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葛宁贵 | 钳工篇：我的工业生活

海燕文化工作室 2023-02-15 发布于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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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葛宁贵

那年我16岁，还在学校上课，一辆“上海牌”小货车到学校把我接到岔路区中心医院，进行招工体检。

6月初，我穿了件二哥当兵同学寄给他的两兜军装，还把衣袖挽得高高的，刻意露出呈亮的、父亲给我的上海牌手表，兴高采烈地骑着我一直梦寐以求的凤凰牌自行车，一路上哼着李光羲的《祝酒歌》，到县手工业管理局（后改为县二轻工业局）属下的宁海县汽车配件上班了。按当时的说法是妥妥的端上了“铁饭碗”，从此，我也完成了从纯粹的消费者到生产者的华丽转变。

父亲退休前已经安排好我的工种——货车驾驶员，因为当时驾驶员是极希罕的工种，且工厂已确定要新购一辆钱塘江牌中型货车。但我的理想是做钳工，父亲与大哥曾在家里接待过一个上海来的八级钳工师傅，看到大哥及父亲对他的敬仰近乎膜拜的态度上，我感觉到当一名钳工的优越，分配工作时，在我的坚持下如愿地到了模具车间，当了一名钳工学徒。为此父亲还曾骂过我“自胆自大”。

当时模具车间很大与金工车间连在一起，设备共有一台陈旧的升降式立式铣床，一台用台钻改制的，以碗底砂轮旋转运动为主运动、工件的移动为进给运动的土制磨床，还有一台牛头刨床，台式钻床很新且有三台，立式砂轮机也有二台放在靠南面墙边上。尤为显眼的是车间的一角还放着一个小铜匠的风箱及一个碳炉，旁边还放着二只铁桶，一只盛着清水，一只盛着机油，后来才知这便是当时的热处理设备了。

模具车间有七位师傅，其中六位师傅是上世纪60年代末成立的第一代钳工，分别是亚师傅、亮师傅、韩师傅、先补师傅、叶银师傅与望真师傅，分别带着六名徒弟。其中三名师傅是木工出身，三名师傅是小铜匠出身。小师傅永林是我的师兄，已经出师。

我的师傅叫童时亚，称亚师傅，以前是前童角有名的木匠（细木），也是模具车间最年长的。上班的第一天，亚师傅便拿了一块圆铁饼，一张锯弓。夹在台钳的圆铁上已划画了二个正方形的线条，叫我锯开。当时我认为锯铁是件简单的事，在家里也曾锯过木头，程序应该差不多。那知道这个是冲模用的Cr12材料，是一种合金工具钢，未淬火前硬度也很高，尽管有我师傅手把手教导，开始时仍每天得消耗了十几根锯条，引起仓库保管员的反响，许多微词不断涌出。二十多天我锯了不同类型、不同规格的许多钢材，最后师傅拿走我锯下的、没有划线的、锯痕达100MM的铁板，用卡尺量了一下说：“上下误差0.50MM，锯功过关了，可以学锉刀了”我才开始松了一口气。

学锉刀基本功就是在一根直径40MM的圆钢上锉一个六角，然后又把六角形锉成圆柱，又在圆柱上锉六角，到最后锉成一根细针，周而复始。差不多一个月后，经师傅检查达标后才作罢。接下来是学凿子，凿子我是特长，因少时我学过木雕，有一定的基础，就没像前二项费力了，但磨凿子却有讲究，车间里的六个师傅每人都有几十支各式各样的凿子，尤其是踏凿。因当时没有CNC、电脉冲及线切割机床，许多模具型腔冲头的形状都用铣床或凿子开粗，然后用各种形状的凿子或踏凿、锉刀慢慢成形的，因此我也拥有了许多支。接下来还学了铲刀，刮刀技术。

当时模具车间开制的大多是冲裁模，零件车间有几十台冲床，生产小型变压器用的夕钢片及其它仪表配件，都需要冲模，有复合模、落料模、冲孔模，拉伸模。也有部分塑料模具及胶木模具，厂里还承接上海、杭州等地的模具业务。因此车间每个月生产任务满满的，偶尔还得加班。

上班时我最喜欢听师傅们的凿子声，总把它当作美妙的音乐，有开粗二拍的焦急，精凿三拍的快乐，成形慢板的若有所思，还有定形踏凿的快节奏的放松愉悦。偶乐我还能听到师傅们在模具接近完工中挫削、打磨时吟唱的歌声，韩师傅的越剧只有一句“一路走来一路行”，唱后稍歇一下又会接着唱，仍旧只有一句“一路走来一路行”。亮师傅的京戏倒还长些，就是听不清什么歌词，只听个调调。叶银师傅与先普师傅都擅长吹口哨，彼高此伏，甚是热闹。往往高潮总是望真师傅的宁波走书：“为书要讲209……”或“今早唱戏大家听，讲讲薛刚来反唐”有说有唱，唱尾还有加重语调的重复，也有二胡曲调，中间时不时穿插几声锉刀敲击钳桌的“拍拍”声音，一下子就活跃了整个车间的气氛。

划线打洋冲眼是个精细活，在一块刨床加工后又经碗底砂轮磨过后的模芯上涂上紫金水，然后放在台面上用高度划线尺划上线，在凹模划线的内沿，凸模划线的外沿用细细的洋冲等距离打上细眼，然后拿去铣床开粗，因铣床老旧，导轨间隙也大，师傅交代只能铣掉洋冲眼的半个孔，留下许多余量。我一般会先将工件松压在铣床上，然后挑了点黄油将一支细针粘在铣刀上，然后对着工件上的线平行摇动前行，调整工件平行度，然后加固工件进行加工。每次我总用卡尺量准后将整个洋冲眼全部铣掉，余量少了，后续加工也省却了许多时间，为此师傅总向人夸我是个做模具的料。

若厂里安排下来稍复杂一些的塑料或胶木产品图纸，师傅总会用一个硬纸板按图剪折成一个模型，然后对照图纸尺寸划线加工。其实我进厂不久，大哥便给了我三本技术书，分别是《机械基础》《机械制图》和《五金手册》，还购买了一块画图板及工字尺、三角尺等。我用了整整六个月时间全部将书读透，加上自身对三维有一种天生的立体意象，八小时后在家里还画了许多张图，就向师傅提出由我来设计。师傅也半信半疑，当我将全套模具图交给他时，他竟把娄厂长叫到车间，高兴地指着图纸说：“我这个徒弟可以出师了，以后你们可以将模具单独下给他做，明年我也可以安心退体了。”

不久，厂里承接了一个厨房刨丝刀的业务，需要开制一套刀片冲模，一套丝刀面板的塑料模具，生产调度来车间，师傅恰不在，就问我塑料模具最快多少天能完成，我当时也飘飘然，随口一说：“十八天”。车间的师傅们都向生产调度说这个时间肯定完成不了，我也感到牛皮吹大了，有点后悔。师傅回来了，问我：“是你说的十八天么？”我说：“是的”。师傅就对生产调度说：“那就十八天完成！”

待他们走后，师傅语重深长的对我说：“你已经成年了，说话要谨慎，既然说出了就要兑现，记着以后要对自己说出的每一句话、做下的每一件事负责！”这句话我整整记了大半生。

全车间的师傅们也对我大开绿灯，机床都优先让给我。中午及周日我也不休息了，到了第十六天，模具终于完成。当我看到装刀片方孔的上方与顶面装饰条之间尚有一大段空间，就画了二组山，一组高一组低，山组中间还饰上“塔（山）”“鹿（山）”的拼音：“TA LU”。师傅看后也觉得合理、美观、洋气，在得到技术科的确认后，我又花了一天半功夫，用细踏凿刻好，重新打磨抛光，如期试模交样，并批量生产，为此我也得到拾元钱的高额奖金。这是我第一次独立完成的作品，这个绿色的塑料样板一直在我的书架上放了许多年。

当我拿着一沓工资交给母亲时，母亲足足数点了三遍，我就说了：“基本工资22元，粮价补贴2.5元，物价补贴5元，加班补贴3.3元（每晚0.30元），加上奖金10元，共计42.8元，没错”。慷慨的母亲立即抽出一张拾元大票、二张壹元及一张伍毛三张壹毛小票交还给我。平常每月母亲只会给我2.5元的零用，这次是空前的大方，我也不客气地收入囊中。

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在《物体系》中有一句话：“消费作为一种完全的理想主义的实践，不可能有彻底满足的时候。”但我在宁海饭店一次9元钱不到的请吃消费，最起码在后来的3、4年间我们是彻彻底底满足了。

因为不差钱了，在周日我就邀请五位朋友，骑着三辆自行车到城里看电影。路过中大街老邮局时，发现边上有一家饭店，规模比每次光顾的“大同食堂”大多了，便招呼大家进去。因为是第一次进饭店，我与大家进去时均露出胆怯、猥琐的样子，并围着价目表查看。而我却瞄到了地下放着的一块广告牌，记得上书有“和菜”二字，10元钱8菜一汤，8元钱6菜一汤，就拿出10元钱交给柜台，点了个8元钱的。服务员把我们领到东首的一张桌上，并拉了个活动屏风围将起来，与大堂的小桌分隔开。看到桌上丰盛的菜肴，我又去要了二瓶汽酒。大家大快朵颐，风残云卷，不一会便完成一次“贵宾式”的聚餐。末了，每个人还在桌上的一个小瓶子里各拿了一支牙签，咬在嘴上，抬头挺胸、大大方方地出了门。四十年间，凡遇见参加过那次聚餐的朋友，总会对9元不到的消费津津乐道。

改革开放后的一九八一年，市场上的“电器热”让工厂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工厂也增加了一块牌子：“宁海县电表厂”，还进行设备的更新改造。并购入一台捷克产压铸机，几台国产注塑机。模具车间也购入了一台XQ6225回转头万能铣床、一台平面磨床。我与车间跃进一起被派到县农机一厂（轴瓦厂）学习机床的操作、维修及保养。

我在农机一厂的师傅姓陈，是个热心人，还是厂里公认的美女。在她的引导下，我除了学习各种铣床外，还学习了插齿机，镗床等所有金加工设备的操作、维护及各种材料的热处理技术。三个月后，我不仅带回了技术，也带回了每天中午厂里高音喇叭重重复复播放的《军港之夜》《太阳岛上》等的流行歌曲，还带回了城里街上新流行的，由一厂仓库主管王师傅的爱人在山河家里定做的一件灯芯绒茄克衫和一条小喇叭裤。

回厂后，我俩都参加了家用电表、家用煤气灶、煤气表的模具技术开发，也成为了厂里的技术骨干。工厂效益上去了，工人待遇也提高了，局里也分配了十多名城里的男女青年来厂里工作。当看到城里来的男青年穿着裤脚比我还要大一倍时，在下班时我也大胆地穿上放在工具箱里许久的裤子。

一个周日我去梁皇供销社，看到一个熟悉的营业员有一台日本小山洋收录机，且放出的歌曲音质特好，比我家里大哥拼做的电子管电唱机好听多了，一问才知是从店前公路路过的货车驾驶员那里购来的，150元。恰好我口袋里有150元钱，是准备购买自行车的。我就从供销社里拿了一张硬纸板，用毛笔写上：“购录音机”四个大字。在甬临公路边上举着牌子，从中午一直等到下午，傍晚时终于有辆货车停下，驾驶员从车上提了个破旧的纸箱下来，并拿出一台八成新的日本产8080四喇叭录音机，说的200元，一分不能少。我急急到供销社用手表抵押，借了50元钱，供销社的朋友也出来帮我讨价，最后驾驶员又给了我二盒邓丽君的磁带。

穿着一条喇叭裤，骑着一辆凤凰牌自行车，戴着一副哈蟆镜，手提一台录音机，除了没烫过暴炸头，我曾经也有过80年代青年的时尚标配，有过工作服里那裹不住的青春。

我一直努力工作着，快乐地生活着，八二年我被调到厂部任文书兼统计，离开了我钟爱的钳工工作，第二年又调到了县城的机关工作。但听惯了的机器噪音却一直是我喜欢的意象之一，而快乐的工厂岁月的记忆，在我脑海里一直都是彩色的，不管过去了多少年，从来没有褪色或泛黄过。