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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富贵，勿相忘”不过一种虚拟状态，一种应然期待，沉浸于无知的乐趣；“苟富贵，自相忘”则是一番冷酷写真，一番实然判断，充满了现实的残酷。富贵后，首要相忘者，便是那些曾经大被同眠之人，儿童害怕黑暗，成人恐惧光明，因为你知道他的底细。戏谑浪语，口不择言，动与世忤，如何树立威严。心理的距离感，源于位置不同后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一年土，二年洋，三年认不得爹和娘，君不见“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富贵后再遇到昔日同伴，彼此内心都已感到不适，因为人人站在自己的立场看待对方，富贵者庆幸自己脱离了他们，未富贵者仍以昔日的热络亲近对方，却隐约感到了对方的躲躲闪闪，有意回避之。何来久处不厌，再好的伴，不久也会厌倦，有种关系，最好是停止主动，便告无疾而终。地位不同，立场自异，1951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时，贾植芳被要求讲清自己的历史问题。眼界与思维均未跟上新时代的他，起初对此很是排斥，遂将想法告知已在华东局任职的老友曹祥华。曹则严肃告之：“解放前我们喜欢乱臣贼子，现在当权了，就喜欢忠臣孝子了。”一语道破了知识分子与新威权间的关系，为此翕然叹服。讲政治便是讲权力，政治站位即站在强权一边，政治高度，即顾全大局，服从权力，政治上的明白，就是知道权柄在谁之手，牛耳由谁而执。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谓成熟，想必就是越来越接受现实，真就应了张伯伦的一句，“这一切，除了笑而不语，我什么都不知道”。一旦登上大位，何以首要铲除的是欲“勿相忘”者？其也合理，从治国理念而言，底层一旦获得不受约束的权力，将会成为整个社会的失序之灾，因为其既无文化浸润，也无传统约束，更无宗教桎梏，余者惟有人性的丑陋，勇怕强，强怕狠，狠怕没天良。 郭沫若说“古人的心理，史书多缺而不传”，甚是！心理描述多偏文学，以文学的表现手法赋予历史以生命，通过文学性文字，演绎出历史的精彩，是司马迁的手法。后世则多弃之，认为文学描写对于历史叙述无意义，不仅潴留了叙述速度，且对事件本身的功用不大。野史如野食，有干蚕豆香，笔记等等的野史，尚存此法，蔡东藩的《中国历史通俗演义》，即“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两厢比较，陈寅恪认为：“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书及私著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而无诬讳之失矣。”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饿死不耕丈人田，穷死不打亲戚工，丈人与亲戚，本就最该勿相忘的提携，却是富而吝啬，锱铢必较。事实胜于雄辩，还是雄辩胜于事实，此设问，让人思考。世界上最好的保鲜，或是各自的不断进步，不断异化。通过价值重塑，你已不是群体中的一员，自也回不去原来的圈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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