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在延安

九、揭露“皖南事变”真相，“虎穴坚持神圣业”

1941年1月6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从1940年10月至1941年1月，在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前后，叶剑英协同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重庆领导和团结国统区的抗日力量，采取各种方式，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在收到新四军被包围的告急电后，叶剑英立即找国民党代表交涉，多次向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等提出抗议，强烈要求制止围攻新四军。

1月17日，周恩来和叶剑英获悉国民党反动当局发布通令，诬蔑新四军叛乱，悍然宣布取消新四军的番号，再次提出严重抗议。

当天夜里，得悉《新华日报》关于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社论被新闻检查官扣压，周恩来立即题写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两幅题词，要《新华日报》社将题词手迹制片登在被扣发的稿件位置上，加快编排和制版印刷，组织发行力量，抢在次日各大报发出之前送到广大读者手中。

由于叶剑英等南方局的同志连夜奋战，第二天一早，载有周恩来题词的《新华日报》便送达读者手中，并出现在重庆大街小巷的阅报墙上，报纸销量从平时的1000份猛增到5000份。

蒋介石看到报纸，大发雷霆，把陈布雷、戴笠骂了一通，说周恩来的题词比一篇社论还重要。

与此同时，叶剑英还组织军事组赶写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的传单，用大量事实从八个方面及时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血腥屠杀和罪行。

传单印好以后，大家分头出动，冲破国民党特务的重重阻挠，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散发到山城重庆，“皖南事变”真相很快大白于天下。

在这些日子里，叶剑英常常是废寝忘食，通宵达旦，陪同周恩来与国民党当局抗议交涉，不仅为解救新四军之危急，尽最大努力，还帮助解决贵阳、桂林等八路军办事处交通站等遭到迫害的问题。

同时，还与梁漱溟、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章伯钧、黄炎培等爱国民主人士多次交谈，揭露国民党制造摩擦的真相，巩固和发展抗日统一战线。

在重庆期间，叶剑英还让负责情报工作的曾希圣等同志出面，同国民党政府军统局电讯台报务员张蔚林、冯传庆、张露萍(中共地下党员，外号“干一场”)等7名“军统”成员建立秘密联系，获取了许多重要情报。

当时，军事统战工作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交朋友活动。

叶剑英除了同国民党代表进行多次谈判外，还经常会见国际友好人士、各党派代表人物和社会各界(包括港澳)名流，接见记者和爱国华侨，宣传中共团结抗日的政策。

南洋华侨回国慰问团发起人、爱国侨领、华侨筹赈总会主席陈嘉庚、庄西言等经重庆去延安，叶剑英同林伯渠、董必武等亲切会晤，热情招待，共商救国大计。

由于叶剑英以他特有的胆识和才智同国民党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合作与斗争，有效地促进了统战工作的发展，被誉为中共外交战线“三骑士”之一，与周恩来、董必武齐名。

“虎穴坚持神圣业”。

叶剑英和南方局的同志们，在重庆经常受到国民党特务、宪兵严密监视包围，特别是“皖南事变”之后，蒋介石密令监视周恩来、叶剑英，不得让他们离开重庆。

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戴笠、康泽密商逮捕四川省全部共产党员。

面对一片白色恐怖，在极其艰难险恶的环境中，叶剑英正义凛然，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进行了大量公开与隐蔽相结合的活动，顽强地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他坚定地对大家说：“我们共产党人天不怕，地不怕，要沉着应付，处于虎口，稳如泰山。”

叶剑英在重庆读到地下党辗转传来的方志敏烈士狱中手稿，异常激动，立即建议《新华日报》刊登《可爱的中国》，并向在场的同志讲述方志敏烈士的斗争业绩，然后挥笔写下《看方志敏同志手书有感》：“血染东南半壁红，忍将奇迹作奇功。

文山去后南朝月，又照秦淮一叶枫。”

后又将这首诗题写在方志敏同志遗照上。

周恩来非常喜欢这首诗。

在一次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大会上，周恩来讲了方志敏、陈铁军、周文雍在刑场上的故事，特意背诵了叶剑英这首诗，对大家进行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气节教育，号召大家向烈士学习。

在场的同志深受感动，纷纷向叶剑英索诗，竞相传抄。

郭沫若读后，特就叶韵和诗一首：“千秋青史永留住，百代难忘正学功。

纵使血痕终化碧，弋阳依旧万株枫。”

十、在延安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作战，智退敌兵五十万1941年2月，叶剑英从重庆大后方返回延安，在最高统帅部的重要岗位上，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器重，成为毛泽东、朱德指挥全国敌后抗战的得力助手。

叶剑英以著名的中共最高统帅部“参座”，闻名于世。

叶剑英作为中央军委参谋长，肩负着重担，每天要处理几十件以至上百件中央军委上呈下达的文电。

日夜思虑着如何给中央、军委当好参谋，如何根据战争风云的变化，观察分析战争的发展趋势，正确驾驭战争。

为了搞好参谋部的工作，他总是先作学生后作先生，学习十分刻苦。

在他的窑洞前面摆放着一大块青石板，晚上点一盏油灯，总是学习工作到深夜。

他在总参谋部组成了专门研究时局和战略的班子和资料研究室，对国际国内敌、我、友和各方面的态势进行深入研究，随时了解和掌握情况，并定期组织参谋人员综合分析各战区的情况，汇编《军委战况通报》、《作战室周报》、《国际资料》等刊物。

他亲自审阅材料进行批改，供中央和军委领导参阅。

毛泽东看了这些材料后很高兴，说这样做“大有帮助”，并且叮嘱叶剑英对作战局和资料研究室的同志在生活上多加照顾。

叶剑英非常重视通信联络工作，并亲自起草指示，解决电台、报务人员、通讯技术等一系列问题，组织出版《通信战士》，并为之题词：“革命的马达在飞转，产生出解放人群的热，幸福的光。”

为了做到上通下达，提高统帅部的指挥效能，叶剑英还经常邀请中央和各根据地、各战区的领导同志朱德、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陈赓、罗瑞卿等前来王家坪参加参谋部会议，分析研究敌情和研讨战略的会议。

听取“各路诸侯”的意见和建议，使军委制定的战略和策略，更符合实际，具有更大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情报工作是指挥战争的耳目。

为了准确及时地获取情报，指挥战争，叶剑英主持起草了《关于建立情报网的决定》，中央军委于1941年10月29日正式颁布执行。

根据这个决定，在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各敌后根据地、新四军，首先建立起10个情报网的联络基点。

叶剑英对每个联络点抓得很紧，使各地同延安总部的情报联络渠道畅通无阻，保证了中央、军委准确及时地掌握情况、指挥作战。

叶剑英还组织各根据地设立气象观察所，建立健全气象观察制度，规定设立气象观察所细则，气象观察项目和方法，以及气象报告内容等等，这不但保证了当时作战指挥的需要，也为根据地农业生产提供了方便条件。

叶剑英主持的总参谋部，成为中央和军委的名符其实的指挥中心，受到中央领导和各战区领导的赞扬。

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有一次特意派人专程到延安，送给中央一根黄灿灿的金条，毛泽东指示把它作为奖品送给了总参谋部作战部门。

审时度势，精心运筹，是叶剑英多年来从事参谋部领导工作的一大特点。

他参与中央军委对日作战的指挥，主持战略问题研究会，制定战略行动方案，经常提出带有决策性的意见，得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肯定。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形势十分严重。

对敌军动态应当如何估计?侵华日军主攻方向是北上配合德军进攻苏联，还是南进?对此，延安总部参谋人员和国内外的军事家看法各异。

叶剑英全面分析研究了当时的国际局势和日本的国情，认为日军南进的可能性大，因而我们作战指导思想的侧重点，要放在对付日军南下上，并将这一意见上报给中央，供决策参考。

他的意见被党中央采纳，并被后来的战争进程所证实。

在考虑对日军作战的同时，叶剑英还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的阴谋活动，协助毛泽东、朱德等制定反摩擦的斗争方针、政策，取得了胜利。

1943年夏，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集结50万大军，准备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根据地大举进攻。

当时，八路军主力部队大都已深入敌后对日作战，陕甘宁边区兵力薄弱。

大敌当前，局势险恶，如何应付?叶剑英经过深思熟虑，与情报部门研究，提出了一个以智退敌的政治宣传战方案。

他建议使用中共掌握的军事情报，公开揭露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阴谋，作为退兵之计。

毛泽东、朱德对叶剑英这个建议，十分赞赏，完全采纳。

决定除按预定计划部署兵力，做好保卫边区的自卫准备外，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动员一切舆论，广泛开展宣传战，公开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调动兵力、破坏抗战、制造内战的阴谋。

从7月4日开始，朱德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名义连电蒋介石、胡宗南、何应钦，揭露其“闪击延安”的兵力部署、行动计划，呼吁团结，避免内战。

新华社广播了朱德电报全文，并详细公布了国民党军队调动的情况。

紧接着，延安召开数万人的群众大会，通电全国。

毛泽东亲自动手特为《解放日报》撰写了题为《质问国民党》的社论，警告蒋介石：必须立即撤退进犯边区的军队，纠正一切错误。

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和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人士纷纷集会，发表声明和通电，声讨顽固派。

同时，中共增调部分兵力充实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在军事上也做好了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

这一场以军事实力作基础的声势浩大的政治宣传战，赢得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同情。

由于我方掌握了国民党军队的一切行动计划直至兵力部署、行军路线等确凿情报，并对其揭露无遗，使得正在日夜调兵遣将，准备内战的国民党顽固派大为震惊，十分狼狈，进退维谷。

蒋介石、何应钦等见阴谋败露，陕甘宁边区军民做好了应战准备，同时又迫于国内外舆论一致谴责的压力，只好下令收兵，致电朱德总司令，表示并无进攻意图。

胡宗南则解释说：“敝部换防，请勿误会”。

他恼羞成怒，下令清查内部严惩泄密者。

于是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又以其失败而告终。

人们称赞“叶参座”巧使“空城计”，智退顽军50万。

十一、参加整风运动，抵制“抢救运动”

为了实现党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同心同德战胜困难，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共中央决定在党内进行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运动。

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党的历史问题。

会上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严肃批判了王明的错误路线，同时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叶剑英在会议发言中用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的精神来剖析自己。

他说，要“脱裤子”赤裸裸地检查自己，看看自己有无犯过错误的“伤痕”。

他回顾了自己参加革命二十多年来走过的道路和所做的工作，最后说：“照上述回忆，实在太不够了，工作得不够积极，学习得不够刻苦，因此直到现在，我觉得自己还不是成型的干部。

需要今后痛改前非，在工作中学习，向毛主席学习，肃清思想上的主观主义。”

他参加高级干部学习班，认真学习毛泽东的整顿三风的报告和其他有关文献，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历史经验，对存在于自己头脑和工作中的不足与缺点做了认真系统的检查总结。

中共中央决定在整风的同时，进行一次普遍的审查干部的运动。

这个运动本来是要解决敌我矛盾的问题，肃清、争取并改造潜入我党我军中极少数的特务、破坏分子。

但运动进行过程中，却出现了严重混淆敌我两类矛盾的问题。尤其是后来在延安开展的“抢救运动”，问题更为严重。

叶剑英和其他一些同志感到“抢救运动”审干的做法不对头，直接向党中央负责同志谈了自己的看法：“延安哪有这么多特务呀?如果这样的话，那延安还能不能存在?这样搞法不行。”

此事得罪了极力主张搞“抢救运动”的康生。

康生一伙告他的“阴状”，说他右倾，还制造借口，搞逼供信，蓄意迫害他的亲属，曾两次剥夺了他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权利。

后来，毛泽东提出九条方针，强调“调查研究，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才纠正了这种极“左”的做法。

叶剑英在军委直属队自始至终坚持实事求是，抵制“抢救运动”的过火行为。

他几次深入到总参二局等单位，贯彻落实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找挨过整的同志一一谈话，弄清问题，纠正错误，使绝大多数同志得到甄别平反，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原重庆曾家岩周公馆的收发员左仲平，曾和叶剑英一起工作过，后来调到定边苟池盐务局当领导。

在整风运动中，有些人根据左仲平的父亲曾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军需官这一情况，推测他父亲是国民党“CC”特务，并把他本人打成“特嫌”，将其开除党籍。

左仲平多方解释都没有用，被下放到吴起县政府当一名文牍秘书。他多次申诉，毫无结果，非常苦恼。

后来，叶剑英知道了这件事，亲自写了一封“左仲平同志在政治上没有问题”的证明信，派人送给吴起县县长。

当县长向左仲平宣读叶剑英的信和组织上为他平反而作出的决定时，他感动得当场哭了起来。

十二、接待中外记者团、美军观察组，争取国际支援

随着抗日战争胜利的发展，抗战圣地延安成为中国抗战和革命的中心，吸引来大批国内外知名人士和新闻、文化工作者，叶剑英经常受党的委托，代表八路军、新四军延安总部，向各方面人士介绍解放区军民的抗战情况。

英、美等国为了最后战胜德、意、日侵略者，特别是为了打败日本，需要充分利用中国的军力与物力，利用我党、我军、我敌后根据地强大的有生力量。

英、美等国，尤其是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和需要，于1944年3月向我提出要求，派英、美、加、澳等国的记者，到延安及黄河以东我解放区了解我军力量及敌后斗争情况，并考察我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根据地实施各种政策的情况，目的是为了使我能配合反攻日本。

中外记者团于1944年6月9日到达延安。

这个拥有数十人的中外记者团，其中外国记者有：美联社、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史坦因、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同盟劳工新闻》的爱泼斯坦，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的福尔曼，路透社、《多兰多明星周刊》的武道，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社的夏南汉神甫，及塔斯社的普金科。

中国记者有：《中央日报》的“CC”分子张文伯，中央社记者徐兆镛、杨家勇(杨家勇是国民党中统特务，临时以中央社记者名义参加进来的)，《扫荡报》主任谢爽秋，《大公报》记者孔昭恺，《时事新报》记者赴炳，《国民公报》编辑周木渊，《新民报》主撰赵超构，《商务日报》总编金东平。

此外，成员中还有属于国民党中宣部的人员，负责检查外国稿件的国民党宣传处长魏景蒙和他的助手陶启湘，管业务工作的张湖生，搞党务工作的杨西昆，还自带了电台。

记者团的正副总领队为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谢宝樵、新闻检查局副局长邓友德。

记者团路经西安时，国民党特务组织秘密安排了一个特务科长化装成一般工作人员混在记者团内搞电台，企图与国民党埋伏在延安的点线取得联系，破坏国共合作，窒息新闻出版自由。

记者团到来的当天下午，叶剑英设宴为他们洗尘。

出席宴会的还有八路军总部秘书长杨尚昆等。

10日下午5时，朱德总司令在王家坪设宴款待中外记者们。

欢迎会首先高奏中、美、苏、英四国歌曲，洋溢着反法西斯的战斗友谊。

叶剑英代表朱总司令致欢迎词，他说：“这次记者团在参观的过程中，对于我们的各项工作予以指教，并欢迎大家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去参观。”

叶剑英讲话后，爱泼斯坦代表外国记者讲话。

孔照恺代表中国记者讲话，然后举行的盛大音乐会，演奏了《同盟国进行曲》、《黄河大合唱》和各种民歌。

6月22日，叶剑英参谋长在毛泽东会见中外记者团之后，在王家坪礼堂向中外记者参观团做了报告。

为了使外国记者正确地听清这个重要报告，当场分发译成英文的小册子，其中附有说明我八路军、新四军七年来抗战的成绩、民兵的分布及八路军、新四军发展情况的图表等材料。

叶剑英在报告中分敌、伪、友、我四个方面介绍了敌后战场截至1944年3月前抗战七年来的基本情况。

宣读了在八路军、新四军中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伟业而献出了生命的国际友人的名单，并对历年来盟国朋友提供的大量援助表示感谢。

报告以有力事实揭露了国民党派遣军队对我根据地进行攻击、包围、封锁，派遣成千特务进行破坏等恶劣做法，最后诚恳地表示：“我们希望尽可能迅速地结束这种状况，改善国共关系，而开辟一个真正团结抗战的新环境。”

这是一个高水平的报告，中外记者听后反映十分强烈，无不认为是“第一流的报告”。

有的外国评论家说，叶的报告“掷地有声”，是“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中共高层意见于一身的谈话”。

叶剑英的报告通过中外记者的笔传播到中国大后方和世界许多国家以后，引起了中国人民和世界许多国家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反响，国内外舆论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新的评价。

特别是对国民党已备感失望的美、英等国家的一些政府要员与高级将领，更加关注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战场。

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一个月后，延安又迎来了美军观察组。

这个观察组是在史迪威将军的大力提议和赞助下筹建起来的，并且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支持。

观察组组长是美国陆军中有名的“中国通”戴维?包瑞德上校，下设四个小组。

7月22日下午，美军观察组第一批人员乘坐的一架美制C47型运输机飞临延安，周恩来、叶剑英等前往机场迎接。

那天，延安机场刚抢修不久，跑道路面基础不牢。

飞机降落时，出了点小故障，叶剑英急忙走上前去察看，关切地问：“飞机坏了没有?”曾长期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的包瑞德上校当即用汉语回答：“伤人乎?莫问马。”

叶剑英事后谈起这件事笑道：“此人是一个中国通，想不到他还真有点学问咧!”8月3日上午，叶剑英向观察组全面介绍了敌后战场情况和部队的编制、组织装备等情况，比向中外记者团所介绍的更为详尽，引起对方极大兴趣。

包瑞德上校不时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叶剑英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

会谈中有问有答，气氛十分融洽。

叶剑英谈话结束时，美军观察组成员全体起立，包瑞德上校致词说：“今天，叶将军所作的报告是很有趣味很有价值的，我们能听到叶将军的报告是很荣幸的。

叶将军，你以这样充分的对我们的信任来作报告，我向你保证，对你报告的这些材料，保证以很小心谨慎的态度对待之。”

正式会谈之余，叶剑英还特意到包瑞德住地去看望他，同他亲切交谈。

双方还在友好气氛中交换了一些情报和军用品。

时隔25年后，包瑞德在他撰写的回忆录《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一书中，这样写道：“叶剑英是一个个子较高、英俊精干的人，衣着始终整整齐齐。

他是广东客家人，讲话带有广东口音……总的来说，他的介绍是客观的。”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活动之后，在叶剑英的精心安排下，分几批赴太行、山东、华中等抗日根据地观察，历时四个半月，行程二千英里。

1945年6月2日，包瑞德离开延安之后，叶剑英继续同美军毕德金中校、斯文生少校等就美军负责在华建立美军通讯网、在延安设立侦察电台、派驻美军联络员等问题进行会谈。

由于对方提出了一些无理要求，缺乏真诚合作的态度，会谈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叶剑英在会谈结束时说：“我要把你们的意见向上级报告，然后再正式答复你们。

这里有一个原则问题，请你们注意：我们有近百万军队，同你们合作抗日，可以缩短战争。

如果你们不合作，我们没有外国帮助，仍然要抗战下去。

即使再打一千年也要打下去而且一定能打胜。”

十三、坚持党的三大作风，保持乐观的战斗情绪

1945年，抗战接近胜利，中国命运处在“黎明前的黑夜”，蒋介石集团正在积极准备打内战，妄想打败日本后，仍然继续维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继续反共反人民，保持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和分裂贫穷的状态。

如果蒋介石的阴谋得逞，中国将大倒退，陷于更大更险的逆境之中。

为了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24年的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统一全党的思想，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中国光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从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开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叶剑英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当选为中央委员。

他在大会发言中，表示完全拥护“七大”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拥护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同志所作的报告，并且以整风精神进行了自我批评。

他说：“我应该承认，我做参谋工作，没有做好，我搞了二十五年，十八年在党内，七年在党外。

党的历史是轰轰烈烈……我们今天干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毛主席告诉我们，我们干的是这样的革命。

第一，要学会认识敌人、朋友；第二，要学会组织队伍；第三，要学会指挥。

三句话不离本行，我把它编成三句话，认识敌友，组织队伍，指挥作战。

这是我最近学会的。

党的路线，放手组织群众，也是最近学会的……这次参加整风学习，我也没有整好，只是有了一股劲，要干，不怕自己胡子长。

今天应向大会同志声明，我搞了几十年，没有搞好，还有若干年，我有信心搞好，主要靠毛主席和中央同志的教导，帮助我进步，这是我附带的请求。”

叶剑英是执行党的三大作风的模范，始终坚持刻苦读书，用理论指导实践，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联系群众的作风，关心群众的生活疾苦。

他自己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和旧大衣，把新大衣送给别人；把别人送给他补养身体的药品送给体弱生病的同志和生了孩子的女同志。

军委机要秘书张明的爱人生孩子，身体虚弱，没有奶水，孩子整天饿得哇哇叫。

叶剑英知道了，就把伙房每天分给自己的半磅牛奶送给孩子吃，还亲自去看望，并把自己小孩用的小床送去。

伍修权调到东北去执行紧急任务，他爱人身体不好，孩子又小，无人照顾。

叶剑英对他家属关怀备至。

不久，又派人把他的爱人、子女安全送往东北，与伍修权团聚。

伍修权夫妇永远记着老首长的亲切关怀，告诉子女要以他为榜样，切实做到关心他人胜于关心自己。

叶剑英非常关心生病住院的同志，经常去看望，帮助解决困难，实在抽不出时间，就亲自写信问候。

对于家在国民党统治区有困难的同志，他特意打电报给在重庆的周恩来，请他设法予以帮助。

由于敌后受到蒋介石集团和军队的围困和封锁，经济相当困难。

叶剑英在延安生活极其清苦，工作异常紧张繁重，但他没有被困难压倒，而是积极乐观地改善环境，艰苦奋斗，战胜困难。

他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自己动手，自力更生，领导军委机关、部队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不仅带头在参谋部驻地周围开荒种地，纺线织布，养猪种菜，而且非常关心在延安附近南泥湾屯垦的三五九旅，多次亲临视察，指导生产和训练。

每次在那里，饭也顾不上吃，就到屯垦地段去视察，和战士们一起劳动，开座谈会，总结生产经验，商量怎样达到生产自给的指标。

为了保卫延安，打退胡宗南部的骚扰和进犯，叶剑英亲自指示预定战地和布防。

有一次部队搞野外演习，他来到现场观察指示，要求很严，边看边做笔记。

演习结束后，他做现场讲评，鼓励部队既要会生产，又能打仗，要练出杀敌真本领。

他讲得很幽默，很风趣，在场的官兵和美军观察组都听得入神，钦佩不已。

王震将军一直保留着他在练兵场上讲话的照片，每次看到它，心情都激动不已。

在改善物质生活的同时，叶剑英十分注意调剂精神文化生活。

他组织机关的文娱骨干，开展文化娱乐活动。

没有乐器，自己动手做了一架扬琴。

大家在他的带动下，也行动起来，制做了羊皮小鼓、马头胡琴等各式各样的乐器，经常组织演出。

他和文娱骨干常组织舞会，特意请从莫斯科回来的女同志教那些日夜伏案工作的干部跳舞。

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到普通干部，工作之余，翩翩起舞，既锻炼了身体，又增进了同志间的了解和交往。

美军观察组成员也兴致勃勃地参加舞会。

圣地延安，欢歌笑语，充满了革命朝气。

叶剑英还积极支持并参加“怀安诗社”，与诗坛诸老朱德、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续范亭等人唱和，以诗言志，以诗会友，抒发情怀。

那时没有条件出诗刊，“怀安”诸老写诗，自备一册，将自己的新作抄上去，送与另一人，另一人添上自己的新作，送与第三人。

如是辗转传递，互相唱和，名曰“怀安诗抄”(后在《解放日报》副刊上开辟专栏)。

当时在延安有一位国民党从重庆派驻的联络参谋。

叶剑英有一次与他会晤，让他转告重庆国民党当局，“古人说'有奶便是娘’，今日无奶也是娘。

没有吃，没有穿，没有枪弹，我们也是要坚决抗战到底的。”

续范亭听到这番话很受感动，挥笔写下一首赠叶剑英将军的诗：十八集团参谋长，有谋有勇且知方。

我与将军交未久，青年食堂共一觞。

酒味虽薄情谊重，满座宾客尽贤良。

慷慨痛陈天下计，兄弟誓死不阋墙。

最后一句酸辛话，今日无奶也是娘。

叶剑英特作《寄续范亭司令并呈怀安诸老》诗：

(一)孙陵碧血长青苔，阿斗昏庸事可哀。

剩有残躯效李牧，雁门关外杀敌回。

(二)投身革命将何事，老者安之少者怀。

君独伤时异工部，小戎离黍托诙谐。

董必武读后，特赋诗曰：季子徐君(指吴玉章、徐特立)气谊投，希深君复(指谢觉哉、林伯渠)亦风流。

指挥能事朱司令，慷慨悲歌叶剑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