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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唐宋这两个朝代，即便是在中国五千年历史长卷中也毋庸置疑是尤为浓墨重彩的一笔，社会各方面的繁盛与欣欣向荣，都令不少后世人为之神往。 而在一些专家学者眼中，这个时期更有着与众不同的意义。一种论断更直接认为——“唐代是中国中世的结束，而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端。”  诚然，以唐宋为界，前后的两个时代都呈现出了堪称迥异的时代特征，这确实可以表明唐宋时期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动荡和变革。但要武断地定义中国近世的开端，还是让人感觉过于简单粗暴了。 那么，“宋代近世说”这一理论究竟以什么为支撑，又是否有其合理性存在呢？ 唐宋变革论的提出与发展 虽然早在清朝时期就有大量的文人学者认识到了唐宋社会变革对后世的深远影响，但这种思想作为一个系统的理论被提出，还应归溯于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 他的宋代近世说也就是唐宋变革论，最主要的内容为：贵族政治的式微和君主独裁的出现；以及变法革新后，人们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意义更加确实，平民地位显著变化。  他认为中国历史在唐宋尤其是宋代时期，已经走出魏晋南北朝时政治被门阀士族所把控的局面，君主王权得到有力强化，土地制度经过改革，商品经济发达，文化上也十分繁荣，“平民主义”开始慢慢抬头。 这一理论提出后，曾一度成为大陆学界的学术热点，占据学界众人的视线长达20余年。21 世纪以来，唐宋史研究更多以此理论为框架和标签，不少学者甚至将其视为不证自明的“公理”。  后来，他的学生和同一学派的其他学者又在他的基础上，将这个理论进行了完善和补充。直接以西方的文艺复兴作为类比对象，认为宋代就是中国最早的文艺复兴，还列举了许多相同点，如思想上的解放和城市商业的兴起等。 仿照欧洲的历史演进模式，论证中国的近世比欧洲更早，甚至认为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启发了欧洲的文艺复兴。俨然将唐宋变革论的核心转移到，“中国先于欧洲进入近世”这一观点上来。  那么对于内藤湖南这一学派提出的理论，我们是否能全盘肯定接受呢？在此之前，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唐宋时期社会变革与繁荣景象。 唐宋变革之新气象 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带动社会变革与发展的往往是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唐宋时期的商品经济，是空前发达的。 说道商品经济，那自然就不得不提及这种经济形式出现之前，长期存在的自然经济。自然经济偏向于自给自足，通过劳动产生的物质首先满足自身生存的需要，如果有多的再拿出来和他人进行交换。  而在生产力水平较低或者社会较为动荡的时候，人们要么维持生活就已经很艰难了，要么在进行商品交换时需要冒很大的风险，所以商品经济是不可能得到很好发展的。所以只有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富足时，商品经济才能真正活跃起来。 而作为一种极具流动性和分化性的经济形式，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引起各种社会要素的流动及其组合。在冲击原有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并产生新兴的社会力量后，促成了唐宋社会的变革 。  不管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种耳熟能详的诗句，还是《世说新语》里那些关于士族的风雅典故，都让我们得以窥见魏晋时期门阀大家的权势滔天。 其实这些门阀士族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就是当时的土地往往带有政治色彩，是家族权势的象征。社会资源高度集中在各大世家手中并代代相传，平民想要实现阶级的跨越可以说是难于登天。  但到了唐朝，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开始更多的作为一种财富象征，其买卖交易也越来越频繁，整个社会都进行了富贵贫贱的转化。门阀士族“名虽著于州闾”，但已“身未免于贫贱”，与社会其他阶层的界限就日趋泯灭。 即便在唐朝时还有“崔、卢、李 、郑及城南韦 、杜二家, 蝉联圭组 ,世为显著”这样的名门望族的出现，到了宋代已经是“至本朝绝无闻人”。门阀士族在繁盛了几百年后，也终究还是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  除此之外，社会经济的变化又必然引起思想文化的变化。文学最主要的特征就是自由，诗文不再过于注重形式，水墨画更是洒脱写意。唐诗、宋词中的那些名句，时至今日仍然是每个中国人自幼时起的启蒙。 尤其是在宋代时期，通俗艺术得到发展，文学中的平民趣味日渐凸显。诗词中出现越来越多描述平民生活的作品，小说也越来越通俗易懂，文学可以说是越来越接地气了。 思想文化领域更是有了重大变化，宋学的义理之学代替了汉学的章句之学, 体现出自由开放和经世致用的特征。在实现阶级跨越后，人们身上往往有种责任感，希望能将毕生所学用于造福社稷。  不管是贵族政治的式微，还是平民地位的显著变化，好像都在这几百年间的社会变革中分明地展现了出来。既然如此，唐宋变革论的支撑应当是十分有力的。若果真如此，也不会有许多学者呼吁“唐宋史研究应当翻过这一页”了。 理论实质与学术争议 事实上，近年越来越多学者在呼吁应当走出“唐宋变革论”的误区。究其根本原因，还是这一理论的实质目的，是从提出者内藤湖南本人立场出发的。不论这位学者再如何喜爱汉学，其学说终究是服务于日本政论的。  表面上看来，他是在客观评述唐宋时期的社会变革状况，甚至对中国文艺复兴出现之早表示赞扬，很容易让人认为他是在赞誉中国商品经济的发达和文化思想的开放。 然而实质上，他却是想通过这一理论向世人说明，中国正是由于历史进程过于“早熟”，所以才会过早地在清末出现政治经济困难疲软，急待寻求出路的局面。以试图为日本入侵中国披上一层“温情”的外衣，好让这场非正义的侵略表现得像是在解救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所以细究起来，“唐宋变革论”的核心理论其实都存在不少误区。比如他提到唐宋时“贵族政治式微，君主独裁出现”，实际上自秦统一以来，政治上就一直是君主专制，皇权高于一切；而魏晋时的大家族应当称其为“士族”，“贵族”一般指皇室宗亲这类权贵。 之所以内藤湖南的理论听起来有种削足适履的错位感，是因为他在研究中国历史时确实罔顾了中国的国情，错误地照搬套用了欧洲的历史研究框架。明显受到《欧洲文明史》的影响，在分析唐宋历史时，多使用西方的古代社会、中世社会、近世社会特征作为衡量时代发展的标准。 中西方地域文化差异如此之大，内藤湖南却仅因为个人受影响太大，就一味照搬到学术研究中，所以也无怪乎他的理论范式显得苍白和不足，又完全不符合中国国情了。 再者，内藤湖南之所以要强调唐宋是“变革”，而不是简单的发展或者变化，是因为他想极力论证这一时期的社会产生了“质变的飞跃”，是其他历朝历代所不能及的。 这种思想的实质，是把唐宋前后断裂为两个性质不同的时代，是一种认为中国历史在宋代以后就再没有质变的停滞论，这不免让人产生一种将本来连贯的中国历史割裂开来的生硬感。 其基本结论、主要观点，乃至其所谓论据都是错误的。换言之，内藤湖南本来就不是用科学的方法，从史实出发进行研究，而是先有结论，后选择、改造能为己所用的史料进行演绎。这种存在诸多误区的理论，是绝不应该被当做真理的。 结语 中华上下五千年文明，每个较长的历史时期，都有许多重大变化，这很自然，不足为奇。秦王扫六合、百家争鸣、郡县制的设立、三公九卿的出现等等，比起唐宋之际的变化，显然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前人很少将上述各时期的变化，概括为某某时期变革论。 “唐宋变革论”确实为学者们提供了一个历史研究的新视角，从表面上看也有其合理性。 许多人在乍听这一理论时，也单纯地以为只是在夸赞唐宋时期的发达与辉煌成就。但深入了解过后，就会发现其理论根本经不起推敲。 内藤湖南虽然喜爱中国文化，但是当他从国家利益与政治立场出发时，他在推出这一理论上的真实目的就不禁发人深省。所以，在接触任何一个理论时，我们都应该辩证地看待，切不可被表象所蒙蔽。 参考文献： 《新唐书》 《宋史》 《通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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