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复合到融合：财经类高校新文科人才培养的新探索

作者简介：

钟晓敏

浙江财经大学校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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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文科建设具有系统性、整体性与挑战性的特点，需要宏观政策与院校实践的同步迭代更新。新文科理念在跨学科人才培养上取得了普遍共识，但教学改革仍处于院系层级的起步阶段。浙江财经大学自2008年以来持续开展复合型人才培养，在专业、课程层面实施更新升级，通过“准入准出”赋予学生专业选择权。随着新文科建设的到来，浙江财经大学将人才培养目标从“复合”升级为“融合”，设立“文华学院”，开展跨学院的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为财经类高校的新文科建设作出了贡献。 

关键词：新文科；财经类高校；复合型人才；融合型人才；人才培养

文科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简称，包含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因此文科在本科专业设置中占比最大，所涉及领域最为广泛，既包括文史哲，也有经管法，还包含艺术学和教育学。“新文科”概念提出以来，特别是《新文科建设宣言》发布之后，高等教育界对新文科内涵与外延的探讨不断深入。教育理念最大的特征在于需要转化为人才培养的实践。浙江财经大学作为财经类高校，经前期的理论探源与制度准备，自2020年起在校级层面开展以融合型新文科人才为目标的改革。本文对浙江财经大学改革情况进行介绍，以求教于方家。

一

新文科的理念确立与实践进展

2020年发布的《新文科建设宣言》是关于新文科的纲领性文件，对新文科建设的必要性、发展之路与任务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启动了全国关于新文科内涵的讨论。吴岩司长将新文科定性为“文科教育的创新发展”，培养知中国、爱中国、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文科人才，这属于对新文科的总体界定。有学者高度评价新文科建设，将其比肩于“新文化运动”，认为新文科是“以应变求新为目标、以思想文化为焦点、以高等教育为阵地”，但这对于各学校开展新文科建设指导性偏弱。在建设新文科的方法上，随着讨论的深入，大家逐渐集中到学科交叉的跨学科人才培养上。如在2019年的座谈会上，杨灿明校长就提出“文科一定是适应科学技术发展、拥抱科学技术的新文科，实现文科、理科、工科、农科、医科等不断交融交叉的新文科，是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等密切联系的新文科”。学者从多个角度展开论述新文科的交叉融合属性，如“新文科建设强调学科交叉、文理相融，反映了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的新趋势”，“新文科具有'大文科’'跨学科’和'超学科’等基本特点”。对跨学科人才培养的研究，我校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在学校布置跨学科人才培养任务后，教务处于2019年形成教改论文《跨学科人才培养的实践模式——以世界一流大学为例》以及《一流本科教育的特质：跨学科人才培养》。事实上，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结论，虽然新文科建设模式多种多样，但源于信息技术的爆炸式发展，新时代文科建设积极引入理工科，同时与其他学科融会贯通，以便解决综合性的现实问题，这是新文科建设的必由之路，也是学者从古今中外不同维度分析比较后所共同导向的目标，对新文科的内涵作出了清晰可行的界定。

正因为跨学科特质的确立，各校新文科建设基本采用的都是跨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为深入分析新文科建设，对中国知网发表的新文科建设论文进行检索，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已开展的新文科建设多是基于专业层面的改革，甚至不少是课程层面的改革。兹举数例，如《新文科视野下中文学科的困境与变革》《新文科视域下的日语专业人才培养》《新文科语境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该种类型文章构成了新文科建设相关教改论文的主流，并且相应作者基本都是学院层面的领导或专业教师。同时，还有不少成果在课程层面探讨新文科建设，如《新文科视域下高校统计学课程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问题驱动 计算落地——记一门新文科课程的初次实践》。我国大学的学院建制源自苏联，为学科分类的行政体现，甚至在一般院校，单一学科也分为多个学院。故而，跨学科人才培养就是要打破我国大学已有的学院边界，集多学院力量设计人才培养方案，优化课程结构，甚至设计全新的课程。已有拘泥于特定学科、学院、专业的教学改革，虽然冠名为“新文科”，在内容举措上也有跨学院的合作，但受限于行政管理体制，其实际效果必然有限。由此可见，新文科建设的具体开展与理念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具体到财经类高校，新文科建设案例就更为缺乏。仍通过知网进行检索，河北经贸大学新财经教育改革从“数字思维、专业结构、教师能力、课程体系、教学形态、质量改进”等六方面着手，该改革符合新文科建设方向，但重点仍有待凝练。

综合分析我国新文科建设，理念虽然逐渐清晰，但建设路径却并不明确，已有改革案例与新文科理念存在内部张力。在实践层面，新文科建设仍处于院系、课程改革的层次。新文科包含范围甚广，经管学科即属于新文科，并且在我国有60余所以经管学科专业为主的财经类高校，构成了大学中相对独立的类型，这些大学应该以新文科为主线展开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浙江财经大学(以下简称“浙财”)积极回应新文科建设宣言，接续一直以来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确立融合型新文科人才目标，努力实现从复合到融合的跨越，探索财经类高校新文科人才培养模式。下文分复合型人才培养实践与融合型人才培养探索两个部分，展示浙财人才培养的发展路径与具体做法。

二

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实践

2008年，浙财开始将人才培养目标设定为“应用型、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复合”成为我校不断追求的目标。为此，学校在专业、课程层面实施改革，同时不断扩大学生对课程、专业的选择权限，以满足人才培养的复合型要求。

(一)学校坚持专业“总量控制，动态调整”，打破专业保护屏障，倒逼专业改革。在压力机制下，专业建设呈现出相向而行的趋势：一方面，与实践发展脱节的经管类专业改造升级，如农林经济管理改造为城市管理；另一方面，理工类专业也向经管交叉转变，如数学与应用数学改造为金融数学。改造后的专业具有典型的跨学科特征，如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等。

(二)注重通识课程与数理类课程建设。浙财秉承“价值引领、突出能力、兼顾知识”的原则，注重思维训练和技能培训，从2012年开始建设以“批判式思维”“沟通与写作”为代表的通识核心课程，设立“计算机应用”“数学与统计应用”“外国语”三大通识技能提升板块，实现基础层面的技能复合。为提高经管类学生的数理能力，持续加大学业挑战度，在2018年培养方案改革中，27个经管专业有19个专业增加数学类课程学分和提升难度。学校不断迭代、升级各类信息类课程，如在一直开设《数据库应用基础》之外，2018级又开始在全校开设必修课《python程序设计》，培养学生的数据挖掘分析能力，为学生奠定信息技术知识基础。以此为基础，学校把理工科新技术融入经管、法学、文学、艺术等专业，建成“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经管+”“前沿课程”等五大跨学科交叉课程群，累计建成课程90余门。

与专业、课程建设相匹配，浙财将专业、课程的选择自主权下放，让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培养模式。浙财从2008年实施完全学分制改革，赋予学生以课程的选择权。为此，打破行政班级、必修课与选修课的性质阻隔、考试与考查的类型差异三个固有框架，构建了可以跨学科、跨年级的自主选课模式。并且，学校开创性地设计了6学分的任意选修学分，明确要求“从其他学科或专业开设的课程中修读”，开通了学生自主修读“人文社科经典”“数据编程技能”等课程的可能。同时，完全学分制为全面实施辅修铺平道路，十年来共有3458名同学取得辅修结业证书，其中跨学科修读的人数为2916人，全校近10%的学生实现了专业复合。

2018年浙财人才培养模式做出重大调整，在学生专业选择上采用“准入准出制”。准入对应的是一般意义上的转专业，但制度逻辑彻底转变，各专业分学期设定需要满足的已修读课程条件，达到条件的学生即可申请进入该专业学习。准入条件充分体现专业特点和要求，让学生根据自身特点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准出是一个创举，即学生可同时修读两个以上的专业课程，符合毕业条件则可从其中任意一个专业毕业。在大类人才培养下，准入准出制度构建起专业转换的“立交桥”。实施改革的2018级最终准入成功率达到91%，而2019级选择准出的同学已有75人。

经过从2008年到2018年的人才培养改革，浙财建立了大类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学校的专业、课程持续更新，学生的选择权限不断扩大，学生与专业的匹配度不断提高，人才培养效果不断彰显。学科竞赛是学生综合素质的最好体现，2008-2018年浙财学科竞赛成绩逐年提高，共计获得国际级奖项46项，国家级211项，省级2218项。竞赛学生多为跨学科跨专业参赛，以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为例，从2016年到2020年学校所获5项国际一等奖，第一成员都不是数学专业，而是来自经管专业。

虽然成绩显著，但是复合型人才培养并非终点，因为其实施方式多为增加知识模块，实现知识层面的叠加，而未能进一步促进知识之间的有机融合，并进而上升为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复合型人才培养成为下一步发展的起点。

三

融合型新文科人才培养探索

随着新文科建设的展开，浙财将人才培养目标从“复合”升级为“融合”。之所以提出“融合型新文科人才”，是因为信息时代经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发生重大变化，解决复杂现实问题能力成为首要目标，具备综合运用知识与技能的融合型人才将替代以知识模块叠加为特征的复合型人才。融合型人才培养正是《新文科建设宣言》中所说的“推动融合发展是新文科建设的必然选择”之一。对财经类高校来说，构建融合型新文科人才培养模式是一项崭新的任务，需要明确问题所在，设计可行的方案，并不断总结完善。

以新文科、融合型的高标准检验我国财经类高校的人才培养，可以发现如下不足：

(一)交叉条件不充足。新文科的交叉融合应当是全方位的，既要立足于学科内部之间的融合，更要注重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融合。但财经类高校囿于自身的学科专业体系，在理工科上普遍偏弱，因此经管类专业与理工类专业的融合存在资源禀赋的限制。并且财经类高校已有的人文社会专业与理工类专业之间存在相对较深的学科壁垒，更进一步凸显了交叉的难度。

(二)交叉机制不健全。财经类高校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专业划分较细，学校内部的院系划分也较细，学校二级单位对应经济社会的特定部门或领域。在人才培养上，教学运行以院系为单位分割课程资源、教师聘任与考评隶属特定院系。跨学科人才培养需要在学科专业之间打通教师、课程资源，需要学校整体政策的规范与保障，这方面的体制机制尚不够完善。

(三)交叉内容不实在。融合型人才的培养需要落到课程上，不仅需要原有学科与专业的课程，更需要横跨原有学科专业的融合型课程。但目前已有的交叉复合在师资、课程、教材等条件上都存在不足，更多地表现为两个专业课程的简单粘贴。专业交叉的“两张皮”容易滑入两边专业的教学目标都落空的窘境。

初步的结论是，对于财经类高校来说，新文科建设尚未形成统一的运行模式，体制机制支持依然薄弱，教学改革、课程优化都有待持续深入。

针对以上问题，浙财在校级层面展开融合型新文科人才培养，打破已有院系边界，选拔学生组成六个新专业方向，启动全新的人才培养模式。2021年9月28日，在长期筹备之后，浙财成立了文华学院，全面实施融合型新文科人才培养。文华学院是新文科的载体，内含跨学院合作的创新班，各创新班实施独立的人才培养方案，文华学院的成立是打破专业壁垒，实现交叉融合的关键步骤。下面对浙财的具体做法逐一介绍。

首先，学校启动跨学院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申报，要求除拔尖人才培养外，必须由两个以上不同学科的学院联合申报。经过多年发展，浙财在学科构成上有经、管、文、法、理、工、艺术等多学科，这为新文科的推进奠定了基础。经过学院层面的沟通与交流，学校的评审选拔，最终确立了如下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

其次，制定单独的培养方案。学校对此提出要求，不能只是两个专业课程的叠加，而必须是有机整合，特别是每个培养方案都必须有两门以上以前所没有的融合型课程。为此，各项目组广泛借鉴国内外高校相应的人才培养模式，学校组织统一的国内调研，并进行了培养方案的集体专家论证。经过多轮次院校之间的反复修订完善，在方案的先进性、合理性与可行性之间求得最好的平衡，确保新文科交叉融合的质量与特色。

再次，构建独特的制度体系。文华学院的学生在全校录取新生中择优招录，单独成班，在客观上产生了独立管理制度的需求。创新班实施“三化两制”——个性化、小班化、国际化及学分制、导师制的教学模式，这些都需要通过制度进行创新与固定。为了2021级新生的入校管理，学校在当年暑期提前制定《文华学院创新班管理办法》《文华学院学生科技创新项目实施细则》《文华学院创新班综合导师组实施细则》等六项专门制度。

最后，狠抓课程建设。除日常教学质量之外，融合型人才培养的关键是融合型课程，而这恰恰是最为缺乏的资源。学校为此将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基层教学组织一体管理，集中攻坚每个项目中的融合型课程。目前第一批融合型课程已经立项，并结合教学进度进行相应的教材编写，如《大数据技术与财税政策分析》《大数据审计》《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语言数据分析导论》。

概括而言，浙财的人才培养已在三个维度进行融合：专业融合、课程融合和实践融合。对于文华学院，力争将其打造成“新文科”改革的试验田、专业转型升级的先行者、学院交叉复合的创新地，进而走出一条财经类高校的新文科建设之路。

四

融合型新文科人才培养展望

融合型新文科人才培养是新文科在财经类高校的具体化，对于学校而言是全新的命题与挑战。浙财从规划到成立文华学院已经走过三年，组织与制度基本创立，人才培养成效初显。以运行一年的数智管理项目为例，学生不但成绩优秀，并且学科竞赛参与度高。该班73%学生参加各类学科竞赛，在新苗人才计划、教育部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互联网+”创新创业等学科竞赛中，共有五支团队获得立项或省赛推荐。但不可否认，作为一项新事物，项目运行也与既有的观念、制度、环境发生摩擦，遇到了发展中的问题。

(一)培养目标的定位之惑。人才培养目标的确定深刻决定专业发展路径与内部课程结构，具有关键意义。新文科所倡导的融合型人才面对社会变迁的问题导向，注重学生能力培养。但在实际工作中，面对最多的问题是：“创新班是不是尖子班?”学习成绩优异成为学生(包括家长)选择的驱动力。就浙财的六个创新班来说，除了经济学拔尖人才培养之外，五个创新班并非以学术型人才培养为目标，这在相当部分同学中认可度不高，反映出新文科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的困惑。

(二)专业设置的匹配之艰。在专业管理上，我国虽然已逐渐赋权高校，但专业目录、专业申报等行政管理手段仍继续存在。专业是人才培养的单元，由课程体系所构成。新文科倡导跨学科人才培养，无论课程还是学生都具有跨专业特征，这使得新文科项目的专业属性较为模糊。以财经类高校为例，大量引入信息技术、数据科学改造之后的经管、人文专业，还是传统意义上的经管、人文专业吗? 以浙财的语言数据创新班为例，语言的数据处理到底属于语言学还是数据科学呢?

(三)大学治理的转型之难。前已述及，融合型新文科人才培养需要突破现有的大学院系结构，实现跨院系的资源整合。浙财文华学院采用独立设置，运行新文科项目，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该问题。但因为教师归属于各学院，考核与晋升仍取决于在学院的表现与排名，这对教师排列文华学院教学任务的优先性及行为选择都会产生影响。大学现有治理结构是纵向的树状结构，表现形态为“学院—系—课程组—教师”，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新文科人才培养是横向运行，需要跨学院的师资、课程组合，由此带来师资安排、绩效考核等方面的困难。

解决融合型新文科人才培养所面临的困难，既需要国家层面的政策设计，更需要各学校的积极作为。

在国家政策层面，应赋予各校本科人才培养更大的自主权。在专业建设上，适度淡化专业的刚性规定，开放专业设置，可参考国外大学的项目(program)培养制度，形成更为自由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具体的路径上，《新文科建设宣言》区分了三种不同类型的新文科人才：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应用型文科人才及涉外人才。这三者在新文科建设中的关系究竟如何? 从财经类高校角度看，应该坚持以应用型文科人才的培养为主体，突出跨学科交叉融合的特色。并且，拔尖人才与涉外人才都有相应的建设项目，而体现融合型特色的应用型人才还缺少自上而下的建设体系，这无疑会影响各校的参与热情与建设力度。

各高等教育主体应主动作为，发展各具特色的新文科人才培养模式。浙财的探索说明融合型人才培养的表面为人才培养，其实质在于组织架构的更新重组和体制机制的创新。大学院系体制对应工业革命的知识分类与社会分工，在信息时代是否一成不变，应为可讨论的问题。当社会基本面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对人才培养也提出了“四新”要求，作为任务承载者的大学应有所改变。作为财经类高校，一方面在学科专业建设上，应重视数据科学、信息技术等专业的培育与发展，加强融合的基础条件支撑；另一方面，更要探索打破固有的学院架构，这对于学校而言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在岗位聘任、职称评聘、薪酬体系等方方面面进行价值导向牵引与制度创新，持续发力，久久为功，从而将跨学科精神深深植入一所大学的血脉之中。

浙财融合型人才培养的探索充分展现了新文科建设的强大生命力与广阔前景，同时也反映了新文科建设的系统性、整体性与挑战性，需要政策与实践的同步迭代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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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新文科理论与实践》2022年第2期

编辑 / 陈诗宜 胡宇菲

责编 / 张潇月 于喜娜

编审 / 申树欣

全国新文科教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