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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近年来很著名的张网红，他说中国五千年文明都是瞎扯。还有一些历史专家说我们的文明只有三千多年。  张网红评中华文明 即从中国比较公认的夏朝开始，我们的文明也已经有四千年了。显然这些“专家”们连夏朝都是不承认的，这是为什么？因为国际上或者说是是西方只承中国自商朝以来的3600年历史，所以，这些专家们也就自然而然地觉得中国没有五千年文明历史了。 《史记》撰写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史记记载的五帝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在我们一般的印象里，三皇五帝都是神话故事。 关于五帝的事迹见诸于各种典籍，并且富有神话色彩，即使是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仍然有一些传奇色彩的记录。比如周的始祖后稷是其母亲姜原在野外踏巨人足迹而生；殷商的始祖契为其母简狄在沐浴时吞玄鸟之卵而生；禹是其母脩己吞了神珠和薏米而生；舜是其母握登感枢星之精而生；尧是其母庆都晚上被赤龙上身而生。 那么五帝是神话故事还是真实存在的上古人物？中国在不同时代对五帝的认识有什么变化?五帝又怎样影响了东西方文明的竞争？ 一、近代世界历史和文明认识格局的形成 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经济贸易、中国科技、中华文明一直领先于世界。 在经济学方面一直有这样一种说法，即中国古代是世界级经济大国，古代中国长期或经常保持GDP世界第一的位置。汉朝时GDP约占世界的26%；唐朝时GDP已绝对处于世界的领先水平了，约占到当时世界GDP的58%；两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经济最发达的时期，当时GDP占世界GDP的比重达到70%以上，甚至有的统计数字达到80%；元朝时GDP占世界比重大概30%左右；明朝时期的GDP占世界GDP的比重平均达到了45%左右；清朝康熙乾隆嘉庆时最高峰GDP占世界比重的35%。 自汉代开辟丝绸之路起，古代中国与西方各国的联系非常紧密，经济上的往来更加频繁，在这条路上，不知道运了多少次丝绸、茶叶、瓷器、药品、香料、珠宝等物品。一直到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中国和任何一个国家的贸易几乎都是“顺差”，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中国商品太丰富了，涵盖吃穿用玩各方面；另一个原因是：中国航海技术发达，中国人会做生意，中国商人天下跑。直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对英贸易每年仍保持出超二三百万两白银的顺差地位。 在中代中国科技水平也一直领先于世界。 英国著名科学技术史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列举了囊括四大发明在内的中国古代26项重要发明，包括： 1龙骨车；2石碾和水力在石碾上的应用；3水排；4风车和簸扬机(旋转风扇或扬谷机)；5活塞风箱； 6平放织机和提花机；7缫丝、纺织和调丝机； 8独轮车；9加帆手推车；10磨车； 11马具胸带和套包子；12弓弩；13风筝； 14竹蜻蜓和走马灯；15深钻技术；16铸铁的使用；17游动常平悬吊器；18弧形拱桥；19铁索吊桥； 20河渠闸门；21造船和航运方面的无数发明； 22船尾的方向舵； 23火药以及和它有关的一些技术；24罗盘针； 25纸、印刷术活字印刷术；26瓷器等。 1986年英国科技史专家罗伯特·坦普尔在李约瑟教授的指导下，研究、撰写出版了一本《中国——发现和发明的国度》一书，该书指出：中国不是只有“四大发明”，而是有一百个“世界第一”的科技发明，包括二进位制、古代机器人、化学武器、铸铁术、微型热气球、传动带、滑动测绘仪、自动控制机、火焰喷射器、枪炮、机械钟、水雷、大炮、火箭、眼镜、古代直升飞机等。具体发明清单详见文后附录。 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典籍记载了欧亚大陆众多国家藩属于古代中国、并被古代中国政权管理册封的事实，见证了中国人游历世界，向世界传播科技、文明，辐射影响世界文明的过程。下图为按照现在国际标准可归入大唐的疆域图，可以看出，唐朝鼎盛时期管理的范围覆盖了亚洲和部分欧洲、非洲地区。  依据国际标准的大唐650年疆域 就是到了清朝，在鼎盛时期也被23个国家奉为宗主国：朝鲜、琉球、苏禄（今菲律宾）、越南、缅甸、暹罗（今泰国）、南掌（今老挝）、廓尔喀（今尼泊尔）、浩罕（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布鲁特（今俄罗斯境内）、哈萨克（今哈萨克斯坦）、安集延（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玛尔噶朗（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那木干（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塔什干（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巴达克山（今阿富汗东北部和塔吉克斯坦东部）、博罗尔（今巴基斯坦北部的吉尔吉特地区）、阿富汗、坎巨提（今巴控克什米尔地区）、兰芳国（今东南亚加里曼丹岛）、哲孟雄（今印度的锡金邦）、不丹、拉达克（今克什米尔东南部）。  清朝鼎盛时期的藩属国有23个 可见在古代，中国一直是世界文明的中心，所以才有了中国雄据欧亚大陆、四夷臣服、万邦来朝的辉煌盛世，才有了中原政权对被赶到欧洲还能称霸的匈奴突厥的降维打击，才有了王玄策一人灭印度一国的旷世奇闻，才有了匈人之王阿拉提、西辽耶律大石、元太祖成吉思汗征服欧洲的上帝之鞭，才有了郑和七下西洋环球航行的神奇壮举，这些都是当时中华文明是鹤立于世界的高维文明的明证。 明清之际欧洲大量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将大量中国书籍传回欧洲。欧洲在有第一本系统的字典《汉法词典》（约1670年出版）之前，看不懂传过去的汉语资料，普遍采用的是圣经史观，圣经是西方文明的基石。“在西方文明中，首个且最重要的历史文献是圣经”（引自观察者网对美国华盛顿特区经济趋势基金会总裁杰里米·里夫金的访谈文章《里夫金：我们的世界观把人类推向深渊，是时候改变了》）。  观察者网对杰里米·里夫金的访谈文章  在西方文明中，首个且最重要的历史文献是圣经 圣经里明确说明，地球及万物是上帝在6000年以前，即公元前4004年10月26日上午9：00 钟创造出来的。然后按照圣经的说法，古埃及人创造了最早的文明。 17世纪中学西渐，中国书籍大翻译传到欧洲。在17世纪中叶，大约是1650年代，一位从中国返回欧洲的意大利传教士(中国名字叫卫匡国，他在中国去世，他的墓在杭州)出版了一本书，引起了震撼。这本书的名字叫《中国上古史》，其内容包括了即伏羲、黄帝、尧、舜、禹等（即三皇五帝）的历史。 原本欧洲人相信《圣经》从创世纪到大洪水所描写的人类故事是真实的、唯一的。现在竟然有书籍和文献证明，在《圣经》叙事之外、甚至之前还存在一个更古老的民族和更高尚的文明。这样的话，基督教神话就被拆穿了，基督教的神圣性也被颠覆了。 “中国风”吹到欧洲以后，西方人确认中国的历史远远超过4000年，于是心态就崩了，圣经史观也破碎了。其结果是，欧洲人按照“中国模式”重新塑造西方；包括两个方面：重塑现在，通过启蒙运动来完成；重塑过去，通过编写历史来完成。 于是欧洲启蒙运动开始。伏尔泰的《风俗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都把中华帝国作为人类文明历史的开始。托尔斯泰也说：“中国为东方诸国首领”。黑格尔之前的伏尔泰对中国充满了尊敬。黑格尔刚刚钻研学术的时候，也对中国充满了尊敬。后来黑格尔发明了种族主义理论，中国历史停滞论的始作俑者就是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 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1799年法军在埃及发现罗塞塔石碑和大金字塔。1822年，只有32岁的商博良宣布破译了罗塞塔石碑碑文，创造了埃及学，这是发现古埃及文明的开端。1840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终于鼓起勇气，“成功而科学”地使古埃及超越中国成为最古老的文明。 之后，时年25岁的英国军官罗林生于1835年也“成功破解”了古波斯文字和“贝希斯顿铭文”，创造了亚述学，这是发现两河流域文明的开端。此后，关于古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苏美尔文明的古老和辉煌的“研究”著作汗牛充栋，令人眼花缭乱，蔚为壮观。 19世纪上半期，西方人得到的埃及信息越来越多，突然意识到古埃及文明有可能是非洲黑人创造的时候，西方人又崩溃了。于是有西方学者根据雅利安学说，设想出雅利安印度人殖民古埃及，这个说法由于德国纳粹的战败陷入停顿。 西方学者在如此困惑了数年之后，直到1958年，克雷默出版《历史始于苏美尔》，罗列出人类有史以来苏美尔人的39个“第一”、“之最”，历史始于苏美尔。自此之后，苏美尔是最早出现的文明在学术界逐渐赢得共识。 终于，西方人摆脱了“黑非洲”的古埃及文明对西方造成的压力和挥之不去的心魔。斯塔夫里阿诺斯的权威的世界史著作《全球通史》就以苏美尔为世界最早出现的人类文明。 到了19世纪末期，随着欧洲中心论的兴起，欧洲语言大规模传入日本形成“和制汉语”；与此同时，这种“和制汉语”于20世纪初期前后又“逆传”回到中国。所谓的“和制汉语”，通常也被称作日制汉语，日语借词，日源词，和来语等等，是指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用的新词。 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大量接触并翻译西方的典籍和著作，但对于大量从未出现在“大中华文化圈”里的西方词汇，当时的日本知识分子开始通过变体汉文进行解决。所谓变体汉文本质就是用中国的汉字创造新的词汇，以承接和满足西方语义翻译的需要（如电话、名词、细胞、元素等），而这种新词及其所附带的内涵，进入现代汉语被统称为和制汉语。 与和制汉语相对的是“华制汉语”，则是清末知识分子自主接触西方文化，自主或与外国人合作进行翻译，所形成的本土汉语之外的新的派生词语（如严复翻译的物竞天择、逻辑、进化、乌托邦等），但是“华制汉语”至今仍在使用的数量远远少于“和制汉语”的使用量。 这次“和制汉语”回传中国时，却令人意外地伴随着19世纪欧洲人所“创造”的邪恶的“文明等级论”，在这种“文明等级论”的论调中，本来一直被古代中国视为蛮夷的欧洲民族摇身一变成了“文明民族”；原本善良、淳朴的美洲土著、非洲黑人及东南亚人等，被归于“蒙昧、未开化民族”；而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民族——中华民族，却被归入“半开化、中不溜”的境地。 就这样，随着“现代汉语”大量引进“和制汉语”，汉语雅言的内涵发生了畸变，在此过程中不觉丧失了“文化话语权”，使得整个中国及后来形成的社会科学沦落到“东方主义”的话语权陷阱之中。 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看待和评价世界问题的世界观就是西方中心论。在西方中心论指导下的西方世界史观形成后，中国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历史最短，并且西方一直否认夏朝的存在，更不论三皇五帝，西方认为周朝人出于政治目的编造了夏朝。 准确地说世界承认中国历史是3600年，即从商朝开始。原因是我国目前考古发现从商朝开始才有文字记载，夏朝还没发现有文字、青铜器等类有实锤的记载证据，只能算是部落，不属于国家范畴（国际上通用的文明标准是发现有国家、文字、青铜器才算是＂文明＂）。 二、中国疑古派的出现 1904年，姚祖义编《最新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分四卷（册），每卷分60课，1905年（清光绪31年），该书被定为高等小学堂暂用课本之书目。在这本教科书上，中国历史朝代（历朝国统）为“从上古时代”至清末。 宣统元年（1909年）版《最新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历朝国统图还是这样的：  宣统元年（1909年）版《最新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历朝国统图 可见中国古代直到清末时，中国人还认为存在上古的尧唐、虞舜时代。 20世纪初，由于中国的落伍和屈辱，意图革新求国的中国知识精英兴起了东西方文明大辩论，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的启蒙主义者，认为中华文明是落后的古代文明，西方文明是进步的新文明，西方文明优于东方文明，中国应该全盘接受西方文明。这种论调在当时的认识和后来的实践中都占了上风。 在当时中国盛行起疑古风潮，这个思潮源于英国，经日本影响到中国。这场运动背后的始作俑者是日本人，是日本泰斗级史学家白鸟库吉（白鸟库吉侄子白鸟敏夫是侵华甲级战犯），他师承那珂通世与三宅米吉，那珂通世师承福泽谕吉，这个福泽谕吉是中国东亚病夫定论者，是日本侵略亚洲路线总策划，是日本军国主义第一理论家，是日本军人侵略中特别残暴的心理诱导者。 那珂通世编写的《支那通史》，以欧洲文明中心框架重新分析中国，证明中国2000年的历史是停滞的历史、吃人的历史，从文化、军事、政治三个方面对中国历史作了一个片面而阴暗的阐述，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使得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形象在日本人心目中一落千丈。当时的革命党人因为急于推翻封建王朝，不分青红皂白接受了那珂通世的理论。 民国时期突然兴起的“中国史批判”，诞生一批“疑古派”，是“五四运动”以后史学研究中出现的以疑古辨伪为主旨的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他们提出要“打破治古史'考信于六艺’”的传统见解，主张“离经畔道非圣无法的 《六经》论”，认为对于东周以前的史料“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他们对中华文明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全盘否定。 古史辨派在其研究中，推翻了传统所谓的“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等概念构成的中国古史系统。其中，顾颉刚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他着重地考察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源头，认为：“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虽然“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据此，他提出要打破“民族出于一统”、“地域向来一统”、“古史为黄金世界”等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 层累的造成的中国古史，原本是19世纪英国人在编辑古希腊历史教科书时，为了采用新的比较语言学方法，将过去曾经存在的关于古希腊的故事说成是层累造成的，以便将其推到重编；这种学说传到日本演变成了殖民主义历史观，就是著名的“尧舜禹抹杀论”。影响到中国，就变成了“大禹是一条虫”。结果，客观上疑古派起到了一个否认中国夏朝及以前的历史、打击中华传统文化的作用。 三、《史记》记载的五帝时代是否存在 在中国古代史籍里，对上古朝代都有记载。中国最古老的史书——《尚书》，就是从唐尧时代开始的，记载了尧如何安排职官，到四方去测定日历，最后得出一年是366天。这说明中国人在4000年前就已经有准确历法了。 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史书，《尚书》是经过孔子重新整理的。尚书原先有好几百篇，记载了黄帝及其以前统治者的很多史记，但孔子认为那些太久远，有很多神话之事，因此都删去了，只从比较近的唐尧开始。因此，我们现在才能看到尚书的第一篇：尧典。但孔子并没有否认黄帝的存在。 中国古代典籍中关于尧舜的记载很多，在尧帝与舜帝的时代，古人将之视为太平盛世。《尚书》：“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论语·泰伯》：“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唐虞之际，於斯为盛。”吕不韦《吕氏春秋·召类篇》：“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 司马迁所著《史记》亦时常提及“唐虞”。例如，第一百三十卷之“唐虞三代之德”。 唐国又称”古唐国“、”陶唐古国“，为中国上古时期帝尧建立。尧，又称唐尧，姓伊祁，名放勋，帝喾之子，原封于唐，故称陶唐氏，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领袖。 尧代帝挚为天子，定都平阳（今山西临汾）, 在万国争雄的乱世，他团结亲族，联合友邦，征讨四夷，统一了华夏诸族，被推举为部落万国联盟首领。帝尧派神箭手大羿射日，派鲧治水，并且制定历法，推广农耕，整饬百官。 尧帝建都平阳，因而临汾城南有尧庙，城东筑有尧帝陵。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尧冢也有好几处，一般认为在山西临汾，历代也多以这里为主进行祭祀活动。 这个唐虞，是不是就是早于夏朝的我们的朝代呢？到底存不存在唐尧这个朝代呢？有没有帝尧这个人存在过呢?《史记》中记载的五帝时代究竟是否存在过呢？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村南，是中原地区龙山文化遗址中规模最大的一处之一，年代为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1900年。  陶寺遗址布局图 在400多万平方米的陶寺遗址内，城址就占据了280万平方米，宫城近13万平方米。整个遗址功能区分清晰，布局讲究，墓葬等级分明，俨然已经具备了国家的基本形态。 在陶寺遗址宫城的城墙上，考古人员发现了残留下来的“阙楼”式门址。高大的阙楼，一向被称为礼仪之门。两处高大的阙楼从宫城的南城墙上延伸出去，模式竟然和隋唐时期洛阳城应天门阙楼的样式相像。以至于后来的紫禁城午门，也沿袭着这种4000多年前的阙楼模式。 宫城外的窖穴储藏着国家的粮食，窖穴直径达5米，深度7米，内置螺旋形坡道可直达底部。这些大型窖坑，几乎和隋唐时期洛阳的含嘉仓一模一样。  南东门“阙楼式”门址 陶寺遗址的墓地是黄河流域最大的一处。在4000多年前，这里的社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和数量众多的普通人的墓葬不同，贵族大墓相对较少，规格很高，陪葬品也特别丰富。 在整个陶寺遗址中，仅从王级大墓中出土了四件龙盘，龙盘应该属于当时的王者，是高级身份地位的象征。陶寺盘龙，已经非常接近后代夏商周及后世之龙的形象。陶寺又是最初的中国国家雏形所在，因此，陶寺龙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龙。  陶寺盘龙 4000多年前，陶寺就拥有了较为先进的天文历法，并且有了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这是13块弧形排列的夯土柱，通过多年的摸索求证，模拟观测，考古人员终于发现了观象台的秘密。原来，先民是通过观察柱子的观测缝，塔儿山的日出方位，来确定季节和节气的。从第2个观测缝看到日出为冬至日，第12个观测缝看到日出为夏至日。春分和秋分均从第7个观测缝看到日出。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也是中国24节气的祖源。  陶寺遗址观象台 在陶寺遗址中期大墓M22中发现竖立着一根木杆，上面涂有黑、绿色和红色标记的漆。研究证明，M22大墓中发现的木杆就是圭尺。陶寺圭尺的发现，也恰恰说明中国古代天文测量使用的圭表仪器，最早出现于距今4100年前的陶寺文化中期。 陶寺遗址出土的29件乐器，包括鼍鼓、土鼓、特磬、陶铃、铜铃、口弦琴等。鼍鼓和特磬组合是迄今为止所知同类乐器中最早的。陶寺还出土有玉钺、玉琮、玉璧、玉圭等玉礼器，它们和上述乐器共同表明“礼乐文明”在此时就已经初步形成。 陶寺遗址还出土了弥足珍贵的文字。 由此看来，陶寺遗址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集城墙、宫殿、墓地、乐器、观象台、大型仓储区等各项功能要素齐备的早期都城遗址。 种种考古迹象也都表明，早在4000多年前，陶寺就进入了国家阶段，迈入了文明社会。陶寺文化与社会出现了“王”这一最高统治者，意味着王权为主的国家出现。在陶寺社会，礼制初步形成，并成为社会制度的精髓传继后世。陶寺社会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多为夏、商、周及其后世继承发展，与之一脉相承。 结合考古发现，襄汾陶寺遗址经考古发掘其早中期与帝尧时代相当，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以及它所反应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与尧相当契合，经过40多年的发掘研究，陶寺遗址已经是很多学者认定的尧舜时代的都城。这是实证5000多年中华文明历程的重要支点和基石。 临汾周围的城乡遍布着与尧、舜、禹相关的名胜古迹。 临汾城南有伊村 ,为帝尧故里；城西姑射仙洞，有被传为帝尧成婚的洞房和尧教丹朱的棋盘石，有尧及四大臣塑像；城南有金殿,是平阳最初的所在，史称尧墟；城东有尧陵，为三皇五帝中最巍峨的陵墓；城西北王曲村有尧子丹朱墓；紧邻临汾的洪洞县有羊獬村，传说帝尧出巡在这里得到能辨忠奸的独角兽—— 獬羊，将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寄养此处。 以上历史记载、考古研究和现实遗传证明，唐尧时代和帝尧都是实际存在的历史事实。疑古派抹杀中国上古史体系的理论事实上已经破产了。 随着仰韶文化、红山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考古研究不断取得新发现，以及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等中心性遗址考古成果不断刷新认知，中国文明历史研究也不断走向深入。比陶寺文明更早的文化遗存里必然存在更早的黄帝、颛顼、帝喾等上古人物和上古时代。五帝不是神话传说而是历史事实。 一般认为“五帝”其实只是史前各个氏族部落的首领，并且这些部族都各自生活在不同的地域，这些部族的后人各自奉祀的祖先。所以有人认为各个部族的首领在历史上不应该存在先后次序，所以五帝顺序是后人杜撰的。 但是我们知道全国有统计的仰韶文化（距今7000年至5000年）遗址共5000多处，其分布范围，东起豫东，西至甘肃、青海，北到河套内蒙古长城一线，南抵江汉，中心地区在豫西、晋南、陕东一带。分布省份有陕西、河南、山西、甘肃、河北、内蒙古、湖北、青海、宁夏9个省区。 龙山文化（距今5000〜4000年）遗址发现以来，考古学家分别在山东、河南、河北、江苏、陕西、湖北等地发现了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 良渚文化（距今12005～4000年）分布的中心地区在钱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包括现在的浙江、江苏、上海、安徽、江西等地，接近山东、山西。《鹖冠子》记载说“成鸠氏之国……兵强，世不可夺”，实际上就是说良渚文化集团的武力强大，天下无敌。良渚古国有王权和国家管理的特征，说明当时良渚古国应该有了统一的管理，而这些管理的范围已经接近小半个中国文化圈。 以上说明比记载的五帝更早的时期或同时期，中国古先民们的交流、活动、管理的足迹就已经遍布中国主要文化圈，何以后来的五帝时期五帝只是一个氏族首领？那种认为五帝流传记录下来是其后人编纂神话自己祖先的说法，应该是五帝后人各方互相攻讦别方才对，这样如何能取得共识，形成大致相同的帝位顺序和历史记载呢？ 人类的交流活动只应该越来越密切，交流和管理范围应该越来越广阔才符合历史发展情理，所以我认为五帝应该都是管理中国核心文化圈区域的共同的首领，因此才能在长久的历史发展中被多方传颂，所以能够被后人记载并流传下来。 还有人认为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上没有关于三皇五帝的记录，所以三皇五帝是周朝人杜撰出来的。但是考古取得了重大发现，推翻了这个认识。 从甲骨文册、典、聿等文字上可以得到证实。所谓“典”，就是典籍，甲骨文中的典字，上部是“册”、下部是“双手”，而“册”就是竹简成书的样子。所谓“聿”，其实是“笔”的本字，笔的繁体字为“筆”，甲骨文与金文中的聿字，都是一只手握着笔的样子，繁体字上面的“竹”字头代表取材。 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在一些甲骨文上，研究人员也发现过毛笔书写的痕迹，即先描写、后刻写，这证明了当时存在竹简书或木简书或其他文书。换言之，商代日常性典籍，应当就是竹简或木简组成的。甲骨文主要是一种祭祀文书，并非商代唯一的文献，记载上古历史人物的，可能在竹简书或木简书等其他文书上面。  甲骨文 因此，商代日常性文书是竹简或木简材质，采用毛笔书写，与春秋战国时相差不大。由于竹简或木简都容易腐烂，因此商代竹简文书可能被周人烧毁，更可能已经腐烂。比如现在就没有发现春秋竹简，全都是战国竹简，也就是说，夏商代日常文献可能记载了上古帝王，然后传到周朝等，进而流传于后世。 商朝时期，整个中国不会只有甲骨文这一种文字。以战国七雄的文字演化来看，当时应该还有与甲骨文共存的其他文字。战国时期，其中七个强大的国家，都演化出自己的文字，虽然不少文字大体相同，但也有不少文字差别较大，比如下图中展现的马字。后来，秦始皇一统宇内之后，推行“书同文”，将秦国篆书作为统一的文字。 多源演化的文字 以此来看夏商，当时方国众多，未必没有根据地域情况，而演化出独特文字的情况，并记载了上古杰出帝王。只是，他们的文字可能受众面较小，文字载体易于腐烂，最终没能流传下来，但记载的内容却流传了下来。 按照文字演化的逻辑，作为成熟的、系统的甲骨文，不可能突然从天而降，之前必然还有文字，只是以前考古一直没能发现。近年来在一些上古骨块上，发现一些刻痕，后来将这种分布于山东、内蒙、陕西等地，刻写在骨块上的文字称之为“骨刻文”，距今大约为4600年—3300年，涵盖五帝到商代中期，下限正好处于甲骨文起始阶段。骨刻文与甲骨文明显存在传承关系，应该是甲骨文之前的“初熟文字”，而“初熟文字”的出现时间，承上启下，也符合中国文字演化的逻辑。 龙山文化、良渚文化、贾湖遗址都出现了有规则的刻画符号或文字，尤其是贾湖遗址出土的“甲骨契刻符号”，距今约8000年。完全有理由相信，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中国会发现更多成系统的远古文字，中国的上古史也会变得越来越清晰。 现在我们的历史朝代歌往往是这样的： “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三分魏蜀吴，两晋前后延，南北朝并立，随唐五代传，宋元明清后，王朝至此完。” 中国的历史朝代歌本应是： 三皇五帝始 ，尧舜禹相传。夏商与西周 ，东周分两段。 春秋和战国 ，一统秦两汉。三分魏蜀吴 ，二晋前后延。 南北朝并立 ，隋唐五代传。宋元明清后， 皇朝至此完。 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就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过程，以及相关的背景和原因，得出了以下认识：距今万年奠基，八千年起源，六千年加速，五千多年进入（文明社会），四千三百年中原崛起，四千年王朝建立，三千年王权巩固，两千两百年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相信随考古和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上古人物和上古时代会被考证出来。 四、在西方中心论下的世界历史观 17世纪中叶法国传教士将中国文化成功引进欧洲，成为在欧洲传播中国文化的中心。17世纪晚期，法国文化风行于整个欧洲。这个时期，法语还取代了拉丁语成为外交语言。欧洲的历史学、语言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都源于法国，但是法国诸学科的终极源头却是中国。 法国学习中国形成三次浪潮：十七世纪初期前后斯卡利杰复制中国历史年表捏造了欧洲的编年历史学，这就是欧洲的历史学的开端；十七世纪中期，引进汉语雅言开始编纂法文词典，笛卡尔学习儒学开创欧洲理性主义哲学，黎塞留引进儒家政治观念，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18世纪导入儒家思想，创造重农学派。因此，18世纪的欧洲被称为“法国的世纪”。 1635年路易十三的宰相黎塞留创办法兰西学院，标志着法语开始由方言土语向民族及世界通用语言迈进，其文字内涵大力引进“汉语雅言”。学院的首要任务是编纂法语辞典。从1635年开始到1694年，经过近60年的时间，终于编成了第一部《法语词典》。1670年《汉法词典》先于《法语词典》问世，当时法文尚未形成通用语言，《法语词典》还在编撰中，要到24年后才面世。事实上，法语通用语是汉语雅言的变体。 在编撰《法语词典》过程中，中国人黄嘉略是主要功臣。黄嘉略（法语：Arcade Huang 1679年11月15日－1716年10月13日），又作黄加略，本名黄日升，西方典籍一般以他的教名Arcadius或Arcadio相称，福建莆田县筱唐村人。18世纪初随传教士抵达罗马及巴黎，协助编撰汉法字典、讲解汉语语法及中国哲学，曾任法王路易十四的皇家汉语译员 ，此后未能返回中国，在当地与一名巴黎女子结婚，育有一女，最终英年病逝，享年仅36岁。 黄嘉略的《中国官话》乃西方论述汉语语法的先驱著作，协助编修的傅尔蒙、费雷莱在他去世后整理其遗稿，两人为了争取名誉、地位，刻意令黄氏在法国汉学界寂然无名。 英语属于众多方言中的一种，由于18世纪前后与汉语雅言结缘，从而走上脱离土语进入通用语言的大道。1755年《约翰逊英语词典》出版，这部词典是英语被“汉语雅言化”的一个结晶。约翰逊是一位中国通，按照巴罗爵士（马戛尔尼使华团成员）的说法，约翰逊编写该词典的时候，“满脑子都是汉语思想”。 戴维斯爵士进一步指出：《约翰逊词典》中的几万个英语词汇和成千上万个汉字所表示的都是同样的意思。亦即，尤金妮亚说：“构想英语不可能不与'中国性’的观念相一致”；“现代早期的英语自成体系等同于融合中国概念”。这部词典可以说是英语被提升为民族及国际通用语言的一个里程碑。 德语词典在1838年开始由格林兄弟编撰。最初的格林兄弟预计项目10年，第一卷直到1854年才出版。 法、英、德三国词典最早的是《汉法词典》，后有《法语词典》，然后才有《英语词典》，最后出现的是《德语词典》。就这样，汉语雅言从中国先传入法国（17世纪中期至18世纪），之后波及英、德（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等国。 在欧洲语言发展完备之前，很难有真实的历史记载、复杂深邃的科学表述和优美的文学作品，所以在这之前的很多关于西方的历史和科学文化的真实性都是存疑的。 比如关于西方人创造的辉煌的古希腊文明，卢浮宫馆长在很早以前的一个记录片中道出真相：卢浮宫里许多古希腊雕塑均为仿制品，并且找不到原始文物。事实上不是许多，而是全部。 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是埃及第二大城市和最大港口，是埃及在地中海南岸的一个港口。根据西方历史说明，亚历山大港始建于公元前332年，是埃及王国的首都，古希腊文化中最大的城市。古代亚历山大港著名的还有亚历山大灯塔（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和亚历山大图书馆。古希腊地理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和诗人的埃拉托色尼，古希腊天文学家阿里斯塔克等不少历史名人都曾出任过亚历山大图书馆的馆长。而诸如哲学家埃奈西德穆，数学家、物理学家阿基米德、数学家欧几里得、天文学家、数学家喜帕恰斯、天文地理学家托勒密、“西医之父”希波克拉底等睿智圣贤也均在此工作或求学，使图书馆享有“世界上最好的学校”的美名。 百度百科关于亚历山大港的介绍 而实际上，尼罗河三角洲是一个冲积平原，照理说，三角洲的海岸线是一个由近向远不断扩展的过程，就像长江三角洲是从扬州、江阴一线向东海方向扩展一样。根据权威的地质研究结果，公元前334年的时候，尼罗河三角洲真正的海岸线距离今天海岸线，最少还有10-30公里远，当时，亚历山大港今天所在的位置还只是一片汪洋湖海和一道沙洲，根本不具备修建城市的地质条件和经济价值，连最起码的淡水水源都在50公里以外，自然也无传说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了。 从地图的变迁也能够看出，600年前，亚历山大港所在位置是海洋。所以2300年前的亚历山大城建在哪里？亚历山大图书馆建在哪里？众多古希腊睿智圣贤们在哪里工作求学？如果2300年前的亚历山大港根本不存在，古希腊的众多历史人物还存在吗？ 现在在谷歌地图上截取的埃及尼罗河三角洲地图 约1460年地图中的尼罗河三角洲 西方声称的古文物年代测序结果也不一定可信。欧洲、西亚也有小米，黍曾被西方认为最早是在7000年前的西亚地区起源的。但在2003年，中国在内蒙古赤峰兴隆沟遗址发现了8000年前的小米。到底哪儿是小米的原产地呢？ 中外顶级的植物考古专家合作分析手段研究，美国、加拿大、日本、中国等国的高精度测年仪器对兴隆洼遗址中浮选出来的碳化的黍进行测年，结果都是距今7600多年，而欧洲、西亚这两个地区的黍都没有早于'4500岁’的。基因研究的结果表明，世界上所有的粟和黍都是来自于中国的北方地区。原来西方声称7000年前的西亚黍，经国际合作重新科学测年之后仅为4500年前，足足少了2500年，这说明西方的年代测序结果不可信。 这样的考古新闻堂而皇之的被各大小媒体报道：2019年，英国考古学家在西伯克郡一个名为博克福德的小村庄发现了1600多年前的古罗马遗迹。而其中一块石板文物上面刻有简体汉字：吉姆在这里。 1600多年前的古罗马遗迹：石板上有简体字“吉姆在这里” 2023年2月2日，各大媒体报道了这样一件考古新闻：考古学家在伊拉克古城拉格什发现了一个可以追溯到5000年的古老酒馆，并且酒馆还有有长凳、烤箱和冰箱。 伊拉克古城拉格什发现到5000年的古老酒馆相关报道截图（图源：CNN） 以上举例是想说明，在当代世界史观下，关于历史和文明的表述很多是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西方创造出的来的古文明历史有很大的虚构成分，如果按照中国这样严格的信史加文物考证来确认历史的方式，西方的古代史都是经不起推敲的。不管是对西方历史还是中国历史，应该一视同仁，不能采用双重标准。 结语 古代中华文明一直领先于世界，近代特别是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方中心论取代了中华中心论。 在西方中心论和中国疑古派的共同作用下，中国上古史被否定了，并且被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但是考古和历史研究结果实证了中国上古人物和时代的存在，所以疑古派否定中国上古史的理论破产了。 今天中国日益强大，在考古历史研究与西史辨伪的基础上，中华文明又占据了有利位置，我们可以重新理性客观地审视中国历史、西方历史和西方文明，早日把更多历史真相还给人民群众。 附录：在《中国——发现和发明的国度》一书中，英国科技史专家罗伯特·坦普尔举出的中国一百个“世界第一”的科技发明： 1、鼓；2、二进位制；3、绳索；4、指南针；5、养鱼法；6、赤道式天文仪；7、十进计数制；8、印刷术；9、漆——世界第一种塑料；10、铜镜；11、伞；12、风筝；13、米酒；14、弓箭；15、古代机器人；16、分行栽培和精细耕地法；17、铁犁；18、大定音钟19、长明灯；20、算盘；21、地毯；22、双动式活塞风箱；23、水涌钵；24、空位表零法；25、化学武器； 26、马胸带换具；27、石油照明法；28、铸铁术；29、马肩套挽具；30、硝石鉴别方法；31、世界第一条等高运河——灵渠；32、立体地图；33、吊桥；34、记谱法；35、造纸术；36、降落伞；37、焰火；38、微型热气球；39、墨水；40、曲柄摇手；41、耧；42、旋转式扬谷扇车；43、平衡环；44、白兰地与威士忌；45、豆腐；46、走马灯；47、百炼法——用生铁炼钢法；48、指南车；49、曲柄；50、独轮车； 51、密封试验室；52、传动带；53、滑动测绘仪；54、水力风箱；55、龙骨水车；56、船尾舵；57、瓷器；58、地动仪；59、催泪弹；60、船中水密舱；61、平衡四角帆；62、定量制图法；63、纺车；64、纯硫提炼法；65、七根桅杆船；66、车前横木；67、马蹬；68、自动控制机；69、人造金；70、初级砷提炼法；71、卷线钓鱼器；72、直升飞机水平旋翼和螺旋桨；73、桨轮船；74、“西门子式”炼钢法；75、油印技术； 76、水力磨面机；77、海滩航行；78、指针式标度盘装置；79、火柴；80、国际象棋；81、弓形拱桥；82、浮板；83、熨斗；84、纸币；85、火药；86、扑克牌；87、火焰喷射器；88、枪炮；89、麦卡托投影；90、链式传动装置；91、凸轮；92、运河船闸；93、种痘免疫法；94、机械钟；95、水雷；96、大炮；97、火箭；98、眼镜；99、古代直升飞机；100、回音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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