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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被捕，痛歼莱伪主力 1940年9月，正当组建成山东纵队第一旅、第四支队一团改为山纵一旅二团的时候，山东日军集中日伪军1.4万余人对我沂蒙地区进行首次合围大“扫荡”—史称“九·一八”大“扫荡”，二团奉命转入泰山区寻求战机，实行外线作战。9月，吴瑞林同志和我率领一、二两营转向莱芜、章丘、淄川边区并想以奔袭手段打掉伪军高松坡部的一个据点。不料行动企图被敌人发觉，战斗一夜，未能奏效。 恰在此时，二团的一个侦察员从后方带来一个坏消息，说吴瑞林同志的夫人刘军同志在莱东的龙固山区工作中被莱芜敌人捕去，情况不明。当时她已怀孕8个月。这对我们和部队都是个极大的震动，对吴瑞林同志的打击就更不用说了。刘军同志是莱芜刘家庄人，是泰山地委的妇委书记，在祖徕山起义之初她曾是第三中队唯一的一位女兵。在此之前，她的父亲被鲁西镇的红枪会、汉奸头子元象德抓去，惨遭杀害。 国难、家仇连在一起，这种打击比白己挨上一枪还要更加残酷。我深知瑞林同志的艰难处境。我让他先安静休息，由我来部署部队撤出战斗、离开战场.争取休整、移地再战。同时派人去泰山地委联系，了解刘军的情况，研究营救的办法。当时敌情紧张旧军对沂蒙的“扫荡”还在继续。二团的任务是积极在外线地区寻机歼敌、开展破袭活动，策应沂蒙中心区的反“扫荡”，任务的繁重是不言而喻的。至于营救刘军同志的办法，只有更加沉重地打击敌人，特别是积极设法打痛莱芜的敌人.才能迫使敌人有所收敛、使之.不敢轻举妄动，以求争取时间，等待时机救她出狱，此外别无良策。 一个难得的机会出现了:莱芜敌人乘大“扫荡”后的余威，集中其伪军主力500余人，携带机枪6挺，在莱东的砒里沟村设了一个新的据点，企图沟通与颜庄日军据点的联系，蚕食莱东。吴瑞林和我同团里同志一起，决定要趁敌立足未稳、尽快打掉这股敌人。确定以二营担任主攻，一营助攻;由王凤麟同志带三营牵制安仙煤矿的敌人，打莱芜、泰安方向可能来的援兵。当时的部队，一听说这股伪军有6挺轻机枪，还有一批新领来的弹药，这个情况本身就是个很大的吸引力。当时二团的火力不强，各营、连都憋足了劲、等待机会，一心想从“运输大队长”们手里捞点装备来武装武装自己，特别是轻机关枪。二营指挥员们兴高采烈、摩拳擦掌，积极投入了战斗。 吴瑞林同志照例深入第一线掌握二营作战.经一夜的战斗，最后把敌人压缩到一家地主的大瓦房里，顽抗不降。这时天已大亮，而敌援兵迫近，二营四连连长郑志士同志带头爬上房顶，揭开屋瓦向房子里投手榴弹烧辣椒面实行烟攻，终于把敌人赶了出来，经11个小时战斗一举歼灭了这股莱芜伪军的主力、无一漏网，缴获了它的全部武器。从此，二营各连都配齐了3挺机枪。这股伪军的大小头目几乎都是当地的“地头蛇”，不少人是一些死心塌地的汉奸，但士兵则大都是当地城乡贫民。为了扩大政治影响，我们约同地方政府干部共同处理这些俘虏，展开了一场强大的政治攻势，以配合刘军的狱内斗争。 这一仗对泰(安)、莱(芜)一带伪军和伪政权是一个极大的震撼，特别对莱芜城内伪军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城乡军民奔走相告:“吴瘸子带着老二团又回来了!'这对城关地区党的地下组织是个极大的支持，也是对刘军的狱内斗争的有力支援，因为他们都知道刘军是吴瑞林的夫人，不但那个“吴瘸子'很不好惹、那个“老二团”也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当时，党的莱芜城区区委的组织力量相当强大，以一批抗日爱国知识青年为骨干，在城乡各界和伪政权中有一个很强的工作网络，组织相当严密，很有战斗能力，能够及时地提供准确的情报配合我军作战。这一期间，他们已经同刘军取得联系，刘军竟能从狱中写出信来转到吴瑞林同志的手里。我们一同看完信后，又是兴奋、又是伤感，默默相对、不能平静。可庆幸的是，终究营救有门，曙光在望了！这时，泰山地委书记也已写信给她，要她坚持斗争、坚持信念，等待时机、准备越狱，党的组织一定要想办法把她营救出来。 由于这是一项机密的行动计划，军内军外知道的人很少，但一场狱内狱外、城内城外的联合斗争在悄悄地、紧张地进行着。可是，就二团来说，当时只能像《山东纵队歌》中最后一句歌词所说的:“------只要我们战斗.战斗.不断地战斗，胜利就在我们的前头!”而砥里沟歼灭战的胜利，恰好起了直接的配合作用，打乱了敌人的阵脚，削弱了敌伪的控制力量。吴瑞林同志平时一句不谈刘军同志的问题，这次巨创不但没有影响他的锐气，他的干劲反而更大了，信心更强了，一如既往、顽强地战斗。二团的指战员们也是心同此心、越打越猛，根本用不着再作什么动员工作.“哀兵必胜”，大概就是这么个道理吧! 再战杨家横(崆)，击毙池田 砥里沟战斗之后，莱芜、泰安敌伪内部人心惶惶.看来“扫荡”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安全和好处。为了稳定局面、安定人心，驻泰安的长岛旅团抽调日军一个大队500-600人，又从泰(安)、新(泰)、莱(芜)集结伪军400-500人，并且准备了大批民夫、大车、担架，带足了弹药、粮草，声言要实行“杀伤战术”、寻找二团“决一死战”。这股敌人携带九二步兵炮2门、迫击炮5门，在莱芜城集结后气势汹汹地向莱东扑来。莱芜城区党的组织送出了十分准确的情报.山纵一旅立即确定:二团主力先向莱东的杨家横地区展开，待机作战;团长吴瑞林带二营暂随旅部行动。并且明确指出:针对敌人的阴谋，二团要避免与此敌进行消耗作战，尽量保持机动，以应付可能再增援来的敌人。 根据这个情况，团部当天研究制定了一个游击作战的方案:一是从三营派出干部、战斗骨干30余人，组成狙击小组(每组3-4人)，各携带机枪一挺或小炮一门，配合当地武装和民兵沿着敌人的来路、每5里部署一个小组展开狙击活动，采取“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战术，打击、牵制敌军，配合主力作战;发动泰山区地方武装和民兵协同狙击组缠住这股单路来犯之敌，掩护群众、打击它的扰害人民的活动.主力实行机动作战，利用杨家横一带的有利地形打击杀伤敌人，粉碎它的“扫荡”阴谋。从当天的夜间开始，在敌人的来路上到处响起了狙击组和民兵的枪声和炮声。 我带团部和一、二两营于当夜冒雨由黄庄地区向杨家横转移;不料途中被随后进至徐家店的敌军发觉.第二天拂晓.敌军尾随二团向杨家横扑来。其先头伪军一部，在杨家横以东的漫道村过河时遭我预伏的一个连的伏击，一部被压制在半里多宽的河滩上，我乘乱出击，就地俘获躺在河滩上装死的伪军10余人，缴获步枪10余支，弹药一部分。 正于此时，一旅副旅长胡奇才同志赶到二团，参加了这次战斗。 当时日军一意追踪二团，以求决战，一场战斗已不可免。当敌军闯入杨家横村时，发觉我军已经控制了杨家崆山(即杨家横村的西山，当地人把“崆”读作“横”，最后把“崆”也写作“横”了).而它已陷于东西两山的夹峙之中，进退不能，只得展开火力，仰攻这座杨家崆。这座有名的制高点有300多米，山势陡峭、三面陡坡，顶上有一座自古就有的石头山寨，斜坡上毫无遮蔽，向来被称作是易守难攻的绝地，二营的主力在此展开固守.敌人开始用炮火向山寨轰击，可是山顶狭窄，多数炮弹打到山的侧背，对我威胁不大。步兵炮和重机枪只好对着石寨仰射，一时打得碎石乱飞、火星四溅，而围墙上却不见一个人影。 当时我们规定，100米之外不许射击，50米外不许投弹。敌人的步兵一时发生了错觉，大胆地毫无顾忌地呀呀地叫着向山上爬来。可是越是临近山顶山势越陡，坡度多在45度以上。在敌人逼近到100米时，埋伏部队突然开火一时枪弹如雨，手榴弹纷纷滚下山坡在敌群中开花，黄乎乎的敌兵一排一排、一串一串滚了下去。这时，他们已经很难后退，只有拼死冲击，可是不到10分钟的时间，头一拨突击队中已经没有几个能站起来的了。其中有3条军犬也被当场打死，这就是后来传说中的那3条用人肉喂大的“日本狼”。我军只有3人负轻伤，战斗士气非常旺盛.我在寨上观察许久，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坚守的阵地，确定留一个连坚守，其余部队向寨外疏开，以防日军迁回，并减少伤亡。 日本兵连续冲击了3次，可是出击的人数一次比一次减少，冲出的距离一次比一次缩短，最后连遗弃的伤兵、尸体也不敢来拉了，在他们抢救伤兵中又有十几个日本兵被我冷枪击中。临近中午，战斗沉寂了下来。 这时，敌人开始转向杨家横西南方向的三山地带试探进攻。这是一片开阔的起伏地带，向东的斜坡上全是光秃秃的坡耕地，坡长足有400-500米，放眼过去，三五里外就是名叫“三山”的那三个起伏的山头了。山顶上不时有人群走动，来来往往一直不停。日军头目大概断定那里是一批“土八路”，准备从这里发动进攻，迂回杨家崆，想把我军消灭或把我军赶走，以改变它的不利处境。果然不出所料，在三山活动的正是一伙龙崮乡的民兵。敌人开始集中炮火轰击三山，少数火力压制杨家崆。 几十分钟后，日军步兵开始向三山方向发动攻击，二三百人冲上了斜坡。出乎敌人意料的是，漫坡之间突然出现了一道人墙，机枪步枪火力突然泰山压顶似的盖了F来。原来漫坡中间存在着几条很深的雨裂，地形十分隐蔽而且四通八达、互相贯通一营的主力已经在这里埋伏了半天，而敌人从村里是无法发觉他们存在，敌人的上百发炮弹白白地打在后面二三里之外的役有人的地方，而地方民兵早已撤离，只留下一批草人在那里“坚守阵地”，演了一出“草船借箭”的把戏。 一场埋伏战立即激烈地展开.敌人成片地被压制在几百米宽的开阔地里，敌人几次展开火力掩护冲击，都伤亡一片，半途而废。这时.我从望远镜里发现一营部队的背后有一个人在活动，指挥着战斗，看来很像我们的“瘸子团长”。不久，一个通信员跑过来了，果然是吴瑞林同志已从三营方向转到了一营，并且说三营一个连已经占领了杨家横的东山，在那里随时策应主力作战。战斗打到傍晚，敌人仍然被压在杨家横那条两山夹峙的大山沟里，带着一帮民夫辎重队伍动弹不得。 不幸地是一营营长岳峻、教导员钟明看到敌人被压制在开阔地_上，认为是，一举歼敌的大好机会，未经团的同意，冒然带领部队脱离阵地发起冲击，结果被敌方的强大火力压制在那片开阔地里，伤亡数十人，营长负伤、教导员牺牲，一营一时丧失了指挥。战斗一直对峙到夜间.第二天拂晓之前，敌军狼狈向莱芜撤退，战斗到此结束。 共毙伤敌中队长、伪大队长以下共约200余人，俘伪军10余人，缴获步枪10余支，弹药一部，击毁火炮3门，重机枪2挺。这就是《山东纵队歌》中提到的第二次杨家横反“扫荡”战斗。第一次杨家横战斗是在1940年5月，参战的也是二团的一、二两营，出动“扫荡”的是从胶济路上来犯的日伪军。 这一期间日军对我根据地的“扫荡”往往采取集中兵力，分区、单路的“扫荡”办法。我军限于当时的条件，只能采用避其主力锋芒、歼其薄弱一股的作战方式来粉碎它的阴谋。两次杨家横反“扫荡”战斗都达到了保存自己、杀伤消耗敌人、击退敌人的目的，完成了预期的任务。 这次战斗的一个意外的战果，是把驻守莱芜城的一个名叫池田的日军中队长打死了。这个用武士道精神豢养起来的驻军头目十分凶狠残暴，动辄动手残杀居民，刀劈、括埋无所不用其极。经常强奸妇女、劫掠财物，甚至奸淫幼女，就是他手下的官兵也常常被他鞭打，以至枪决。 在这次“扫荡”中，他在夜行中被我狙击组连人带马一下子打死，一时城内城外、各行各界、上上下下，以至敌伪政权内部都成了一件头号喜讯，老少奔走相告。莱芜县“维持会”的一个科长，区“维持会”的一个会长也捎信向八路军表示祝贺，说是为莱芜人民除了一个大害.不但很快在敌占区里出现了一个抗日热潮.也使城区地下党组织和刘军同志狱中的斗争得到了有力的支持，削弱了敌人对她的监管能力，扩大了活动的余地。这个效果是我们日后才了解到的，成为一项意外的战果。这正说明，我们越打得准、打得狠，刘军才越有自由的希望。刘军当时的斗争决心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为了革命故.两者皆可抛!”她相信党、相信群众，也相信这些正带着部队打仗的人，二团的官兵正矢志不渝地战斗着。 只要指战员们一见到深受爱戴的吴瑞林同志一瘸一拐地顽强地在战场上走动着、指挥着，大家就不约而同地想象到了刘军同志的处境，一致为她和她的孩子祝福。人们的心情是沉重的。可是再也不用讲什么道理，人同此心，心照不宣，一场灾难正在转化成为一股动力，而这种转化都是在默默中不动声色进行着。 1941年到1942年期间，是鲁中地区、特别是泰山地区斗争最为困难最为艰苦的时期。吴瑞林同志以他残疾之身、背负着沉重的创伤，一直顽强地工作着、战斗着。二团也在整军运动和不断的战斗中飞快地进步着，成为鲁中和山东纵队的主力之一。“吴瘸子”这个雅号和“老二团”这个称呼开始在鲁中军民中扎根、开花、越叫越响，他已经和王凤麟等一批老同志一起，成了这支部队的战斗旗帜，誉满一方，威震远近;他出色地发挥着老红军的骨干作用，使这支“三八式”游击武装扎实地继承了红军的传统。 这种继承，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指战员共同努力、坚定执行党的建军路线、认真“向老八路看齐”的结果，而吴瑞林等老同志的言传身教则是不可缺少的条件。我本人则在他的直接帮助下，踏踏实实地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学政治、学军抓学工作、学打仗，自觉地自我改造，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他，对我来说是惠不可忘的;对二团的发展、建设更是功不可没的，这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定论。 水到渠成，刘军胜利越狱 1941年1月，二团驻在莱东的辛庄一带。吴瑞林同志再次在战斗中负了重伤以后到后方医院去治疗休养。不久传来刘军在狱中生了一个男孩.正在产后期中，她已被安置在一个看监狱的老头家里监护休养，并且通过党的组织与泰山地委保持着联系。 没过多久，泰山地委机关派来一个干部，专门向我通报一个情况，说刘军住在那个老头的家里，已可以带着孩子出城（当时莱芜城有一座很厚的古城墙)到东关的一个医疗所为孩子看病，是一个很好的营救机会。我详细地询间了具体情况，研究了实施营救行动的各种条件，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应该立即行动。当即约定:就在下一个东关大集的日子，二团派出侦察员化装进入东关.实施营救行动。由于刘军一向在地方工作，认识部队的人员很少，必须派得力的并且必须是认识刘军的老侦察员去执行这项任务。如果发生意外情况不能实现行动计划，则要继续埋伏、隐蔽意图、留待下次行动。一项突击营救计划就此形成。 我把执行任务的5位侦察员找来，同王宝禹一起，逐个地研究了每个行动的细节。这是一个十分振奋人心的时刻，他们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有的说话的声音也变了，甚至手脚也颤抖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倒不怕他们胆小，而是担心他们胆大心粗误了大事，首先必须把他们的情绪稳定下来.我说，咱们首先练一练基本功。我间“你们在家赶过集没有?”一时，大家都笑了起来。我说，我们就来聊聊怎么去赶这次大集。这样，谁打扮什么样子，手上带着什么东西，准备买卖什么货品.各个是哪个区、哪个村子的人······一一做了一番演练。演练结束，大家也就松弛下来一举一动也就比较像个赶集的普通农民了。 最后，我逐个检查了他们的手枪，发现子弹太少，而且有些枪还有些故障。我把我的手枪子弹连同我的那支20响匣子枪一起，交给他们去执行这次任务。我说:“剩下的事情要由你们一个一个地设想一下，把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和危险都一一打算周到，定出应付的方案，尔后再出发执行。有解决不了的间题，再来研究。”并确定这一行动由王宝禹负责指挥，还有3天时间，准备时间是充分的。 世上的事情，说它难，也确实各有各的难处;说它容易，倒也往往十分简单。“预则立，不预则废”，关键还在预先的设想是否符合实际。这个计划的成功，是和城区党组织的得力斗争分不开的。一切按照预计的部署实现了:当刘军抱着孩子机警敏捷地走出城门的时候，侦察员一眼就盯上了她，没过多久，他们靠近了她，并把孩子接了过来。接着是在人群中一阵快走.穿过大集，走出了东关。在城关以外，在侦察员的护卫下一路小跑脱离了敌区，一直把她送到了地委机关的驻地。在狱中拼死斗争了7个多月的刘军同志越狱成功。 事后，部队中把这次行动传得绘声绘色，成了一个传奇的故事.这也是有理由的，所谓奇迹也都是人创造出来的嘛!我们成功了，胜利了!这是党组织集体力量的胜利，是每个临场成员的勇气和机智的胜利，特别是刘军同志一心向党、坚贞不屈品格的胜利，是吴瑞林同志坚韧不拔的战斗意志的胜利。在地方党的大力配合下，创造出一个营救入狱同志成功越狱的战例，在二团的历史上也还属首次。第四十军向来没有把这个战例列入军史，固然是由于它的规格较小，并且鲜为人知而易被忽略，而从吴瑞林同志起，就认为它是个“个人问题”，不过是小事一桩，从不愿再重新提起它的缘故。时至今日，这场在50多年前发生的震撼人心的故事，不但反映着一代人曲折的斗争历程，而且依然闪烁着集体智慧和顽强战斗风格的光辉。 如今留此一笔，可作为吴瑞林同志正史的补充，使后来人能进一步认识他的高尚品格和战斗的风貌，从中得出一些相应的教益。在这一事件最有影响的主人公中，还有那个一出生就同母亲一起坐牢.取名叫“小虎子”的吴继云，他已年过中年，成为中国航天部的一位领导骨干，不负老一辈人的期望，正在为国家航夭事业贡献着他的全部才华和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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