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学伟：时代发展太快，如何重建中国人的社会信任

“我们亲身经历了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的完整过程，可以归属到重建以来的第一代吧。我们这代人不存在'上一代人’，因为真正的上一代人是隔了两三代的费孝通那一代社会学家。也就是说，是费孝通在改革开放后的复出，亲自扶植起了我们这一代。”1986年，师专毕业被分配到中学教书的翟学伟考入南开大学社会学研究生班，成为中国社会学重建初期的一名学子。30年后，南开86级的同班同学举行了一次相逢30周年纪念会，会上，翟学伟被安排面向当年任课的老师们发言。他的基本观点是：感恩南开大学，因为它彻底改变了自己这一代人的命运。具体而言，这一感恩不简单是说母校培养了自己，而是南开社会学系当年真的是不拘一格降人才。

翟学伟的本土研究缘起于在同学宿舍中意外看到的一份铅字油印本讲义：《试论大陆社会心理学的发展方向》。从文章的注解中他得知，这是香港大学教授杨中芳为北京社会心理学会年会写的讲演稿。其时的翟学伟，尚不知杨国枢、杨中芳的大名，但讲义的内容却让他深感震惊。杨文的大概意思是说大陆的社会心理学目前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中国原来的社会心理学体系是引进苏联的，现在引进美国的。现在中国改革开放了，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对于中国的社会心理学家来说，要讨论什么。杨中芳提出，大陆学者面对改革开放的机遇，不要从倒向苏联再倒向美国，而应该通过对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研究来建立社会心理学的知识体系。

在当时的环境下，中国学界对西方学术还非常陌生，还处在如饥似渴地学习模仿，以介绍西方理论为荣的阶段，杨中芳的建议自然收效甚微。但文中的观点翟学伟听进去了，面对自己的研究题目，他最终决定将方向缩小到了“人情和面子”。但是怎么做，做什么，能做出什么来，还是个未知数。

30多年来，翟学伟在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研究中频创佳绩：《中国人的日常呈现》获第16届江苏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获江苏省第14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中国人的脸面观——形式主义的心理动因与社会表征》获社会学界最高荣誉陆学艺社会学发展基金第四届社会学优秀成果著作奖；《中国人的行动逻辑》获南京大学改革开放30年有重要影响著作奖；等等。

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早已过了半个世纪，难道它既是开始也是结束？难道讲中国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就讲这一个概念吗？在很多谈及中国社会学发展变迁的场合，翟学伟绕不过上面这个话题。他的观点是，建设好社会学，未必要同中国社会文化发生关系，我们拥有人类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同样能够提升理论研究。而他的研究经验是，或许中国历史文化及思想中有资源和养分，它们在融入现代性和社会科学体系之后有可能会给当今社会学发展带来重要的启示和贡献。而这一学术实践，也体现在其新著《中国人的社会信任：关系向度上的考察》中。

“现在的问题是社会变化太快，人口大面积流动及互联网技术的提升，导致有关信任的危机感。”但中国必须要走向现代化，因此社会就会面临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翟学伟说，虽然回到理想层面，我们向往那种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但如果这是一种相对封闭的小国寡民的生活方式，我们是回不去的。从这一点来说，研究不同社会形态中的信任特点并找到解决的办法，才是学者应该做的工作。

改革开放引发学界对信任问题的关注

中华读书报：您对中国人关系的研究兴趣开始于30多年前，出版有《中国人的关系原理》《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中国人行动的逻辑》《中国人的脸面观》等多本著作，到这本《中国人的社会信任——关系向度上的考察》是否意味着您的研究领域有所调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调整？

翟学伟：我对于信任的研究，直接起始于两次获得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的机会，一次是作为子课题负责人梳理国外对于信任研究的状况，出版了《社会信任：理论与应用》；一次是我本人主持的“我国社会信用制度研究”。但做完这两次课题后，我发现我不是对“信任”有了清晰的认识，反倒是产生了更大的疑惑，因为我从中看到了信任研究上的混乱。这一混乱首先表现在西方学界各门社会科学虽不约而同地关注信任，但因学科划分过细，又有学科壁垒，从定义到研究方法都不一样，造成各说各的；而在国内学界，信任似乎是一个无须定义就可以直接使用的概念。研究者倾向认为人的生活离不开信任，社会运行离不开信任，政治制度也建立于公信力之上，因此这显然是一个人人都懂的词语，定义反倒多余。结果导致清一色地随意地抄一个西方定义或照搬一个理论，就去收集数据了。可一旦我们把各种论述摆放在一起，才发现问题很多，比如诚信危机、信任危机和信用危机，究竟是三种危机，还是一种危机？就此一点足可以说明，信任研究不是简单地做统计，我们连它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统计又有什么意义呢？因此，澄清概念，寻求理论框架，然后再做实证研究是中国社会信任研究应该走的道路。

我长期以来一直在研究中国人的“关系”。关系视角是一种寻求信任理论建构的有效路径。所以从这一点来看，这项研究既是我多年的研究的延续，也是一次内容上的调整。

中华读书报：虽然信任在人际交往中从古至今都存在，但学术界真正开始对“信任”加以特别关注，大体上要到20世纪50年代，尤其是70年代以来才越发显示出其独特的重要性来。为什么50年代和70年代会成为一个时间节点？

翟学伟：我们知道，鱼在离开水的那一刻才知道水对自己的重要性。信任研究的兴起也属于这种情况。信任就是社会的本身，所以它显然不是今天才有的话题，而是一个人类社会本身自带的现象。人们什么时候能够关注到它，取决于人们什么时候意识到它正在失去。

20世纪50年代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开始进入一个相对和平发展的时期，换句话说，也就是发达国家现代化的起步阶段。相对于传统社会，现代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即是社会的不确定性增多。什么样的社会是确定的？简单地说，就是人们的生活缺少变化，比如日复一日地劳作、一代又一代地结婚生子、邻里关系固定不变等。这种周而复始的生活的最大益处在于安全感并有利于掌控，现代化显然打破了这一格局。人们居所不定，工作岗位频繁调换，甚至面临失业，上一代的生活或者自己以往的生活不意味着接下来还有同样的生活。显然，不确定带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社会风险”的增加。而人类想降低风险就得仰仗信任，进而也就构成了对信任本身的反思。或者说，在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下，人们往往无所适从，并使恐惧感上升。显然，人与人之间建立信任可以抵御风险。比如现在社会出现了疫情，人们需要药品和救治，就需要信任，家人之间、医患之间、专家和百姓之间、国家与人民之间等等，都得靠信任维持，如果信任无法建立，那么社会就会出现动荡。所以美国社会学家蒂利反复强调，信任是把利害攸关之事置于他人的失信、失误或失败的风险之中。这就意味着，如果社会大环境出现了风险，其成员可以依靠信任寻求到对彼此的保护。

可见，风险与信任都是西方研究现代化的关键概念。这是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西方学术界开始研究信任的社会背景。而中国大约晚了二三十年开始研究信任，当然也是因为改革开放所引发的学者对信任问题的关注。

中华读书报：按照您的研究，中国人的信任经历过农耕文化、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几个不同的阶段，分别对应着“自在的”“管控的”和“自利性”的社会信用体系。您如何评价中国人的信任发展过程？如果对它们做一个价值判断，孰优孰劣？

翟学伟：刚才提到了有社会就有信任，但我在研究社会变迁中也发现，信任随着变迁中所发生的社会形态而有其自己的特点。我们不妨说乡土社会的信任建立于彼此的“熟识”。这样的熟识是祖祖辈辈积攒的，是从小一起长大，一起活动，一起变老的那种熟识。社会学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熟人社会”，而我更倾向于用“地方网络社会”。在这样的网络中，没有哪个人是不知道的，没有哪家的事是能隐瞒的。此间的信息很透明，也就是张家长李家短，就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那么信息本身也就构成了一种约束力，简单地说，谁也骗不了谁。如果真的出现欺骗行为，那么此户将遭到整个网络的排挤，导致无法生存。所以农耕文化中的信任运行相对封闭，也无需刻意设立一些防止受骗上当的机构或者处罚条例。我将此种信任称之为“自在性”的信任；计划经济年代，由于人们的社会生活被纳入国家体制，城乡之间出现二元划分，导致乡村居民没有办法进入城市，进而也维持了原先的自在性，而对于生活于城市的居民，由于人人都被安置于国营或集体单位工作，其网络信任开始出现了一些外部的约束力，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人事档案制度。这项制度每年对一个人平日表现进行考核和评价，并在其调动和升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个人的信任能够得到保证，而更大的可能是，单位制本身也限制了一个人的流动性，比如你18岁进单位上班，一直到退休，你都归属于这个单位，所以你的生活与工作网络也是稳定的。而改革开放以来，原有的地方社会网络开始瓦解、城乡二元结构被打破、农民涌向城市，大量单位人员脱离原有单位，而许多国营单位本身面临解体，这一切都给信任带来了挑战。

国内对于信任和信用的关注最早出现于对一些商品的假冒伪劣和食品安全方面的担忧，然后蔓延到了对“道德滑坡”的讨论，进而出现了信任危机上的各自表述。尤其是“杀熟”一词的创立，使一些泛泛而谈回归到对社会信任的研究上来。但总的来说，相关研究还是滞后，许多措施也是应急性的，相应制度迟迟没有出台。或者说，许多问题是法律层面的裁定，无法从社会或道德层面得到普遍的共识。

要问我对这一路走来的信任变迁如何评价，我想还是要有一个前提，即中国社会必须要走向现代化，有了这一条，社会就会面临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虽然回到理想层面，我们向往那种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但如果这是一种相对封闭的小国寡民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是回不去的。所以研究不同社会形态中的信任特点并找到解决的办法，才是学者应该做的工作。

社会科学本土化的主要目标是能够走出第三条路

中华读书报：您在书中提到，中国人的信任的格局内嵌在家国天下的常变模式中，在家国天下的划界与外推的双重变奏中，中国文化塑造的信任模式既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又主张“有容乃大”“天下大同”，最终以“家”的信任体系为基础，建立了地方、全国乃至全天下的信任体系，从根本上支持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与权力体系的整体运行。这是否也是您提出“关系向度”理论的一个前提和基础？

翟学伟：这里所说的天下信任体系只是儒家的一种构想，而不是说中国曾经是这样一种社会。很多情况下，我们从事本土研究的学者为了比较中西方认识世界的差异，需要了解各自文明中影响力最大的思想传统。当然，也正是这样的原因，儒家关于家国天下的框架是有助于我们在其中找到“信”的位置的。比如，我上面提到“诚信”“信任”和“信用”就分布在这一架构中，其中诚信对应于修身，信任对应于齐家，信用对应于治国平天下。这一点也让我们看到，在中国人的世界观中，有一个比常用概念更高的“信”的理念，它统领和覆盖一些具体的概念。而我研究的“信任”只是其中的一个涉及到人与人交往的部分。有了这样的认识，我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我这里不是研究儒家理想中的一切关于“信”的议题，而只是从社会学上研究其中的交往部分。关系向度理论不是什么都说，它只解释信任在不同关系向度中表现出的特点。

中华读书报：关于中国人的关系，上世纪40年代曾有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和梁漱溟的“伦理本位/关系本位”，二者都是目前为止影响最大的理论解释。后来又有港台学者何友晖和黄光国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学说。您的关系向度理论在前人的基础上有哪些推进？

翟学伟：应该说，农耕文化、儒家学说、中国人的现实社会，都会在“关系”上维持彼此之间的一致性，而其他方面则未必，比如儒家也强调君子，但这点与现实做人之间就有很大的距离。所以抓住“关系”这个概念，可以比较好地深入认识中国人、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在这一点上，关注中国文化与社会的学者是有基本共识的。但随着这方面的提法不断增多，比如除了您上面提到的几个概念外，还有许烺光的“情境中心”、杨国枢的“社会取向”及今天学者所谓“熟人社会”等等，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关系研究不能停留于这样的概括，而是需要推进；再有一点是，这些概括暴露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它们都是针对中国社会提出的。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问一问，社会学的本土化是不是只针对自己的社会提出一些概念？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会满足于在社会学意义上只解释自己的社会，但这并不符合社会学本身的研究目标，更不是从事理论研究者的基本关怀。或者说，西方社会科学孕育出的一些重要概念不是对应着自己的社会说的，中国学者那么乐于照搬这些概念也是因为这一点，否则一个用来解释他们自己社会的概念，我们也不会用它来解释我们的社会。

于是，文化与理论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既是不赞成本土化的学者攻击本土研究的理由，也是赞成本土化学者期待两者合为一体的目标。比如，关于人情和面子的研究，这两个概念究竟是中国文化概念，还是一组一般性的理论概念，我们需要确定。如果是前者，那么它们就是用来解释中国社会的；如果是后者，那么它们就有机会走向一般理论，被社会学本身所接受。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想说明这两种情况都出现了。而关系研究更加复杂，它在概念上与“交往”“互动”“交际”“交换”“交易”等相互纠缠，所以很容易被后面这些概念所覆盖，反之，“关系”（guanxi）对中国社会又有独特的解释力，如果后面这些概念把它覆盖了，那么“关系”的解释力也就消失了。这是我提出关系向度理论的原因，也就是说，我希望我的这个理论可以在文化与理论之间找到平衡。我们需要将注意力更多地指向不同关系向度中的逻辑起点及其运作模式上，而不是文化的本身。

翟学伟和杨国枢先生合影

中华读书报：您说希望走出一条不在国学思维和西方学科分类中徘徊的思路。那么如何做到跳脱西方理论和传统文化的强大影响，来确立自己的理论架构？与传统的文史相比，社会学在中国是一门从西方引进的新兴学科，从一开始就披上了“洋外衣”，这也因此有了近些年来中国社会学学科的“中国化”的呼吁。您的“关系向度”理论在这一背景下意义何在？

翟学伟：我希望不在国学思维和西方学科分类中徘徊的意思是基于中国学术研究的历史考量。也就是说，从今日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现状往后看，我们曾有过漫长的经史传统，而近代以来又从西方引进了现代学术。这是两种不同的学术路径。从做学术的目标上看，古人治学是为了实现修齐治平，而今日社会科学则在于以实证检验方式来有效获得关于人与社会活动的一般知识。目前受过大学教育的学生或者学者一般倾向后者，而前者在民间或大学中的小部分特殊专业中还有热衷者，但不得不说，即使后者研究，也已经和传统学术有了很大的区别。未来的社会科学如何发展，当下开始提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显然，如果回到国学，则无须构建，而今日高校文科教育，几乎全部是西方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所以说，如果中国话语体系可以建立，它不可能回到国学，但如果以现在的教学和研究来发展社会科学，也就只能是西方的东西。于是，社会科学本土化的主要目标就是能够走出第三条路，其做法也就是在视角、理论与方法等方面进行创新。这样的工作如何开展，我个人的观点是认真学习和借鉴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式方法，衔接自己传统学术中有益思想资源，在某些特定领域创造性地提出可以和现有理论对话的理论。而我的关系向度理论算是在社会学中的一个尝试。

当前中国社会信任出现问题，是其时间维度消失，而空间维度还未建立

中华读书报：当前，社会的快速变迁和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使得原有的社会关系结构更加开放与多元，社会关系的格局发生变化，重心也随之转移。这一信任文化与心理基础的断裂会给我们的社会生活带来哪些影响？当人们突然大范围地面对一种（特别是互联网营造的）陌生社会情境时，原有的社会信任机制会出现间歇性休克，社会信任出现真空。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如何重建中国人的社会信任研究框架？

翟学伟：您这个提问中涉及一个问题，就是信任文化与社会巨大变迁之间的关系。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关乎我们对信任概念本身的理解。虽然我在书中提出信任含义是多义的，其构成的最核心要素不是那么确定，比如能力、信息、熟悉、亲密性等等都可以成为信任的基础，但是信任无论如何都不是按照社会变迁的速率或重心转移而获得重新理解的。社会变迁的方式可以从一种形态进入另一种形态，一种制度也可以废止，新的制度也可以宣告建立，甚至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交往也转移到了互联网上，但人们任何情况下都需要信任则是不可改变的，因为信任是社会运行的本身。如果没有信任，社会都没有了，哪里还谈得上讨论什么样子的社会。可见，现在的问题是社会变化太快，人口大面积流动及互联网技术的提升，导致有关信任的危机感。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信任是要靠人事方面的时间积累的，而且需要保持积累中的一致性。所以信任的本质就是要有关系上的连续性，人与人不能一锤子买卖。我们委托一个人做事，做对了一次，就信任他，这是不可能的；反之，一个人骗你一次是可能的，但多次骗你，也是很难的。但变迁是什么意思？就是这样的连续性没有了，或者说信任在本质上所需要维持的时间性消失了。这个时候，信任的空间维度打开了。这只能仰仗于制度方面的设置，因为此时的时间是点状的，断断续续的。如果说，中国社会信任现在出现了问题，从理论上看，是时间维度的信任消失，而空间维度的信任还没有建立。

中华读书报：这些年，网络诈骗案件高发，从相关的报道中我们知道，骗子们的得手往往是依靠一套成功的话术。而骗子们使用话术的逻辑和目的，正是为了骗取对方的信任。在某种意义上说，骗子的频频得手，说明了陌生人之间建立信任是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常见现象。您说研究骗子诈骗的办法就等于从反面看懂了在现代高度流动的社会中，中国人信任的实践逻辑在哪里。其间的可能性途径在哪里。请您具体谈谈这个问题。

翟学伟：从研究的角度上讲，谁会对信任问题感兴趣？我想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学者或相关制度制定者，他们从社会变迁中看到了信任危机，想研究其中的问题，并加以改造和重建；另一种人就是骗子，他们的目标与前者相反，也就是通过研究信任来成功施骗。前者倾向在理论或者调查数据上获得一些结论，当然也有一些纸上谈兵的味道，后者则是实战派，他们有培训课程，有手册，有演练，而且也的确频频得手。所以我的意思是，实战派对信任是有心得的，只是他们并不会写论文，也没有理论水平，但他们在手册中所提到的一些方法，他们设计的一些套路值得学者或制度制定者来研究，比如为什么骗子会认为假冒亲人、同事、同学，或假冒公安、法院就能骗到财物？他们通常设计什么样的情境或事件可以取得对方的信任？等等。显然，他们的这些设计触及到了中国人社会信任中的一些关键点，或者说，他们比我们更知道信任的内核在什么地方。所以我这么说，是希望那种满足于规范写作的研究能够与中国社会现实联系得更紧密一点。

中华读书报：这次新冠疫情的暴发，给当下的中国社会信任带来了新问题和新挑战，借此来重新认识我们身处的社会，以及对这次疫情造成了社会民众价值观与态度的分化，您有哪些深入的思考？

翟学伟：有关这次疫情暴发所带来的信任思考，我在书中是按照两个维度去阐述的：一个是人与机构组织的权威性，一个是信息传播的实情性。如果一切是可控的，那是因为我们在这两个方面做得好，如果局面比较混乱，那就是我们在这两个方面做得不好。我这里把权威性的信任表现称之为“表现性信任”，把实情性的信息传播称之为“实情性信任”。我们这里首先要思考的是这两者可不可以统一起来？回答是可以，因为统一起来的社会运行就是老百姓对权威媒体的基本信赖。但如果两者出现分离，比如说，权威媒体失声、或并不权威，或随意发表观点，而实情性信任已经自媒体化，民众更倾向于用抖音、快手等平台，或手机微信来进行传播，那么此时表现性信任中的权威性则大大降低，人们就会四处寻求实情性信任，使得各自消息满天飞。我上面已经提到，无论是权威发布、新政出台、药品疗效等，要取得民众的信任，都需要时间积累上的一致性，如果这其中没有连续性，专家言论前后矛盾，药品疗效众说纷纭，管理措施变来变去，百姓就会出现恐慌和医疗资源的挤兑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