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光正，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宗教文学、元明清文学。
元代玄教宗师吴全节不仅以其儒道素养际遇元廷，由主持皇室斋醮、国家祭祀进而参与元廷政治，取得了元代汉人、南人无法企及的功业；而且以其艺文素养参与元代艺文活动，营造了元代最为庞大的艺文交游圈，成为元代文坛盟主。对于其历史定位，元朝灭亡之后就鲜有人论及。本文拟以元代文坛73位作家留存下来的393篇（首）与吴全节唱和题赠的诗文作品为研究对象，探寻元人对吴全节的总体评价，揭示元代文学与文化的本质特征。这73人属于色目、汉人和南人三个族群，其身份颇具代表性：虞集、揭傒斯、杨载、范梈乃“元诗四大家”，虞集、揭傒斯、黄溍、柳贯乃“儒林四杰”，赵孟頫、邓文原、元明善、袁桷、虞集、欧阳玄、揭傒斯、赵世延是元代著名书法家，吴澄、李存为元代著名儒学家，张起岩、欧阳玄和揭傒斯为元代三史编撰负责人。他们对吴全节的评价以及引发的相关问题足以反映元代文人的精神风貌和元代文化的内在结构。 一、庙堂功业的赞颂和感悟与吴全节唱和题赠的73位元代作家，除了少数几位布衣和出家人外，其余都是有着“学而优则仕”梦想的儒士，包括从一、二品大员到山长、教授的各级士大夫。他们在元代“内北国而外中国”的族群政治和重视根脚的用人制度中步履艰难、倍感心酸，因此对吴全节借助儒道素养成就庙堂功业深表艳羡的同时有着独特的思考和体悟。 元代文坛的唱和题赠对吴全节扈从两京、代祀岳镇海渎的一生行迹以及所获得的荣耀进行了形象记录。大量送行诗、送序记载了吴全节代祀岳镇海渎、名山大川的情形。吴澄《送吴真人序》、袁桷《送吴成季归省序》、虞集《送吴真人序》三篇送序就反映了吴全节1304年、1310年、1314年代祀江南并顺道回家省亲、祝寿的情形。杨载《送吴真人》这一类诗作则用韵文的方式描述了吴全节代祀岳镇海渎的情形：“具严威命领祠官，历祀名山不厌难。上帝乘龙游下土，真人骑鹤降虚坛。已刊白玉为封检，更铸黄金作祭冠。国寿延洪千万岁，愿祈谷熟小民安。”反映其扈从两都的情形则有揭傒斯《和吴真人〈大明殿元旦早朝〉》一类诗作：“春迎玉帛万方贤，云拥笙歌上界仙。随仗儿童皆睹日，衔香父老不知年。洪钧一气包舆地，绛阙诸宫丽碧天。惟有道人三祝罢，珠玑争落紫微边。”吴全节71岁时，令弟子制作《龙川晓扈图》《凤阙春朝图》纪念自己扈从两都的功业，吴善在赞辞序中用如下语句来总结其一生：“会庆风云，狝燕屡陪于前席；光依日月，朝恩特异于外臣。报效国家，靡遑寝息。”“立朝五十余年，历事列圣，过龙楼、朝凤阙者，不知其几矣”。胡助看到这两幅画后，在祝寿诗中用最为精辟的诗句对吴全节一生进行了总结：“孔李通家辅世长，两都来往几星霜。龙川晓扈迎天仗，凤阙春朝侍玉皇。”吴全节羽化后，迺贤在《大元特进上卿玄教大宗师饶国吴公全节哀诗二十二韵》中对吴全节的一生行迹作了如下总结：“万里函香祠五岳，频年载笔赋三京。尚方赐舄玭珠络，内膳分庖翠釜烹。棕殿说经挥麈拂，竹宫望拜候鸾笙。”这里的三京，包括了上都、大都和元武宗建立的中都，五岳和三京，是吴全节一生的活动舞台。吴全节忠于王事获得了儒臣难以企及的政治地位和政治荣耀，元代文坛的颂扬文字可谓连篇累牍、穷形尽相！如“词臣洒翰题真赞，诏使传觞荐雅歌，”这是黄溍对吴全节七十大寿的描摹。“子绍重黎有大功，父宜封建至三公。丝纶诏下皇恩重，黼黻衣成古礼崇。”这是杨载送吴全节回家荣亲时发出的赞叹。 在记录吴全节一生功业时，元代文坛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聚焦于吴全节的忠孝品格。1314年，吴全节代祀江南并奉旨回家为父母八十庆祝，元代文坛的唱和题赠之作将吴全节定位为忠孝两全的典范。商德符的送行画作就是用忠孝两全来进行构思的，揭傒斯《卢沟风雨送别图》诗对此有精到的把握：
吴全节以道士身份成为忠孝楷模，刷新了元代文坛对道士的认识。虞集在《河图仙坛碑》中详细描写了吴全节为父母为师父治丧时无比哀伤的心绪和无比盛大的场面，认为：“方外之士，感其孝思，知慎其亲之存殁，自此始矣。”“公之尽力于其师，与所以奉其亲，无二矣”。许有壬在《特进大宗师闲闲吴公挽诗序》中也指出：“夫神仙之事，不得而知，吾儒辟之，以其乱大伦也。若公事君而忠，事亲而孝，谓之乱伦可乎？寿传八旬，翛然而返冥漠，与造物者为徒，视无益于世、白日轻举而称神仙者，世必有能知其孰是孰非者也。” 元代文坛的唱和题赠之作也试图探寻吴全节获得成功的原因。在他们看来，其中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吴澄所说的通儒好贤。吴澄在多篇文章中对吴全节的通儒好贤赞不绝口：“吴真人全节寄迹道家，游意儒术，明粹开豁，超出流俗……宠光荣耀，儒臣或不能及；制诰谆详，又前代词臣所未尝有也。真人供给祷祠之臣也，而能致此者，固圣朝之厚恩，而亦有由焉。盖其立心也异，故其获报也亦异。其善不可一二数，而其大者，则好贤也夫！”“真人虽游方之外，而事亲之孝，儒家子有不能及。其事君也恭顺，其事师也无违礼，盖在三如一矣。而又通儒好文，乐道人善。凡所尊所嘉，所容所矜，一一各得其欢心。是以无贵贱，无长少，无远近，翕然称之曰贤。”这种体认是元代文坛的共识。如，赵孟頫在《泥丸像赞》中用“《缁衣》好贤，《白驹》是絷”来称赞吴全节的好贤品格，袁桷在《荣禄大夫大司徒特封饶国公吴公行述》中甚至认为吴全节的好贤之风乃系家教所致。由于好贤成为吴全节的标志性符号，元代文坛常常用高士榻的典故来赞颂吴全节的尚贤与荐贤：“竹屋尚悬高士榻，云窗谁校太玄经。”“长悬高士陈徐榻，同泛神仙李郭舟”。 在他们看来，吴全节获得成功的另一原因是其高超的道家素养。在早期诗文唱和中，元代文坛便已紧扣吴全节的道士身份咏叹其道教素养。如刘敏中为其居室作诗时便指出：“闲闲谁道不闲闲，身似苍松耐岁寒。读罢《黄庭》静无事，一帘冰雪淡相看。”在早期的唱和题赠中，元代文坛已经关注到吴全节道教修养与其际遇皇室之间的关联。如张伯淳的《寿吴闲闲》创作于吴全节33—35岁之间，该诗已经认为吴全节“悟彻《南华》第二篇，从容自得本神全”，因而能够“爱日添长近御筵”。随着吴全节在元廷地位的攀升，元代文坛发现，吴全节号“闲闲”其实代表了吴全节对道家人生境界和从政境界的追求，并认为这种追求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任士林《闲闲说》和《贺吴闲闲都提点》、黄溍《闲闲赞并序》、吴澄《闲闲像赞》、赵孟頫《泥丸像赞》、虞集《说法像赞》均从这一角度揭示了吴全节的内在风神。他们强调道家“大智闲闲”的智慧给吴全节带来了两大好处。一是让吴全节能够从容处理繁杂的俗事和政事：“事上接下，留中出外，泛应百端，而大知闲闲，一皆行其所无事。”“审以道辅时，王侯趋风，神观超然，动静一如。始信大力量人，不以喧寂为拘”。二是让吴全节效力元廷的同时对功名利禄淡然处之从而成为元代政坛的不倒翁：“大知闲闲，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至人默默，和光同尘而渊乎宗。”“众人皆忙，我独闲闲。混迹在朝，何异在山。”“游乎万物之表，而能约己于名教。老乎朝廷之间，而不濡迹于公卿。”仔细考察吴全节一生行实可知，元代文坛的这些判断是非常准确的。 元代文坛对吴全节庙堂功业的赞颂和思考总是伴随着自己的身世感慨。他们对吴全节的政治功业和政治荣耀表示艳羡的同时总是在抒发自己的身世之悲，并思考导致这一身世之悲的原因。1314年，吴全节代祀江南，朝廷敕对衣、上尊，命其顺道回家为父母八十祝寿，京师文坛纷纷赋诗送行。赵孟頫诗云：“还家拜堂下，置酒作儿嬉。却归见天子，忠孝两无亏。人生如公少，致身贵及时。”艳羡之情，溢于言表。蒲道源在描绘“纷纷追逐皆朝绅，相与祖饯为何人”的盛大送行场面时，羡慕之余不禁为自己的遭遇感伤不已：“先世赠典蒙深仁，但恨不及生存辰，因君此图泪沾巾。”这种感慨应该是所有京师文臣的感慨。早在1304年，袁桷就指出京师士大夫与吴全节相比有三愧，其中一愧就是没法像吴全节那样孝顺双亲：“成季幼为方外士，常所置论，必曰：'吾父母皆耆年矣！惕焉不得以朝夕养。’而吾徒将捐弃尊爱，荒尘败屋，啜蔬饭粝，业官以为生，如无所容归。若是者，愧之大者也。”这种感慨应该是元朝族群政治和残酷的政治斗争导致的。虞集和袁桷就曾用强烈的对比手法描述玄教宗师在元朝的长期贵盛与朝臣的骤起骤落、兴灭无常。袁桷在《送吴成季归省序》中写道：“至元中，群策尽屈，用集大成谋略商计武勇工艺之臣，与公并立于朝者，其遗言成绩之存或远矣。而公岿然乃独至今，于是神孙圣子，继继承承者五世矣。四十七年之间，大臣拜罢，亲近用事者更迭出入，其善者固已至其子若孙若曾孙，彼纷纷起灭于忽焉之顷者，又何可深计。天师神明之家也，公为奏其子孙之传，亦既四易，况其他哉？而公以一身对之，无一日之渝改，其于斯世何如也？”虞集在《张宗师墓志铭》中指出：“世祖皇帝，阖一海宇，搜遗逸，选艺能，靡然踵来。江南持政柄者，不一二人，卒不能善终，何哉？在御三十四年，命相几二十余人，或解罢，或斥逐。独张公无少疵病，目睹成败，至于五朝，难矣哉！盖其行无迹，曲焉以全，得老氏之旨，五福斯备。前古鲜著。《诗》云：'昭明有融，高朗令终。’张公其近之。”袁桷在《祭张宗师》中仰慕张留孙“际遇五朝，贵盛莫伉”的同时，也在感慨南人的命运：“凡我南士，命有显晦。五福之全，莫与公配。”许有壬是元代后期朝廷汉人儒臣中惟一有影响力者，他在与吴全节的唱和诗中屡屡抒发“事才过眼都成梦，心但忘机即近仙”的人生感慨，强调自己在朝廷的孤独无助，甚至发出“江山信美非吾土，且向西风笑倚阑”的漂泊、疏离之感。元代士大夫的这种感慨不由得让我们想起吴澄对虞集居所——陶庵、邵庵的解释，即虞集“欲合陶邵而为一，盖有世内无涯之悲，而亦有世外无边之乐。悲与？非有为而悲也；乐与？非有意而乐也；一皆出乎其天”。 二、江湖情怀的体认与思考吴全节身为祠臣、道官，实现儒道功业的同时还喜欢在诗文中抒发其儒道情怀，并将儒道理想同时推向极致。元代文坛在与吴全节唱和题赠时对其道家情怀体认颇深，感怀身世的同时极易与吴全节产生共鸣。 在与吴全节唱和题赠过程中，元代文坛赞叹吴全节庙堂功业的同时总是将思绪导向江湖情怀的体认与思考。这种江湖情怀的体认与思考体现为两个层面。 一是对吴全节江湖情怀的捕捉。吴全节的庙堂之志固然无比强烈，然而他毕竟是一位饱受道家学说熏陶的道士，他心中的江湖之思同样无比强烈，元代文坛对此保持了持久的关注。早在中年时期，吴全节就画有《拟剡图》用以表达归隐志趣，63岁时向文宗告老不允后便命弟子在家乡建看云道院和拟剡亭，为退隐江湖作准备，元代文坛先后为吴全节写下了大量题咏之作。程钜夫《题吴闲闲拟剡图》、袁桷《拟剡亭赋为吴成季作》、马祖常《拟剡亭棹歌六首》是其中的一组。程钜夫1316年以老病致仕，1318年去世，其《题吴闲闲拟剡图》应该作于吴全节48岁之前。诗云：“和风翼轻舟，平碕荫嘉树。依依流芳在，渺渺层波去。未知图画情，稍叶沧浪趣。真人与道息，宇宙随所寓。季真亦已远，陈迹宁足慕。环枢本无方，矧有济胜具。何许川上亭，政在会心处。”此诗前六句描摹图中景致，强调该图让人联想到“沧浪趣”，后八句赞叹吴全节的修养和境界，表达吴全节“拟剡”的志趣和追求。环枢堂为吴全节京师燕居之所，从“环枢本无方，矧有济胜具”可以推断此图应该是吴全节居所的壁画。大约在准备告老归乡后，拟剡图便被吴全节落实为家乡云锦溪边的拟剡亭，其好友李存之诗句“仙人坐阅清浅水，行构江边拟剡亭”便透露了个中消息。马祖常《拟剡亭棹歌六首》作于拟剡亭建成之后。这组绝句除了描摹云锦溪与拟剡亭之景、行舟听歌之乐外，更多地表达了对贺知章得遂归田之愿的向往和“君王不许还山去，莫言骑马似乘船”的遗憾。陈旅《赋云锦溪二首》（溪上有看云道院）、贡师泰《题吴宗师看云楼》、虞集《看云道院记》、胡助《看云道院铭并序》是其中的又一组，作于看云道院建成之后。根据胡助《看云道院铭并序》，所谓“看云”者，志将归也。根据虞集《看云道院记》，吴全节建看云道院是为了“观乎天地之盈虚，而与时消息”。陈旅的诗一方面描写云锦溪所蕴含的江湖情趣一方面发出了“吹箫蓟门月、一夜思江东”的感慨，传达的还是欲归而不得的情思。吴全节七十岁以后，这种归隐之情应该是越来越强烈，以至于文坛友人竟然在祝寿词中描写吴全节的归隐之愿，揭傒斯《寿吴大宗师》《寿栎山诗一首为吴真人生朝作》（寿栎山其里山名）、胡助《看云步虚词寿吴宗师十首》《寿吴宗师二首》就是其中的一组诗作。在这些祝寿诗中，诗人一方面揭示看云之理趣：“太虚同体无凝滞，始识吾身是白云。”“看尽浮空千万态，不知倚杖立多时”；一方面传达归隐江南的渴望：“日照蓬莱曙色浮，梦回云锦隔南州。”在友人的眼中，云锦山、拟剡亭成了晚年吴全节魂牵梦萦之所在！这个梦成了吴全节终身的遗憾。 二是对庙堂与江湖关系的思考。非常奇怪的是，元代诗人在唱和题赠之作中常常将庙堂功业与江湖之思相提并论。如张雨作有《代溪月真人和看云老人所寄〈赐酒〉〈感兴〉二诗韵》，前一首赞叹元廷对扈从之臣的眷顾：“年年恩沛出皇家，此度仍回八月槎。”后一首却强调“物外方知岁月宽，孤松有待此盘桓”，认为吴全节“总输南野山中乐，消受璚台六月寒”。再如，马臻《嗣师吴真人同李相黑谷观水远寄诗篇就韵奉和》诗云：“思莼每动东归兴，报国常期大有年。”前一句还在表达归隐江湖之思，后一句便在表达报效朝廷之念。元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体认，是因为吴全节的道官身份使然，是因为吴全节凭借为元廷主持各类斋醮仪式而成为备受眷顾的政坛重臣使然。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元代文坛对于吴全节庙堂与江湖之出处便产生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吴全节既然如此深获元廷重用，那么吴全节就该为皇室鞠躬尽瘁，隐逸之思是没有必要的。如陈旅诗云：“九朝冠佩泰阶平，国有儒仙作上卿……莫学华阳贞白老，乞身神武听吹笙。”此诗首联描绘吴全节所获得的崇高政治地位，尾联便强调他应该为朝廷效忠，不该像陶弘景那样归隐山林。这类诗句还有不少，如“时和主圣身长健，不待求仙渡海瀛”“莫向明时便思隐，小山丛桂恐难招”。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吴全节既然已经功成名就，作为道士更应该悟透世情，及早归隐江湖。“白发未应黄阁老，沧波宁许鉴湖游”“留侯早弃人间事，回首神山是故宫”云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在这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吴全节家乡好友李存。他曾去信责备吴全节不能在功业巅峰面前退隐，责备吴全节到了晚年还不能放弃庙堂，并以脱脱在政治巅峰以壮年之身退出政坛为例劝吴全节及早退归江东。与此同时，随信附上自己创作的两首诗。诗云：“邑南最好是山田，碧石清流每扣舷。拔地如龙知几里，近天归鹤尚千年。封培巧在仙茔左，游钓难忘某水边。此去桃花政无际，不须重问武陵川。”“万里仙人白羽衣，云幢风盖几高低。逢时故欲寸心尽，能事何由十指齐。不信鉴湖狂始得，要闻夔府老多题。况传洲岛皆奇绝，筋力应留与杖藜。”将《复通宗师吴闲闲》一文和这两首诗一一比对，我们发现，诗、文表达的意思完全一致，且言辞恳切、感情至深。由于吴全节被元廷挽留而无法实现归隐，元顺帝还特意为吴全节书写了“闲闲看云”四个大字以示褒奖。虞集在一篇应制之作中指出：“闲闲者，臣全节自幼至今之所自名也。看云者，臣全节言将归隐之处也。旨意之微，岂不欲其在朝在野，随隐随显，无适而不自得，是以特书以遗之也乎？”这意思是说，皇帝已经参透了吴全节的境界，在朝在野都一样了。年轻的元顺帝恐怕没有这么高的体悟，这种体悟应该属于归老江湖的虞集。 在与道家情怀颇为浓郁的道官吴全节唱和题赠之时，诗人自身的道家情怀、江湖情趣也被诱发出来，因此，元代文坛与吴全节的唱和题赠之作也散发出作者浓郁的江湖之趣、江湖之思，与吴全节的江湖之趣、江湖之思相映成趣。“故园多蕨笋，归兴绕江城”“一声松外鹤，此意共悠然”，这是袁桷咏叹吴全节大病初愈时的感悟。“它日烟霞最深处，半窗应许住诗翁”，这是许有壬和吴全节诗作时萌生的愿望。“廛居真可隐，江海谩乘舟”，这是贡奎作诗寄贺吴全节建成东岳庙时对自身出处的表达。在这方面表现最突出的是虞集。虞集因草诏卷入元廷皇位之争，被迫于1333年以病告归江西。无论是在朝还是在野，归隐江湖成了虞集与吴全节唱和题赠的一个永恒的话题。虞集告老归乡之前，吴全节甚至梦见虞集建构好了山居之所，虞集的相关唱和题赠之作则频频发出江湖之思。如，虞集在《次韵伯庸尚书〈春暮游七祖真人庵〉兼简吴宗师》（其二）中表达了“但乞会稽寻贺监，酒船一棹水中天”的愿望，吴全节在和作中对此深表赞赏，虞集再次和诗，诗云：“草堂长忆蜀西郊，屡卜归休自折茅。司马檄传惊父老，少陵诗苦入神交。山多美竹深宜屋，江有嘉鱼远致庖。乞得闲身当及早，尧时元自有由巢。”“书卷连床度晓昏，怀归犹复恋君恩。养生赖得南华论，好客时倾北海尊。山木向秋俱老大，海霞迎日共清温。蓬莱正与鳌峰接，几见浮云起石根。”第一首传达的是自己屡屡萌生归隐之思并期盼这种愿望能够早日实现的情思，第二首诗传达的是自己在江湖与庙堂之间难以取舍的矛盾心情：“怀归犹复恋君恩”写的是去君还恋君的复杂心态，“蓬莱正与鳌峰接”写的是将蓬莱所代表的江湖与鳌峰所指涉的翰林院结合起来的朝隐心绪。虞集被迫归隐之后还是恋恋不忘君恩，不过，他在和吴全节唱和题赠的诗作中频频传达的是却修道之乐、江湖之趣。“松声一两叠，时寄看云翁”“海上鹤来知有意，手持杨许写来经”“公从天上承恩宴，我向山中读道经”云云，说的就是这种乐趣。更有甚者，虞集甚至在寄赠给吴全节的和诗中述说自己已经在丹房修行了。其《寄谢吴宗师三首》（其三）“自和韵”云：“荒陂野色带余曛，陇上时逢植杖耘。灵囿凤麟千载去，玉阶鹓鹭此时分。诵诗自托浮丘伯，垂问长勤大隐君。为报黄茅冈曲舍，檐端尽日宿浮云。”“看云”，在虞集和吴全节的概念里代表的是归隐，而所谓的黄茅冈曲舍是虞集老家的道士余岫云在华盖山下的黄茅冈为虞集购置土地所营造的丹房。此诗描写山居景致后将自己比作神仙浮丘公，最后宣示的是自己在丹房看云的自得之情。 三、“儒仙”身份的认定与称许元代文坛对吴全节庙堂功业的赞颂和感悟、对吴全节江湖情怀的体认与思考最终导致了元代文坛对吴全节身份的定位，那就是“孔李通家”“儒仙”，这一定位揭示了元代南方道士的重要文化属性。 这种定位，作为一种印记深深地铭刻在元代文人的脑海中。“昔人有言孔李通家者，其吴公之谓欤？”“自昔通家成故事，核玄讲易世间无。”“孔李通家辅世长，两都来往几星霜。”“闲闲嗣师方外臣，貌虽老氏心儒珍。”“列仙之儒，身为道枢”“人以为仙，臣以为儒”，这类评价充斥于元人与吴全节唱和题赠的各种文体中。他们会解释，吴全节为何称得上“孔李通家”“儒仙”：“俨然服儒，邈矣宗聃……寓迹高玄，道裕孝忠。”这是说吴全节同时拥有儒家和道家的素养。“体道德兮用儒术，祠灵宫兮荐芳苾。”这是在说吴全节为朝廷主持祭祀仪式的同时用儒家学说从政。吴澄对吴全节为师父张留孙治丧赞不绝口，进而指出：“特进昔也于父致其孝，今也于师致其隆，亲亲尊尊，同一心也。或乃以为道家者流游方外、出人间，人纲人纪有不屑屑为。是说者，岂知道者哉？特进虽以玄元之道立教，而其亲亲也，本乎恩以尽其义；其尊尊也，本乎义以尽其恩，盖与周公、孔子之道符。”这是在赞叹方外之士吴全节成为儒家伦理的典范。他们会解释，吴全节的“孔李通家”“儒仙”是如何体现在政治运作上的。“谓之仕也，而委廊庙于泥涂；谓之隐也，而等山林于蘧庐。”“游乎万物之表，而能约己于名教；老乎朝廷之间，而不濡迹于公卿。”这都是在强调吴全节参与政治时能置身于功利追求之外，用一种俗人无法企及的处世方式达致了世人无法企及的从政境界。 元代文坛对吴全节“儒仙”印记的体认也影响了他们对吴全节诗文创作的判断。吴全节在诗文创作中将儒道情怀推向极致的做法，与其自小所受的教育和其以道士身份际遇元廷而参与元朝政治的经历密切相关。在龙虎山，他的老师雷空山告诉他：“文章于道，一技耳。人之为学，将以明斯道也；不明斯道，不足以为圣贤之学矣。”他“由是日知所省，益自奋发。”他一直秉持这样的文学观念，他晚年为《汉泉漫稿》作后序时也强调诗歌美善刺恶、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功能。他对自己的诗歌创作作了如下描述：“余游方之外，每闻父师之教，究性命之学，间作一二诗，不过陶写性理、歌颂雍熙而已，岂曰专门于诗者哉！”“陶写性理”“歌颂雍熙”云云，是儒道诗歌理念的集中反映，是吴全节对自己诗文创作的定位，是其祠臣、道官身份使然。元人也非常精确地抓住了吴全节诗文创作的这一特点。虞集指出，吴全节“博览群书，遍察群艺，而于道德性命之要粹如也……故其述作，光明痛快，足以见太平之盛，而深存忠厚于人伦，有所感发”。吴澄认为吴全节“一世亨嘉之会如此，一身希旷之遇又如此。醺酣唐虞三代之春，醲郁蓬瀛三岛之馥，太和之气贯彻于身，表里冲融，居天上人间第一福徳”。因此，其诗歌创作是其秉承“天地太和之气”而为“极盛之诗”“治世之音”，其诗歌“字字鸣国家之盛，谐于英茎咸韶之乐，固非寒陋困悴、拂郁愤闷者之所可同也”。总之，“大享之雅，清庙之颂”“歌咏太平追雅颂，扶持圣主属神仙”乃是元人对吴全节这位祠官、道官诗文创作的定评。 四、小 结元代文坛与吴全节的唱和题赠之作既是对吴全节庙堂功业的赞颂和感悟也是对吴全节江湖情怀的体认与思考，这些作品将吴全节定位为“儒仙”“孔李通家”的同时也折射出元代儒士的用世情怀和出世愿景，体现了元代文学、元代文化的儒道互补结构，这是元代特殊的政治生态、艺文生态、文化生态使然。元廷崇信萨满文化，玄教道士吴全节因此得以凭借其法术效力朝廷进而参与政治，成就汉人、南人儒臣无法企及的功业，这在道教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元代士人特殊的出处环境让饱怀儒家用世之志的士人对道家、道教所反映的生命情思体会更深，并用“孔李通家”来界定儒道关系、用“儒仙”来评价道士，这在文化史是“空前绝后”的。作为道士，吴全节能够利用他的政治影响、儒道素养、艺文素养建构起一个颇为庞大的艺文交游圈，吴全节的儒道功业、吴全节诗文中的儒道情怀能够得到儒士们的认可和追捧，这在文学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元代文坛与吴全节的唱和题赠、吴全节的儒道功业及其艺文活动是折射元代文学、元代文化的三棱镜。 原文发表于《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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