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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辩证法的回归:为自由而斗争的必然

 菌心说 2023-02-05 发布于北京
约翰· 贝拉米·福斯特
主题: 生态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生态学  哲学 场所: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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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 2020 年多伊彻纪念演讲,每年由艾萨克和塔玛拉多伊彻纪念奖的获得者发表,并于 2020 年授予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的回归自然:社会主义与生态学(月刊评论出版社,2020 年) . 讲座首发于《历史唯物主义》第30期,第1期。2 (2022):3-28。在历史唯物主义及其出版商 Brill的同意下,对它进行了修订,以便在Monthly Review上发表。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前提是,随着物质条件的变化,我们对我们生活的世界的看法也会发生变化。今天,我们看到人类社会与其所属的自然物理世界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转变,这在现在被称为地质历史上的人类世时代的出现中显而易见,在此期间,人类已经成为地球系统变化的主要力量。由资本主义制度引起的地球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中的“人为裂痕”现在正威胁着摧毁作为人类和生活在地球上的无数物种的安全家园的地球,其时间轴不是几个世纪,而是几十年. 1个这必然要求对人类与卡尔·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界的普遍新陈代谢”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更辩证的概念。2今天的重点不仅仅是了解世界,而是在为时已晚之前改变它。

鉴于马克思主义自 19 世纪中叶诞生以来一直是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主要基础,自然可以期待它在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中走在前列。但是,尽管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者和更广泛的社会主义者在生态批判的发展中发挥了主导和形成作用——特别是在科学领域——社会主义生态学的主要贡献,主要是在英国,发生在主要趋势之外将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定义为一个整体。从 1920 年代和 30 年代开始,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出现了一道深深的鸿沟,阻碍了左翼内部连贯的生态观的发展。教条主义,在这个鸿沟的一侧,到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苏联官方思想更广泛地处理了自然辩证法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问题,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断然拒绝自然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自然观。因此,所谓“自然辩证法的回归:作为必然的自由而斗争”,是指基于古典历史唯物主义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英国兴起的辩证自然主义,阻碍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批判发展的主要矛盾。西方马克思主义断然拒绝自然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自然观。因此,所谓“自然辩证法的回归:作为必然的自由而斗争”,是指基于古典历史唯物主义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英国兴起的辩证自然主义,阻碍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批判发展的主要矛盾。西方马克思主义断然拒绝自然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自然观。因此,所谓“自然辩证法的回归:作为必然的自由而斗争”,是指基于古典历史唯物主义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英国兴起的辩证自然主义,阻碍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批判发展的主要矛盾。

一、后卢卡奇马克思主义与自然辩证法批判

近一个世纪前,随着格奥尔格·卢卡奇 (Georg Lukács) 的《历史与阶级意识》(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 于 1923 年出版,马克思主义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催生了现在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但更准确地说,它可以被称为“后现代主义”。卢卡契马克思主义。” 3卢卡奇运用黑格尔辩证法论证无产阶级是历史的同一主客体,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哲学连贯性,同时根据整体性和中介性重新定义辩证法思想。

然而,在后来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决定性特征中,卢卡奇按照新康德传统,拒绝了弗雷德里克·恩格斯自己的自然辩证法概念,理由是恩格斯跟随了“黑格尔的错误引导”将辩证法视为在外在自然中充分发挥作用。4Lukács 应用了 Giambattista Vico 的原则,即我们可以理解历史(传递领域),因为我们已经“创造了它”,因此可以说辩证反身性适用于所有这些情况。相反,按照同样的逻辑,我们不能在同样的意义上辩证地理解自然(不及物领域),因为它没有主体。5个

与此同时,应该指出的是,卢卡奇并没有断然拒绝历史和阶级意识中的自然辩证法,而是像恩格斯本人那样赞同这样一种观念,即存在一种“纯粹客观的自然辩证法”,能够被“超然的观察者”感知。6这可以被视为人类社会实践的更高历史主客体辩证法的基础。这样,卢卡奇在这方面追随恩格斯,设想了辩证法的等级制度,从单纯的客观辩证法一直延伸到历史的同一主客体的辩证法。此外,在他后来的作品中,从他在短短几年内写成的Tailism手稿开始历史和阶级意识,卢卡奇将成为植根于马克思社会新陈代谢理论的自然和社会辩证法的坚定拥护者。7

然而,后卢卡奇马克思主义者将对自然辩证法的断然拒绝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甚至马克思自己思想的决定性原则。恩格斯就这样与马克思分开了。正如让-保罗·萨特 (Jean-Paul Sartre) 所写:“在历史和社会世界中……确实存在辩证理性;恩格斯将它转移到“自然”世界,并强行将其铭刻在那里,从而剥夺了它的合理性:不再有辩证法,人通过生产自己来生产,而辩证法又生产人;只有一个偶然的法则,除了它是这样的而不是其他的之外,什么也说不出来。” 8个这种批评与对唯物主义和科学现实主义的敌意并驾齐驱,即拒绝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并与科学成就保持距离。9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中缺少严肃的生态分析。

尽管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马克斯·霍克海默和西奥多·阿多诺的著作中有对“自然的支配”的著名批判,但始终没有越过启蒙科学的批判——最终只能悲观地承认其不可避免的必然性。10赫伯特·马尔库塞 (Herbert Marcuse) 在《反革命与反抗》中对“自然的反抗”的处理并没有超越将自然的“感性审美品质”作为统治人类的手段和对人类的需要的统治(和污染)的概念作为回应的环境叛乱。11事实上,如果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自然辩证法都被否定,那么就不可能对自然-社会进行有意义的分析,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辩证的批判现实主义分析来作为生态批判的基础。至多,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被还原为技术,然后被批评为实证主义的技术拜物教,脱离了更广泛的自然世界和人类与社会关系的问题。

这种一维方法中缺少的是将自然本身视为一种活跃力量的任何概念。正如罗伊·巴斯卡 (Roy Bhaskar) 在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倾向时所写的那样:“马克思主义者 [意思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考虑了自然-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即技术,它描述了人类利用自然的方式,实际上忽略了可以说是自然重新占有人类的方式(假定在生态学、社会生物学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12

然而,生态辩证法和批判性的、非机械论的唯物主义的强大张力在不列颠群岛的自然科学中持续存在,从吸收马克思和查尔斯达尔文的传统中演变而来,后来成为早期革命苏联的继承人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初的生态学。正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自然科学中的这种“第二基础”在西方,特别是在英国幸存下来,并且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这在生态批判的发展中发挥了形成作用,并且这构成了《回归自然》中讲述的主要故事13

二、马克思的生态学回归自然

大自然的回归以达尔文和马克思分别于 1882 年和 1883 年去世后的一个世纪出现的社会主义和生态学之间的有机联系问题作为其核心研究领域,特别关注英国和美国的发展状态。它遵循了我在《马克思的生态学》一书中建立的线索二十年前。该著作以对马克思代谢断裂理论的解释而闻名。但这本书的真正目的是解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如何发展的,回到他在博士论文中与伊壁鸠鲁古老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对抗。有人认为,马克思的生态学观点已经发展成为他对作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基础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理解的对应物。

完整的唯物主义观点,如马克思所发展的观点,具有三个方面:(1)本体论唯物主义,关注独立于人类思想和存在的现实的物理基础,人类本身就是从中产生的;(2) 认识论唯物主义,最好理解为辩证批判现实主义;(3) 实践唯物主义,关注人类实践及其劳动基础。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拒绝机械的或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他们的唯物主义必然在本体论、认识论和实践这三个方面都是辩证的。14在马克思看来,唯物主义与适用于所有存在、定义物质世界的必死性(“不朽之死”)密切相关。15在这种源自古希腊唯物主义的观点中,无中生有,无中生有,无中生有。在马克思的概念中,人类社会世界,在伊壁鸠鲁唯物主义的意义上,是自然物质宇宙中的一种新兴形式或组织层次。能量(物质和运动)、变化、偶然性、新组合或组织形式的出现,都是自然物理世界的特征,这可以从自身的角度解释为自然历史的过程。16马克思的分析从一开始就植根于进化论,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是 19 世纪的巅峰之作。

马克思在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为这种全面的唯物主义观点增加了三重生态学概念:(1)自然界的普遍新陈代谢;(2) 社会新陈代谢(或人类通过劳动和生产过程与自然的具体关系);(3) 新陈代谢裂痕(代表当社会新陈代谢与自然界的普遍新陈代谢发生冲突时随之而来的生态破坏)。17因此,劳动和生产过程不仅是特定历史社会形式中生产方式的关键,而且代表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从而也代表了社会生态关系。马克思的代谢断层理论最初是在食物和纤维运输到新城市中心造成土壤养分循环断层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在那里,氮、磷和钾等基本营养素消失了作为污染而不是返回土壤——构成了他那个时代捕捉人类与生态关系的最先进的尝试。所有后来的生态思想,直到生态系统理论和地球系统分析,都植根于同样的基本方法,关注新陈代谢。

然而,马克思生态学的论证基本上没有涉及马克思之后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在生态学的出现中所起的形成性作用的故事。此外,自然辩证法的争议问题仍然存在,尤其是与恩格斯有关的问题。这些问题将在《自然的回归》中得到解决。尽管马克思的生态学是对马克思唯物主义和生态学观点的直截了当的尝试,但《自然的回归》中讲述的故事要复杂得多,尤其是因为它必须跨越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某些分歧。

在这里我们必须明白,西方马克思主义同时拒绝唯物主义自然观和自然辩证法是对新康德传统的继承,它起源于德国哲学,弗里德里希·兰格 1865 年的著作《自然的历史》唯物主义兰格试图使用康德的本体概念,或不可知的自在之物,作为推翻唯物主义的基础,这一观点被后来的新康德主义者以更复杂的方式发扬光大。正是随着新康德主义的兴起,认识论在哲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将本体论推到一边,并取代了与 GWF 黑格尔相关的辩证逻辑。唯物主义思想和自然科学被视为本质上是实证主义的。通过康德本体或自在之物,再次为宗教和唯心主义哲学腾出了空间。18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与此密切相关的是托马斯·赫胥黎和约翰·廷德尔等英国科学家的不可知论和二元论观点。19

反对朗格的新康德二元论,既拒绝唯物主义又拒绝黑格尔辩证法,马克思大胆地回应说:他丝毫没有想到,这种'物质的自由运动’只不过是对处理物质的方法的一种意译——也就是辩证法。” 20同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我的辩证法方法,就其基础而言,不仅不同于黑格尔的,而且恰恰相反。……对我来说……理想不过是反映在人的思想中的物质世界,并转化为思想的形式。” 21

马克思在提到“物质世界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时,并没有简单化的头脑中的镜像概念,而是辩证的反映(和反身性)概念和情境的知识概念,其中理性和两者客观和主观能动性在不断变化的历史现实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因此,马克思的立场虽然是现实主义的,但却是一种“辩证批判现实主义”。正如 Bhaskar 所解释的,马克思的辩证法“方法,虽然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不是实证主义,而是现实主义……他的认识论辩证法 [他的批判现实主义] 使他致力于特定的[唯物主义] 本体论辩证法和条件[历史] 关系辩证法作为出色地。” 22

从古典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自然辩证法可以看作是辩证法等级制度的一部分。因此,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内容而言被称为“它的基础”,它代表以运动、偶然性、变化和进化为特征的物质世界:作为物质过程的辩证法。这里的核心概念是,自然界(除了人类)在其多种过程的偶然、涌现的影响中可以说具有一种能动性,即使这是无意识的能动性。在社会层面,辩证法可以从人的意识和实践的角度来看待,人的历史领域的主客体同一领域,代表人类社会作为自然的一种涌现形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形式中,人类社会领域往往看起来独立于自然界的物质世界,甚至完全支配自然界——尽管这是一种谬论。在这两个抽象领域之间,自然与社会的辩证法(卢卡奇称之为“社会存在的本体论”),源于实践,对马克思而言,这是唯物辩证法的关键。23

马克思给了我们两种基本的方式来看待自然和社会通过生产的这种中介作用(对他来说,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它解释了人类对自然的所有占有,从而解释了所有物质活动)。在这些途径之一(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最为明显,但在他的后期作品中也很明显,例如他写于 1879-80 年的《关于阿道夫瓦格纳的笔记》),人类与自然界普遍新陈代谢的关系是从人类感官的角度来看的与自然的互动,这在德国古典哲学中与美学密切相关,但马克思也将其与生产联系起来。第二个是他的劳动和生产过程作为社会新陈代谢的理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代表着人类与地球的积极关系。对于马克思来说,我们可以认识世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包括超越人类主体的不及物领域,因为我们通过我们的生产和我们的感性存在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并且我们生活在受自然法则制约的环境中,尽管以一种新兴的形式,历史法则通过特定的生产方式也制约着人类的存在,在自然与人类之间进行调解。24恩格斯后来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补充说,数学和科学实验的作用是人类辩证地连接到更广泛的“纯粹客观”领域的方式,采用最初源于人类与自然的物质关系的科学推理方法. 25

从本质上讲,新康德主义植根于人类主体与客观自然世界之间——现象与本体之间——的绝对划分,这种划分无法超越,而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则植根于物理世界中人类的肉体存在,在出现的背景或综合水平。在这里,人与自然之间的二元论不是一个基本假设,而是被视为植根于异化系统的异化意识的结果。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写,我们能够认识自然,因为“我们有血有肉有脑,属于自然,存在于自然之中。” 26

三、自然辩证法与生态创造

自然的回归,马克思的生态学停止的地方继续,有双重负担。历史叙事关注于解释社会主义生态分析传统在艺术和科学中出现的各种方式,在许多方面主导了从达尔文和马克思逝世到崛起的世纪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现代环保主义运动。但在更深、更理论的层面上,《自然的回归》也关注唯物主义的自然辩证法的方式。,经常结合其他传统,如激进浪漫主义和达尔文进化论,以社会主义思想家的见解为基础,指导现代生态学的发展。在这里,各种形式的自然辩证法的概念——尽管它被后卢卡奇马克思主义者断然拒绝——可以被视为在生态发现和批判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辩证的美学以及劳动的辩证概念可以被视为威廉·莫里斯对自然-社会关系的理解的基础。辩证法概念也影响了 E. Ray Lankester 的进化和生态唯物主义。但是,只有在考虑恩格斯的作品时,自然辩证法的线索才会完全进入《自然回归》的叙述。在许多方面,恩格斯的著名主张“自然是辩证法的证明”是关键,前提是我们用更现代的术语理解他的意思,即“生态是辩证法的证明”。27

尽管恩格斯因采用粗略的“反思主义”知识观而受到众多思想家的严厉批评,但仔细检查他的作品就会发现,如果将这种说法放在他的实际论证的背景下,显然是错误的。28几乎无一例外地,当恩格斯提到“反思”时,他立即转过身来指出,我们所感知的被我们周围的物质世界(我们是其中的一部分)客观地制约的东西不仅仅是我们自身外部条件的结果,而且我们在改变周围世界中发挥积极作用的产物,以及我们通过自觉理性对世界的理解。我们的科学干预规则、我们的逻辑、我们的数学、我们的科学实验、我们的建模,都源于人类劳动和生产的原则;也就是说,我们与整个世界的新陈代谢关系。“反思”,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使用的——它总是暗示反身性,并且被他们用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意义上——在本质上绝不是实证主义的。29

同样,在将“纯粹客观的”类型的能动性和辩证关系归因于自然本身时,恩格斯以一种强调相互关系、反身性、变化、偶然性、发展、吸引和排斥(矛盾)以及涌现的方式来做到这一点(或综合水平)在自然本身中,依赖于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的“本质论”中的“反射决定”的复杂概念30目的是捕捉构成自然世界的活跃的、系统的、非机械的关系,进化(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从中产生,人类本身也从中出现。对于恩格斯和马克思而言,正是我们对自身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以及我们与自然界普遍新陈代谢的新陈代谢的理解,为我们提供了超越我们自身的物理特性和原理的基本线索。在这方面,恩格斯毫不犹豫地将一种能动性归于自然,即物质世界本身,从最广义的角度理解为运动并由“能量转换”构成。31

恩格斯著名的自然辩证法三“定律”,在今天被更好地理解为潜在的本体论原则,完美地体现了这一观点。32第一条定律,即量与质的转换,反之亦然,现在在自然科学中被称为“相变”(或“阈值效应”),马克思主义数学家海曼利维正是以这种方式解释的. 33它可以被视为指的是综合层次的普遍现象或物质世界中新的组织形式和组合的出现,这种观点直接反对对自然的还原论方法,并导致自然法则的等级制度,这是自然法则的产物进化、转变和变化。这样的分析对今天的所有科学都是必不可少的。

对立面的统一/同一性的概念,或者卢卡奇追随黑格尔所说的“同一性和非同一性的同一性”,在马克思的辩证法中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旨在推翻固定性、二元论、还原论和机制,关注引发变革的矛盾和反馈循环。34

这就指向了第三个本体论原则,在这个原则中,出现现在可以被看作是物质历史变化引起的矛盾(“同一关系中不同元素的不相容发展”)的结果,并导致“对事物的否定”。否定”,这是黑格尔、马克思和恩格斯常用的表达方式。在马克思主义的版本中,这个短语代表过去在物质历史发展中介于现在和未来之间的方式,产生连续性和变化的辩证法。35恩格斯自己提到了“发展的螺旋形式”,当过去的残余和现在的活跃元素结合起来产生恩斯特布洛赫所说的“尚未”或一个全新的现实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对 Bhaskar 来说,这采取了“缺席的缺席”的形式,或者针对从过去继承下来的东西采取的变革行动,以创造未来的存在。36

从某种意义上说,否定的否定是一种历史的、进化的涌现概念。尽管新层次组织的出现在恩格斯的第一条“法则”中从量到质的转变和反之亦然的角度进行了阐述,但现在,遵循对立统一(矛盾)的生成原则,它呈现出一个发展特征:由于相互作用或矛盾的历史过程而出现的新形式。这就是布洛赫在写道“黑格尔辩证法与之前所有辩证法之间的本质区别”是“它不是静止在对立面或矛盾的统一体中”的意思。37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说,过去绝不仅仅是过去,而是介于现在(实践的时刻)和未来之间。

这样,恩格斯与马克思一致,提供了自然辩证法,这也是涌现的辩证法。38他的分析认识到自然的统一性和复杂性,以及自然和社会的“异化调解”,其代表是资本主义在自然自身新陈代谢中不可逆转的裂痕。39这导致他强烈谴责资本主义征服自然,就像征服外国人民一样,破坏生态条件。森林砍伐、荒漠化、物种灭绝、洪水、土壤破坏、污染和疾病传播明显体现了恩格斯比喻为自然“报复”的现象。40在 19 世纪,很少有其他思想家(除了马克思和贾斯图斯·冯·李比希)如此有力而简洁地抓住了资本主义下生态破坏的辩证法。

与那些争论(但没有任何实质性依据)恩格斯试图将人类社会的辩证法包含在自然辩证法中的人相反,他的著作《自然辩证法》虽然不完整,但其结构是为了从对自然辩证法的分析出发通过自然科学对自然的“纯粹客观辩证法”,以及“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过渡中所扮演的角色”中的人类学基础。这里的分析基于自然与社会的辩证法,从人类劳动和生产以及人类社会与自然的新陈代谢中演变而来。41这符合《反杜林论》中采用的结构其中,论点从自然哲学逻辑地推进到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生产方式被视为相对独立于自然辩证法本身,因为它受人类历史辩证法的制约。事实上,对于恩格斯和马克思而言,介于两者之间的是人类劳动和生产,即社会新陈代谢。这就是构成自然与社会辩证法的人的实际物质领域,也就是后来的卢卡奇所说的“社会存在的本体论”。

事实上,所有批判辩证法的思想,包括“纯粹客观的自然辩证法”和所谓的极端对立面,“纯粹主观的社会辩证法”,对于恩格斯和马克思来说,都是从人类社会新陈代谢开始的通过劳动和生产,构成了一切人类生存的客观基础:自然与社会的辩证法人类的自我意识要求客观世界成为它自己的世界,但这只能在表达人类与自然界普遍新陈代谢的特殊关系的本体论原则的基础上实现。

我们关于超人本性的所有最基本的科学概念都有其历史渊源,即人类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以及从中得出的推论。为了描绘这是如何运作的,我们可以求助于古希腊人。公元前 5 世纪中叶的恩培多克勒 (Empedocles) 开展了一项实验,通过证明空气的阻力来证明不可见且静止的空气的物质性质。这影响了希腊的飞行观念。因此,在埃斯库罗斯的戏剧《阿伽门农》中, 写在不久之后,其中两只飞翔的鹰(代表阿特柔斯家族的两位首领)据说正在划着“有翼的桨在风中拍打波浪”,就像下面的船一样,所呈现的是一些东西不仅仅是一个松散的诗意隐喻。相反,它是直接应用源自恩培多克勒实验的物理原理(空气的物质性质)。42为了诗意地描述鸟的翅膀在飞行中会遇到的阻力,埃斯库罗斯借鉴了人类劳动的经验,指的是船桨和在划船时推动船前进的阻力。虽然这样的例子可能看起来很古怪,尽管我们对今天的鸟的飞行有无限复杂的解释,但重要的是,关于外部自然的基本科学原理从最早的时候就通过人类互动(主要是人类生产)的推论产生了与自然界;然后,用伊壁鸠鲁的名言来说,推论必须“等待确认”。43尽管我们的实验范围、我们的仪器以及我们与宇宙的互动已经扩大,但我们处理超人类自然现象的基本概念首先和最重要的是来自我们与自然互动的物质体验,这一事实保持不变.

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的分析主要是在他的《反杜林论》中发展起来的,他把它以草稿的形式读给马克思听(马克思为此贡献了一章以及对希腊原子论者的注释),以及他未完成的自然辩证法44这显然都是临时的,正在进行中的工作,并且不完整。深受恩格斯唯物辩证法影响的英国社会主义科学家将其视为一项伟大的、未完成的、开放式的科学探究工作;正如 JD Bernal 指出的那样,其中一部远远超过了恩格斯时代的科学哲学著作,其代表是英国的赫伯特·斯宾塞和威廉·惠厄尔以及德国的兰格。45

对于 20 世纪初英国许多主要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兰克斯特、亚瑟·G·坦斯利、本杰明·法林顿、乔治·汤姆森、伯纳尔、约瑟夫·李约瑟、兰斯洛特·霍本和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他们的一个关键参考点是伊壁鸠鲁唯物主义,它被视为不仅提供了深刻的“自然的唯物主义概念”,而且通过转向(clinamen,变格),偶然性的概念,被理解为远离纯粹机械世界观的运动。伊壁鸠鲁式的转向是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强调的一个概念,该论文于 1920 年代问世。46英国社会主义科学家认为这与辩证的世界观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有关。正如李约瑟强调的那样,伊壁鸠鲁认为自然是自生的,同时远离所有僵化的决定论。47

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Wissenschaft(该术语通常被翻译为科学,但在系统地研究任何主题时也更广泛地指代知识)的结果是辩证自然主义的伟大复兴。48这包括,仅指出许多开创性发展中的几个:

  1. Lankester 的论点,即当代动物和人类的所有主要流行病都是人类生产的结果,尤其是资本主义;49
  2. 霍尔丹关于生命物质起源的理论(与苏联生物学家 AI Oparin 的理论平行)——这一发现与对生命如何创造地球大气层的认识有关,与俄罗斯生物化学家 VI Vernadsky 对生物圈的分析有关;50
  3. 霍尔丹在新达尔文进化论综合中的作用,以及他根据恩格斯的著作将其与自然辩证法相结合;51
  4. 伯纳尔对自然辩证法的操作化以及根据残留物在影响无机/有机组织新形式出现方面的作用理论对否定的否定;52
  5. Needham 的综合水平或出现理论,包括自然历史和社会历史;53
  6. 坦斯利引入生态系统概念,其中受到兰克斯特早期生态分析和马克思主义数学家利维辩证系统理论的影响;54
  7. 霍格本和霍尔丹对种族遗传基础的毁灭性科学驳斥;55
  8. 霍尔丹基于他父亲的研究,对大气中二氧化碳的积累进行了早期的实证分析;56
  9. 伯纳尔在科学社会关系批判中的主导作用;57
  10. 考德威尔试图探索艺术与科学辩证法之间的相互联系;58
  11. 法林顿和汤姆森对伊壁鸠鲁唯物主义及其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关系的开创性研究;
  12. 伯纳尔对核武器发展的批评以及对核武器如何以目前的形式威胁到生命终结的处理。59

总的来说,这表现为对生态退化和破坏的详细批判,并融入所有这些思想家的作品中。

这些唯物辩证法领军人物所取得的科学和文化成就不仅在他们那个时代具有重要意义的科学和艺术领域(虽然后来被冷战抹杀),而且还与发生在战争初期的战争相当直接地联系在一起。在 20 世纪 50 年代,随着人类世的到来,围绕自然环境的可持续性和环保运动的兴起。这些发展帮助激发了左翼科学家的工作,如巴里·科蒙纳、雷切尔·卡森,以及后来的斯蒂芬·杰伊·古尔德、理查德·莱文斯、理查德·莱万廷、史蒂文·罗斯、希拉里·罗斯和海伦娜·希恩等人物,以及最近的分析家,如霍华德·维茨金、南希·克里格和罗伯·华莱士。60

佩里·安德森 (Perry Anderson) 是 1960 年代至今英国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和历史学家之一,他的几句话很好地说明了这里的问题。安德森在 1968 年的新左派评论中提到了“虚假科学……和伯纳尔的幻想”。61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伯纳尔是 1930 年代到 1960 年代英国的主要科学人物之一,以其重大发现而闻名,还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被公认为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即使有时会偏离某种苏联实证主义——在这里受到冷落。更重要的是,安德森感到有必要在 1983 年宣布“人类物种与其地球环境相互作用的问题 [were]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基本上不存在”,从而排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方面的贡献,表明整个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自然(以及自然与社会)辩证法的探索,严格来说不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62许多其他思想家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例如乔治·利希特海姆 (George Lichtheim)、莱谢克·科瓦科夫斯基 (Leszek Kołakowski)、什洛莫·阿维内里 (Shlomo Avineri)、大卫·麦克莱伦 (David McLellan) 和特雷尔·卡弗 (Terrell Carver),他们都试图将恩格斯与马克思以及自然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63

就后卢卡奇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趋势有一个共同的基础而言,它与假设有关,这些假设继承自新康德主义并深深植根于占主导地位的哲学传统,拒绝现实主义(批判的或其他的),并拒绝任何可能性一种自然辩证法。那么,自然辩证法为何能如此强大地揭开宇宙的秘密呢?原因是自然和社会不是不同的现实,而是共同进化的存在,社会不对称地依赖于它所属的更大的自然世界。我们对自然、我们自己以及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的认识都源于这一事实,部分是由于自然的异化以及资本主义制度所产生的自我意识。正如李约瑟所写:

马克思和恩格斯大胆地断言,它(辩证法过程)实际上发生在不断发展的自然本身中,而且它发生在我们对自然的思想中这一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因为我们和我们的思想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只能将自然视为一系列层次的组织,一系列辩证的综合。从终极粒子到原子,从原子到分子,从分子到胶体聚集体,从聚集体到活细胞,从细胞到器官,从器官到身体,从动物体到社会团体,组织层次的序列是完整的。构建我们的世界只需要能量(我们现在称之为物质和运动)和不同层次的组织层次(或稳定的辩证综合)。64

对于考德威尔来说,“外部世界并没有将辩证法强加于思想,思想也没有将辩证法强加于外部世界。主体与客体、自我与宇宙之间的关系本身就是辩证的。人,当他试图进行形而上学的思考时,自相矛盾,同时继续辩证地生活和体验现实。” 65

法国马克思主义者 Roger Garaudy 用更直接的认识论术语表达了这一点:

说存在自然的辩证法,就是说现实的结构和运动是这样的,只有辩证的思想才能使现象变得可理解,并使我们能够处理它们。

这只不过是一个推论:但它是一个建立在人类实践整体之上的推论——一个随着实践的进展而不断修正的推论……

在科学发展的当前阶段,从已确认知识的总和中出现的真实的表征是一个有机整体,不仅在不断发展,而且在自动创造过程中。我们称之为“辩证”的正是这种结构。66

康德在他的《判断力批判》中指出,在处理我们感知之外的不及物自然世界时,有必​​要从目的论的角度来构想它,以便对它进行任何讨论。67然而,科学的进步远远超出了这一点,虽然有时仍以目的论的方式呈现自然,但它更有可能诉诸机械的、系统的(系统理论)或辩证的术语。68其中最后一个最充分地捕捉了自然界的普遍新陈代谢,涵盖了与人类实践结果相关的不同综合层次——包括无机和有机、超人类和人类。

四、人类世的辩证法

为什么这些问题在今天如此重要,为什么现在又回到了自然辩证法?这与我们自己的物质条件有关,这些条件越来越受到行星紧急情况和人类世的出现的支配,从 1945 年左右的第一次核爆炸开始(随后是广岛和长崎的爆炸),这代表了人类世界的根本变化人类与地球的关系。因此,二十一世纪的自然辩证法在很多方面都是人类世的辩证法。人类世被科学指定为继过去 11,700 年全新世之后的地质时间尺度上的一个新纪元,尽管尚未正式确定。在人类世,人类已经成为影响地球系统变化的主要驱动力。

气候变化就是这样的一个门槛或行星边界。从本质上讲,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数量积累导致气候发生质变,足以威胁人类甚至地球上大多数生命的生存。其他已经跨越或正在跨越的行星边界表现为海洋酸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物种灭绝)、氮磷循环中断、地面覆盖(包括森林)丧失、淡水资源(包括荒漠化),以及环境的化学和放射性污染。69

这些变化的根源不仅仅是人为的(只要工业文明继续存在,这种情况就不会逆转),而是更具体地归因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积累体系的全球扩张,以适应其自身内部无限增长和在这方面体现了对地球最具破坏性的关系。这被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所捕捉,现在上升到地球系统中人为断裂的水平。70

虽然我们对新地质时代有一个广泛接受的名称,其特征是人类经济目前作为地球系统本身层面上的主要地质力量,但我们仍然没有为嵌套在人类世时代内的新地质时代命名这是当前人类世危机的基础。正式地,就地质时代而言,我们仍处于过去 4,200 年的梅加拉亚时代,可追溯到气候变化时期,该时期被认为已经摧毁了一些早期文明(尽管目前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科学家们)。但是,我们如何设想与人类世时代的开始相关的新地质时代呢?

我的月刊评论同事布雷特·克拉克和我,作为专业的环境社会学家,为人类世的第一个地质时代提出了资本论(也被地质学家卡莱斯·索里亚诺称为资本论)这个名称,代表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事实-造成当前行星紧急状态的系统。71唯一的解决办法——实际上是防止当前生产方式导致人类世灭绝(或第四纪灭绝)事件的唯一途径——是人类社会超越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走向未来、更可持续的地质时代在人类世中,我们在社区、公社和社区之后将其标记为共产主义。

所谓实践的、关系的辩证法,即历史的辩证法现在正赶上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所反映的自然与社会的辩证法。这现在已经被赋予了更广泛的运作领域,只有在我们这个时代才真正明显,整个地球的新陈代谢或自然的辩证法正在受到地球系统中人为裂痕的影响,并以威胁我们的方式自己的存在,让人想起恩格斯对自然的“报复”和兰克斯特的“自然的报复”。72

重要的是要理解,资本论中的地球系统危机与长期的征用和剥削历史有关,这些历史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与地球和人类关系的基础。剥夺,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没有等价或互惠的占有,也就是抢劫。因此,马克思谈到了新陈代谢断裂背后的自然掠夺73但他也写到土地从人口中被征用,工人失去了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从而控制了自己的生活。马克思批判性地称之为“所谓原始积累”(之所以这样称呼,因为它与其说是通过积累,不如说是通过抢劫来定义)的时代是一个剥夺的时代。74征用不仅是盗窃土地,还包括盗窃人体本身。这与克拉克和我所说的“肉体裂痕”有关,它以种族灭绝、奴役和世界上大部分人口的殖民化为特征,是阶级剥削关系的基础。75

正是这种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背后的土地和身体被征用的更广泛逻辑导致了种族资本主义的历史。这种征用过程也可以从妇女家务劳动的掠夺中看出(这导致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批判性地将资本主义中的妇女称为家庭中的奴隶)以及农业企业对自给工人土地的持续征用,主要是农民。在数字资本主义加速积累的社会中,甚至全世界人们工作之外的闲暇时间都在以各种方式被剥夺。因此,今天的资本主义以无数种方式参与了对整个地球及其人口的剥夺:一个如此广泛的掠夺系统,以至于人类与地球的关系,人类生存的基础,现在有被切断的危险。作为资本主义特征的自然异化和劳动异化最终只会导致毁灭。

因此,我们今天的实践辩证法需要了解自然和社会的辩证法。仅排除人主体的自然客观辩证法和排除自然物理存在的仅主观社会辩证法是不够的。思想和行动的更大批判性统一正在强加于我们。辩证法,正如 Lewontin 和 Levins 所解释的那样,关注“整体性和相互渗透,过程的结构而不是事物,综合层次,历史性和矛盾性。” 76

在古希腊,爱奥尼亚哲学家,如赫拉克利特,将物质过程视为辩证法对于赫拉克利特,描述生命背后的基本代谢过程:

当物化为火,
火耗尽
又回到物中时,
庄稼被卖掉
以换取食物的钱。77

与爱奥尼亚人相反,埃利亚主义者,如巴门尼德(其次是柏拉图,后来是普罗提诺)设想了一种理念或理性的辩证法。黑格尔可以看作是将这两个重要的流派结合在一起,建立在他的唯心主义哲学中的所有现代哲学和启蒙运动之上,但优先考虑辩证法作为理念或理性。78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回归到作为所有现实基础的物质过程,导致变化和出现的客观辩证法,自然和社会新陈代谢的辩证法,并以人类历史和实践的辩证法结束。

这种唯物主义的辩证综合,即自然与社会的辩证法,在今天仍然非常重要。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的那样,我们生活在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人类必须以革命的方式进行斗争,不仅是为了促进人类自由,也是为了避免因所谓的“资本主义的致命威胁”而造成的破坏。 ” 对整个世界和生活。对于伊壁鸠鲁,马克思写道,“世界[地球]是我们的朋友。” 79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我们当前的目标必须是创造一个生态可持续和实质平等的世界,一个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世界。但这始于我们这个时代强加给我们的生态和社会革命。今天,为自由而斗争和为必然而斗争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地球上到处同时发生,创造了毁灭或革命的前景:要么跌入资本家给我们带来的深渊,要么创造一个新的圣餐时代。80

笔记

  1.  Clive Hamilton 和 Jacques Grinevald,“是否预料到了人类世?”,《人类世评论》,第 2 期,第 1 期。1 (2015): 59–72。
  2. 卡尔·马克思和弗雷德里克·恩格斯,文集,卷。30,(纽约:国际出版社,1975-2004),54-66。
  3.  Georg Lukács,历史与阶级意识,译。Rodney Livingstone,(伦敦:梅林出版社,1971 年);Roy Bhaskar,回收现实(伦敦:Routledge,2011 年),131。
  4.  Lukács,历史与阶级意识,24;Martin Jay, Marxism and Totality(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84 年),115-18。
  5.  Giambattista Vico,新科学,译。Thomas Goddard Bergin 和 Max Harold Fisch(纽约州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6 年),493;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John Bellamy Foster),《自然的回归》(纽约:月刊评论出版社,2020 年),第 17 页。
  6.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207;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卷。25, 492。
  7.  Georg Lukács,捍卫历史和阶级意识:尾巴主义和辩证法,译。Esther Leslie(伦敦:Verso,2000 年),102–7;Georg Lukács,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卷。3、反式。David Fernbach(伦敦:默林出版社,1980 年)。
  8. 让-保罗·萨特,《辩证理性批判》,卷。1、反式。Alan Sheridan-Smith(伦敦:Verso,2004 年),32。
  9.  Sebastiano Timpanaro,论唯物主义,译。Lawrence Garner(伦敦:Verso,1975 年),Karl Jacoby,《马克思主义思想词典》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编辑。Tom Bottomore(牛津:布莱克威尔出版社,1983 年),523–26;卢西奥科莱蒂,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译。Lawrence Garner(伦敦:Verso,1973 年),191-92。
  10. 马克斯·霍克海默和西奥多·阿多诺,《启蒙辩证法》,译。John Cumming(纽约:Continuum,1998 年),224、254;阿尔弗雷德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译。本·福克斯(伦敦:新左派出版社,1971 年),156;Max Horkheimer,The Eclipse of Reason(纽约:Continuum,2004 年),123-27。
  11. 赫伯特·马尔库塞,《反革命与反抗》(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72 年),59–78。
  12.  Bhaskar,回收现实,132。
  13. 福斯特,大自然的回归,7。
  14.  Bhaskar,回收现实,115。
  15.  Lucretius,论宇宙的本质,编辑。Ronald Melville、Don Fowler 和 Peta Fowler(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 年),93 (III: 869)。
  16.  Anthony Arthur Long,“古典时代的进化与智能设计”,汤森人文中心,2006 年,可在berkeley.edu 获取;Anthony Arthur Long,从伊壁鸠鲁到爱比克泰德(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 年);John Bellamy Foster、Brett Clark 和 Richard York,《智能设计批判》(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2008 年),155–77。
  17.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John Bellamy Foster),“马克思与自然界普遍代谢的裂痕”,《月刊评论》第65 期,第 1 期。7(2013 年 12 月):1-19。
  18. 关于新康德主义及其对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哲学的影响,请参阅 Evald Vassilievich Ilyenkov,辩证逻辑,译。H. Campbell Creighton(德里:Aakar Books,2008 年),289–319;Frederick C. Beiser,《黑格尔之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4 年);福斯特,《回归自然》,264–69。用新康德主义者出身的卢卡奇的话来说,“根据康德的理论,给予我们的世界只是表象,背后是先验的、不可知的自在之物。” (Georg Lukács,Conversations with Lukács,编辑 Theo Pinkus [伦敦:梅林出版社,1974 年],第 76 页。)
  19. 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卷。45、50、462。
  20.  Karl Marx, Letters to Kugelman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4), 112. 马克思正在回复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 (Friedrich Albert Lange) 的《论工人问题》 (1870) 第二版。
  21.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 ,第一卷。1、反式。本福克斯(伦敦:企鹅出版社,1976 年),102。
  22.  Bhaskar, Reclaiming Reality , 120. Kai Heron 从拉卡诺-黑格尔的角度写作,最近指出,基于马克思代谢裂隙理论的马克思生态学无法“解释我们自己的偶然出现”作为“主体,来自自然” 然而,这正是古典历史唯物主义中偶然涌现理论的发展方向,今天所发扬的辩证批判现实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归根结底,都是关于。因此,称其为“沉思唯物主义”忽略了重点:今天的问题是形成一个革命性的生态主体,根据“社会活动的变革模式”来构思,被视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表达。Kai Heron,“辩证唯物主义、代谢裂谷和气候危机”,《科学与社会》第85 期,第 1 期。4 (2021): 501–26; Roy Bhaskar,《辩证法:自由的脉搏》(伦敦:Verso,1993 年),2, 152–73。
  23.  Georg Lukács,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卷。2、反式。David Fernbach (London: The Merlin Press, 1978), 6–7, 103. 阿尔弗雷德·施密特 (Alfred Schmidt) 在撰写“马克思的隐性思辨”和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概念时观察到:“只有这样”——即通过人类活动的调解——“我们能说'自然辩证法’吗?”施密特的意图是将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到的“纯粹客观的自然辩证法”的概念还原为自然辩证法和社会。(阿尔弗雷德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译本福克斯 [伦敦:新左派,1971 年],79。)
  24. 参见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John Bellamy Foster),“自然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新世纪辩证法,编。Bertell Ollman 和 Tony Smith(贝辛斯托克:Palgrave Macmillan,2008 年),50–82;Andrew Feenberg、Lukács、Marx 和批判理论的来源(新泽西州托托瓦:Rowman 和 Littlefield,1981 年);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John Bellamy Foster) 和保罗·伯克特 (Paul Burkett),《马克思与地球》(芝加哥:Haymarket,2016 年),50–66。
  25. 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卷。25, 13–14, 503;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xix。
  26. 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卷。25, 461。
  27. 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卷。25, 23; 福斯特,《回归自然》,254。
  28.  Leszek Kołakowski,马克思主义的主流,译。Paul Stephen Falla(纽约:WW Norton,2005),324-25;Shlomo Avineri,卡尔·马克思的社会和政治思想(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68 年),67、86;Norman Levine,与辩证法的对话(伦敦:George Allen 和 Unwin,1984 年),10-12。
  29. 关于黑格尔复杂的、辩证的反射概念(及其与自反性和折射的关系),请参见 Michael Inwood, A Hegel Dictionary (Ox​​ford: Blackwell, 1992), 247–50。有关机械论和马克思主义反思概念之间的区别,请参见罗杰·加劳迪 (Roger Garaudy),《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跨。René Hague(纽约:Charles Scribner's Sons,1970)53-54。卢卡奇将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辩证反思的起源直接与实践和生产(与自然的新陈代谢)联系起来,他说:“最原始的工作,例如原始人采石,意味着正确的反思他关心的现实。因为如果没有所涉及的实际现实的形象,无论多么粗糙,都无法开展有目的的活动。”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xxv.)这种对“反思”概念的复杂辩证观点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伊曼纽尔康德,他写了“反思的概念的两面性”。参见 Immanuel Kant,《纯粹理性批判》(伦敦:JM Dent,1934 年),第 191-208 页。
  30. 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卷。25, 43, 493–94;GWF 黑格尔,逻辑科学,译。AV Miller(纽约:人文出版社,1969 年),399、405–12、490–91、536;福斯特,《回归自然》,244-51;乔治·卢卡奇,青年黑格尔,译。Rodney Livingstone(剑桥,马萨诸塞州: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75 年)280;Georg Lukács,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卷。1、反式。David Fernbach(伦敦:梅林出版社,1978 年),74-82。
  31. 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卷。25、13。
  32. 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卷。25、110–32、356–61;Craig Dilworth,“原理、定律、理论和科学的形而上学”,Synthese 101,no。2 (1994): 223–47。
  33. 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卷。25、115–19、356–61;Hyman Levy,《科学宇宙》(伦敦:Watts and Co.,1932 年),30–32、117、227–28。
  34. 卢卡奇,与卢卡奇的对话,73-75。
  35.  Bertel Ollman,《辩证法之舞》(厄巴纳: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2003 年),17;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卷。25、120–32;卡尔马克思,资本论,卷。1, 929. 否定之否定的概念源于黑格尔试图解释表达连续性和变化的确定性否定的尝试。见 GWF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反式。AV Miller(牛津:牛津大学,1977 年),51。
  36. 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卷。25, 313; JD Bernal,“辩证唯物主义”,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各个方面,编辑。Hyman Levy(伦敦:Watts and Co.,1934 年),103-4;Bhaskar,《辩证法:自由的脉搏》,150–52、377–78;恩斯特·布洛赫 (Ernst Bloch),希望的原则,卷。1、反式。Neville Plaice、Stephen Plaice 和 Paul Knight(马萨诸塞州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86 年),9–18、306–13;Jay, Marxism and Totality,183-86。威廉·莫里斯和 E·贝尔福特·巴克斯可能与恩格斯一起在《社会主义联盟宣言》中将辩证法描述为一种螺旋式的发展形式。参见 William Morris 和 E. Belfort Bax,社会主义联盟宣言(伦敦:社会主义联盟办公室,1885 年),11。将辩证法描述为螺旋也出现在 E. Belfort Bax的《社会主义的宗教》(纽约州自由港:图书馆图书,1972 年)中, 2-5。
  37. 布洛赫,希望原则,卷。1, 71。
  38.  Kaan Kangal,“恩格斯的出现论辩证法”,《月刊评论》第 72 期,第 1 期。6(2020 年 11 月):18-27,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人类世中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月刊评论》第72 期,第 1 期。6(2020 年 11 月):1-17。
  39. 卡尔·马克思,早期著作,译。Rodney Livingstone 和 Gregor Benton(伦敦:企鹅出版社,1974 年),260-61。
  40. 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卷。25, 459–64;福斯特,《自然的回归》,177–215、273–87。
  41. 有关在这方面对恩格斯的标准批评,请参阅 Levine,Dialogue with the Dialectic,8-12。有关回应,请参阅 John L. Stanley,Mainlining Marx(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Transaction,2002 年)。
  42. 本杰明法灵顿,《古希腊的头与手》(伦敦:Watts and Co.,1947 年)11–15;埃斯库罗斯 (Aeschylus), 《奥瑞斯忒亚》( The Oresteia ),译。George Thomson(纽约:Alfred A. Knopf,2004 年)。
  43. 伊壁鸠鲁,伊壁鸠鲁读本,译。Brad Inwood 和 Lloyd P. Gerson (Indianapolis: Hackett, 1994), 42. 伊壁鸠鲁以其科学推理方法和认识论而闻名。他的一些著作片段以书信或格言集的形式保存下来。然而,除了从赫库兰尼姆纸莎草纸中找到的部分《论自然》外,他的 300 多本书全部丢失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从第欧根尼·拉尔蒂乌斯 (Diogenes Laertius) 的《佳能》(Canon) 中得到了简短的总结,这是古希腊传统中第一部独特的认识论著作。伊壁鸠鲁对科学推理方法的最完整处理(从赫库兰尼姆纸莎草纸中检索)是菲洛德默斯关于方法和符号的著作。见伊壁鸠鲁,伊壁鸠鲁读本,41-42;Gisela Striker,“认识论”,载于《牛津伊壁鸠鲁和伊壁鸠鲁手册》Philip Mitsis(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20 年),43–58;Philodemus, Philodemus:论推理方法,编。Philip Howard De Lacey 和 Estelle Allen De Lacey(费城:美国哲学协会,1941 年)。
  44. 福斯特,《大自然的回归》,253。
  45.  D. Bernal,没有战争的世界(纽约:普罗米修斯,1936 年),1-2。
  46. 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卷。1、34–107、403–514。正如伊壁鸠鲁学者西里尔·贝利所指出的,马克思是近代第一个认识到伊壁鸠鲁转弯意义的人物。Cyril Bailey,“Karl Marx on Greek Atomism”,Classical Quarterly 22,no。3–4 (1928): 205–6。马克思在撰写他的论文(和他的七本伊壁鸠鲁笔记本)时使用了大量的碎片,而这些碎片以前没有被收集过,包括从赫库兰尼姆图书馆烧焦的纸莎草纸中回收的一个碎片。迈克尔·海因里希、卡尔·马克思与现代社会的诞生(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9), 296. 关于伊壁鸠鲁对 1930 年代和 40 年代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参见 Foster, The Return of Nature , 369-70。尤其是本杰明·法林顿,他在向英国马克思主义科学家介绍伊壁鸠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通过他自己的著作,而且还促进了这一传统的思想家阅读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参见 Lancelot Hogben,Lancelot Hogben,科学人文主义者(伦敦:梅林出版社,1998 年),105;本杰明法林顿,古代世界的科学与政治(伦敦,乔治艾伦和昂温,1939 年);本杰明法林顿,伊壁鸠鲁的信仰(伦敦,魏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1967 年);乔治汤姆森,第一哲学家(伦敦:劳伦斯和威沙特出版社,1955 年),311-14。
  47.  Joseph Needham,时间:清新的河流(伦敦:George Allen 和 Unwin,1948 年),55、124、191。
  48. 见 Joseph Fracchia,“Dialectical Itineraries”,History and Theory 38,no。2 (1991): 169–97。
  49.  Ray E. Lankester,《人类王国》(纽约:Henry Holt,1911 年),159–91;John Bellamy Foster、Brett Clark 和 Hannah Holleman,“资本与疾病生态学”,月刊评论73,第 1 期。2(2021 年 6 月):1-23。
  50.  BS Haldane,《生命科学》(伦敦:彭伯顿出版社,1968 年),6–11;JD Bernal,生命的起源(纽约:世界出版社,1967 年),24-35;Richard Levins 和 Richard Lewontin,《辩证生物学家》(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85 年),277;Vladimir I. Vernadsky,生物圈,反式。David B. Langmuir(纽约:Springer Verlag,1998)。
  51.  BS Haldane,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纽约:兰登书屋,1939 年);福斯特,大自然的回归,383-98。
  52.  D. Bernal,“辩证唯物主义”,103-4;Henri Lefebvre,元哲学,反式。David Fernbach(伦敦:Verso,2016 年)301-2。
  53. 李约瑟,时间:清新的河流,233–72。
  54.  G. Tansley,“植物概念和术语的使用和滥用”,《生态学》第16 期,第 1 期。3 (1935): 284–307;利维,科学宇宙
  55. 福斯特,《自然的回归》,337–39。
  56.  BS Haldane,“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自然》 137 (1936):575;福斯特,《自然的回归》,397,612–13。
  57.  D. Bernal,科学的社会功能(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1939 年)。
  58.  Christopher Caudwell,垂死文化的研究和进一步研究(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1 年);福斯特,《自然的回归》,417–56。
  59. 福斯特,《大自然的回归》,489–96;伯纳尔,没有战争的世界Bernal, The Origin of Life , xvi, 176–82.
  60. 福斯特,大自然的回归,502–26;Foster、Clark 和 Holleman,“资本与疾病生态学”;Helena Sheehan,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哲学(大西洋高地,新泽西州:人文学科,1985 年)。
  61. 佩里·安德森 (Perry Anderson),“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新左派评论I,第 1 期。50(1968):3-57。比较 Eric Hobsbawm,Fractured Times(伦敦:Little,Brown,2013),169-83。
  62.  Perry Anderson,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轨道上(伦敦:Verso,1983 年),83。
  63. 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反映了一种倾向,不仅谴责而且将那些被视为不属于狭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人排除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之外。因此,在《自然的回归》中考虑的 1930 年代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中,包括莫里斯、霍格本、霍尔丹、伯纳尔、利维、李约瑟、法林顿、汤姆森和考德威尔,只有最后一位在“英国马克思主义”一章中被提及在麦克莱伦的作品中,这仅限于两句话。我们被告知“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是战前唯一真正具有原创性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然后只是因为他对“文学”的处理,而不是他的一般艺术理论或他对科学的分析。见大卫麦克莱伦,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波士顿:Houghton Mifflin,1979),30。
  64.  Needham,时间:清新的河流,14-15。
  65.  Caudwell,垂死文化中的研究和进一步研究,227(进一步研究)。
  66.  Garaudy,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61。
  67. 伊曼纽尔·康德,《判断力批判》,译。James Creed Meredith(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52 年)50–54、67–74、77–86。
  68. 系统理论经常与辩证法重叠。参见 Richard Lewontin 和 Richard Levins,《影响下的生物学》(纽约:月刊评论出版社,2007 年),第 101-24 页。
  69.  Johan Rockstrom 等人,“A Safe Operating Space for Humanity”,Nature 461 (2009):472–75;Will Steffen 等人,“行星边界”,《科学》第 347 期,第 1 期。6223 (2015): 736–46; Richard E. Leakey 和 Roger Lewin,第六次灭绝(纽约:Anchor,1996 年)。
  70.  Hamilton 和 Grinevald,“是否预料到了人类世?”,67。
  71.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John Bellamy Foster) 和布雷特·克拉克 (Brett Clark),“资本论:人类世的第一个地质时代”,《月刊评论》第73 期,第 1 期。4(2021 年 9 月):1-16;Carles Soriano,“关于人类世工作组的人类世形式化和提案”,Geologica Acta18,no。6 (2020): 1–10。
  72. 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卷。25, 461; 兰克斯特,《人类王国》,159-91。
  73. 马克思,《资本论》 ,第一卷。1, 637–38。
  74. 马克思,《资本论》 ,第一卷。1, 871;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John Bellamy Foster) 和布雷特·克拉克 (Brett Clark),《自然之劫》(纽约:月刊评论出版社,2020 年),43–61。马克思非常喜欢“原始剥夺”的概念而不是“原始积累”,因为这里讨论的是剥夺,而不是积累。参见卡尔·马克思的《价值、价格和利润》,载于卡尔·马克思的《雇佣劳动和资本/价值、价格和利润》(纽约:国际出版社,1935 年),第 38 页
  75. 福斯特和克拉克,大自然的劫掠,78–103。
  76.  Lewontin 和 Levins,影响下的生物学,103。
  77. 赫拉克利特,片段,反式。Brooks Haxton(伦敦:企鹅出版社,2001 年),15。
  78.  Bhaskar,辩证法:自由的脉搏,115-16;汤姆森,第一批哲学家,271-95。
  79. 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卷。5, 141。另见沃尔特·拜尔、埃里克·卡内帕和哈里斯·戈莱米斯编着的《资本主义的致命威胁》(伦敦:默林出版社,2021 年)。
  80.  “如果没有新人文主义宇宙学的真正'黄金时代’,就无法想象历史人类学的真正'黄金时代’。” (布洛赫,希望的原则,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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