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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统一成就的偶然性 官僚体系的初衷，是有效应对威胁、提升施政效率 秦朝的失败，是严苛且僵化的粗糙体系的失败 1 秦国的独特气质 和殖民时代以前的欧洲一样，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施行的也是封建制——将国家分成许多小块，让自己的兄弟子孙代为管理。一般而言，有能力有功劳的外姓即使封王，也都会被放在边远地区，很难享受中原地带的荣华富贵。 秦国最初就并非诸侯，只是为武王养马有功，在周朝建立之后，被安排在甘肃一带养马。后因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获封当时戎人肆虐的东周故地（岐山以西），秦王国才算正式建立。但赶走戎人并完全占据关中平原，还要等到近百年之后。 秦国地处边疆，长期与戎人争斗，武功自然十分充沛；关中平原在修建了郑国渠等水利设施之后，也广阔丰饶，可以供养足够多的人口。但不管是地理还是人文，和当时的河洛区域相比，都只能算是“土包子”，高级享受是谈不上的。加上祖先养马出身，常常会被中原各家周室贵胄嘲笑鄙视。 所以，不管是向西扩张或抵抗的需要，还是对中原繁华高雅的艳羡，都使得历代秦王秣兵历马，时不时就想东征一番。但在秦孝公之前，其人口总量始终不如中原大国，在战争技术没有代差的前提下，想要征服几倍于己的土地，无异于痴人说梦。 直到，或偶然或必然地，秦孝公选择了卫鞅。 2 郡县制在秦国的普及 虽然封建政体是春秋时期的主流，但地处边远的秦楚等国，很早就已经有了郡县的设置。郡县长官管理的并非自己的封土，而是作为诸侯的代理人，各种政策都必须听令于王的。初期的郡县，通常只设置在关键的战略局部，目的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提升施政效率，防止割据分裂。后期越来越常见，甚至慢慢超过了王族子孙控制的国土面积。 不过，在卫鞅变法之前的秦国郡县长官，和其它列国一样，大都还是由兄弟子孙或文武功臣担任。法条并不规范，政令也不统一。（西方国家的官僚体系，最初也是发源于各大殖民地的管理需求。此前的本土政体都是贵族封建。） 后来，一方面是因为赶走戎人之后，秦国地域颇为广阔，为了抵御外敌，对政令统一的要求颇高；一方面也是因为历代秦王族人丁不够兴旺，动不动还因争权夺利而死掉或废掉，所以郡县制得以在秦国广泛存在，而且常常直接启用外姓贤才，包括由余，百里奚……等等等等，或为宾客（后期转化为中央官员），或执掌一方（后期转化为地方官员）。 卫鞅就是被秦孝公的招贤令吸引来的。 在卫鞅的法家思想指导下，秦国鼓励人口增殖、重农抑商、奖励军功、编制户口、实行里甲制度和连坐之法。此外，还以田地吸引外来移民，并废除了世卿世禄制，逐步进化出了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 这套法条规范、政令统一的官僚体制，等于是将战时的军队结构，和平时的社会治理结构合二为一，极大增强了政府的控制和动员能力，可算是古代版本的“全民皆兵”。即使后来卫鞅在失权贵族们的反扑下当了替罪羊，这一体制也仍然延续了下来，成为秦灭六国最根本的政治基础。 3 秦国郡县制的缺陷 作为中国官僚体系的雏形，秦国郡县官僚制度的缺陷也很明显。 首先，法家思想，凡事以惩戒为主，而且刑罚极重。获得奖励却主要靠“军功授田”。这在秦国向外扩张，尤其是统一中原的过程中，当然有足够的诱惑力，但在统一后的和平时期，获得奖励的可能性极其稀少，惩戒措施却未见调整。自然就使得绝大多数农民看不到出头之日（很多秦人在统一战争结束后都已经分不到应得的田产），一旦被压迫就很容易造反。 其次，是各项法规制度远未完备。治理百万级别人口、国民性经过数百年驯化且生存环境和生活习性都相对一致的秦国，和治理千万级别人口、国民性千差万别甚至语言文字都尚未完全统一的广阔中原，其复杂程度不可同日而语。更何况，秦国的整个治理体系，实际上类似于战时管制，对工商业的态度也是一味压制，十分粗暴，完全无法适用于和平年代。 第三，完整规范的郡县制，需要大量的肯守规矩的管理人才，包括基层的里甲保长。而秦灭六国的速度实在太快。从白起伐楚起算，也不过 50 多年；若从正式灭韩起算，更是只有十年。根本不足以培养出治理面积十倍于秦国的郡县官吏。读过书的六国子弟又大多不肯为秦所用。所以在始皇活着的那十年里，很多地方官吏都是滥竽充数，并在严苛的秦政上叠加了无数的贪腐横行。二世而亡，实属必然。 不过，作为第一个基本成型的官僚体系，秦朝官制的很多设置，还是在后世得到了不断继承和发扬光大。包括以丞相为代表的政务总理制度，以御史为代表的官员监查制度，以九卿为代表的职能分担制度，淡化了出身的选官制度，和以各类郎官为代表的官员候补制度。此外还有军政分离制度（太尉掌军事）、内外分离制度（皇帝私产单列，由少府管理）……等等。 这些制度，经过了一千多年的不断调整、进步，到了明朝，才算是达到了中国旧官僚体系的效能巅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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