每次点菜往往会征求我的意见，我既不点锅包肉，也不点酱骨头。我会说出令东道主意外的菜肴，什么青椒炒干豆腐，溜豆腐等。他们往往以为我是客气，而我会诚恳地向主人解释，东北的豆腐确实好吃，我在北京是难得吃到东北豆腐的。 我是在二团结婚成家的，女儿也出生在那里，在八十年代初的北大荒农场，小朋友是没有什么零食的。往往是从连队豆腐坊买回两块刚刚做好的豆腐，在还冒着热气的鲜嫩的豆腐上淋上几滴酱油，孩子会吃得津津有味，在我看来那不啻于一道极品小吃。俗话有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说一方水土做出一方豆腐，北京的豆腐虽然品种繁多，但和北大荒的豆腐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七）一碗米饭 我所在的二团，地处高纬度的小兴安岭南麓，那时的主要农作物是小麦和大豆。我们连队食堂几乎是一天三顿吃的就是馒头，偶尔有烤饼。那时每年的麦收时节也是雨季，雨水频繁，这样康拜因到地里就会陷车，机械不能发挥作用，全连队上下都要下地人工割麦子，拼了命地挥镰割麦子，人工割麦子的力量还是有限的，大片大片的麦子还是难免不被雨水淋湿，导致在田间发芽，抢收的没有被雨水淋湿的好麦子都要上交国库，而发芽麦子只能送到团部面粉厂，加工成面粉留给自己食用，用这样的发芽麦子磨出的面粉蒸出的馒头是又黑又黏，吃起来是很难下咽，更何况再好吃的东西也会吃腻。
有一次我到团部机关看望一位上海知青朋友，在朋友的办公桌上竟然看到了一碗大米饭，南方人是不愿意吃馒头的。他吃完中午饭后，又买出一碗米饭为了留着晚上吃。这是在连队食堂多少年也见不到的好东西呀，我顿时毫不客气地端起碗，狼吞虎咽地很快把一碗凉米饭吃了个净光，不是吃饭的钟点，也没有任何菜肴，我吃得那叫一个香呀，我是把朋友的晚餐给吃掉了。同时也很羡慕他们机关食堂偶尔能有大米饭吃。相对与农业连队来说，可望而不可及。 北大荒漫忆 乌裕尔河边的红砖垛 早在二团重组之前，我们是属于赵光的一师七团七营，1968年，1969年连队先后来到了哈尔滨、天津、上海，北京的一百多名知识青年，连队的现有房子根本住不开这么多人，开始知青们只能挤住在马号里、或调料室里（指为牲口准备饲料的操作间）。 连队必须尽快地为新到来的大批知青建设新宿舍。知青战友们只能去七团（赵光）砖厂，运回红砖，也同样要到火车站运回打地基用的水泥、石料等。自己动手建筑宿舍。
由于整个赵光地区在那两年里来到了数以万计的各地知青，各个连队都急需建筑知青宿舍，然而赵光七团只有一个砖厂，对于红砖的供不应求，是显而易见的。所以那时象红砖，石料等建筑材料是相当紧俏的物资。像上海知青马安鹏他们就经常跟上连队的小热特（小型胶轮拖拉机）去赵光运回石头，预制石块、红砖等建筑材料，知青们和老职工一起盖起了一栋宿舍。 后来组建了二团以后，在团部西南方向建起了自己的砖厂，但红砖的供应仍不能满足连队建筑的需要。 五连一百多号知青一日三餐吃饭的食堂，也是全连队开会的主要会场，是泥、草拉合辫结构的房子，由于年久失修，濒临垮塌。 二团文艺宣传队那时也驻在五连，他们就是在这个逼仄而简陋的食堂里排演出了具有专业水准的样板戏《沙家浜》。很精彩，知青演员们的唱、念、做、打及京胡、锣鼓伴奏都接近专业水平，那精彩的首场演出，也是在这栋岌岌可危的房子里向五连的战友们开演的。 1972年的下半年，老食堂的濒危状况已经不容再拖延，新食堂的建设迫在眉睫。段荣贵副连长想办法在赵光地区东胜人民公社的一处农村找到了一家农民自建的简易砖窑，这家砖厂处在赵光去往北安的公路东边，在北安赵光地区有一条自东北向西南流淌的河流，河水曲折蜿蜒，当地人都称之为北河。以前我在搞土壤普查时看到的老地图标注为轱轱辘滚儿河，也有的地图标注为鸡爪河。现在如果用高德地图看，标注的是乌裕尔河。 砖窑就在这条河的北岸的滩地上，距离五连有几十公里的路程，连队要用当时的主要运输工具，铁牛55带拖车往连队运载红砖，记得我们跟车拉砖，顺利的话，一个往返下来就要六个小时左右，这还要在铁牛不出故障的前提下。当时正是严冬季节，装满一车砖后，往往衬衣会汗湿，在回连队的路途中天气寒冷，驾驶员和几个跟车的人在驾驶篷里往返颠簸，越走越冷，很是遭罪。甚至有些战友因此而得感冒。为了在化冻之前（因为化冻以后砖窑周边的道路泥泞，运输困难更大）抢运这批砖，我们采用了两班倒的方式，人歇车不歇。
有一个晚上刘明虎开车，我们装好一车砖返回连队，正行驶在北安至前进镇的区间，不想车子在半路上抛了锚，刘明虎使尽了浑身解数，还是没能修好车子，为了不至于冻坏了发动机，只好放掉了机车水箱里的水。我们几个跟车的人只有在漆黑的荒野里面面相觑，束手无策。等待天亮后搭顺路车回连队求援。 那是北大荒漫长寒冬里一个漆黑的寒夜，我们必须忍受着饥饿与寒冷，捱过黑夜，迎来黎明。为了抵御严寒，我们只有不停地蹦着跳着，眼巴巴地盼着东方出现曙光，就是在那个拂晓，我们知道了天将亮了的时候是最为寒冷的时刻。我们都还年轻，我们不能绝望，我们不想被冻死，我们丝丝哈哈地相互鼓舞着，蹦着跳着。冻的我们个个都是龇牙咧嘴的表情，我们还认真地开玩笑说，凡是冻死的人龇牙咧嘴的表情都是笑模样的。我们强烈地求生欲望终于战胜了北大荒那个严寒的冬夜。幸亏那天夜里没有刮起东北那特有的令人恐惧的大烟泡，如果遇到那样的恶劣天气，真的就成了“路有冻死骨”了。那天最后是怎样回到连队的已经不记得了。 车陷冰窟，还有一次，也是满载着一车红砖回连队，由于冰雪路上既遥远又颠簸，铁牛驾驶员米文松，（我们都叫他“小米子”）想抄近路早些赶回连队。就把车拐进了冰封的河床上，在冰面上开行起来是又平稳又顺畅，速度明显提高了，这样我们就会早一些赶回连队。我们几个跟车的也都高兴起来。谁也不会想到会乐极生悲，途中会出意外，当车子走到一处拐弯儿处，突然冰层塌陷，咣当当，后面拖车连带着一车的红砖都跌入了河中，那巨大惯性把铁牛推出到了冰层以上。我们几个跟车的在驾驶棚里经历了强烈地震荡与颠簸，我回头向拖车看去，一股红色的砖沫粉尘升起在拖车的上空，那是一车红砖剧烈震荡后的效果。再看车上的哈尔滨知青孙庆福用手捂着的头部已经磕出了血。拖车的四个轮子整个地没在了水中，好在一车红砖连着车厢被搁浅在了河床冰面以上。 后来连队领导也体谅到了这种困难情形，决定安排几个人住在砖窑工地上专门负责装车，这样就不用跟车往返挨冻遭罪了。那次安排去了五个人，有宋大春、赵德生，有上海的陈长发，还有董殿发和我，我们五个从连队食堂带上柴米油盐，土豆和大头菜，还要带上铺盖卷。就来到了乌裕尔河北岸的窑地。
在大片的红砖垛的北侧，是窑工们自建的一个半地下的工棚子，东北人称之为地窖。（我们连队也有这种地窖，是专门存放冬储白菜和土豆萝卜的设施。）这就是我们几个人的栖身之地，进去后看到南北相对是两排土炕，中间的地上也盘着火炉。虽然低矮简陋，但有热炕与火炉，就足以抵御深冬的风雪严寒。当时还有两三个窑工没有离开，也仍然和我们住在一起，有一个来自山东省汶上县的盲流子，我们都称呼他“老盛”，性格很开朗，他操着一口山东话和我们聊天，没两天就混熟了。经常听他说一些山东老家汶上县赶集的趣事轶闻，可见背井离乡的打工者思念家乡的心境。 我们的任务就是等候在窑地，无论是什么时间，白天或者黑夜，只要连队的车到了，我们就迅速地装上一车红砖。当时是由米文松和刘明虎他们人歇车不歇，倒班驾驶着铁牛55来运砖。白天干活装车不算什么，但是有时遇到后半夜来车，我们要从熟睡中爬出被窝，到外面去干活，那种滋味也是很不好受、很不情愿的。 这个砖窑是农村的人利用河边的滩地上的沙质土壤制成的砖，所以砖的质量很差，我们装车时稍不留神就会使砖头断裂。我们都把这种砖称为“核桃酥”。真不明白为什么连队大老远的跑到这里来采购这样劣质的红砖？ 住在这里无电无水，无广播报纸。在皑皑白雪，荒无人烟的乌裕尔河边体验着原始生活。完全是与世隔绝的状态。我们每天去河里凿开河冰，担回河水做饭、饮用、洗脸洗衣。河水看上去挺清亮的，再仔细看，就会观察到水中有极小的浮游生物在活动。 那一段蛮荒的生活，最让我不习惯的是闭塞，因为在连队好歹能读到《兵团战士报》、《黑龙江日报》等。可以了解国内外时事政治等。
我们几个年轻小伙子要轮流做饭，记得除了宋大春算是会做饭以外，我们几个人都是对付。幸好我小时候在养母身边早已经学会了擀面条。上海知青陈长发，根本不会做饭。记得小董有一次煮了一盆糨糊，说是让我们吃面酱，结果是他盐放多了，齁咸齁咸的，人根本没法吃。后来他就拿着面酱去喂狗，结果狗舔了一下就走开了。小董因此在我们中间留下了被讥讽的笑柄：“小董做的面酱，连狗都不吃”。 住在河边砖垛旁，没有车来的时候，无所事事，在广阔的天空下看着大地完全被冰雪覆盖着，看不到人烟，那冰封的河床，曲曲弯弯地伸向远方的地平线，真是天苍苍，野茫茫，天空中偶尔会出现盘旋的苍鹰在俯视着大地。当时会感叹自己的命运如同眼前这冰封的小河，不知会流向何方？走在厚厚地雪地上，脚下会发出特有的清脆辗圧声音。有时我会跑到很远的公路上，站在木板桥上对着辽远的天地苍穹，对着白茫茫的雪原，无际无崖的苍莽大地，无聊地大呼小叫。生活在一种原始状态中，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怎样了。写到这里，不禁想起作家老鬼在《雪色黄昏》里描述他在荒原上寂寞、孤独与闭塞的情形。 时间来到1973年的春季，终于结束了乌裕尔河边的装车运砖的工作回到了连队。当年在开春以后，五连在男女两个宿舍之间的空地上建起了一幢砖瓦结构的工字形食堂。厨房，餐厅的面积自然比原来的老食堂扩大了许多。 行笔至此，会想到那些在五连炊事班的战友们：大师傅有王世昌、杨毓旺；司务长：王宪彬（哈尔滨）、白明云（天津）；炊事员：唐志新（哈尔滨）、杨月娥（哈尔滨）、吴敏（哈尔滨）、俞世新（哈尔滨）、郭淑香（北京）、韩艳春（北京）、王世友（北京）。 由于工作岗位的调整，应该还有其他一些战友也在食堂工作过。 很想念五连那些当年青春芳华，英姿勃发的战友们，如今大都已经年过七旬了。在此祝愿兵团战友健康长寿，福寿安康，地久天长。
罗亚林，北大荒知青，原在黑龙江生产建设二团(红星农场)从事农业科研工作。1987年到北京某研究所任秘书。现已退休定居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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