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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在现今考古发现及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对于“半夏泻心汤”原方中，药物用量进行研究，确定原方中衡器计量药物和非衡器计量药物的剂量；“半夏泻心汤”原方当选用以汉代一两，折合现今13.92克为准，干姜、黄芩、人参、炙甘草，均为42克、黄连14克、半夏35克、红枣28克。且原方“用药比例”当符合“半夏2.5∶黄芩3∶干姜3∶人参3∶炙甘草3∶黄连1∶红枣2”；以古今医家，对“半夏”炮制方法的论述和现代研究成果为依据，结合方证研究需要，从药性与毒性的双重角度综合考量，认为“半夏泻心汤”方证研究中，当以“汤洗去滑”后的“生半夏”为准，“汤洗去滑”也应该作为现今“半夏”的常规炮制方法之一。“半夏泻心汤”是中医学经典方剂之一，临床广泛运用于以消化系统为主的各科疾病治疗之中，其原方，出自《伤寒杂病论》。现今对于“半夏泻心汤”的临床应用研究，方兴未艾，然而，在进行“半夏泻心汤”相关研究之前，首先要确定原方药物的“用量、用药材质”等问题。“半夏泻心汤”原方用药，包括了运用衡器计量和非衡器计量，以及计数计量的药物，因此，本文主要分三部分进行探讨。 一、原方用量考探： 1、衡器计量药物的测算： 对于“半夏泻心汤”原方用量的确定，首先要探讨《伤寒杂病论》中，一两等于现今多少克？关于《伤寒杂病论》原方用量的问题，历来医家都有思考，如：金代的名医刘完素，在《素问～玄机原病式》中，说：“张仲景之世四升，乃唐宋之一升，四两为之一两”。李东垣，曰：“古云三两，即今之一两，云二两即今之钱半也”。直至李时珍在其《本草纲目》中，提出：“古今异制……古一两，今用一钱可也”。汪昂，遵其所说：“大约古一两，今用一钱足矣”之后，“古之一两，为今之一钱”的说法，对后世影响巨大，在很长的时间内为大部分医家所沿袭应用。然而，对于该问题的争论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许多现代医家根据文献或考古出土的文物不断提出新的见解，其中具代表性的，如：吴承洛，在《中国度量衡史》中，提出的一两，为13.9206克，其依据吴大澄考据“新莽货币”校得，新莽一两，为13.674644克，以及刘复考据新莽嘉量测得的新莽1两，为14.1666克，以二者取均值而得新莽一两，为13.9206克，而据史料记载，东汉乃承用新莽之制，因此，《伤寒杂病论》中，一两当为13.9206克。而丘光明等在统计了39件东汉“权”后，提出将东汉之一斤，暂约定为220克，一两相当于今日13.75克，由于其是在对于大量的出土“衡器、量器”进行测量的基础上测得的，因此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柯雪帆等则根据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光和大司农铜权”，考证东汉时的一两，折合为现在的15.625克，且由于该权是当时的中央政府，为统一全国衡器而颁布的标准铜权，并与《伤寒杂病论》的作者张仲景在时间上，属于同年代，由此而确定《伤寒杂病论》中的一两，为15.625克。对于考证结果，柯雪帆根据用东汉衡器和量器推测出来的一两，等于15.625克，一升等于200毫升，又用该换算实配了一首“桂枝汤”，发现无论是“药与水”的比例，还是“药与药”的比例，均是恰当的。畅达等也对其进行了实测，发现柯雪帆等的结论，较为符合组方配伍比例的实际情况。因此，其结论也被部分人所认可。然而，问题在于柯雪帆等之论，是在默认“光和大司农铜权”为12斤权的基础上推出的，但其“权”本身并没有标注，因此，学者的实测结果，仅能说明考证数值处于合理区间，但其结论也并不能最终确定，仍需存疑。三者的考据途径虽各不相同，但从最终数值来看，其相差并不大，笔者基于多方考量，折中采取的是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中，提出的一两，为13.9206克。因此，将“半夏泻心汤”原方中“干姜、黄芩、人参、炙甘草”的用量，定为41.76克，约等于42克、黄连，则为13.92克，约等于14克。 2、非衡器计量药物“半夏”的测算： ①、药物实测法： 对于原方中，非衡器计量药物“半夏”用量的确定，许多研究者采用的是药物实测的方法。进行实测之前，首先需要确定的是汉代一升等于现今多少毫升的问题。对此，现今已根据许多考古出土的东汉时期量器，得到了相对确定的结论，即东汉时期一升，相当于现在的200毫升。其主要依据如1979年在山西太原，发现的西汉初年的“尚方半”（半斗，即：五升），经装水实测，可容水1000毫升，如此则一升，恰等于200毫升；现藏上海博物馆的东汉“光和大司农铜斛”容量为20400毫升，估算一升合现在的204毫升左右；上海博物馆的“商鞅铜方升”，经实测其容量为200毫升，也确认东汉一升，合今200毫升左右。 基于此，许多研究者，即以：汉代1升等于200毫升的计量，采用药物实测的方法，对《伤寒杂病论》中“半夏”的用量，进行测量，因其最常用量，为“半升”。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如：畅达等则实测，汉代半升（100毫升）半夏，重量为55.7克，陶汉华运用现今药房的半夏饮片，实测200毫升半夏的重量，约为100克，则半升重为50克，刘云实测结果，也为50克，仝小林等实测汉代半升（100毫升）半夏的重量，则为48克等。按照诸位学者的测量数据，“半夏泻心汤”中，半夏用量“半升”在48～55.7克，约为50克。 ②、药物实测法，存在的问题： 此种基于实测法而确定的用量，具有一定参考意义，但是其测量值的准确性，是建立在古今药物无差别的前提上的，而且其结果必定会因实测条件的不同而有所误差，准确数值难以确定。 其次，以上通过实物测量而确定的用量，若作为一般的临床用量尚可参考。然而，对于“半夏泻心汤”的方证研究来说，其尚存在问题。因为从方剂学的角度来看，组方功效调整的主要方式，有三种：一是：药味的调整。二是：药物用量的调整。三是：药物间比例的改变。除去药味的变化外，其中尤以药物间的“用药比例”最为重要，只要能确定原方中的基本用药比例，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即能合于此方的方证，同理，即使组成药物相同，也会因药物间比例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方证，对于经方的方证研究而言，尤其如此。比如“半夏泻心汤”与“甘草泻心汤”，二方的药物组成完全相同，只是因为两方中“炙甘草”的用量不同，便具有不同方证，治疗不同的疾病。“桂枝汤、桂枝加桂汤、桂枝加芍药汤”三方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也只是因为药物之间比例产生了变化，便具有了不同的方证。 因此，对于“半夏泻心汤”的方证研究来说，首要的应是确定原方中，各药物之间的“用药比例”，其次才是对于各药物具体用量的探讨。而且，从经方方证的角度而言，在确定原方“用药比例”的基础上，即使具体用量不能完全准确地恢复张仲景当时的用量，其在方证的准确性上，也不会有太大误差。而反之，若对于其药物之间的比例把握不准，即使具体用量能够准确地恢复张仲景当时的用量，也很难说研究的具体方证，是属于“半夏泻心汤”的方证研究，因为比例变，则方证也变。以上对于原方药物定量的主要问题正在于此，因为牵扯到了药物不同计量方式的问题，不能将非衡器计量的药物，与衡器计量药物进行统一换算，所以其并不能确定“半夏泻心汤”各药物之间的比例。 ③、计量换算法： 本文认为根据《伤寒杂病论》原文记载，参照张仲景的组方思路，运用计量之间的换算，对原方“半夏”用量，进行推定的方法，当更能合乎原旨，且可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相关方证研究的精确性。 《伤寒杂病论》第96条中，记载“小柴胡汤”方为：柴胡半斤、半夏半升（洗）、黄芩、人参、炙甘草、生姜，各三两，红枣十二枚（擘）。而第104条中，记载“柴胡加芒硝汤”方为：柴胡二两十六铢、半夏二十铢、芒硝二两、黄芩，人参、炙甘草、生姜，各一两，红枣四枚。通过“柴胡加芒硝汤”与“小柴胡汤”的组成用药比例来看，“柴胡加芒硝汤”乃是取“小柴胡汤”用量的三分之一，另加：芒硝二两，而组成。在“柴胡加芒硝汤”中的“半夏”用量为“二十铢”，在“小柴胡汤”中的“半夏”用量则为最常用的“半升”，根据两方1∶3的比例进行推算，可知“小柴胡汤”中，半夏“半升”的用量，当约等于重量单位的六十铢。在《汉书～律历志》云：“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秤物平施，知轻重也。本起黄钟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可知汉代一两等于二十四铢，如此六十铢，则为二两半。而通观《伤寒杂病论》原方可知，“半夏泻心汤”中的“半夏”用量，也等同于“小柴胡汤”中的用量，同为“半升”。如此根据149条中，所载“半夏泻心汤”的原方用量，进行推算，其原方中“半夏”的用量，当为二两半。再参考汉代一两，等于现今13.92克的考证结果，则可以得出半夏“半升”的用量，为34.8克。运用计量换算方法测得的结果，除去数值相对确定，减少了实测数值波动的误差外，更重要的在于，其在确定原方中“半夏”用量的同时，也可进一步对“半夏泻心汤”原方用药之间的比例进行确定。现代学者“黄英杰、邓亮”，也支持运用此种方法进行的推定。 3、红枣用量的测算： 对于红枣的用量，原方中记载为“十二枚”，现代学者“柯雪帆、陶汉华”也运用实测的方法对其进行了测量，测得十二枚红枣的重量为30克，畅达等实测结果为42克，王辉武，测得为36克。可见，对于红枣的实测数据，也因为“品种、材质”以及实测条件的不同而具有波动，并且也存在因药物的计量方式不同，而不能确定“半夏泻心汤”各药物之间比例的问题。本文以为若通过文献考证的方法，参考古籍中的论述，首先对红枣的用量进行个数与重量之间的换算，然后依据重量单位的考证数值进行测算，则可得到相对准确的数值，并可进一步对红枣与原方中其它药物的比例进行确定。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对于用药凡例的规定中提到：“凡方……枣有大小，以三枚准一两”，可知，三枚红枣的重量，约为南朝之时的一两，如此推算，则十二枚红枣的重量，当为南朝之时的四两。而对于南朝之时一两与东汉时一两的关系，书中也明确指出“古秤皆复，今南秤是也，晋秤自后汉末以来，分一斤为二斤，一两为二两耳”，可知南朝之时的一两乃为东汉时的二分之一，也就是为半两。由此推算，则十二枚红枣的重量，在东汉时当为二两。再参考东汉一两等于13.92克的数值，则“半夏泻心汤”原方中红枣的用量应为27.84克。综上所述，以吴承洛对于一两折算现今克数的研究为准，则“半夏泻心汤”各药物的用量当为：干姜、黄芩、人参、炙甘草，均为41.76克、黄连13.92克、半夏34.8克、红枣27.84克。如取约数之后，则分别为：42克、14克、35克、28克。并且“半夏泻心汤”原方中“用药比例”，当为：半夏2.5∶黄芩3∶干姜3∶人参3∶炙甘草3∶黄连1∶红枣2。比例的确定，对于“半夏泻心汤”原方的研究与应用，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 二、半夏材质的考探： 1、半夏的炮制方法选定： 现今常用的制半夏，有：清半夏（炮制时用的辅料，为：白矾）、法半夏（炮制时用的辅料，为：石灰、甘草）、姜半夏（炮制时用的辅料，为：白矾、生姜）等几种，而在《伤寒杂病论》里，“半夏泻心汤”中，半夏的炮制方法，为“洗”，其方法详细记载于《伤寒论》中“不咀，以汤洗十数度，令水清滑尽，洗不熟有毒也”。《说文解字》说：“汤，热水也”。乃是运用热水冲洗的方法，冲洗十几次，直至冲洗到半夏黏液消除为度。可见“半夏泻心汤”中，应用的半夏，并不是按照后世炮制方法中的“法半夏、清半夏、姜半夏”等。后世的“矾制、姜制、石灰制”等炮制方法于当时并未盛行，据考证，半夏“矾制、姜制”的广泛应用，始于宋代，而法半夏之制，更是始于金元时期。本文认为，与后世的许多制法相比，采用“汤洗”的方法炮制，半夏与水的接触时间较短，在去除半夏毒性黏液的同时，成分流失较少，而若加以各种辅料反复浸泡，则半夏的有效成分流失会增多，而且从一定程度上说，后世的许多制法，并不再是单纯的消除半夏本身的毒性，而是更多赋予了半夏另外的功效和治疗作用，也即是改变了半夏的药效，这对于“半夏泻心汤”的方证研究，具有较大影响。 关于反复炮制对半夏有效成分的影响，早有许多医家提出了异议，赵学敏，曾提到：“惟将半夏浸泡，尽去其汁味，然后以甘草浸晒，入口淡而微甘，全失本性，是无异食半夏渣滓，何益之有”。张山雷，也指出“于此物之制造，则百出而不穷，于是浸之又浸，捣之又捣，药物本真，久已消失，甚至重用白矾，罨罨悠悠”。张锡纯，临证也多用“生半夏”，其曰“半夏……凡味辛之至者，皆禀秋金收降之性，故力能下达，为降胃安冲之主药。惟药房因其有毒，皆用白矾水煮之，相制太过，毫无辛味，转多矾味，令人呕吐”。可见，对于“半夏泻心汤”中，半夏炮制方法的选定，是值得商榷的。 2、“汤洗”半夏的毒性问题： 对于“生半夏”单纯的水洗炮制法，现今人多怀疑其“生半夏”的毒性问题，然而，通过《伤寒论》中的论述，可以知道，“以汤洗十数度，令水清滑尽”正是去除掉了半夏的毒性，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也有“汤洗去滑”的记载。现代学者吴皓等通过反复的药理实验确定“生半夏”中的“草酸钙针晶”是主要刺激性毒性成分，而半夏的“草酸钙针晶”存在于植物的特殊黏液细胞中，黏液细胞的黏液，主要由多糖组成。黏液多糖，遇水（特别是热水）可以溶解形成胶体溶液（滑），半夏中的“草酸钙针晶”由于质地极轻可以悬浮在黏液多糖所形成的胶体溶液中，当用大量的热水对其进行“汤洗”时，最终使得黏液细胞中的多糖成分被洗掉，“草酸钙针晶”也因悬浮在胶体溶液中而被洗掉，因此，用大量的热水多次冲洗，是可以有效减轻“生半夏”毒性的。也可以说“生半夏”在经过“汤洗十数度”后，就已经是适宜于临床使用的“制半夏”，而并不一定非要经历长时间的“矾制、姜制、石灰制”等过程，现今许多临床医家的应用实例，也证实了这一点。因此，原方中，对半夏的“汤洗”，从毒性与药效的双重角度进行综合考量，是最符合“半夏泻心汤”方证研究与临床使用的，“半夏泻心汤”中，选用的“生半夏”，应当是进行“汤洗去滑”之后所谓的“制半夏”。并且“汤洗去滑”，也应该作为现今“半夏”的常规炮制方法之一，被纳入药典中。 三、小结： 综上，“半夏泻心汤”原方，当选用以汉代一两折合现今13.92克为准，干姜、黄芩、人参、炙甘草，均为42克、黄连14克、半夏35克、红枣28克。且原方用药比例当符合：半夏2.5∶黄芩3∶干姜3∶人参3∶炙甘草3∶黄连1∶红枣2。对于半夏的选用，当以“汤洗去滑”为炮制方法的制半夏为准，“汤洗去滑”也应该作为现今半夏的常规炮制方法之一。笔者认为，在经方的相关研究中，采用“原方、原量、原炮制法”的经方，方证研究是符合科学性和严谨性原则的，更符合运用《伤寒杂病论》本身的规律，与方法研究经方的基本思路，应该是今后经方研究的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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